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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先的民主信念模糊表现出的这种怀疑不只是大旅行的怪癖。纵观美国和世纪末欧洲的宽广前线，曾经认为民主的形式框架已经足够的许多人不像二十五年前那么自信了。普选权和立宪政体、贸易自由和个人自由，仅作为政治议程的这些东西失去了早先的光彩。到了世纪末，欧洲的激进分子已经开始放弃从前对美国的崇拜，因为他们吃惊地发现美国托拉斯和垄断机构不断巩固，正式承诺民主的国度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有美国政治让人担忧的腐败猖獗。1890年代中期，最倾向于美国的早期费边社成员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说：“二十五年前美国是先进英国政治思想的指路明灯，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克拉克可以肯定的是：“仅仅是理论上的民主，没有伴随任何社会改革，完全是个错觉和陷阱。”美国作为西方民主橱窗的形象在欧洲激进分子看来褪色了。由于担心移民投票权问题，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打起退堂鼓，许多美国人也加入了普遍撤离19世纪中期民主真理的行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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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用有机主义而非共和主义术语对欧洲的重新阅读，如果说和人们对形式宪政民主丧失信心分不开，只看到它的保守或者怀旧的政治意义则是错误的。美国中产阶级游客渴望从想象中的前工业化时期旧世界的稳定性中寻找什么呢？不就是对美国无法无天、充斥暴力的野营探险的嫌恶吗？欧洲是和谐融洽的“有机整体”，美国是“无法无天的”；一个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另一个是丝毫没有减弱的激烈竞争和个人主义。这个二元论推开了更古老的政治对立，深深扎根于欧洲审美形象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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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纪末，欧洲进步人士把同样的对立性用在美国本身。在充满改革思想的欧洲人游览美国的报告里，世纪之交美国城市的肮脏是个永恒的主题，它成为政府管理缺陷和社会破碎化的比喻。查尔斯·布思的芝加哥是泥巴和垃圾的集合，到处扔的都是破旧锅炉和排水管。汤因比馆的萨缪尔·巴内特认为波士顿更是垃圾遍地，散布着比白教堂区本身更肮脏的房屋。1897年曾经到美国寻找著作资料的年轻记者拉姆齐·麦克唐纳认为，芝加哥“像精神错乱的家伙，从头到脚污秽不堪，轻率鲁莽”。作家H.G.威尔斯警告说“没有秩序，没有预见，没有总体规划”。[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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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游客的粗略印象。但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英国医生阿瑟·莎德威尔曾经穿过工业化欧洲的心脏地区收集资料，他1903年到达美国后开始进行工业社会的对比研究。在纽约他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欧洲南部可怜的小镇”。这个城市的建筑的“主要特征”，他写到，就是“无法无天、破破烂烂、个人卖弄摆阔、公众麻木冷漠”。这里的工业似乎正坐在劳资冲突的“火山口”。莎德威尔报告说：“这些全是仓促做成的东西，让她滚蛋！送她上地狱！就是这个话。”德国的工业方法很彻底，英国的自我感觉不错。比较而言，美国的主要特征是：“雄心勃勃、胆大妄为、进取心强、永不安分、渴望创新、善于发明、争强好胜、贪得无厌。”[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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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欧洲批评家认为他们知道背后的原因。他们眼中的美国是个正在飞奔的国家，过分忙碌于私人的事物，无暇把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随手扔掉抛弃的东西，胡乱对付公共生活，专心释放个人能量。没有更大的整体意识来管理永不停歇的、无所顾忌的能量。巴内特认为美国是个“去除了政府保护”的社会。它的居民“没有国家是一个实体、美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没有国民意识”。拉姆齐·麦克唐纳认为“没有人能够凭良心说，这不是一个被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原子化概念所破坏、只知发财和模仿的国家”。约翰·伯恩斯重新强调了这个主题：美国的前景“遭到限制和阻碍，因为过分强调单元而忽视集体、过分强调个人而忽视社区、过分强调独占而反对国家”。惊人的私人智慧、混乱不堪的公共秩序、遥遥领先的私人企业、杂乱无章的社区——这就是拥有进步思想的欧洲游客的印象。旧世界培养的生活共同体遭遇新世界轻举妄动的个人主义。美国成为与“和谐有机整体”欧洲截然对立的另一极端。[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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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调社会和合作方面，大西洋两岸对比的审美框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潜力。但是这个时候，共和思想和审美意识两个极端都充当了阻止社会政治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流动的强大限制性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共和思想框架下，欧洲国家只能跟随美国先驱者的脚步前进。而在审美思想框架下，新旧世界的对比深陷在文化中无法移动的层次。只要欧洲和美国仍然处于对立的两端，局限在想象中的时间的两头，社会政治相互借鉴就有难以跨越的巨大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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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夸张了的欧洲对美国人的自我形象非常重要，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用处。