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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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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两个现象让北大西洋进步人士的联系成为可能。第一个是北大西洋区域主要国家迅速融合的经济发展。在欧洲和北美古老而复杂多样的政治和文化棋盘上开始出现越来越集中的经济组织，它们马上可以被辨认出来，不管是北大西洋区域的这一端还是另一端。对持续的社会政策交流来说，没有什么比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风景的这种戏剧性扩张更重要的了。在一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上，经济力量是特别具有进攻性的侵略者，也是特别强大的经验集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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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现象没有第一个那么具体，也更脆弱，但对于跨越国界的社会和政治网络的形成同样重要。这就是对共同历史和脆弱性的新理解。现实的新风景和交织的思想景观，二者在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形成中发挥着同样不可缺少的作用。要让社会政策能够越过政治边界相互借用，不仅必须具有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经验，而且还要承认这背后的亲缘关系。人们必须看到各政治体遭遇到类似的需要和问题，在共同的历史框架内活动，为想象中的共同未来而奋斗。相互联系是核心的假设。如果只有对比或者想象中的文化差异，可能大量存在嫉妒和骄傲，但不可能有社会政策上持久不断的相互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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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社会政治时代，这两个相会聚的趋势都不是没有遭到人们的反对。民族主义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生活中强大、猛烈的力量。尽管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风景有共同特征，但还是因为经济差异而四分五裂。好在这个时代里，民族国家间真实的和想象中的距离还是缩短了不少，使得社会政策交流成为可能。我们将在第三章详细考察美国进入这个国际交流新网络的开始阶段，重点关注1870年代和1880年代跨越大西洋的经济辩论的潮流。但是，要开始考察北大西洋进步联系，我们最好先谈论它的机构，也就是新形式国际政治所赖以形成的想象力、经济和政治的重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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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批欧洲人来到北美大陆的时刻起，欧洲就占据了他们政治想象力中根深蒂固的核心地位，但是描述两者关系的用词并不总是纽带。相反，从美国独立战争到19世纪后期，主宰大西洋关系的比喻就是截然对立。欧洲是旧世界，是衰落和腐朽的大洲；美国是新世界，是重生的大洲，崭新历史恩赐的所在。“我们有全新的社会模式，与从前尝试过的任何模式有原则上的不同。”威廉姆斯学院马克·霍普金斯如是描述19世纪中期的正统观念。这种对抗赫然耸现，超过了实际情况，巨大而极端的对立情绪使得欧洲的政治经验无法被拿来使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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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几种方式思考这个问题。主流的“共和”思想对欧洲和美国政治关系的理解是：旧世界的暴政是新世界的自由的对立面。透过这个有色眼镜来看，旧政权的王公贵族、长期存在的军队和教堂成为欧洲大陆的实质。贵族通过垄断管理权，似乎把像巨大磨盘一样的国家机器悬挂在欧洲人民头上。欧洲人民承受苛捐杂税、严酷控制、地租剥削、穷困潦倒，在政治和经济寄生虫的双重压迫下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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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新世界自由的天才把人民的意志和福利放在首位。宪法管理、官员任免和选举权的民主化、消除世袭特权，以及最后在全国推翻奴隶制暴政，所有这些让美国人觉得自由的火炬已经向西传递到新世界的共和国。在这些方面，例外主义论的美国历史前景深入人心。当人们处在这样的共和国心态下，大洋就像护城河一样成为思想的屏障。J.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在1782年描述美国前景的时候定下了调子，“没有贵族家庭、没有朝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教会统治权、没有看不见的权力赋予少数人非常显眼的权势；没有大工场主雇佣成千上万人为他干活，没有奢侈浮华的精细高雅”，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体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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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么对立的术语来看待他人的国民，实际上不可能非常有效地从其极端对立面中解放出来。共和派对美国的理解完全依靠与想象中的欧洲的对立来形成。在这个框架内思考的人有时候想象美国是个获得世界历史豁免权的孤岛，能够隔绝旧世界的命运和历史进程。有时候他们以救世主的姿态扭转这种关系，相信自由的火炬将最终从新世界重新返回陈腐的欧洲。