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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90 后果之一就是对简单化观念和过时观念的结构性支持。1870年代中期埃德蒙德·詹姆斯和理查德·伊利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时，讲授的课程仍然是米利森特·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正如她自己所说）该书是专门为中学生准备的。18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教授群体中有牧师、编辑、伦理学家、社会活动家，但是除了耶鲁大学的弗朗西斯·沃克外，几乎没有哪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明显超过教材中重新包装的英国经济学权威思想。在大学之外，辩论的范围较为广泛，像亨利·凯里这样的记者和企业家试图把关税保护主义变成更全面的社会经济学，但是大学体制让凯里得不到学生和机构基础的支持。[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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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92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即使在一个把自由贸易当作英国奢侈品抛在一边，给予铁路和退伍军人大量慷慨资助，列举出自由放任规则的几十种关键的例外的国家，这个信念本身在19世纪中期逐渐扎根并不断发展。1880年代，有实践经验并了解大学经济学现状的阿尔伯特·萧坚信“所谓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在其本国的教条主义信徒没有像美国这么多”，也没有这种充斥诡辩的文献。弗朗西斯·沃克的评价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虽然自由放任的思想在英国被广泛肯定”，但没有一个英国经济学家“用美国这么严格的定义来理解它。在美国，它不仅成为经济学正统思想的检验标志，甚至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以成为经济学家的标准”。[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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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94 同样的经济学主张在同一时期也进入欧洲大陆。在法国，人们迅速且充满热情地接受这个主张，虽然保守派、社会天主教徒以及一小撮持异见的“社会经济学家”表现出怀疑，但是在学术界和主流媒体评论中，查尔斯·纪德所说的“乐观派”席卷了经济学思想。[132]在抗拒的声音相当强烈的德国，早在1790年代就可以在大学里听到亚当·斯密的观点。19世纪初期普鲁士国家机构伟大的自由改革就是从英国榜样那里获得权威性的——这些改革包括消除同业公会对贸易的垄断，解放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但是在1848年和1866年间，在这个被詹姆斯·施翰称为“自由贸易和企业自由的黄金时代”的德国，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深刻渗入自由派政党、大学和官僚阶层。所有这些都与人们对英国自愿性自助机构和中产阶级习惯的浓厚兴趣紧密联系在一起：友好协会、工人协会和合作企业等。就连年轻的古斯塔夫·施穆勒在1864年也仍然肯定引进的正统观念——尽管他1870年代带头攻击英国经济学。他在出版的第一本“劳工问题”著作中承认：“自我帮助和自我负责是解决我们时代困境的唯一办法。”[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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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96 但是正因为德国的政策传统和英国的形成鲜明对比，比欧洲其他地方或者美国的情况更明显，所以自由放任思想遭遇的反对声音也最强大、最迅速。早在1840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试图表明，英国式的自由贸易只能扩大发达国家与德国以及他曾经客居八年之久的美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此后几十年里，李斯特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理论，企图揭穿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法则学说背后的经济利益真面目，成为德国反对派的号召力量。自由放任经济不是天然的、普遍的科学，反对者如是说。它是英国出口品生产商的意识形态，是“曼彻斯特经济学”、棉花纺纱机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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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198 从一开始，年轻德国经济学家的反叛就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动荡期间创立独特的德国路线的渴望。到了1872年，自由贸易主义（Manchestertum）的批评家们已经形成了自己与之抗衡的经济组织：“社会政策协会”，该组织里的年轻经济学教授发誓要反抗英国经济思想的“暴政”。它的创立宣言中说：“我们相信，部分对抗性的、不平等的个人利益那种不受约束的统治无法保证公共福利。”国家干预不是紧急性的权宜之计，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要实现我们时代和国家的最高任务之一”。[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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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00 反叛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获得全面胜利。他们刚一组织起来就被扣上了“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这个争议性的绰号。到了1874年，普鲁士历史学家中的新星海因里希·冯·特莱希克在攻击中又添加了独特的刺耳声音，指控自由贸易主义的批评者们是为群众性社会主义革命搞宣传。第二年在柏林，年轻的亨利·法纳姆的目光被书店橱窗里展示的书吸引住了，这就是特莱希克的攻击《社会主义及其保护者》，旁边是施穆勒的反批评。从1870年代中期第一批美国留学生踏上德国土地的那个时刻起，德国的经济讨论就陷入欧洲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激烈辩论之中，自由放任成为辩论的焦点。讨论甚至出现在与自由贸易时代正式决裂的1878—1881年之前——当时俾斯麦转向贸易保护主义，把社会主义活动定为非法，清除了管理层中有亲英国倾向的官员，在1880年代推行他的国家社会保险立法工程。[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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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02 1870年代实际上是北大西洋经济体中经济学家们充满怀疑和关系紧张的十年。在法国，1870年代后期，经济学作为大学法律院系一部分的制度化建设，意外带来了一群年轻的、受过法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他们对自由放任的正统思想远没有当记者的前辈那么感激。在机构上说，那些支持新学派、竖起耳朵聆听德国声音的法语宣传家中许多人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埃米尔·德·拉维勒耶1870年代在列日大学教书，纪德在外省蒙贝利埃教书，但到了这个十年结束时，就连巴黎的法学院也包括了一位引起争议的著名经济干预主义者（interventioniste）。