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78990
1703278991
正如工业区成为直观了解纵向分配的动力的实例一样，大城市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对比与运动的实物。人们应该想象19世纪城市不是作为单位，而是街区的集合；在这些地方走过，就好像是穿过无休止的社会矛盾的丛林。一面是财富的高度集中，一面是贫穷的聚居区；一面是资产阶级的优美马车公园，一面是脏乱的酒馆小巷；一面是漂亮的购物大街，一面是满足大众需要的大片当铺、摊贩、旧货市场等。财富的两极分化不是新鲜的东西，但是它们集中而且紧挨着构成鲜明对照的都市风景，只靠工资和市场这层薄薄的、冷漠的关系维系在一起，这却是全新的现象，令许多观察家不知所措，紧张不安。
1703278992
1703278993
大城市的显著贫富差距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另外一个特征是财产和人口永不停息地流动。大城市天生不稳定，不仅在于它们与农村之间不断后退的交界处，而且在于它们的核心，因为土地价值和财产使用随着市场和风尚的变化而转移。对流动性做出贡献的还有每年涌入大城市的大量人口，在资源永远也不够的环境中挣扎着寻找空间和栖身之地。柏林、维也纳、格拉斯哥、纽约都呈现出异常严峻的住房紧张局面。但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没有一个大城市能够说充分解决了住房供应问题。交通和公共卫生问题同样给城市当局带来沉重的压力，他们要努力把迎合城市新需要的新兴产业如私有自来水公司、粪便运输公司、有轨马车路线等杂乱发展合理化。难怪大城市吸引了世纪之交进步人士这么多的政治能量和想象力。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如此鲜明强烈地表现出私有财产权利和公共需要之间的紧张冲突。
1703278994
1703278995
可以肯定，进入20世纪后，欧洲和美国的都市和工业区仍然是农业大海中肮脏拥挤的孤岛。工业资本主义的城市风景突然崛起在周围的农村背景之上。经济革命时间最长的英格兰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例外。到1900年，英国的劳动人口中只有12%仍然依靠农业为生。同一时期即使在工业化程度很高的比利时，仍然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在德国，这个比例是三分之一，在法国和美国是40%多一点。[73]工业发展核心区以外是广袤无垠的农村地区：容克控制的普鲁士和波兰的黑麦地区，奥匈帝国的庄园，南欧、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农民土地，美国南方深处的棉花地，密西西比河两岸往西无限延伸的平原等，这些地方在世纪之交的劳动人口中仍然有一半以上在从事农业劳动。
1703278996
1703278997
但是在对抗市场革命时，农村并不比城市有更多的免疫力。外国粮食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开始大量涌入欧洲（从加拿大、俄国以及更重要的美国），给这里的农业稳定带来了破坏性的后果。在爱尔兰，这些压力促使宗教和土地所有权方面长期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然的佃农暴乱。如果说抵抗是常见的，那么逃离就更司空见惯了。极端的事例发生在瑞典，那里从1860年到1910年移民国外的人口达到20%。到处都出现乡村人口以惊人速度离开家乡到城市去的现象，让当时的人们努力为留守农村的人口寻找新的庄稼组合和市场结构。[74]
1703278998
1703278999
因此，到了19世纪末叶，北大西洋经济体普遍出现了被连根拔起的农民。美国城市吸收了大量这样的人口，欧洲在流动方面也并不逊色，虽然游客往往专注于静态的风俗习惯。在英格兰，到本世纪末，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在1890年的柏林，30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工人中每五个就有四个出生在城市之外。到处都是移民，在英格兰工厂工作的爱尔兰临时居民，在苏格兰煤矿干活的波兰矿工，在法国南部煤矿干活的西班牙矿工，在比利时和洛林的工厂城镇工作的意大利棉纺工人，以及在每个城市中干活的乡下人。在1870年代的利物浦户主中，四分之一是爱尔兰出生的人。在德国鲁尔区，1890年四分之一以上的矿工说波兰语。在鲁尔区的格尔森基尔欣镇（Gelsenkirchen），三分之一的学生说波兰语。[75]
1703279000
1703279001