不管怎样，新旧世界的关系陷入相互强化区别和差异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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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派描绘的欧洲形象不是完全出于一厢情愿或者幻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到欧洲乡下参观者之中，善于观察的美国游客的标志之一就是好奇地问这个乡下的主人是谁。问题的答案肯定强化美国人的爱国热情。187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四分之一土地归360个大地主所有；在同一年，350个地主拥有了苏格兰所有土地的足足三分之二。[46]从土地所有权这个基础来看，古老贵族仍然在政治和国家机构中维持着强大的权势和地位。在19世纪末期的欧洲，除了法国和瑞士以外，男性普选权都没有实现，而在美国至少在理论上是实现了的（在实践上是白人男性）。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比利时，直到1893年大罢工最终迫使政府让步前，成年男性人口中具有投票权的人不足十分之一。即使在1890年代改革以后，财产拥有者和大学毕业生的多重投票权体制仍然允许最富有的三分之一在议会选举中击败所有剩余人口。在普选权限制方面紧随比利时之后的国家是瑞典，就在1909年普选权改革前夕，成年男性在瑞典国会（Riksdag）选举中达到财产审查要求的人不足三分之一。[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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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国会（Reichstag）选举中男性公民拥有普选权，但地方和邦议会选举插入了非常严格的壁垒限制，所以1900年，社会民主党虽然在国会普选中能指望四分之一选票的支持，但是仍未能成功地把一个代表送到普鲁士议会。哪怕最随意参观德意志帝国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容克在军队、政府高级管理部门、普鲁士议会和国会中的庞大政治势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比德国在民主进程方面效率高多了，但是即使在1890年三大普选改革法案之后，居住和财产方面的限制仍然使得每十个成年男性中有四个失去投票资格。即使经过资产阶级财富不断增加的一个世纪后，世纪之交的英国内阁中几乎一半席位仍然被拥有土地的贵族把持着。[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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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欧洲的激进民主分子同样谈到欧洲和美国的对比，帮助宣传了美国的前景。约翰·布莱特描述的美国形象反映了他自己对开明英国的理想：“自由的教堂、自由的学校、自由的土地、自由的投票、出身最贫贱的孩子也可自由选择的职业。”亨利·乔治1880年代在英国激动人心的巡回演讲吸引大群的人来倾听，他带着美国口音严厉谴责土地垄断对政治和经济造成的伤害，实实在在确认了新世界的激进理想。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比如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海因德曼（曾经在1880年游历美国）或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在1886年游历美国），回来后也都对美国民主实验的成功印象深刻。詹姆斯·布莱斯总结了一再出现的主题：“美国在有些方面走在欧洲国家前面，欧洲有可能会沿着她走过的道路前行。她手里还拿着一盏灯，与其说是为自己照明，倒不如说在为后来者提供帮助。”[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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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民主未来在西方的形象吸引了1870年代和1880年代欧洲贵族的想象力的话，让这个形象变得完美的是美国人自己。在这个世纪中期，美国社会中上层的人士因为好奇心驱使、便宜的蒸汽船旅行价格、手头可以支配的大量财富等，开始大规模前往欧洲游玩。他们的反应很快就落入期待的模式。美国人就是抱着寻找证据显示自己独特性的心理去的，在19世纪中期游历欧洲回来后感到心满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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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吉尔伯特·哈文1862年的大旅行。作为新英格兰循道宗信徒和废奴主义者，哈文在国外待了九个月，从英国缓慢经过法国、德国到了圣地。像他那个时代和阶层的其他人一样，哈文根据读过的书和崇拜的作家设计旅行线路，以表达对其的崇敬。从英国湖区（在诗人华兹华斯光环中陶醉）开始，一路经过苏格兰（那里有大量司各特和彭斯的古迹）、考文垂（因为莎士比亚文物）、伦敦（他通过萨缪尔·约翰逊的记录而认识）、巴黎、滑铁卢（因为威灵顿和拿破仑），然后经过莱茵河的乡村来到路德的维滕堡（Wittenberg），他到这里时正好是圣诞夜。虽然哈文试图把心思放在文学方面，可是他做不到。普通英国农民简陋的小屋里“没有书籍报纸，也没有对我们来说早就不是奢侈品的很多东西”。这些房屋挤在地主大片领地边缘的狭小空间内，而普通农民根本买不起土地。所有这些情景萦绕在哈文的想象中，就像反对奴隶制的自由土地之外的景象。他在到达英格兰当天就写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美国优越感。”即使在湖区，他也停下来询问佃农的地租，在他看来地租高得吓人。就在跨越英吉利海峡前他写道：“没有亲眼见到的人都无法想象英格兰群众的悲惨生活状况，社会压迫实在太可怕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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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欧洲大陆更糟糕。在英国，哈文已经开始对扩大选举权的辩论表现出浓厚兴趣。他渴望约翰·布莱特发动争取美国式普选权的大型民主运动。跨越海峡来到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就像落入赤裸裸专制暴政的深渊。