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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北大西洋经济体社会政治之间影响与联系的深刻程度，考虑到“社会问题”的多面性、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渠道的复杂性，显然，认为世界政治可以想象成为长长的参赛者队伍在进行一场追求进步的赛跑，一个追着一个，这种比喻就像它取代的比喻一样是牵强附会的。社会政治措施和抱负在传播时的快捷特征，天生就意味着任何地方的具体混合成分都是不稳定的。竞争的各方沿不同的努力线路而分离，交互向前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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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比赛的形象指出了进步事业的明确方向，让美国进步人士加强了紧迫感。查尔斯·亨德森对比美国和欧洲在儿童福利方面的方法后指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慢慢爬行在人道主义游行队伍的后面。”弗里德里克·豪威的俄亥俄同盟者布兰德·维特洛克重复了这个说法：在“新”旧世界学习民主的时候，“‘旧’新世界现在仍然对一个世纪前欧洲就解决了的城市问题敷衍应付、犹豫不决”。1912年在苏黎世参加国际劳工立法协会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承认，“看到美国被归于落后国家行列的确让美国人的神经难受”。但是来自落后国家的使者的意识明确了美国人的任务，那就是赶上世界上的进步国家，借鉴、修改别人的经验，把别人的经验用在美国环境中。[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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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者与领先者的比喻还帮助美国进步人士抵挡了对手们准备抛来的政治乌托邦主义指控。这让他们的理想主义表现得理智而实际。本杰明·德·威特1915年写道：“许多人认为进步运动建议通过立法进入千禧盛世。没有什么比这更远离自称进步人士者的思想了。他们提出的建议是要让美国在矫正性立法方面迎头赶上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赶上世界上的“文明”国家是进步人士的持续主题。简·亚当斯支持西奥多·罗斯福在1912年进步党大会上的提名时，公开宣称这一点：“新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创造更公平社会这一运动的美国倡导者。在这个运动中，落在其他国家后面的美国在政治行动方面一直推三阻四，很不负责。”讲这种话的人容易被指控说其项目不考虑美国国情、不适合美国特殊的政治传统，这或许是事实，但这种言论也有相反的优势。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美国进步人士承认新旧世界政治文化的鸿沟，努力把它转变成可以克服的差距，因为那不过是在时间上落后他人而已。[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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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重新确定大西洋关系的做法很牵强，但并非完全错误。他们说美国社会存在野蛮激烈的对抗，迫切需要新机构来控制冲突，促成社会融合，这种描述显然是不错的。他们坚持认为世界市场正在造就的社会背后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认为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经验，这种观点也不错。就连美国落后这个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美国进步人士在极端失望的情况下可能显得有点夸张。在政治民主方面，美国领先他人，而一直让市场资本主义经济自行发展，但是现在他们发现曾经崇拜美国的欧洲人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别的地方，即民主的社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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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再是上帝盟约壁龛的唯一卫士。”沃尔特·韦尔在1912年的《新民主》开篇中说，“欧洲不再匍匐在我们脚下学习民主的简易课程……外国观察家在描述我们体制时的意兴阑珊让人感到屈辱。”他接着说：“今天反转过来了。美国不再向满怀期待的世界讲授民主，而是自己到欧洲和澳大利亚取经了……我们的政治和工业民主学生反而到澳大拉西亚、英国、比利时、法国和半封建的德国去留学。为什么欧洲乌龟跑到美国兔子前面了呢？”[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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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是美国进步人士主要的成就之一——暂时从围绕在身边的“地球中心论”意识中解脱出来。落后的国家是能够奋力追赶的国家。在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背后，担心世界可能已经超过美国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通过新政对美国政治产生的影响比任何历史学家指出来的更广泛、更深远。因为遭到内向的反作用力，很难期待这些对于美国政治自足性的恼人怀疑能轻易赢得胜利。即使在想象力的领域，也没有清晰可见的胜利。但是越过新旧世界之间横亘的大洋，美国进步人士开始慢慢认识到——在想象中曾经是国王和天主教会控制的世界，有可以借鉴的模式、可以联合的同盟者、潜在可用的经验宝库，有意料之外的进步欧洲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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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三章 自由放任经济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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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行为和社会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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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的是，美国人与欧洲社会政治的更多接触中第一条线是思想交流。