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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41 到了19世纪最后十年，这些慰藉的共和理想在美国人头脑里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遇到一个竞争者，那就是以“审美的”框架看待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关系，中心问题不再是压迫和自由，而是文化、风俗和时间。与旧世界发展的缓慢和有机力量对比，衬托出新世界生猛的、竞争性的、未完成的特性。这种新对比产生的政治后果比从前的对比更让人不安，但仍是用时间和文化之类两极对立来表达的，所以两个大洲很难找到共同的社会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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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43 最有力地鼓励了审美情绪发展的是大旅行这样强劲的潮流。试图寻找想象中的前现代的、没有政治冲突的欧洲，19世纪末期到欧洲旅行的美国中上层阶级游客很快陷入商家旅行指南的现成术语中。首先，大旅行是认识历史和名胜古迹的好机会。这是一个大洲，上面散布着众多古迹，而且欧洲本身就像将自然和人工完美结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博物馆。拥有共和理想的游客把欧洲看作等待民主启蒙和觉醒的地方，而审美主义者眼中的欧洲就像一幅画，没有变化，保存完整。威廉·威洛比在1891年从英格兰给家里写信时说：“那里看起来好像该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林肯·斯蒂芬斯从汉堡表达了同样的内容：“任何东西都完美无缺，一切收拾利落、井然有序，没有争吵谩骂，没有灰尘，没有拆除的建筑。”对于有些美国人来说，古老的欧洲散发出绝望和悲观的气息，正如E.A.罗斯指出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与“西部彻头彻尾的玉米棉花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审美主义者美国游客渴望看到的欧洲就是宁静悠久、古色古香，就像古老的天主教堂的石头一样光滑明亮。[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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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45 像共和主义者的欧洲形象一样，淳朴古老的欧洲的形象在美国游客来到欧洲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了。1850年开始在英国乡村旅行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刚离开利物浦五英里远就发现他长久以来渴望看到的东西。“啊，我们来到它的怀抱中了！乡间——如此的乡间！绿草如茵、翠色欲滴、晶莹剔透。我们站在那里被它的美丽惊呆了。”他继续写道：“一幢石头房屋出现在我们眼前，乡间道路绕过它，在它与另一幢房屋之间穿行，又一拐弯，在我们左边出现的是一座教堂——古老的、爬满常青藤的乡村教堂，有棕色的石头和紫杉树——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还有绿树成荫、古老幽雅的英格兰院落。”他第二天又写道：“这样的景色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但是它的一切对我来说非常熟悉，就像我自己家乡的山谷。这是我们诗人的故乡！我们祖先的家园！亲爱的英格兰母亲啊！如果我亲眼目睹您的风采而无动于衷，那才让人觉得奇怪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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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47 这样的比喻帮助跨越了一些想象中的新旧世界差距。在培养与欧洲的文学纽带方面，19世纪末期美国人获得了他们有些人迫切渴望得到的东西：古老的历史和“更大整体的归属感”（正如年轻的阿拉巴马游客1891年说的）。审美大旅行的游客在欧洲畅游，鼻子伸进维多利亚后期图书馆的羊皮书里。简·亚当斯1880年代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时，在苏格兰读司各特，在意大利读罗斯金，在德国读卡莱尔。年轻的凯里·托马斯1881年从英格兰给家里写信时说：“我已经不再是美国孤魂，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根源：我的城堡和遗址、修道院和教堂小镇、茅草屋、我的湖畔、诗人的故乡、戏剧的风景、英国的大雾、紫色石南花”。[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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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49 不过，就在共同文化传统的意识使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人心中把两个大陆连结在一起时，新和旧、生猛和稳定的对比却迫使它们相距更远。非常典型的是，在海外的美国游客对令人想起美国的内容不感兴趣，对于破坏他们想象的欧洲稳定的经济变化力量兴趣更小。