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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1 有时候社会新教纽带会产生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1880年代后期罗伯特·伍德在安多福神学院还是个年轻学生，早期的社会福音教师威廉·J.塔克挑选他来研究“社会经济”课题。首先派他到纽约市调查社会主义和工会主义的关系，后来又派他在1890年到英国，在汤因比馆居住半年。巴内特介绍他认识了社会福音运动领袖和慈善问题专家，如慈善组织协会的查尔斯·洛赫和查尔斯·布思、积极参与为伦敦穷人谋求定居点计划的斯特德，以及《被抛弃伦敦的哀号》的作者安德鲁·默恩斯。但是很快地，伍德对社会主义者的兴趣超过对慈善家的兴趣，劳工运动成为他最感兴趣的工作。威廉·克拉克带领伍德参与费边社的讨论（当时费边社才成立六年），和他一起到英国北部工厂城镇旅行，培养了他对新生的工会主义日益增长的兴趣。在伦敦，伍德找到区工人俱乐部和襁褓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是，刚取得了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的胜利，伦敦非技术工人的“新工会主义”让他感到兴奋。他认为码头工人约翰·伯恩斯是“了不起的人”；伯恩斯的合作者汤姆·曼是“英国当今社会最好的人之一”。伍德的《英国社会运动》总结了这些发现和1891年的热情，是最早描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外在的殷勤谦恭下面萌动的“社会民主”的书籍之一。[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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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3 伍德在费边社的学习经验将会形成一种典范，一种因重复而变得可以预料，甚至是公式化的事件。由于具备自我宣传的杰出才能，费边社成员组成了他们自己的跨越大西洋的关系网。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在1890年代都横渡过大西洋。其中韦伯夫妇1893年游历美国，从纽约到旧金山寻访阿尔伯特·萧、古尔德、布鲁克斯（现在已经是老相识了）等人，还有劳工局的卡罗尔·莱特、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当时还在普林斯顿）、简·亚当斯等。在这个十年内，格雷厄姆·沃拉斯、拉姆齐·麦克唐纳、威廉·克拉克、伊尼德·斯泰西、帕西·奥尔登、珀西瓦尔·查布、约翰·W.马丁都到美国做过演讲。[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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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5 韦伯夫妇由于对美国政治的“幼稚”特征感到震惊，再也没有重复访美的经历，但是其他费边社成员形成了持久的跨大西洋的交往和联系。威廉·克拉克成为亨利·D.劳埃德的好朋友，并且是埃德温·米德主编的《新英格兰杂志》的特约撰稿人。格雷厄姆·沃拉斯与几十个美国人保持密切联系，最后成为《新共和》内部圈子的成员。费边社有些著名成员移民到美国，和布利斯一起在1890年代中期组织了位于纽约的费边社美国分部，虽然寿命很短暂。一些美国进步人士加入了伦敦总部，其中有“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的弗朗西丝·威拉德、女性主义者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在成立“妇女工会联盟”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威廉·英格利希·沃林、睦邻中心运动的查尔斯·朱布林。但是在费边社看来成员身份并不比纯粹的关注更重要。他们努力维持和巩固美国纽带，很快就使与韦伯夫妇喝下午茶和讨论成为到欧洲访问的美国进步人士的固定目标，就像爱好艺术的旅游者必然参观大教堂一般。[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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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7 另外一个联系逐渐增强的纽带是国际会议。在1889年和1900年巴黎举行的由法国人主导的社会经济会议上，美国人只占很小的比例。在1900年“公共资助和私人慈善国际大会”的1639名成员中，美国人只有23名。巴黎博览会那年夏天召开的“劳工立法国际会议”上，劳工局的威洛比和哈佛大学的约翰·卡明斯是仅有的两位美国代表。但是在后来的一些年，美国人就多起来了。1910年巴黎举行的失业问题国际大会有10名美国代表，同年夏天在维也纳举行的住房问题国际大会有28名美国人参加。如果不是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话，1915年的社会保险国际大会本来决定要在纽约召开（在美国首次召开这样的会议）。[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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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099 自由派和进步观点的杂志形成社会政治知识和交流的另外一个渠道。欧洲来信一直是人们熟悉的体裁，喜欢写作的美国人如果不能在本地报纸上找到发表他（她）旅游感想的地方，那是非常罕见的。著名的政治旅行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等人动身时口袋里就有和报纸签订的合同，回国后把发表的文章集结成书出版。[105]旅游印象文体之外越来越多地加上了受特别委托进行调查的内容。阿尔伯特·萧的《评论之评论》是斯特德的英国同名杂志的美国分支，是早期积极报道欧洲社会政治消息的渠道。很恰当地起名为《世界工作》的杂志是另外一个渠道。与社会福音有联系的《瞭望》（Outlook，招募了曼斯菲尔德馆的帕西·奥尔登和“新自由派”罗伯特·唐纳德撰写英国新闻）、《肖托夸会刊》（Chautauquan，在1904—1905年刊登了以“欧洲社会进步”为标题的系列报道），还有社会工作杂志《调查》（Survey）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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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01 喜欢搜集揭发丑闻的报刊往往有世界性的好奇心。