它不是通过政党、议会、考察团或者费边社的交往，而是通过19世纪末期德国的讨论会和演讲大厅。它的典型标志是经济价值的语言：针对新钢铁世界的伦理核心的争吵，其党派成员称为针对自由放任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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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大西洋进步纽带的许多后来的线索一样，德国大学纽带开始时比较低调，甚至是随意性的。虽然如此，从第一批美国人到德国攻读经济学研究生学位的1870年代中期，到留学生潮流达到高峰的1890年代末期，年轻的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是在一个异常广阔和活跃的国家阴影下，在一个对于自我运行、自我管理的市场争吵不休的政治文化中，用外语作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承诺。回到国内后，他们建立和充实了美国进步改革的许多重要机构，在广泛的社会政治尝试中留下德国经历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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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与欧洲新社会政治的第一个机构上的联系，德国大学纽带也是第一个遭到否认的。1870年代和1880年代在德国学习过的美国年轻进步知识分子重新进入美国学术和政治争议的大熔炉后，慢慢了解到选择性记忆的好处。为了躲避“非美国主义”之类诬蔑性的帽子，他们坚称自己的社会政治是纯粹正宗的美国货色。他们的主张来自伊利诺斯的大草原和“密西西比河谷的自由空气”，理查德·伊利为他这一代人代言，虽然就他本人来说显得特别言不由衷。这些主张不是发源于外国背景，而是直接来自美国本土的传统和经济现实。[123]由于1914年德国战争突然爆发而产生的厌恶掐灭了任何深刻思考的欲望。他们认真记录的多部课堂笔记都留在档案室里渐渐落满灰尘，里面包括施穆勒的国民经济、特莱希克的政治学、瓦格纳的财政学、格奈斯特的普鲁士宪法和行政法等。[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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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国大学纽带实际上产生了持久的历史后果，不仅冲击了昏睡中的美国大学，让它们发生改变，也影响了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本身。它打消了一群年轻美国人的地方性眼障，给予他们参与思想和政治改革方面国际运动的持久意识，用制订政策的抱负和借来的影响公众的新模式唤起他们的激情。更重要的是，德国大学纽带形成了一个背景，在此背景下一代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克服了北大西洋经济体中社会政治最可怕的思想障碍：一个认为这些努力本身是愚蠢行为，乃至于是“不自然的行为”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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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是批评家用来专指这个思想体系的名称。德国人使用的词汇是“英国经济学”，显示该思想的地位多么深刻地依赖于在19世纪中期跃升为世界经济主宰的英国。其含义并不像后来常常提到的那样，意味着国家仅仅成为悠闲的守夜人。即使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影响最大的时候，英国的国家之手仍然干预众多领域，不仅有军事和帝国事务而且包括经济和社会事务。英国对于妇女和儿童劳动方面的法律限制、煤矿和工厂检察员、英国的卫生管理规定、为穷人提供帮助的规定等尽管有明显的不足，但和19世纪中期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其他国家相比，发展都更充分。实际上，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核心的原则（个人自由的领域可一直延伸到别人自由的边界，但不能越过这个界限）能够给予国家守夜人相当程度的活力。[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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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历史学家潜心寻找都未能找到纯粹的管理休眠时代，自由放任时代也不仅仅是批评家们的回顾性建筑。不管自由放任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它首先意味着把经济健康运行的主要责任从政治转移到市场，从考虑国家利益转移到考虑各种私人欲望。这是亚当·斯密的核心观点，即国家的财富不是由重商主义国家天生拙劣的操作来促进的，更多是因为私人买卖所推动。正是因此，1846年废止英国对谷物的保护主义关税在自由放任的象征性历史中如此突出，它被看作自由贸易与政府管理贸易的战场。“古典”经济学家不仅把权威衣钵从公共当局转给私人竞争，从国家转向追求自身利益的商人、企业家和制造商的劳动，而且还有很多其他贡献。但毫无疑问，古典经济学特别看重组织商品和劳动的竞争性市场的那些人的活动和行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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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野心和欲望的工作不仅仅比国家努力更有效率，更加根本的问题是坚持认为私人贸易和讨价还价的行为更“自然”。就像经济责任从国家转移到商人、企业家一样，这个观点有深远的影响，它促进了经济学修辞上的转变，从政策语言转向科学规律的语言。而且，它把经济行为中的讨价还价、难以驾驭的竞争提升到了更高级的抽象领域——市场，它被重新想象成为自然的、自动的、完全自我管理的特殊领域，它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一切关系被剥离掉了。在生产和贸易领域，平衡的力量持续在起作用，只是由于“外来”的干预才会使个人欲望的自动力量有遭到破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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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行动之自然性可以有无穷尽的不同解释。亚当·斯密说 “自然自由体系”，威廉·皮特在1795年担心国家行为可能“阻碍”和“破坏”那种使价格、工资和贸易“总能自己找到合适水平”的过程，这都是自然性的表现。