吸引美国游客到欧洲的那些想象风景最终迫使两大洲想象的历史进入彻底分开的轨道。要让社会政治的大西洋交流成为可能，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必须越过新旧世界的想象中的风景。他们要开始不再把美国和欧洲看作被大洋和时间分开的大洲，而是被当时同一个变化和分裂之海冲刷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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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大旅行的极端之外，在共和派和审美派游客的视野之外，促进会合的引擎其实已经在忙碌工作。在大西洋的两岸，一个新世界正迅速形成，里面有煤炭和钢铁、工厂城镇、蔓延的都市区、聚集的资本、大群的劳动力、新形式的苦难。19世纪末期的埃森、曼彻斯特、里尔、匹兹堡不仅仅是类似的现象，平行的独立发展。它们都是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市场要用这么丰盛的方式把商品运送到1900年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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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世界的诞生地是英国。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彻底颠覆了古老的农业经济，当19世纪末期美国游客开始来寻找司各特和华兹华斯的社会风景时，发现一切都变了样。新经济秩序的磨房、机器、蒸汽泵在1790年代的伦敦进入威廉·布莱克的意识时，仍然是陌生的、革命性的，“专横的齿轮/相互强制的运动”。到了下个世纪末叶，英国矿山和工厂的产量高居世界之首。在187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工业品的近三分之一。英国的煤矿在1870年的产量是相距最近的对手产量的2.5倍，铁矿石的产量是4倍，在棉纱锭方面，英国的领先几乎是5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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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让当时人很感兴趣，通过工作过程的国家化，它们把工业生产的统计数据变成了国家地位的标志。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各国激烈争夺市场，操纵贸易和关税政策，牢牢控制殖民地市场，企图在工业老大的竞争中超越他人。然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民族国家，意味着扭曲起作用的根本力量。投资、管理和生产技术像水银流动似的跨越国界，在北大西洋的贸易大动脉推动下迅速传播。到了19世纪末期，那些了解大洋两岸新旧世界工业区的人印象最深的不再是区别，而是非同寻常的相似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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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最重要的共同纽带就是煤炭。19世纪，虽然不是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坐在煤矿上面或者附近，但大部分都是如此。煤炭是工业革命关键的自然资源，它是给本世纪提供动力的蒸汽能源的关键，是钢铁生产不可缺少的燃料。煤炭动力运送货物、推动机器、烹调食物、加热壁炉，煤烟在欧洲和美国城市缭绕。因为运输起来非常沉重和昂贵，煤炭吸引了投资者、企业家、工人和城市来到它身边。煤炭丰富的地区不仅成为生产的高炉，而且成为劳资冲突的高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大工会组织的所在地，也是任何地方的国家经济行动的早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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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的四大工业基地中，有三个都处于煤炭丰富的地区（第四个在伦敦）。最重要的是英格兰北部的大型纺织厂和工厂聚居区。1901年，英国超过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处于以曼彻斯特为中心方圆四十英里的区域内。这里是英国工业化的心脏地带，是游客像避开麻风病地区一样避开的狄更斯小说中的世界。第二个几乎同样大规模的工厂聚居区沿着苏格兰南部展开，从格拉斯哥到敦提，这里同样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铁矿。据说人们要是在1880年代沿克莱德河而上，在没有看见格拉斯哥前就能听到造船厂大锤的喧闹声。格拉斯哥是当时英国的造船中心，是资本丰裕、贫民窟聚集的世界贸易中心。英国的第三大工业区是围绕伯明翰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因为熔炉的强光和炉渣而被称为“黑乡”。狄更斯嘲弄地称新工业城市为“焦煤城”（Coketown），但实际上焦煤城到处都是。[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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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城穿过比利时、法国北部，经过从里尔到列日的广阔矿藏区，在各个本质方面都是英国原型的复制品。比利时的矿山、工厂、密集的工业城镇让它成为欧洲大陆工业最密集的国家，在这里工人居住区过分拥挤，工资低廉，大量使用童工，文盲率高得让人惊讶。越过法国边界，同样的社会风景延续着。法国北部是工业心脏地区，法国的煤炭和棉纺织品大部分来自那里，是法国大型的、家长制工业企业的所在地，是激进的法国工人运动的战场，到了这个世纪末，成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堡垒。[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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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边，同样的场面出现在莱茵河低地和鲁尔区。资本投资来到鲁尔区比较晚，但是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哪个地方工业化进展比这里还迅猛。到了世纪之交，鲁尔区及其周围工业城市群（丝绸纺织中心克里菲尔德、机械中心杜塞尔多夫、新兴的化工产业中心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煤炭钢铁中心多特蒙德、克虏伯主导的埃森）成为欧洲大陆最大、最密集的重工业集中地。