市场和劳工的这些纵横交错的变化所产生的最明显后果，就是新产品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北大西洋经济体的真实工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得到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教育机会、图书和阅读材料的供应、多样化的可供消费的娱乐形式、流动性的渠道。即使在汽车和家用电力普及之前，普通人能够购买的商品种类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发展，从汽灯到成衣，从廉价电影票到赴乡下游玩的电车票等。当廉价工业品和外国粮食的潮流冲破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旧式农民和手工业者经济，这种碰撞释放出巨大的人类能量。要不是“改善”看上去这么确切地写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物质历史上，很难想象进步人士为什么对社会能够不断改善充满信心。
1703279002
1703279003
但是如果19世纪的经济革命产生了潮水般涌来的新商品，不能否认的是它们也带来了新形式的苦难。按照边沁主义计算法[76]，我们不清楚痛苦和快乐相比总体上的赤字是否在增加，但是市场革命强有力地改变了经济痛苦的经验和意识。农村生活的痛苦原先就是严重的和反复出现的：庄稼歉收、瘟疫、疾病、事故、生孩子。但是这些受财富、税收和庄园势力的社会制度塑造和强化，呈现出自然的（因而）难以避免的色彩。工业资本主义的痛苦不那么容易预测，它们的人性面孔不容易掩盖。流动性和脆弱性随着劳动力的商品化加剧而不断增强。农民失去了土地、家族纽带、风俗习惯的安全感，在新的工资劳动市场上，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出现失去挣钱能力的情况。都市工人阶级的早期研究者对劳动能力和穷困之间的脆弱界线非常着迷，以及人们如何变幻无常地从一边被推到另一边。在这些新形式的痛苦中，冷漠麻木、精心算计、愚蠢程度、小气程度等人为之手至少和命运本身一样强大。企业事故、房东的驱逐通知、老板对工资的不妥协态度都是明显的社会事件。既然是权力和政治事件，有人认为肯定有社会和政治解决办法也就不让人吃惊了。
1703279004
1703279005
人类有意识行为的手在大城市生活的痛苦中和农村的痛苦中一样明显，正如民粹主义者对银行和铁路权力的控诉所示。托马斯·哈斯克尔指出在19世纪末期，社会问题的根源好像消退了，慢慢变得辨不出踪影了。[77]但是从长远观点看，相反的说法恐怕才是更恰当的。随着风俗习惯在商业化的潮流中消退，人类力量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出现了围绕“社会”概念的整套词汇——“社会经济”、“社会政治”、“社会问题”、“社会疑难”，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人们日益意识到市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质。痛苦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是工资劳动市场的痛苦、大城市生活的痛苦和从前的痛苦不一样，人们很难按照过去的模式接受它。
1703279006
1703279007
最后，人们不需要把农村生活浪漫化就可以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的新世界遭受远比过去更明显的冲突的冲击。争夺面包的动乱、都市暴动、农民起义曾经是前工业化社会的常见现象。但是不管中产阶级进步人士称新时代为彻底的“工业战争”是否正确，毫无疑问的是，社会各阶级更频繁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有了比从前更深刻地制度化的仇恨。罢工成为新秩序最让人不知所措的标志，双方怨恨地、激烈地斗争，随着时代的前进，规模越来越大，让国家越来越多地充当警察、协调者和军事镇压者的角色。但是罢工不是市场关系新体制的外来者。像就工资讨价还价一样，罢工也是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样的，双方趋向集体纪律和组织机构的动力也是如此，不管是成立工人联合阵线还是坚实的企业主联合体。在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和有组织的资本家团体不断激化的冲突中，个人权利在什么地方终结、公共权利在什么地方开始成为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当查尔斯·纪德把社会经济领域描述为“社会和平”问题时，不管名词还是形容词都有沉重的分量。
1703279008
1703279009