九十年后，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斯在他的社会经济讲座中往剪贴簿上贴了一个风帆，宣称在经济问题中“应该首先考虑”的是“自然”，而不是劳工或者改革者多愁善感的欲望。这说明这个主张从来没有失去它的力量。[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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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的宣传家们没有一个把天然和人为的区分推进到排除任何形式的国家或者社会管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断言说他“不知道（政治经济学）有哪一条实际原则必定能适用于所有情况”，此话也同样可能出自亚当·斯密之口。古典经济学的力量比它的教条更加微妙，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嘲笑这些教条都是“一些简单的小故事，聪明的家庭女教师用它们来向围绕在身边的小孩子说明经济真理在哪里”。它与其说是归纳出来一个原则，倒不如说是围绕市场行为画了一个特权的圈子。里面是自然的领域和“贸易的自由”，外面则是政治和社会。外来力量或许会管理、干预或者干扰，有时候有积极作用，更多情况下往往妨碍财富的创造。不管怎么样，在自由放任的思想体系中，这类行动被看作闯入经济过程特殊领域的外来者。自由放任不是绝对事物，而是举证责任问题，它把这种责任如一座大山般堆在国家经济行动面前。即使以灵活性著称的思想家穆勒也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基本观点：“总而言之，自由放任应该是通行做法：除非为了特别重大的善，任何违背都是一种罪恶。”[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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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运行的经济原则如果纯粹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本来就够让人望而生畏的了。更何况，它还得到自由行动的自我观念的支持，这种观念存在于19世纪资产阶级道德文化的最深处。如果自由选择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自由”贸易和交换就不仅具有经济功用，而且成为道德成长的领域。这使得古典经济学生硬的、有时候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教训具有了道德含义，使它对国家的怀疑披上了伦理色彩。它把自我帮助和自力更生放在道德范畴的一侧，把“干预性的”国家那种让人窒息的“监护”，那种把公民当作小孩一般管教的“牵引绳”放在另一侧。经济上的“家长制”不仅把插手的事务搞得一团糟，还抑制了被牵住手的那些人的道德成长。集体政治行动与个人道德行动似乎成为“零和游戏”的一对冤家。私人市场行为的价值被人从经济学规律一下子拔高到了社会道德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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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这个词所集中起来的所有这些意义，构成了在力量和后果方面不可小觑的思想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国家行动笨拙性的普遍猜度和预设、对私人自我以外任何经济主体的微妙去自然化，把充满倾轧、哀号和残酷竞争的早期现代市场从让人怀疑的领域重新塑造成为自动平衡和道德自由的天堂。由于英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推动，这个观点就随着英国商品和影响力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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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英国的文化前哨，更早更深刻地接受了这个新经济思想。在19世纪中期大西洋两岸，从文化大都市到文化乡村的教材、教学故事、布道、辩论、政治原则都充斥着对英国经济学的简单化总结，好像整个图书馆都被转移了。19世纪美国人像英国同行那样，也并没有吞下自由放任思想在实践上的全部必然结果。尽管英国贸易政策发生了巨大的革命，19世纪的美国国会却拒绝调整步伐。自1816年以来，保护性关税就是美国贸易政策的固定特色，是靠它保护市场的生产者坚定不移的信念（虽然受到强烈质疑）。在那个世纪前五十年，美国投资资本很少，国家资金和信贷保证了许多运河和铁路上的早期投资。19世纪美国经济是欠发达的经济。企业家很少不用期盼的眼神渴望国家成为他们的促销伙伴。[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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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加复杂。正如威廉·诺瓦克最近重新强调的，即使是古典经济学在大西洋两岸如日中天的时期，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在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法典中也从来没有消失过。19世纪中期法律记录仍然充斥着公害法、贸易执照法、消防法、防止商业欺诈和勒索的措施、管理有害贸易的措施、促进公共道德的措施等。这些经济立法中有些是老的，是17世纪18世纪管理良好的国家那些广泛的经济权力和许可权力的残余，是在古典经济学家开始大拆除工程之前就有的。其他一些内容是新的，比如，州议会和市议会渐渐丰富的公共卫生立法。其中许多措施对于财产所有者来说造成看得见的成本提高：有些措施不过是象征性立法，即便立法时打算要认真执行的法律也只得到断断续续的执行。像在大西洋经济体其他国家的立法一样，美国立法间歇性地在普遍的福利考虑和“自动运行”的市场那种自我限制性新意识形态之间徘徊。能最清楚地显示自由放任思想影响力的不是法规汇编中的例外条款，而是在信念领域，即把公共经济行动视为“自然”经济法规和经济“自由”领域中的“干预”因素。[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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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思想界的特殊组织形式对这些信念起了重要的强化作用。教派设立的大学在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这样占据支配地位。学校管理委员会由牧师和企业捐款者组成，教学上依赖测验和背诵，辛苦灌输教材内容，哲学上致力于知识的总体逻辑，逐级上升，一直到大学校长自己教授的道德哲学的最高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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