1703275013
1703275014
从这个方面，以及一些其他方面来看，启蒙情感主义与20世纪的英美哲学伦理学派是截然不同的。摩尔（G. E. Moore）对所谓的“自然主义谬论”（naturalistic fallacy）的攻击深深影响了英美学派。[255]当诸如“感情主义”（emotivists）之类的20世纪的元伦理学学者们试图从休谟那里获得启发的时候，他们主要是在休谟关于道德的先验分析那里寻找指路明灯——虽然休谟自己从未觉得这写分析有什么太大意义。[256]近年来，无论是哲学整体而言，还是道德哲学自身，它们作为完全独立于经验研究的这种地位遭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议。现在“实验哲学”（experimental philosophy，或简称为X-Phi）的支持者们明确地将这个运动定义为某种复兴，而非革新。这种复兴是以休谟精神为指导的，重新将“思维中实验的方法，引入道德主体”（T，Title Page）。[257]对经验性研究的重视，会将道德哲学家们带回情感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没什么好令人惊讶的。最近的一些与经验性研究相结合的，类似于情感主义模式的道德哲学体系也与“实验哲学”同步崛起的。[258]我自己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企图——将结合了经验性研究的情感主义这种复兴重新带入规范性的政治理论。在政治理论领域内，结合经验性研究的情感主义还未能有它在道德哲学领域内那样大的影响，我希望将它应用于与政治正义有关的问题。[259]
1703275015
1703275016
当代的道德哲学对经验性研究的使用，与本书中讨论的反思性情感主义者们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不同的。当代的实验哲学家旨在寻找经验性心理研究在道德中的解构或者破坏性的作用，而非在寻找其建构作用。这种行为可以追溯到诸如曼德维尔、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等人。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壮（Walter Sinnott-Armstrong）就明确地质疑过经验性的研究是否能“正面地证明一个信条的正当性”。它们也许“能得出负面的结论，比如说，某些道德信条在何时是不正当的，或者是如何的不正当……如果产生这信条的过程在某情况下不可靠，且这主体应该知道这种不可靠性，那么这个主体就不能正当地形成或秉持这信条，除非他有别的原因支持”。[260]
1703275017
1703275018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双模式的，将感情局限于不可靠且不经意识的（虽然是极为有效的）启发式过程，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解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道德信条——只要我们能证明它们不过由这个不可信耐的低级方式而来就行了。道德哲学家们对这样的见解有着极大的兴趣，我们的某些道德信条可能主要基于理性，而另一些可能主要基于感情。这种假设的内容是这样的，义务论的结论往往是由感情的低级方式而来的，而后果主义的结论则不是。基于核磁共振成像的研究[261]和关于受到局部脑创伤的病人的研究似乎都证明了这一点。[262]在关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判断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研究结果。显然，关于兼容主义（compatibilism）的判断更容易由感情而生，而不兼容主义（incompatibilist）的判断则更容易出现在非感情的情况下。[263]如果说由自动感情而来的判断不如由理性而来的可靠，在接受这个假设的前提下这些研究似乎都是在证明后果主义要优于义务论；而不兼容主义要优于兼容主义。[264]
1703275019
1703275020