即使眼光敏锐的观察家奥姆斯特德也没有让向他抱怨的英国农民破坏他浪漫的心境。制模工人协会（Molders Union）的约翰·弗雷在伦敦白教堂（Whitechapel）区的贫民窟参观，但是他没有让读者了解英国制造业中心的细节，理由是所有的工业城镇都差不多。人们更愿意寻找英格兰的乡村（亨利·詹姆斯所说的“纯洁正宗的英格兰”）而不是商业化的伦敦，莱茵河谷的遗迹而不是粗俗和一意孤行的柏林，天主教堂（如老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所说的像干奶酪一样芳醇）而不是议会。1890年代中期来自佐治亚的年轻妇女梅·肯尼在欧洲大旅行时，在巴黎乘马车沿着大街看一个又一个景点：歌剧院、圣母院、巴士底狱、先贤祠。她的有些同伴登上埃菲尔铁塔，可她拒绝了，因为担心它的现代性破坏了城市的魅力。[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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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51 这样的欧洲遭遇没有激发出吉尔伯特·哈文在维滕堡参观时所发的那种世界历史变迁救世主之感。从政治上看，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对欧洲进行审美上的重新评价时民主理想急速贬值。具有审美眼光的游客让挤在一起的木屋披上了古色古香的神奇色彩，让士兵的军服染上灿烂的颜色。亨利·亚当斯回到伦敦后半开玩笑地说：“对于英国改革，亚当斯什么也不关心。”“他讨厌变化，他宁愿让教皇仍然留在梵蒂冈，女王继续待在温莎城堡作为历史见证。他不愿意把欧洲美国化。巴士底狱和贫民区如果好好保存是值很多钱的古董，主教和拿破仑三世同样如此。游客是讨厌创新、欣赏尘埃的极端保守派。”187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根无法把凯旋门看作专制暴政纪念碑之外的任何东西；但一代人之后，约翰·弗雷认为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街景的一部分。弗雷在参观拿破仑的陵墓时没有发出丝毫的谴责。曾经被立宪政体、选举权的扩大、奴隶制的废除清晰标识出来的历史进程，如今陷入一片混乱中。[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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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53 对于早先的民主信念模糊表现出的这种怀疑不只是大旅行的怪癖。纵观美国和世纪末欧洲的宽广前线，曾经认为民主的形式框架已经足够的许多人不像二十五年前那么自信了。普选权和立宪政体、贸易自由和个人自由，仅作为政治议程的这些东西失去了早先的光彩。到了世纪末，欧洲的激进分子已经开始放弃从前对美国的崇拜，因为他们吃惊地发现美国托拉斯和垄断机构不断巩固，正式承诺民主的国度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还有美国政治让人担忧的腐败猖獗。1890年代中期，最倾向于美国的早期费边社成员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说：“二十五年前美国是先进英国政治思想的指路明灯，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克拉克可以肯定的是：“仅仅是理论上的民主，没有伴随任何社会改革，完全是个错觉和陷阱。”美国作为西方民主橱窗的形象在欧洲激进分子看来褪色了。由于担心移民投票权问题，在黑人选举权问题上打起退堂鼓，许多美国人也加入了普遍撤离19世纪中期民主真理的行列。[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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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55 这种用有机主义而非共和主义术语对欧洲的重新阅读，如果说和人们对形式宪政民主丧失信心分不开，只看到它的保守或者怀旧的政治意义则是错误的。美国中产阶级游客渴望从想象中的前工业化时期旧世界的稳定性中寻找什么呢？不就是对美国无法无天、充斥暴力的野营探险的嫌恶吗？欧洲是和谐融洽的“有机整体”，美国是“无法无天的”；一个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另一个是丝毫没有减弱的激烈竞争和个人主义。这个二元论推开了更古老的政治对立，深深扎根于欧洲审美形象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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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57 到了世纪末，欧洲进步人士把同样的对立性用在美国本身。在充满改革思想的欧洲人游览美国的报告里，世纪之交美国城市的肮脏是个永恒的主题，它成为政府管理缺陷和社会破碎化的比喻。查尔斯·布思的芝加哥是泥巴和垃圾的集合，到处扔的都是破旧锅炉和排水管。汤因比馆的萨缪尔·巴内特认为波士顿更是垃圾遍地，散布着比白教堂区本身更肮脏的房屋。1897年曾经到美国寻找著作资料的年轻记者拉姆齐·麦克唐纳认为，芝加哥“像精神错乱的家伙，从头到脚污秽不堪，轻率鲁莽”。作家H.G.威尔斯警告说“没有秩序，没有预见，没有总体规划”。[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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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59 这些是游客的粗略印象。