《麦克卢尔》杂志派雷·斯坦纳德·贝克到德国看看他能在1900年发现点什么。它的对手《人人杂志》派查尔斯·拉塞尔在1905年到世界各地寻找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事例。在“公益战士”这一标题下，拉塞尔发表了很多文章，包括伦敦市政议会（LCC）的都市化工作（他用赞赏的口气称之为“朴实的、大胆的、不加限制的社会主义”）、瑞士直接民主、德国国家铁路、澳大利亚工党以及最热情讴歌的新兴新西兰（这个现实的南大洋乌托邦）。有些杂志对海外进步潮流特别感兴趣。本杰明·弗劳尔的激进刊物《竞技场》（Arena）发表了大量他所说的“海外、外国实验室”的报道。《新共和》创立的时候和英国的《国家》杂志有政治上的亲属关系，有不少作家同时为这两家杂志撰稿。[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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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03 虽然好奇心和乐观主义对这项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有些最好的却源于失败。两位最能干、最多产的世界改革记者亨利·劳埃德和弗里德里克·豪威，他们从事这个工作是出于挫折感和在家乡陷入困境。劳埃德开始是芝加哥专于传统经济观点的评论作家，1870年艰难时代把他震出了习惯的道路。他写了一本愤怒揭露伊利诺斯州煤矿劳工关系的书，控告标准石油公司的垄断行为，因此他一举成名并积极投身民粹主义和劳工政治。到了1896年，他对民粹主义堕落成只是“自由铸造银币”的政治感到沮丧，厌烦透顶。他给朋友写信说：“我厌烦了乱翻污秽，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开始砌墙，建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结构。”他不要成为理论家或者扒粪者，而愿做收集者——“沙拉”制作者（他后来说的），收集“欧洲和澳大拉西亚的所有好思想”。“乌托邦一直都有人写，”两年后他描写自己的新政治信仰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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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05 在我们发展到这个地步时，特别需要的是集中精力观察世界不同地区在不同方面为“民有、民治、民享”而做出的各种事情。如果能够激发美国人把所有成功的改革运用到自己的国家……用在城市管理、国家社会主义、自愿的合作社等方面，我们就可以在此地、在当下创造接近理想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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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07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他动身考察海外建设性的社会政治：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合作社运动、新西兰的社会政治和强制性仲裁、瑞士的直接民主等。到了1903年他去世时，这些方面他都有著书。[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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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09 继劳埃德之后向美国读者宣讲欧洲进步政治的著名人士弗里德里克·豪威有相似的经历。他曾经在克利夫兰市长汤姆·L.约翰逊的改革同盟中发挥过领导作用，但是当同盟在1909年陷入瘫痪时，他开窍了。漂泊中，他也动身到其他地方寻找成功故事。像劳埃德一样，豪威把世界变成了图书馆，从中可以借阅现实的、经过检验的改革思想。很久以后他回忆道：“我曾经梦想社会民主，但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我要把德国、英国、瑞士、丹麦的成果集中起来，作为建设性民主的范例来展现，如果把国家看作服务人民的机构，我们也可能拥有这样的社会。”[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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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11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在这些溪流般汇合的对欧洲社会政治的兴趣之中，还加上了受委托进行的调查研究。全国公民联盟在1906年参与美国城市公共交通政治的激烈辩论，派出十五名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考察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城市公共所有权实践。在1910年到1913年美国关于工业事故立法的辩论中，美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制造商协会以及若干州政府都组织了专门委员会，对英国和德国的经验进行梳理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由于城市改革运动的刺激，市政研究局的考察团1912年在法兰克福花费四到五个月的时间收集高效城市管理的秘密。第二年夏天至少有四个由机构组织的欧洲考察团：乔治·普莱斯为纽约服装行业的卫生控制联合委员会考察欧洲工厂检查方法，雷蒙德·福斯迪克为洛克菲勒资助的社会卫生局考察欧洲警察方法，另外一个欧洲社会保险调查是凯瑟琳·科曼为进步党的信息中心做的。此外还有美国的欧洲农业合作和农村信用委员会，120多人的庞大考察团。有些美国旅行团不过是公费游玩而已，但是豪威和他的朋友林肯·斯蒂芬斯认为这种活动非常重要，所以带领波士顿商会组织的80名商人在1911年游历欧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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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13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关心社会的美国人能够参加特别组团到欧洲旅游。