其他的学者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道德情感主义者必然会拒斥上一段中谈及的论证。[265]然而我们必须谨慎地追寻其中缘由。反思性的情感主义并不主张（很多人这样误解休谟）感情必须永远具高于理性，或有更高级别的优先性；虽然他们认为理性是且应是感情的奴仆。恰恰相反，反思性情感主义者们质疑这些经验性研究背后的理论预设——将感情局限于自动不可靠的低级方式的双过程模式。反思性情感主义反对这种关于决策理论的理论预设。除此以外，他们也质疑这理论背后的规范性的预设：由感情而来的道德信条必然是值得怀疑的。这并不是在说反思性的情感主义者认为我们就应该接受所有由感情而来的信条。事实上，他们认为这些信条必须经过的严格整体心理上的反思。这种反思必须考虑所有可用的经验性信息，无论是关于我们的道德信条的性质还是本源的。这些信息既可能让我们接受这些信条，也可能让我们反过来拒斥它们。在情感主义的反省这项艰巨的任务开始之前，我们无法确定结果会是怎样。不过哪怕是情感主义内部也在这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斯密提倡的是自由义务论，休谟提倡的则是原功利主义的保守后果主义。我们可以假想一下，如果他们能了解当代的科学研究，他们之间的分歧会受到怎样的影响。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反思情感主义不会仅凭某信念由感情而来这样的证据就拒斥义务论、兼容主义，或其对立面；如果他们拒斥某种理论，那只会是因为这个理论无法通过整体心理上的反思考察。
1703275021
1703275022
2.规范性理论的情感主义方法
1703275023
1703275024
理解道德和政治反思的性质仅仅是规范理论中的一小部分。规范性的政治理论家必须实践这个反思过程，并为政治群体解答他们面对的道德难题。如果情感主义关于这个反思过程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政治理论家的反思工作必须是基于整个心灵的。虽然反思性的情感主义以及一些其他的理论在政治哲学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这些理论都没能将主流的政治理论由一个缺乏感情的体系，转变为富含感情的反思性实践活动。
1703275025
1703275026
当然，无论是研究感情、想象力、还是同情的形成，作为解剖者，剖析我们的道德情感这项活动本身并不一定得是个感情丰富的过程。比如说休谟吧，他就自认为是一个在做着无甚感情的工作的无甚感情的人，哪怕他的工作是在证明正义和其它道德概念不可能仅是理性的产物。虽然剖析这些道德感情不一定本身是个情感丰沛的过程，但是作为画匠去勾勒这些情感，吸引他人也走向获得反思性平衡的情感的道路则必须是个具有丰富感情的过程。沙夫茨伯里和赫德尔就是这样的画匠，勾勒着和洽的道德情感的模样，他们的作品是拥有感情的底蕴，富有诗性的。休谟和斯密（后者少一点）主要侧重于为读者描述道德情感本身，沙夫茨伯里和赫德尔则主要注重于如何去改造它。这两种情感主义作品的模式都可以为今天反思性情感主义的政治理论提供启发。
1703275027
1703275028
休谟主张，政治理论家们应该更加注重来自社会科学的关于人类感情的经验性研究。赫德尔则主张他们同时也必须重视这些情感在文学、历史、宗教和艺术中的呈现。赫德尔的情感主义理论化过程，在核心上来说是一个人道的活动，敛聚了人类心灵的所有能力来达成对不可逾越的差异的同情和理解。这种同情的理解能为复杂困难的政治问题提供合适的道德洞见。赫德尔对欧洲帝国主义的谴责，还有他对文化多样性的坚持并不是来源于纯粹的逻辑论证，而是基于他对人类差异的理解。他的这种理解来自他对比较文学，世界历史，比较宗教和其他的人文学科的深刻研习——这种研习不仅要求严谨的思维，更加要求个体想象力和感情上的敏感性。
1703275029
1703275030
在当代，哲学常常被与逻辑的应用联系起来——越发有条理越好；赫德尔和沙夫茨伯里则提醒我们，还存在着另一种能够产生和构建令人信服的道德和政治论证的模式。虽然此书的目的并非用赫德尔的风格来展现出富有感情的规范性理论，但对反思性情感主义的辩护，也即是对赫德尔风格的推崇。这种对人道主义的和整体心灵模式的推崇，不仅适用于政治理论，也适用于政治实践活动。
1703275031
1703275032
1703275033
1703275034
1703275036
同情的启蒙：18世纪与当代的正义和道德情感 Ⅲ 情感主义和政治实践
1703275037
1703275038
1.反思性情感主义与民主审议
1703275039
1703275040
道德和政治论证应该如依靠理性一般依靠感情和想象。这一建议很可能会遭到来自民主政治理论家和实践家们的质疑。如果我们接受理性主义关于反思自主性的理论，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普遍的，认为感情影响的决策是与民主自治背道而驰的理论了。[266]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基于理性的论证能达到自由的反思性同意；相反的，求助于感情的论证则是具有操纵性的，试图在反思性过程外赢得同意的。当公民基于理性论证在某一个政策议题上达成同意的时候，这种集体自我立法的结果可以被视作每个个体自我立法的产物。这样一来，通过理性反思而同意的原则也就成为了我们自主性的表彰。而当公民基于感情或者想象去同意一项政策时，这种同意是通过他律的心理过程而来的，这个过程是处于自主的自我立法之外，且与之相对的。这样一来，基于感情的同意与其说是个人反思自主性的体现，倒不如说是基于武力或欺诈而来的同意。