但是一位非常认真的英国医生阿瑟·莎德威尔曾经穿过工业化欧洲的心脏地区收集资料，他1903年到达美国后开始进行工业社会的对比研究。在纽约他经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欧洲南部可怜的小镇”。这个城市的建筑的“主要特征”，他写到，就是“无法无天、破破烂烂、个人卖弄摆阔、公众麻木冷漠”。这里的工业似乎正坐在劳资冲突的“火山口”。莎德威尔报告说：“这些全是仓促做成的东西，让她滚蛋！送她上地狱！就是这个话。”德国的工业方法很彻底，英国的自我感觉不错。比较而言，美国的主要特征是：“雄心勃勃、胆大妄为、进取心强、永不安分、渴望创新、善于发明、争强好胜、贪得无厌。”[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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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61 大多数欧洲批评家认为他们知道背后的原因。他们眼中的美国是个正在飞奔的国家，过分忙碌于私人的事物，无暇把各部分组成一个整体；随手扔掉抛弃的东西，胡乱对付公共生活，专心释放个人能量。没有更大的整体意识来管理永不停歇的、无所顾忌的能量。巴内特认为美国是个“去除了政府保护”的社会。它的居民“没有国家是一个实体、美国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没有国民意识”。拉姆齐·麦克唐纳认为“没有人能够凭良心说，这不是一个被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原子化概念所破坏、只知发财和模仿的国家”。约翰·伯恩斯重新强调了这个主题：美国的前景“遭到限制和阻碍，因为过分强调单元而忽视集体、过分强调个人而忽视社区、过分强调独占而反对国家”。惊人的私人智慧、混乱不堪的公共秩序、遥遥领先的私人企业、杂乱无章的社区——这就是拥有进步思想的欧洲游客的印象。旧世界培养的生活共同体遭遇新世界轻举妄动的个人主义。美国成为与“和谐有机整体”欧洲截然对立的另一极端。[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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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63 在强调社会和合作方面，大西洋两岸对比的审美框架不是没有社会政治潜力。但是这个时候，共和思想和审美意识两个极端都充当了阻止社会政治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流动的强大限制性力量。在大西洋关系的共和思想框架下，欧洲国家只能跟随美国先驱者的脚步前进。而在审美思想框架下，新旧世界的对比深陷在文化中无法移动的层次。只要欧洲和美国仍然处于对立的两端，局限在想象中的时间的两头，社会政治相互借鉴就有难以跨越的巨大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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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65 那种夸张了的欧洲对美国人的自我形象非常重要，在政治上却没有什么用处。吸引美国游客到欧洲的那些想象风景最终迫使两大洲想象的历史进入彻底分开的轨道。要让社会政治的大西洋交流成为可能，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必须越过新旧世界的想象中的风景。他们要开始不再把美国和欧洲看作被大洋和时间分开的大洲，而是被当时同一个变化和分裂之海冲刷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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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67 在19世纪大旅行的极端之外，在共和派和审美派游客的视野之外，促进会合的引擎其实已经在忙碌工作。在大西洋的两岸，一个新世界正迅速形成，里面有煤炭和钢铁、工厂城镇、蔓延的都市区、聚集的资本、大群的劳动力、新形式的苦难。19世纪末期的埃森、曼彻斯特、里尔、匹兹堡不仅仅是类似的现象，平行的独立发展。它们都是迅速扩张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市场要用这么丰盛的方式把商品运送到1900年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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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69 这个新世界的诞生地是英国。从18世纪后期开始，工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彻底颠覆了古老的农业经济，当19世纪末期美国游客开始来寻找司各特和华兹华斯的社会风景时，发现一切都变了样。新经济秩序的磨房、机器、蒸汽泵在1790年代的伦敦进入威廉·布莱克的意识时，仍然是陌生的、革命性的，“专横的齿轮/相互强制的运动”。到了下个世纪末叶，英国矿山和工厂的产量高居世界之首。在187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工业品的近三分之一。