在1890年到1990年间，以鲁尔区为中心的德国钢铁生产超越英国，很快帮助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份额方面超过英国。德国迅速迈进的工业扩张并不完全取决于莱茵河低地的企业，还包括西里西亚的煤炭钢铁企业，包括阿尔萨斯—洛林，以及萨克森，像比利时一样集中了煤矿、纺织企业、过分拥挤的住房、（正如保罗·格勒在1890年代发现的）充满深刻仇恨的工人。19世纪中期的美国游客发现德国是野蛮的、让人讨厌的一滩死水。到了1900年，德国工业地区在经济转型方面甚至比美国本身还要快。[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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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的西边，因为同样的贸易体系，尤其是英国资本的注入、英国技术的整体引进，同样的力量也开始起作用。当然，充足的水力资源给予美国旧工业区一抹田园风格的色彩。1903年阿瑟·莎德威尔吃惊地发现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相当漂亮和柔和”。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区的“欧洲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蕴藏大量煤炭的宾夕法尼亚是美国的经济心脏。美国两个最重要的制造业城市纽约和费城，就是利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满足高涨的能源需求。匹兹堡地区相当于德国的鲁尔区。在中西部，伊利诺斯煤矿地区滋养了另外一个工业集中地，从东边的匹兹堡和克利夫兰到西边的密尔沃基和芝加哥。1890—1891年从西到东游览美国的萨缪尔·巴内特认为到芝加哥就像回到了家乡曼彻斯特，同样有密集的工厂和琳琅满目的广告。匹兹堡让贝特丽丝·韦伯感觉像来到落后的意大利或者英国老家“黑乡”。阿瑟·莎德威尔也认为匹兹堡是熟悉的地方，“揭开盖子的地狱”，像埃森和谢菲尔德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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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缺乏快速和凶猛。1880年美国已经赶上英国的钢铁产量，1900年赶上英国的煤炭产量。在生产轮船和纺织品方面，英国仍然是难以匹敌的，但是英国、德国、美国在总体制造业产量的竞争中，美国的领先地位在世纪末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警惕美国人插入欧洲传统的市场成为欧洲报刊的经常性话题。欧洲记者把这个现象称为世界的“美国化”，更加恰当的想法应该是美国的欧洲化。若认为它展现了越过政治家和外交家清晰划定的国家边界的市场过程，那就更好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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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煤城是新世界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定义性因素。第二个是当时人所说的“大城市”的出现，说这个词的时候既兴奋自豪又特别地紧张不安。大城市不像工厂城镇那样是新鲜东西。作为贸易和资本积累的结点，它们曾在现代欧洲早期的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伦敦在1800年有一百多万人口，巴黎有五十万人口，维也纳有二十五万人口。但是19世纪最后十年大都市中心的增加却是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从安德鲁·默恩斯（Andrew Mearns）的《被抛弃伦敦的哀号》到雅各布·里斯的《另外一半如何生活》，到德国人对大城市（Grossstadt）的尖锐抱怨，大都市的增长对世纪之交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社会改革者产生了深刻影响。[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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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不是城镇而是人口超过十万的都市）的增长是不容辩驳的事实。1871年，德意志帝国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8个，占德国人口的5%。40年后有48个大城市，其中柏林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两个人生活在大城市。法国有15个大城市，英国和爱尔兰有41个，包括特大城市伦敦，人口达到七百万。在美国，1870年有14个大城市，1910年有50个。尽管有西部和南部农村巨大的稀释性影响，美国在1890年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和比利时一样了，这是根据人口两万以上城镇的居民在全国人口中的百分比来衡量的。在1890年北大西洋经济体中7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个坐落在美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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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城市中有些是重工业基地。更普遍的模式是贸易、金融、小规模制造业交织。伦敦东区、纽约下东区，以及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类似地区，既是生产中心也是贫困的中心，是拥挤不堪的蜂窝，为大城市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从银行和时髦商业街等内部繁华核心区往外延伸，码头区、仓库区、铁路车站，再进入好像没有尽头的血汗工厂和小作坊、小商店、当铺、贫民窟、廉价的工人住房区，全部都没有规划，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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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工业区成为直观了解纵向分配的动力的实例一样，大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对比与运动的实物。人们应该想象19世纪城市不是作为单位，而是街区的集合；在这些地方走过，就好像是穿过无休止的社会矛盾的丛林。