城市学院一位社会学教授在1911年为社会工作者提供暑期研修旅行，包括访问伦敦睦邻中心、英国花园城市、比利时合作社、巴黎托儿所。国际公民局（International Civic Bureau）1912年的欧洲城市旅游有豪威领导的筹备委员会。战前最大的社会学大旅行，即教育旅游协会1914年的“公民和社会旅行”，计划在欧洲旅行65天，带队者包括三位经济学教授、纽约城市俱乐部的秘书、英国花园城市和城镇规划协会的执行秘书。旅行日程安排包括柏林的劳动仲裁法庭、帝国保险总部、慕尼黑职业学校、哥本哈根和布鲁塞尔的合作社、阿姆斯特丹、利物浦和乌尔姆的城市住房、巴黎和法兰克福的社会博物馆、克虏伯和吉百利（Cadbury）工厂的模范工人住房、比利时流浪者劳改营、英国救世军的失业者救助中心、杜塞尔多夫的儿童医院、巴黎母婴哺乳所、伦敦的公共澡堂、布鲁塞尔的公共典当铺，并且都穿插有关于城市规划、住房、法国工团主义（syndicalism）、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和社会保险的各种研讨会。除了对所有这些社会问题的热忱，还有一些艺术画廊参观，以及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的莎士比亚故居参观一个上午。[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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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15 《国家》杂志编辑在1914年夏天总结这些趋势时说，我们美国人“不再瞧不起‘外国人’”。“很明显，我们正在摆脱认为旧世界里没有一个观念适用于美国的态度。”[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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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17 美国和欧洲进步人士的利益和经验交织在一起，对在大西洋两岸起作用的社会力量的共同理解把他们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联系的网络不能够消除跨大西洋进步事业关系中两个长期存在的特殊性。第一是交流的不平衡性，第二是旅行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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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19 美国进步人士对欧洲同行经验和观点的借鉴程度远远高于欧洲人对美国的借鉴，这并非历史的设定事实。在1880年代跨大西洋的激进世界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激进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他对澳大拉西亚劳工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他1880年代对英国和爱尔兰的五次旅行在这些岛上引起轰动。乔治关于土地垄断的演讲刺激费边社脱离了最初那种朦胧的唯心论。1880年代中期，乔治和他的劳工同盟在纽约市选举中的胜利似乎成为定局。连马克思的伦敦圈内也都认定首创精神转移到了美国人手里。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1886年应德国移民社会主义劳动党邀请到美国宣传马克思的正统思想，回来后反而向伦敦听众畅谈乔治的“大帐篷”劳动党。1889年锡德尼·韦伯写道：“英国当前流行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完全始于《进步和贫穷》在这里的传播。”这也不过是稍微有些夸张。[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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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21 激进的和渐进的欧洲人在此后几十年里继续前往美国朝圣，从美国带回社会政治观点和革新思想。在1920年代费边社的《读什么？》小册子里既有英国文章也有美国文章。[113]美国人的进步实验如缓刑和少年管教法庭、公共公园和运动场、劳工统计局、女性选举权，尤其是公共小学教育，都给欧洲进步人士以长远的影响。从政治上说，正如1918年末伍德罗·威尔逊到达欧洲时的欢迎人群所清楚显示的那样，美国式民主的前景仍然魅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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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23 但是，把这个清单和欧洲向美国传递的新方案清单并列起来，人们肯定发现美国方面严重入超。从睦邻中心到分区条例，从劳工立法到农业合作社，从城市所有的交通体系到社会保险，这些从欧洲向西传到美国的社会政治实验比相反方向的传播多几倍。跨越大西洋的进步思想联系不是单行道，但是在1870年到1940年期间对于美国参与者来说，没有比“极端不平衡”这个词更恰当的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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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25 这种不平衡的难堪迹象之一是欧洲进步人士对美国政治的兴趣明显减少。肯尼思·摩根在这个时期写到，在美国人对英国进步政治的注意力“连贯和持久不断”时，相反方向的兴趣“从最好处说也是间歇性的、部分的”。[114]马克思对美国政治的幻灭更是众所周知。韦伯夫妇的失望出现得更早，两者都受到理论的强烈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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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27 阿尔弗雷德·齐默恩1911年和1912年寻找进步美国的七个月朝圣之旅更能说明问题，也更让人辛酸。刚刚研究了古代雅典的平民共和理想，齐默恩来到美国，心中充满了古代和现代的公民政治文化理想，努力在新世界寻找政治活力的中心。在纽约，他参观了联合慈善大楼，搜寻该市的著名社会主义者，和西奥多·罗斯福共进午餐，出席群众抗议大会纪念在服装厂大火中因为被锁在“三角女式衬衣公司”顶楼而遇难的146名工人。