英国的煤矿在1870年的产量是相距最近的对手产量的2.5倍，铁矿石的产量是4倍，在棉纱锭方面，英国的领先几乎是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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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71 这些数字让当时人很感兴趣，通过工作过程的国家化，它们把工业生产的统计数据变成了国家地位的标志。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各国激烈争夺市场，操纵贸易和关税政策，牢牢控制殖民地市场，企图在工业老大的竞争中超越他人。然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民族国家，意味着扭曲起作用的根本力量。投资、管理和生产技术像水银流动似的跨越国界，在北大西洋的贸易大动脉推动下迅速传播。到了19世纪末期，那些了解大洋两岸新旧世界工业区的人印象最深的不再是区别，而是非同寻常的相似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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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73 实际上，最重要的共同纽带就是煤炭。19世纪，虽然不是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坐在煤矿上面或者附近，但大部分都是如此。煤炭是工业革命关键的自然资源，它是给本世纪提供动力的蒸汽能源的关键，是钢铁生产不可缺少的燃料。煤炭动力运送货物、推动机器、烹调食物、加热壁炉，煤烟在欧洲和美国城市缭绕。因为运输起来非常沉重和昂贵，煤炭吸引了投资者、企业家、工人和城市来到它身边。煤炭丰富的地区不仅成为生产的高炉，而且成为劳资冲突的高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大工会组织的所在地，也是任何地方的国家经济行动的早期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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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75 19世纪英国的四大工业基地中，有三个都处于煤炭丰富的地区（第四个在伦敦）。最重要的是英格兰北部的大型纺织厂和工厂聚居区。1901年，英国超过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处于以曼彻斯特为中心方圆四十英里的区域内。这里是英国工业化的心脏地带，是游客像避开麻风病地区一样避开的狄更斯小说中的世界。第二个几乎同样大规模的工厂聚居区沿着苏格兰南部展开，从格拉斯哥到敦提，这里同样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铁矿。据说人们要是在1880年代沿克莱德河而上，在没有看见格拉斯哥前就能听到造船厂大锤的喧闹声。格拉斯哥是当时英国的造船中心，是资本丰裕、贫民窟聚集的世界贸易中心。英国的第三大工业区是围绕伯明翰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因为熔炉的强光和炉渣而被称为“黑乡”。狄更斯嘲弄地称新工业城市为“焦煤城”（Coketown），但实际上焦煤城到处都是。[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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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77 焦煤城穿过比利时、法国北部，经过从里尔到列日的广阔矿藏区，在各个本质方面都是英国原型的复制品。比利时的矿山、工厂、密集的工业城镇让它成为欧洲大陆工业最密集的国家，在这里工人居住区过分拥挤，工资低廉，大量使用童工，文盲率高得让人惊讶。越过法国边界，同样的社会风景延续着。法国北部是工业心脏地区，法国的煤炭和棉纺织品大部分来自那里，是法国大型的、家长制工业企业的所在地，是激进的法国工人运动的战场，到了这个世纪末，成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堡垒。[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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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79 东边，同样的场面出现在莱茵河低地和鲁尔区。资本投资来到鲁尔区比较晚，但是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哪个地方工业化进展比这里还迅猛。到了世纪之交，鲁尔区及其周围工业城市群（丝绸纺织中心克里菲尔德、机械中心杜塞尔多夫、新兴的化工产业中心巴门和埃尔伯费尔德、煤炭钢铁中心多特蒙德、克虏伯主导的埃森）成为欧洲大陆最大、最密集的重工业集中地。在1890年到1990年间，以鲁尔区为中心的德国钢铁生产超越英国，很快帮助德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份额方面超过英国。德国迅速迈进的工业扩张并不完全取决于莱茵河低地的企业，还包括西里西亚的煤炭钢铁企业，包括阿尔萨斯—洛林，以及萨克森，像比利时一样集中了煤矿、纺织企业、过分拥挤的住房、（正如保罗·格勒在1890年代发现的）充满深刻仇恨的工人。19世纪中期的美国游客发现德国是野蛮的、让人讨厌的一滩死水。到了1900年，德国工业地区在经济转型方面甚至比美国本身还要快。[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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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81 在大西洋的西边，因为同样的贸易体系，尤其是英国资本的注入、英国技术的整体引进，同样的力量也开始起作用。