焦煤城和大城市，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日益加剧的不安全感：强调这个新社会秩序的共同轮廓特征并不是要否认其中的国家特殊性。不过，在所有重要方面，欧洲及其西面的经济前沿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在经历这些起伏动荡的。在大西洋的两岸，这个世界的轮廓、典型的风景、不满和冲突的主要根源越来越明显地突现出来。它是与旅游指南所展示的不一样的欧洲，与美国独特命运论者愿意承认的情况不一样的美国。在政治和审美对比的表面之下，不存在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区分，只有共同的、经济推动的新世界塑造过程。
1703279010
1703279011
1703279012
1703279013
1703279015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进步政治
1703279016
1703279017
19世纪末的新大西洋经济将鼓励大西洋范围的新政治。从1890年代的第一次萌动，新社会政治作为强大的政治力量在1910年代登上舞台，在北大西洋世界的每一个首都都出现了它们的代表。即使远离政策和思想革新的主要中心的美国也被卷进来了。
1703279018
1703279019
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组成一代新社会政治力量的人从未拥有共同的名字。他们中的有些人从来没有找到用来称呼自己的一致用语。威廉·贝弗里奇把自己称作“托利民主党”、“工人帝国主义者”、（“非常接近”）社会主义者、自由派。美国城市改革者弗里德里克·豪威自称单一税制派、“自由派”、“改革者”、“激进分子”。在国家的政治文化中，术语的混淆就更加明显。在法国，社会政治的先驱者把自己称为激进分子、社会连带主义者、经济上的干预主义者，或者干脆叫做社会改革（la réforme sociale）支持者。在英国，他们的名字有“新自由派”、“新激进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费边社成员，或“集体主义者”。在德国，十多个竞争的社会政治党派和压力团体围绕一个核心词汇“社会”（sozial）构成。[78]
1703279020
1703279021
但是，有一个词已经非常接近共同的标准或特征：“进步”。作为政治称号，它先出现在英国，诞生于1890年代伦敦激烈的城市政治辩论中，后来才在新世纪的前十年跨越大洋来到美国。到了1910年，在弗里德里克·瑙曼、 路约·布伦坦诺和其他年轻改革派知识分子的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中，“进步”这个词在德国也获得了社会政治的色彩。[79]这对于社会政治支持者的自我定位是最重要的，认为自己不是献身于抽象的原则，而是处于历史进步前沿的独特地位，那里生产和交换的革命性影响体现得最清晰和明确。
1703279022
1703279023
当然，之前的激进分子和改革者也想象自己在历史的前沿工作，但是却没有把经济作为改变的主要因素。自从伟大的18世纪革命后，他们的核心工程一直限制的不是商品化过程，而是君主国家的中央权力。政治权威机制是他们的天才构想：绑住潜在专制君主之手的成文宪法、自我限制的政府、议会自主性、大众特权、扩大了的选举权、更直接的代表性、更广泛的公民豁免权、清晰的人权法案。
1703279024
1703279025
进入19世纪末叶，这些工程仍然是党派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框架。1870年在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帝国仓促地和普鲁士军事较量失败后垮台，刚刚开始第三次共和国的尝试，局面仍然非常不稳定。现代德国，就是由把拿破仑三世赶下台的普鲁士军队打造的，在1871年刚刚出炉，正在忙于制订宪法和国家建设。在1890年的英国，威廉·格莱斯顿做首相的第二年，自由政治的议程已经稳定推进了四分之一世纪：政治民主化、自由贸易、爱尔兰权利、宗教异议者的自由等。1870年的美国，激进分子和改革者仍然处于内战和分裂的余悸中，国家的政治重建和如何为前奴隶提供自由的议题让任何别的政治考虑相形见绌。[80]
1703279026
1703279027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对这些问题不是冷漠无情的。在议会多数控制原则还没有确立的国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瑞典），或选举权受特别严格的财产标准限制的地方（如德国的某些邦和市），或地主贵族仍然对平民多数拥有正式否决权的地方（如英格兰，直到劳合·乔治为解决1909—1911年预算危机强迫上院屈服之前），很少能够清理区分新老改革政治的议程。
1703279028
1703279029