1703275041
1703275042
在公众审议中何种演讲是被允许的？何种是不被允许的？在最近一些关于哈贝马斯对这个问题意见的研究中，我们也找到了类似于前一段所述的论点。借用J. L.奥斯丁（J. L. Austin）的话来说，哈贝马斯的一个著名论断是，在公众审议中对对方说话时，“所有参与者都有言外之意的目的，而且只有言外的目的”，我们应避免所有“言后之果”（perlocutionary effects）。[267]研究哈贝马斯的学者丹妮埃拉·艾伦（Danielle Allen）认为这意味着演讲者必须避免“任何引起其听众感情或者主观状态的行为。在日常交流中，这意味着避免修辞。修辞的臭名声正是因为除了理性外它还会唤起感情”。[268]
1703275043
1703275044
哈贝马斯是否真的将感情从他最钟爱的审议模式中排除出去了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的答案取决于对其理论的不同解读，在就这里不作详述了。至少，哈贝马斯在晚期著作中承认：“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同情感，那么任何审议都不可能得出值得普遍认同的结果”，他进一步讲到，“成熟的道德判断能力取决于认知过程，感情和态度的综合。”[269]即便感情在公众审议中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承认，但很明显哈贝马斯的政治理论更依赖于公民的理性，而非感情和想象力。[270]如果说在哈贝马斯自己的晚期著作中，这一倾向不再明显了，在被他的思想所影响的研究“协商民主”的理论家那里，这一点仍然是很明显的。[271]
1703275045
1703275046
当然，并非所有协商民主的支持者们都在公共审议中侧重于纯粹理性。有一些人乐意于在政治审议中给予非理性的能力一些地位。这种地位与非理性能力在马库斯的个人的政治反省中的角色类似。比如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和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就试图论证“在政治说服中，理性和感情综合模式的合法性。”不过他们认为这样的综合模式在本质上是“非协商性的”手段，功能在于刺激对被忽略的话题的审议讨论。[272]还有些学者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感情进入审议过程——当这种感情诉求旨在帮助我们接受那些仅凭理性也会认可的原则之时。[273]
1703275047
1703275048
对哈贝马斯更激进的批评者们认为感情和想象应该在公共审议中得到和理性一样重要的角色。他们还认为修辞与理性论证一样重要。比如说前文提到的艾伦就拒斥哈贝马斯关于言后之果必然饱含对他人的欺骗和操纵这一论断。她通过两方面来论证修辞的重要性：对亚里斯多德关于修辞的著作的分析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中修辞起到的推动正义的作用。[274]然而，只要自主性的反思还被视作在本质上是理性的，诉诸他人感情的修辞就一定是可疑的，而诉诸他人理性的逻辑论证则免受这种怀疑。诉诸感情的公众审议会威胁公民的反思自主性——这个理性主义的恐惧是无法被类似于艾伦的论证克服的。修辞在政治运动中悠久而荣耀的历史也不足以消除这个恐惧。她的论证顶多只能证明更有效地追求社会正义，有时候我们必须在公众审议中牺牲一些不完全理性公民的个体反思自主性。如果反之，修辞被视为能增进而非消解公民反思自主性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启蒙情感主义一样承认感情和想象也是自主反思的核心要素。近年来，修辞传统在当代政治审议中的地位正得到复兴。以上关于情感主义的反思自主性的理论对这一复兴做出了理论的核心贡献。虽然这个贡献目前并未被大多数推崇修辞的学者们完全认识到。[275]
1703275049
1703275050