当然，充足的水力资源给予美国旧工业区一抹田园风格的色彩。1903年阿瑟·莎德威尔吃惊地发现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相当漂亮和柔和”。到了19世纪后半叶，工业区的“欧洲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蕴藏大量煤炭的宾夕法尼亚是美国的经济心脏。美国两个最重要的制造业城市纽约和费城，就是利用宾夕法尼亚的煤矿满足高涨的能源需求。匹兹堡地区相当于德国的鲁尔区。在中西部，伊利诺斯煤矿地区滋养了另外一个工业集中地，从东边的匹兹堡和克利夫兰到西边的密尔沃基和芝加哥。1890—1891年从西到东游览美国的萨缪尔·巴内特认为到芝加哥就像回到了家乡曼彻斯特，同样有密集的工厂和琳琅满目的广告。匹兹堡让贝特丽丝·韦伯感觉像来到落后的意大利或者英国老家“黑乡”。阿瑟·莎德威尔也认为匹兹堡是熟悉的地方，“揭开盖子的地狱”，像埃森和谢菲尔德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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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83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缺乏快速和凶猛。1880年美国已经赶上英国的钢铁产量，1900年赶上英国的煤炭产量。在生产轮船和纺织品方面，英国仍然是难以匹敌的，但是英国、德国、美国在总体制造业产量的竞争中，美国的领先地位在世纪末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警惕美国人插入欧洲传统的市场成为欧洲报刊的经常性话题。欧洲记者把这个现象称为世界的“美国化”，更加恰当的想法应该是美国的欧洲化。若认为它展现了越过政治家和外交家清晰划定的国家边界的市场过程，那就更好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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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85 焦煤城是新世界工业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定义性因素。第二个是当时人所说的“大城市”的出现，说这个词的时候既兴奋自豪又特别地紧张不安。大城市不像工厂城镇那样是新鲜东西。作为贸易和资本积累的结点，它们曾在现代欧洲早期的经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伦敦在1800年有一百多万人口，巴黎有五十万人口，维也纳有二十五万人口。但是19世纪最后十年大都市中心的增加却是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从安德鲁·默恩斯（Andrew Mearns）的《被抛弃伦敦的哀号》到雅各布·里斯的《另外一半如何生活》，到德国人对大城市（Grossstadt）的尖锐抱怨，大都市的增长对世纪之交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社会改革者产生了深刻影响。[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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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87 大城市（不是城镇而是人口超过十万的都市）的增长是不容辩驳的事实。1871年，德意志帝国十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8个，占德国人口的5%。40年后有48个大城市，其中柏林的人口超过一百万，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两个人生活在大城市。法国有15个大城市，英国和爱尔兰有41个，包括特大城市伦敦，人口达到七百万。在美国，1870年有14个大城市，1910年有50个。尽管有西部和南部农村巨大的稀释性影响，美国在1890年的城市化程度已经和比利时一样了，这是根据人口两万以上城镇的居民在全国人口中的百分比来衡量的。在1890年北大西洋经济体中7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个坐落在美国。[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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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8989 这些城市中有些是重工业基地。更普遍的模式是贸易、金融、小规模制造业交织。伦敦东区、纽约下东区，以及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类似地区，既是生产中心也是贫困的中心，是拥挤不堪的蜂窝，为大城市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从银行和时髦商业街等内部繁华核心区往外延伸，码头区、仓库区、铁路车站，再进入好像没有尽头的血汗工厂和小作坊、小商店、当铺、贫民窟、廉价的工人住房区，全部都没有规划，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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