他观察了一次选举，参观了下东区公立学校，那里的移民孩子向国旗敬礼“真正让我感到美国是自由的土地”。他写到“东区从某方面说是可怕的贫民窟，但是和英国的贫民窟不一样，因为这里的人们充满活力、希望和快乐”。去南方兜了一圈，试图寻找杜波依斯未果之后，他来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他热切地写道：“国家实际上是由大学来管理的，笼统地说……这里的经济学学生是立法者……每个问题都先在课堂上辩论过了之后才会到立法部门辩论。”大学里有约翰·康芒斯（齐默恩认为此人可以说是美国的锡德尼·韦伯），议会立法文献图书馆里有查尔斯·麦卡锡，真正的政治科学好像就已经实现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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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29 齐默恩给妹妹写信说“很多新思想可以用在国内”。但是从那以后，进步美国的形象崩塌了。他和美国人交谈得越多，他的信心就越小。芝加哥野蛮的、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让他不知所措。美国钢铁公司的模范城市，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在他看来是个可怕的堡垒。六个月后，他给家里写信说：“我早已放弃把美国看成进步土地的想法。我的思想中剩下的唯一问题是它比英国落后多少年。我觉得大概落后80年，而且发展速度还没有我们快。”[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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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31 到了齐默恩提到这个话题时，美国落后的说法已经在欧洲进步人士中根深蒂固了。有时候它是作为不屑一顾的笼统用语，如费边社的皮斯在阅读了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斯对美国劳工关系的最新报道后总结：“在涉及人作为社会和思想存在的方面，美国比我们落后若不是几个世纪，至少也落后几十年。”有时候说法比较准确，如英国劳工运动支持者J.R.克莱尼斯指出，在劳工立法方面1909年的美国落后英国20年，在工会发展方面落后15年。不管怎么说，美国人很难认识不到外国人的看法：从政治和社会上说美国是发展停滞的国家的典型。[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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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33 像这样的判断不断积累只能强化美国人的局外人意识，以及他们作为大西洋交流中的小伙伴的地位。对于这种边缘化意识，大西洋进步交流的第二个持久因素增加了其分量。那就是美国参与者与新社会政治网络的中心在地理上的距离。1900年巴黎博览会上，美国人是后来者，迫切渴望占一个位置，了解一些信息。正是这种天生的地理关系让美国人在遇到欧洲社会政治时，往往手里拿着介绍信，像到遥远的地方短期考察旅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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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35 从遥远的地方过来，美国人很少看到正在建设的东西。“成品”（finished）这个词如同线索贯穿在他们的记录中。来自一个在他们看来充满了碎片残余和未完成事务的政体，他们要寻找实际的成就。对于建设成品而不是建设过程的强调常常模糊了欧洲社会政策制订的政治。在德国的美国进步人士很少充分地认识到威廉皇帝时代的德国（或后来魏玛政治时代）异常紧张的政治局势。他们把约翰·伯恩斯当作偶像，而实际上伯恩斯已经成为早就爆发过的火山的灰烬了。到欧洲来寻找经受过检验的社会政治措施，让他们强调那些能够带回去的措施的好处，而不是强调促使那些措施形成的同盟关系。这加重了他们以发明和理性设计的角度看待政治的倾向，这个概念让他们不止一次极度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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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37 他们从大老远过来并且不断对看到的东西感到吃惊，也促使美国社会旅游者的头脑中产生落后他人的意识，这正是欧洲进步人士对美国的典型评价。正如我们看到的，19世纪后期来欧洲的美国旅游者倾向于不是用滞后而是用二分法来做比喻。19世纪末期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把德国描述为双面神（Janus）一样的国家：既现代又反动。亨利·劳埃德从来没有彻底解决谦恭和傲慢的平衡。他在爱国心澎湃的时候写给弗兰克·帕森的信中说：“我们从欧洲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是我们在未来一刻钟内就要反馈给他们更多的改革，比他们在全部历史上想象过的都多。”[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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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39 但是在抓住滞后的比喻时，一些美国人最终得以超越曾经主宰大西洋对比语言的极端对立和夸张。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新术语已经深深扎根于美国许多进步人士的自我意识和语言中。“我们是否应该总是……‘站在路边看着人家的队伍前进呢？’”威斯康星的查尔斯·麦卡锡在他自己第一次到进步欧洲朝圣之后写道，“我们是否总是听返回的游客讲述世界各地进步的故事，用狭隘和沾沾自喜的态度，愚蠢地相信我们不需要学习别人？而实际上我们面临着每个国家在历史上都一度遭遇的问题。”新旧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改变，现在成为进步道路上的长跑比赛。美国不是在时间上或者空间上与欧洲领先国家远远分割开来的世界，而是越来越像“地球上伟大民族中的随军商贩（camp follower）”（正如《竞技场》的一位作者写的），一个落伍者，它就是落后了。[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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