不可否认，感情和想象确实是很容易受到言辞蛊惑。但是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理性也同样容易受到诡辩的操纵。就如理性主义期望真相的守护者能有足够的智慧，足以勘破反真相者的逻辑谬误，情感主义也期望善的守护者能有足够的感性和丰富言辞，来展现对手修辞的肤浅。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的论证都是可能被滥用的——这一点十分明显。自主性是对整个心灵的自我立法后，因此，并没有一方比另一方更容易被操纵。对错误的理性论证最好的回应是一个更好的理性论证，对不义的修辞最好的回答就是更精妙的修辞。这个更优越的修辞会点燃我们对遭受不义待遇之人苦痛的同情，哪怕那苦痛并不被不义的修辞这所认可，甚至是由他们而来的。
1703275051
1703275052
2.反思性情感主义、公民教育与公民
1703275053
1703275054
在集体公众审议过程中找到了恰当的，尊重个体反思自主性的方法后，我们必须进一步询问，公民怎样才能成为在审议中更有能力，更具反思自主性的参与者。情感主义在反思自主性和尊重公众审议中的自主性上都有着独特地位，与此同时，它在少儿成长和培养他们的反思性能力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具体来说，情感主义认为反思能力只能在对个人整体的教育中得到发展——这个整体包括了感情和想象力。[276]
1703275055
1703275056
与其他公民教育的理论家们一样，情感主义也同意公民教育的第一站是家庭。正是在家庭内，儿童的感情、想象能力还有理性能力得到第一步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家庭中学会了如何同情他人。社会学家有证据表明，亲密稳定的家庭关系与同情或共情能力直接相关。[277]也正是因为这样，关于公民教育的情感理论必然从关于家庭的情感理论开始，之后才步入关于正规教育的情感理论。
1703275057
1703275058
一旦儿童进入了学校，情感主义公民教育除了重视课堂内容，也会重视教育环境带来的心理效应。增加不同背景人们之间共情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接触，让他们之间的类似性深入心中，这一点是得到了诸多经验性研究的支持的。为了避免休谟所称的会消解同情心的“比较原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应该被鼓励着去追求共同的目标，而不是为了稀缺资源而彼此竞争。[278]多元而具有合作性的学生组成将对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有巨大的益处，这比任何关于公民教育或者道德教育的正规课程内容都要有效得多。
1703275059
1703275060
情感主义教育体系在课程内容上也有一定的要求。严格的人文教育是发展自主反思必要能力的重要部分，在这一点上情感主义与教育界最近兴起的普遍认识是一致的。反思性情感教育会带领学生经历感情过程，在这个过程内培养被玛莎·努斯鲍姆称为“叙述性想象”（narrative imagination）。[279]这一点在道德和政治反思中至关重要，也是情感主义的独特贡献。在人文教育中，情感主义教育的目的并不局限于培养理性能力，也在于培养同情和理解能力，这些能力在赫德尔式的对历史、文学、和宗教的理解中都是至关重要的。当面对人类丰富的多样性之时，想象力可能并不完全能跨越这样的鸿沟，但赫德尔认为，经过努力，我们能对任何人有同情的理解。人文教育必然包含着培养所有学生理解他人的能力，哪怕是面对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也能架起同情理解的桥梁。这样一来，学生才具备了作为一个公民，去对人民之间的不同和分歧进行道德和政治反思的能力。情感主义的教育者既不仅仅是信息的提供者，也不是政治形态的灌输者，而是反思自主的情感过程的催化剂，让成熟的道德判断成为可能。
1703275061
1703275062
情感主义对反思自主性理解衍生出了暗含在在公民情感主义教育中的某些因素。近年来，自由民主政治的理论家们开始认识到他们推崇的政府在什么是杰出公民这一点上是有具体要求的：它要求自主性，和公民的反思能力。只有拥有了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自由民主政治才是可能的。[280]反思自主性到底需要培养和发展怎样的心理能力呢？对这一点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于自由民主理论的理解，也关系到我们对其的实践。
[
上一页 ]
[ :1.70327501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