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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lato: Republic, 55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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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lato: Republic, 5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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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lato: Republic, 560c-5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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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lato: Republic, 56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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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Plato: Republic, 565e-5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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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lato: Laws, 654a-66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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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是根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演变来的。柏拉图的原始说法是说，一句话如果是真的，它所说的事物确实是这样存在的；如果是假的，它所说的事物不是这样存在的。例如“泰阿泰德坐着”是真的而“泰阿泰德飞着”是假的。（参见Sophistes，263a-c。）亚里士多德则说，把是的说成不是或者把不是的说成是，就是假的；把是的说成是和把不是的说成不是，就是真的。（参见Metaphysica，1011b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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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柏拉图并没有给出如此简练的概括，但我的这个概括与柏拉图在《国家篇》中所讨论的两种公正（国家的公正和灵魂的公正）的含义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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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Plato: Protagoras, 358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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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lato: Republic, 434d-435b. 从讨论的顺序上看，柏拉图先讨论国家公正而后讨论灵魂公正，但从逻辑上看，其实更应该先讨论灵魂公正而后去证明国家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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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Plato: Republic, 439d-44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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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Plato: Laws, 75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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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lato: Republic, 433a-43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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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lato: Republic, 416a-417b; Laws, 731d-74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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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Wittgenstein: Wittgenstein’s Lectures, Cambridge 1932 - 1935.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932 - 33/§ 33 -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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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 4．从世界问题开始的天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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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当政治问题从世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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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方的政治思路完全不同，中国政治不是从国家问题开始的，而是从世界问题开始的。不同的政治出发点蕴含着对政治问题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解决方式，甚至开拓了不同的政治问题。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政治思路和中国周朝开始的中国政治思路基本上覆盖了当今政治思想的问题域，而且这两种政治思路似乎有一种良好的问题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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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以世界问题为起点的政治思路就是中国周朝开创的天下体系。不过，从世界问题出发的中国政治思路究竟从什么年代开始萌发的，恐怕无法准确断定，后世文献把这一思路一直追认到尧舜禹汤的圣王时代。据说当时就有了天子统领“天下万国”【1】的政治合作体系，不过这是未经确证的传说，很可能是周朝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前朝政治的重新理解和追认（关于圣王时代的最早文献基本上是周文本）。就比较可信的迹象去看，圣王时代的政治状况大概仍然是酋长部族的松散合作关系，圣王只不过是实力更强威望更高的盟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君主。如王国维所言之夏殷时代，“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2】。一个证据是，《尚书》所载，甚至到周早期仍然相当平等地称呼诸侯为“友邦君”【3】。不过同样根据《尚书》，圣王们似乎已经有了协调各部族关系的权力，所谓“协和万邦”【4】，以及审议统筹各部族共同大事的权力，例如治理洪水、制定时令和度量衡、规定礼乐贡赏，以及商议王位继承等等【5】。但这些制度看起来更像是周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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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合理的想象是，圣王时期可能已有尚未制度化的某种政治倾向，可能是天下政治的某种准备，但夏商时代的天下共主并非天下的真正统治者，而只是具有霸主地位的盟主。考虑到其时技术条件仍然非常落后，物资交通能力有限，即使是强大的霸主也不可能普遍地东征西讨，至多是打败紧邻的几个部族，其他部族闻其威盛，见其势大，因此尊其为上，以求安全，如此而已。过分夸大远古政治能力和行政管理权力，恐不可信。圣王时代的政治虽然只是天下体系的准备，还没有完成制度化，但似乎开始有了天下的眼光，所以试图“协和万邦”。这一点意味着有了“世界性的”政治视野，但要落实为制度，必定是出现了什么特殊条件，否则不可能有如此超前的政治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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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确实的天下体系是从周朝开始的，或者说，世界成为一个政治存在，天下成为一种政治制度，这是周政治的创造。周朝所以能够建立一个以世界政治问题为核心的政治思维框架，必定有其特殊历史背景，但其政治立意之高远，仍然匪夷所思。政治思维从世界问题开始，而不是从国家问题开始，这是很不寻常的路径。部族社会合乎逻辑的演变应该是国家，因此，国家模式才是自然而然的政治思维。世界政治思维则是独特的，因为世界政治没有自然而然的政治前身，这种独一无二的政治思路不仅在古代是伟大创造，即使在今天仍是最前卫的政治观念，它提出的和暗含的政治问题甚至超出目前的政治现实而属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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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的天下制度据说是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集团的成就，但周公是个政治家而非理论家，他并没有为这一伟大制度给出理论，而只是提出了一些观念。后世诸子虽然发展了其中某些重要思想，但仍然没有形成哲学理论，因此，天下制度所蕴含的各种问题和思想长期以来只是松散的观念而没有完成理论化。这一点并不奇怪。西方的民主也是先有实践而后到现代才有比较完整的理论。鉴于天下政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未来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有理由把它进行理论化，这一理论化是对古典问题的重新创作，因此并不拘泥于古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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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7】。以往诸家更多注意的是周朝确立的礼治体系，这确实很重要，尤其对于解释中国社会更是根本依据。但周制度蕴含着更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在今天越来越重要的理论问题，却一直没有被充分深入分析。正如古希腊政治提出了正义、公共领域和民主等政治问题，周朝政治则提出了天下、治乱、德治、和谐以及民心等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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