一面是财富的高度集中，一面是贫穷的聚居区；一面是资产阶级的优美马车公园，一面是脏乱的酒馆小巷；一面是漂亮的购物大街，一面是满足大众需要的大片当铺、摊贩、旧货市场等。财富的两极分化不是新鲜的东西，但是它们集中而且紧挨着构成鲜明对照的都市风景，只靠工资和市场这层薄薄的、冷漠的关系维系在一起，这却是全新的现象，令许多观察家不知所措，紧张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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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显著贫富差距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另外一个特征是财产和人口永不停息地流动。大城市天生不稳定，不仅在于它们与农村之间不断后退的交界处，而且在于它们的核心，因为土地价值和财产使用随着市场和风尚的变化而转移。对流动性做出贡献的还有每年涌入大城市的大量人口，在资源永远也不够的环境中挣扎着寻找空间和栖身之地。柏林、维也纳、格拉斯哥、纽约都呈现出异常严峻的住房紧张局面。但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没有一个大城市能够说充分解决了住房供应问题。交通和公共卫生问题同样给城市当局带来沉重的压力，他们要努力把迎合城市新需要的新兴产业如私有自来水公司、粪便运输公司、有轨马车路线等杂乱发展合理化。难怪大城市吸引了世纪之交进步人士这么多的政治能量和想象力。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鲜明强烈地表现出私有财产权利和公共需要之间的紧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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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进入20世纪后，欧洲和美国的都市和工业区仍然是农业大海中肮脏拥挤的孤岛。工业资本主义的城市风景突然崛起在周围的农村背景之上。经济革命时间最长的英格兰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到1900年，英国的劳动人口中只有12%仍然依靠农业为生。同一时期即使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比利时，仍然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在德国，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一，在法国和美国是40%多一点。[73]工业发展核心区以外是广袤无垠的农村地区：容克控制的普鲁士和波兰的黑麦地区，奥匈帝国的庄园，南欧、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土地，美国南方深处的棉花地，密西西比河两岸往西无限延伸的平原等，这些地方在世纪之交的劳动人口中仍然有一半以上在从事农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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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对抗市场革命时，农村并不比城市有更多的免疫力。外国粮食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开始大量涌入欧洲（从加拿大、俄国以及更重要的美国），给这里的农业稳定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在爱尔兰，这些压力促使宗教和土地所有权方面长期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然的佃农暴乱。如果说抵抗是常见的，那么逃离就更司空见惯了。极端的事例发生在瑞典，那里从1860年到1910年移民国外的人口达到20%。到处都出现乡村人口以惊人速度离开家乡到城市去的现象，让当时的人们努力为留守农村的人口寻找新的庄稼组合和市场结构。[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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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了19世纪末叶，北大西洋经济体普遍出现了被连根拔起的农民。美国城市吸收了大量这样的人口，欧洲在流动方面也并不逊色，虽然游客往往专注于静态的风俗习惯。在英格兰，到本世纪末，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在1890年的柏林，30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工人中每五个就有四个出生在城市之外。到处都是移民，在英格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临时居民，在苏格兰煤矿干活的波兰矿工，在法国南部煤矿干活的西班牙矿工，在比利时和洛林的工厂城镇工作的意大利棉纺工人，以及在每个城市中干活的乡下人。在1870年代的利物浦户主中，四分之一是爱尔兰出生的人。在德国鲁尔区，1890年四分之一以上的矿工说波兰语。在鲁尔区的格尔森基尔欣镇（Gelsenkirchen），三分之一的学生说波兰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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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劳工的这些纵横交错的变化所产生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新产品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真实工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得到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教育机会、图书和阅读材料的供应、多样化的可供消费的娱乐形式、流动性的渠道。即使在汽车和家用电力普及之前，普通人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展，从汽灯到成衣，从廉价电影票到赴乡下游玩的电车票等。当廉价工业品和外国粮食的潮流冲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旧式农民和手工业者经济，这种碰撞释放出巨大的人类能量。要不是“改善”看上去这么确切地写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物质历史上，很难想象进步人士为什么对社会能够不断改善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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