他震惊地发现妇女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即使巴黎也没有恢复他的心态平衡。巴黎花费巨资修建的新大街在他看来不过是名利场的新建筑形式。他敢肯定皇帝宝座不可能长久，这是“君主正骑在民主的老虎背上试图安抚，但根本控制不住”。哈文继续往前来到“欧洲大陆的第二个暴政国家”普鲁士，经过赌博的老巢威斯巴登（他称为“地狱本身”，虽然他不能抗拒去看一眼确认）来到路德的城市，在这里哈文的爱国主义、新教教义、民主激进思想一下子全部爆发。旧世界肯定要完蛋了。新教教义和民主“这两个启示最终将主宰欧洲和世界。路德和美国将在上帝的帮助下改变所有这一切”。[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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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思想模式与欧洲的遭遇是爱国主义的课程。美国旅游者心中已经固定的两个极端使他们注意力集中在落后和贫穷的证据上，比如农民的木屐、乡村黑面包、在田野里劳作的妇女等。他们突出显示了欧洲君主们的虚伪和装腔作势：盛装游行和豪华场面。西奥多·蔡尔德觉得1880年代末期印制在手绢、刺绣在沙发靠垫上、刻画在烟斗上等无处不在的皇室景象特别可笑。美国人非常不熟悉的正规军经常让他们感到厌恶。乔治·卡尔弗特1852年在海德堡报道说：“这些人控制国家，就像丑陋魔鬼般无所事事，简直是普遍性的污染疮痂。”杜波依斯回忆他在1890年代的学生生活时说：“我看到的柏林是军官的城市，他们军服笔挺，盛气凌人；一个几乎每天都有盛装庆典的城市，他们昂首阔步高唱歌曲走过勃兰登堡大门，让全世界看到给（蒙上帝恩典的）威廉皇帝突然的敬礼。到处都是军人、军人、军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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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和士兵是外在的标志，美国人认为这些代表着普遍的、过分傲慢和强大的国家权力。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员会主任警告1870年代初期打算到欧洲大学留学的美国学生说：“在那里国家总是核心角色，在你的周围或者说你的上方总有个力量令人无法抗拒的大手。”庞大政府的功能就是压迫、腐化和掠夺其人民。他警告说，在“王子似的慷慨和统治者对大众需要的同情”等华而不实的证据下面总是存在同样的欲望：“至少是培养民众的忠诚，如果不是压制思想或者让争取自由的努力陷入瘫痪的话。”[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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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新世界民主和旧世界暴政的对比继续影响美国游客对欧洲的描述。1900年在德国为《麦克卢尔》杂志（McClure）工作的时候，雷·斯坦纳德·贝克确信在“文明”世界没有一个工人愿意去做德国劳工，忍受粗糙的面包、低廉的工资、高额的税收负担——为了供养庞大且花费巨大的军队，还要受到“蝗群般的大大小小官僚阶层”的侵扰。十年后，布克·T.华盛顿带着他的导游和代笔作家罗伯特·帕克动身前往欧洲。帕克曾于世纪之交在德国学习过四年，他把华盛顿介绍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工会主义者、社会改革者。他们一起由1880年代的劳工积极分子、如今是英国内阁成员的约翰·伯恩斯带领参观伦敦“城市社会主义”的成果。他们离开旅游者经常参观的道路，来到波希米亚、波兰的村庄、意大利南部看望非洲裔美国人的最新移民竞争者，这些地方是新移民的源地。但是对华盛顿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让美国例外主义的前景黯然失色。“他是美国人，”帕克后来说，“他认为美国的一切都比欧洲好。他只是想找出上面的污垢，要亲自发现欧洲最下层者没有任何东西超越美国最下层者。”[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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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目光审视下的欧洲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了。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塞缪尔·冈珀斯在1909年返回童年时代生活的英格兰度暑假，再次表达了这个观点。“旧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它的社会问题、它的经济哲学、它的当前政治疑问与美国没有关系……在【国家】排行榜上，美国是第一名。”[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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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最后十年，这些慰藉的共和理想在美国人头脑里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遇到一个竞争者，那就是以“审美的”框架看待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关系，中心问题不再是压迫和自由，而是文化、风俗和时间。与旧世界发展的缓慢和有机力量对比，衬托出新世界生猛的、竞争性的、未完成的特性。这种新对比产生的政治后果比从前的对比更让人不安，但仍是用时间和文化之类两极对立来表达的，所以两个大洲很难找到共同的社会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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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地鼓励了审美情绪发展的是大旅行这样强劲的潮流。试图寻找想象中的前现代的、没有政治冲突的欧洲，19世纪末期到欧洲旅行的美国中上层阶级游客很快陷入商家旅行指南的现成术语中。首先，大旅行是认识历史和名胜古迹的好机会。这是一个大洲，上面散布着众多古迹，而且欧洲本身就像将自然和人工完美结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博物馆。拥有共和理想的游客把欧洲看作等待民主启蒙和觉醒的地方，而审美主义者眼中的欧洲就像一幅画，没有变化，保存完整。