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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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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lato: Euthyphro, 7c-d. Lo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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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lato: Gorgias, 452e. Lo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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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希腊时代的辩证法与后来黑格尔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法完全不同，希腊辩证法是逻辑在论证中的应用，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是从“变化”去看事物的一种观点，与逻辑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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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辩证法的逻辑技术，可参见［英］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第一章和第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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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3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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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上书，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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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根据罗念生，enthymeme本来是指修辞性推论，后来到公元1世纪才被误解成“省略三段论”的。（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学》，22页，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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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引自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二卷，“海伦颂”全译，124～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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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Plato: Phaedrus, 259e-260a, Lo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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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第一本完整的逻辑著作是亚里士多德写的，但书名为《工具论》（Organon）。Logic一词直到公元3世纪才由Alexander of Aphrodisias赋予今天所使用的“逻辑”的意义。（参见［英］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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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Plato: Meno. 80d, Lo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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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Aristophanes: Clouds. 1421-1425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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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Plato: Phaedrus, 260b, Loeb。苏格拉底试图论证花言巧语甚至能够“指驴为马”，但人们抗议说这样的例子太不可信，过于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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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F. 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北京，三联书店，1998。）中暗示说，苏格拉底或许是故意寻死，因为他以过于明显的傲慢态度激怒了陪审团。苏格拉底有可能是以自己的死而让民主制度自我暴露出它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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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陈康：《陈康论希腊哲学》，457～4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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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4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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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3．最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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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政治正当性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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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邦是划时代的成就，它把社会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并且由国家重新塑造了社会。当然，古希腊城邦并非第一个国家（在世界其他地方早有许多国家），但它是在政治理论上最值得分析的早期国家。城邦创造了以公共领域为核心的社会，人们借助公共领域过上了有所反思的生活，这是对共同体生活的创新。在国家之前的社会秩序是以自然生成的秩序为基本依据的，对于那些符合自然本性（physis）的自发生活秩序，人们不会平白无故地生出疑问，因为自然就是唯一的世界，人们看不到别的可能世界。即便是那些后来被认为是坏的秩序或统治方式，比如弱肉强食或实力强权，人们也不会去怀疑，而只会看做是本来如此的事实，在自然秩序里人们不会去想也想不出理由去反对自然秩序。只有当人们创造了人为规则（nomos），由此发现可以创造各种可能世界，以至于发现各种规则制度的理由无非是主观意见（doxa），而并没有什么必然根据，这才产生了政治思维。政治是基于权力反思的权力斗争，而不仅仅是权力斗争。自然秩序是别无选择的，人为秩序则意味着可以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必然性不是哲学问题而是科学问题，偶然性也不是哲学问题而是历史问题，只有可能性才是哲学问题。有了可能性意味着有了可以选择的命运，因此需要反思（rethink）而不仅仅是思考（think）。命运的可选择性形成了政治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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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建立城邦国家，这在政治上具有合作和战争的双面含义。城邦都有个在险要高地上由巨石做成的城堡，城邦的最后安全依赖着这个坚不可摧的城堡，在强敌进犯时，城堡是城邦人民的庇护所。城堡可以看做是西方国家政治的一个暗喻：它对内安全对外紧张，在城邦内部是高度团结的共同体，而在城邦外面有着虎视眈眈的敌人。于是，城邦里面的生活就是政治生活，也就是城邦化的生活，城邦内部的人就是政治人，而在城邦之外是自然状态，城邦之外的人“非神即兽”。可以看出，城邦的城堡特征已经暗含着西方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两种基本态度。不过，古希腊时代还没有发展出成熟的国际政治，对国际问题并没有深入的反思，国际关系仍然是未经政治化的自然状态，国际政治一直要到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才进入成熟阶段，但是，对外高度紧张戒备的城堡心态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的国际政治理解方式：斩钉截铁的内外之分以及对外的敌对意识。既然城邦之外被理解为自然状态，充满敌对气氛，缺乏信任，战争的冲动压倒了政治的思维，因此，城邦之外的世界还没有被看做是政治的对象，古希腊人把全部的政治智慧约束和集中在城邦之内，由此开创了国家政治。正因为西方政治是从国家开始的，所以形成了以国家政治为核心的政治思想结构，一直到现代，国家政治都是政治的核心，而国际政治只是国家政治的附属，至于世界政治，只是最近才得到发展的新问题。这一西方政治思路与中国思路大相径庭，中国政治是从世界政治开始的，然后再进入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国的政治思路在此暂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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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的独创性制度从一开始就提出了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其智慧深度至今仍然让人惊叹不已。古希腊人最重“优越性”（Arête/virtue/德性）【1】，常以Arête作为判断万事之价值根据。Arête或者Virtue是一种事物所以配当这个事物的品质，品质当然需要尽善尽美，因此Arête就是某种事物所能够达到的可能状态中的最好状态，也可以说是某种事物的有用性的充分完美发挥。比如勇敢是战士的优越性，智慧是思想的优越性，宠辱不惊是人品的优越性，如此等等。既然万物有别，品性各异，优劣自分，那么，公正就是使一切事物按其所是符合比例（古希腊人喜欢说是“几何式的”公正），即一个事物具有什么品级的德性就配得到什么待遇。这是天然的正当性，也是唯一能够直接得证的（evident）公正，是不需要任何一种人为理由的公理，此公理之完美表现为“本然之理”（to be）与“应然之理”（ought to be）的完全重合：是什么样就该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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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问题出在人的智慧德性上。智慧是如此特殊的德性，它能够自由地重新定义和安排万物之理。智慧所以如此特殊，就在于它能够创造出与自然世界平行的各种可能世界，能够创造出各种理由来反对任何一个可能世界，就是说，智慧既能够创造世界也能够毁灭世界。智慧的自由给自身制造了永远的麻烦。既然智慧的“本然之理”就在于它能够自由地创造各种“应然之理”，那么，“应然之理”就可以被用来反对自然的“本然之理”，既然人有能力创造并且选择与自然生活不同的生活，那么，人就创造了与自然不同的价值。人的自由意味着与自然决裂，而建立不合自然之理的人为制度（nomos）正是政治的开始。政治使自然人变成了自由人，在这个意义上就很容易理解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政治使自然人变成了自由人，也就是变成了政治人，自由就成为人们的争夺对象，人们试图拥有更多的自由并且限制别人的自由，试图按照自己的自由选择去规定所有人的生活形式，还试图让别人听从自己的思想。显然，制度不仅是人身管理，是资源管理，而且是心灵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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