但是，无论新社会政治的塑造者是维持旧的民主激进主义还是（更常见的情况）从中选择性借用部分内容，通过反思或者修改来搁置其他内容，他们共同的观念是，围绕国家权力重新分配的政治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因为曾经是法庭、国王、地主贵族之特权的权威已经转移到了资本所有者和工业家手中，因为权力和痛苦的根源主要已变成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从前激进的法律—政治大拆除工程在反思社会和国家宗旨的需要面前逐渐消退。这就是威尔斯1906年在美国写的文章的意思，当时他坚持认为：在波士顿规划的野心勃勃的大城市公园体系中或者在尼亚加拉瀑布刚开始为安大略省供电的发电机中，可以发现比首都华盛顿特区更多的政治诺言。在首都，“联邦政府被困于孤岛之上，各种关系纠缠成死结，受保障措施约束，完全搁浅了，根本动弹不得”。这就是各地进步人士说光是取消权力并不能解决问题时所表达的意思。政治的核心从宪政体制转向行政管理，从贵族特权的后果转向日常生活的背景。英国的约瑟夫·张伯伦早在1883年就指出“未来的政治是社会政治”。[81]
1703279030
1703279031
通过个人和集体持续不断的努力，社会政治的很多工作一点一点地完成了。煤矿和工厂工作条件上的公共限制，连同负责监督实施的拿工资的公共检察员（现代社会政治的重要发明之一），在英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英国财产所有者在出租和建造供人居住的房屋时自由权利有所限制，这是1840年公共卫生政治的杰作。俾斯麦体制赖以存在的地方性德国救济会（Kassen）在帝国成立前很早就有了；鼓励成立互助会（société mutuel）是拿破仑三世喜爱的工程。总而言之，进步政治的许多主要机构早就有了。但是直到这个世纪末，18世纪大革命确定的大政党和组建联盟的政治议题才开始转向新的轴心。
1703279032
1703279033
流行的政治联盟的第一次主要分裂出于机会主义，是和理论无关的应付危机和抓住机会的努力。强烈反对国家干涉私人工资合同的俾斯麦小心翼翼地退入他1880年的社会保险项目——为了解除非法的社会主义者的武装，重新塑造德国工人阶级对国家和皇帝的忠诚，把工厂主人的经济“家庭”神圣性放到一边。格莱斯顿1881年的爱尔兰土地改革法案是类似的特例，它废除合同，把公平地租问题转交到特别的国家委员会，许诺国家资助从地主手中购买土地。这是临时破坏自由原则的行为，目的是安抚爱尔兰佃农沸腾的愤怒，最终把棘手的爱尔兰问题从政治上赶走。
1703279034
1703279035
但是到了1890年，在北大西洋经济体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更广泛的、更持久的政治重新结盟的迹象，甚至在它的边远据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可以看到。那个十年的进步运动——威廉二世与“社会君主”概念的调情、法国社会激进主义的出现、新西兰自由主义者和劳工的同盟、英国和美国的都市进步同盟，最初的来源明显不同。在德国，1890年代早期的“新道路”是君主野心的成果。年轻的德国新皇帝要切断和年迈的俾斯麦的关系（后者此时已不再愿意进行下一步的社会政治实验），自上而下开始社会政治的道路：把大批改革派国家管理者吸收进普鲁士政府，要求德国国会讨论工业安全和管理的立法议程，鼓励在现有新教教会内组织社会福音运动，亲自干预1889年鲁尔区煤矿工人的罢工事件，组织第一次欧洲范围的政府间国际会议讨论统一的劳工标准。相反，在法国，1890年代的社会政治产生于中产阶级和共和派思想的先驱。莱昂·布尔热瓦是最突出的典型，他是激进政治领袖和内阁成员、社会连带主义哲学家、公共卫生联盟（Alliance d’Hygiène Sociale）的主要推动者、“社会博物馆”的荣誉主席。他的1895—1896年激进政府在反对教权和实行宪政这些传统共和思想外，第一次添加了野心勃勃的社会政治议程：工厂雇佣工人规范、进步的所得税政策、公众养老金补贴。[82]
1703279036
1703279037
在1891年到1906年的新西兰，自由派—劳工同盟吸收了其他成分。拥有大批羊群和土地的大地主与迫切渴望土地和工作的都市工人之间长期存在紧张关系，政府利用这种矛盾推动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土地累进税、小业主的公共土地租赁、全面的工厂管理规定、（道德上可敬的）穷人不带耻辱性质的养老金、成年女性的选举权，还有对于组织起来的劳工实行强制性仲裁法律，把工资纠纷的死结从市场提出来，放在经过特别挑选的法官手中（这是世界上第一例）。[83]
1703279038
1703279039
新西兰是1890年代进步政治的橱窗。在简·亚当斯的朋友和政治同盟者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看来，新西兰是“现代世界的政治头脑”，是世界先进立法的“实验室”，他曾经跨越半个世界到这里游览。1898年锡德尼·韦伯摆脱对陷入宪法死胡同的美国政治的沮丧之感，同样热情赞扬：“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真正的民主，人们真正得到希望的东西，不是1789年名义上的英国宪法。”[84]
[
上一页 ]
[ :1.7032789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