威廉·威洛比在1891年从英格兰给家里写信时说：“那里看起来好像该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林肯·斯蒂芬斯从汉堡表达了同样的内容：“任何东西都完美无缺，一切收拾利落、井然有序，没有争吵谩骂，没有灰尘，没有拆除的建筑。”对于有些美国人来说，古老的欧洲散发出绝望和悲观的气息，正如E.A.罗斯指出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与“西部彻头彻尾的玉米棉花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审美主义者美国游客渴望看到的欧洲就是宁静悠久、古色古香，就像古老的天主教堂的石头一样光滑明亮。[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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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共和主义者的欧洲形象一样，淳朴古老的欧洲的形象在美国游客来到欧洲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了。1850年开始在英国乡村旅行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刚离开利物浦五英里远就发现他长久以来渴望看到的东西。“啊，我们来到它的怀抱中了！乡间——如此的乡间！绿草如茵、翠色欲滴、晶莹剔透。我们站在那里被它的美丽惊呆了。”他继续写道：“一幢石头房屋出现在我们眼前，乡间道路绕过它，在它与另一幢房屋之间穿行，又一拐弯，在我们左边出现的是一座教堂——古老的、爬满常青藤的乡村教堂，有棕色的石头和紫杉树——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还有绿树成荫、古老幽雅的英格兰院落。”他第二天又写道：“这样的景色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但是它的一切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就像我自己家乡的山谷。这是我们诗人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家园！亲爱的英格兰母亲啊！如果我亲眼目睹您的风采而无动于衷，那才让人觉得奇怪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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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比喻帮助跨越了一些想象中的新旧世界差距。在培养与欧洲的文学纽带方面，19世纪末期美国人获得了他们有些人迫切渴望得到的东西：古老的历史和“更大整体的归属感”（正如年轻的阿拉巴马游客1891年说的）。审美大旅行的游客在欧洲畅游，鼻子伸进维多利亚后期图书馆的羊皮书里。简·亚当斯1880年代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时，在苏格兰读司各特，在意大利读罗斯金，在德国读卡莱尔。年轻的凯里·托马斯1881年从英格兰给家里写信时说：“我已经不再是美国孤魂，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根源：我的城堡和遗址、修道院和教堂小镇、茅草屋、我的湖畔、诗人的故乡、戏剧的风景、英国的大雾、紫色石南花”。[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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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共同文化传统的意识使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人心中把两个大陆连结在一起时，新和旧、生猛和稳定的对比却迫使它们相距更远。非常典型的是，在海外的美国游客对令人想起美国的内容不感兴趣，对于破坏他们想象的欧洲稳定的经济变化力量兴趣更小。即使眼光敏锐的观察家奥姆斯特德也没有让向他抱怨的英国农民破坏他浪漫的心境。制模工人协会（Molders Union）的约翰·弗雷在伦敦白教堂（Whitechapel）区的贫民窟参观，但是他没有让读者了解英国制造业中心的细节，理由是所有的工业城镇都差不多。人们更愿意寻找英格兰的乡村（亨利·詹姆斯所说的“纯洁正宗的英格兰”）而不是商业化的伦敦，莱茵河谷的遗迹而不是粗俗和一意孤行的柏林，天主教堂（如老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所说的像干奶酪一样芳醇）而不是议会。1890年代中期来自佐治亚的年轻妇女梅·肯尼在欧洲大旅行时，在巴黎乘马车沿着大街看一个又一个景点：歌剧院、圣母院、巴士底狱、先贤祠。她的有些同伴登上埃菲尔铁塔，可她拒绝了，因为担心它的现代性破坏了城市的魅力。[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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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欧洲遭遇没有激发出吉尔伯特·哈文在维滕堡参观时所发的那种世界历史变迁救世主之感。从政治上看，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对欧洲进行审美上的重新评价时民主理想急速贬值。具有审美眼光的游客让挤在一起的木屋披上了古色古香的神奇色彩，让士兵的军服染上灿烂的颜色。亨利·亚当斯回到伦敦后半开玩笑地说：“对于英国改革，亚当斯什么也不关心。”“他讨厌变化，他宁愿让教皇仍然留在梵蒂冈，女王继续待在温莎城堡作为历史见证。他不愿意把欧洲美国化。巴士底狱和贫民区如果好好保存是值很多钱的古董，主教和拿破仑三世同样如此。游客是讨厌创新、欣赏尘埃的极端保守派。”187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根无法把凯旋门看作专制暴政纪念碑之外的任何东西；但一代人之后，约翰·弗雷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街景的一部分。弗雷在参观拿破仑的陵墓时没有发出丝毫的谴责。曾经被立宪政体、选举权的扩大、奴隶制的废除清晰标识出来的历史进程，如今陷入一片混乱中。[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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