[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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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04 在英国，对古典经济学确定性的悄悄退却出现得更早。没有像法国1870年代的机构重组和德国1870年代非常明显的社会危机意识，英国经济修正主义很少表现出它的大陆亲属那种激烈辩论。尽管如此，看一看当时的思想变化倾向，从凯尔恩斯（J.E.Cairnes）和斯坦利·杰文斯1870年代初期首次出版的批评意见，到阿诺德·汤因比1881—1882年从伦理学上对工业革命进行攻击的演讲，任何敏锐的读者都不可能忽视古典经济学在本土遭遇重大怀疑的事实。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版再版时不断添加限定性条件，也说明了同样的事实。[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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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06 在国际社会普遍感到幻灭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学教材中的死板教条很难长久维持下去。在这里，1870年代的经济逆转和激烈的劳工冲突也给古典经济学的确定性带来很大压力。从《国家》杂志间或对“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嘲讽，到英国评论或者是本国弗朗西斯·沃克的修正主义，187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学生不能不感受到大西洋两岸思想动荡的反响。[138]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迅猛发展的负担是不能被否认的。在自由放任经济的黄昏，他们不可能一直保持如日中天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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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08 但是，经济学思想的转变就像19世纪末期经济本身的交流一样是通过国际渠道展开的。19世纪美国经济学首先成型于英国政治经济的冲积沉淀，通过德国激烈的迂回曲折重新得到创造。一代美国学生在饱受简化和修订的自由放任信条的文化熏陶后意外地发现，他们所到的国家对古典经济学的攻击比欧洲任何地方都更加猛烈。从一个在政府管理结构和控制方面明显虚弱的国家出来，他们开始观察欧洲影响最广泛的国家文化。强烈对比的冲击和最初的无所适从，从政治思想落后地区突然进入思想精神的现代城市而产生的兴奋和激动，成为后来的社会政治旅游者思想经历的基本模式。突然从美国经济学教材“清晰纯粹的推理”中被抛出来掉进充满争议的大海，既让人兴奋又让人困惑。[139]这种遭遇肯定造成离经叛道思想的大爆发，既不是本土的也不是德国的，而是两者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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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0 没有人有意识地建立德国大学在经济学上的纽带关系，更少有人预测到它的重要性。有好几个对美国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到达德国时心里渴望学习的是其他科目。理查德·伊利1877年到哈雷大学本来是要学习哲学的，只是发现自己选择的哲学家已经退休，他才在哈雷一位年轻美国人西蒙·帕滕的带领下进入约翰内斯·康拉德的经济学讨论课。帕滕自己也是抱着学习哲学的志向来德国，被哈雷的另一位年轻美国人埃德蒙德·詹姆斯拉到了康拉德的圈子里。[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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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2 即使在这种联系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德国大学也从来没有垄断美国的海外留学项目。在1890年代，查尔斯·比尔德到牛津大学，很快迷上了那里独特的基督教社会经济学。1895年后有些人发现了费边社新创立的伦敦经济学院，伊迪丝·阿伯特就是一个例子，来的时候刚赶上韦布夫妇开始“终止”英国济贫法的运动。还有的人来到巴黎的索邦大学（Sorbonne）或者巴黎政治学院，[141]但是德国大学拥有体制上的强大的吸引力。德国大学是开放的公共机构，与牛津和剑桥等大学城中封闭的、贵族主宰的、奢华的学院不同。也不像法国大学那样醉心于培养大批律师、医生、公立中学教师等职业人才，德国大学的思想触觉就像19世纪的学术本身一样广泛。1889年的学费非常便宜，人们估算在德国一年的费用加上往来大西洋的交通费，也只有在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或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年费用的三分之二。哲学、历史、语文学、神学等德国学术水平享有国际声誉的学科自19世纪初就吸引了美国学生。1870年代留学德国的首批美国经济学学生就进入了这些早就存在的轨道和优势中。[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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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4 德国纽带一旦形成，校友们就竭力维持他们熟悉的制度。埃德蒙德·詹姆斯派了一批又一批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Wharton）经济金融学院的研究生到康拉德在哈雷大学的课堂学习，1890年代初期人们在那里经常可以发现10到15个美国留学生。詹姆斯帮助沃顿学院在教员中增加了一批德国学术背景的经济学家：西蒙·帕滕、罗兰德·福克纳、萨缪尔·林塞、列奥·罗韦、亨利·西格、艾默里·约翰逊、约瑟夫·约翰逊。哥伦比亚大学是另外一个德国背景经济学家集中的地方，那里也经常派研究生到德国完成经济学最后阶段的学习。[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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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6 19世纪后期留德的美国学生很快建立了相互交流和帮助的亚文化团体。1891年被詹姆斯和帕滕派到哈雷大学的萨缪尔·林塞对自己的计划感到胆怯和不确定，正好和刚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伊利的课堂上转来学习的艾默里·约翰逊住在一起。霍普金斯大学来的另一个同学亨利·西格照顾林塞度过患病的日子，敦促他前往维也纳大学。当林塞到意大利访学时，同伴是他沃顿学院的校友列奥·罗韦。在大多数学生最后落脚的柏林，玛丽·金斯伯里1895年和1896年结交的美国同学很多，包括沃尔特·韦尔（后来是《新共和》杂志的创刊人之一）、爱米莉·格林·巴尔奇（后来是卫尔斯利学院经济学教授和国际妇女组织的重要人物）、罗伯特·伍德（当时是波士顿南城慈善中心的负责人）、富兰克林·狄克森（很快会成为达特茅斯的教授和铁路立法专家）。[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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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18 在德国大学纽带中像巴尔奇和金斯伯里这样的女性很少。直到1890年女性才被允许作为旁听生进入普鲁士的大学。在此之前一些企图到德国读研究生的美国女生得费尽周折来到德国南部比较开明的大学，或者像弗洛伦斯·凯利、凯里·托马斯那样放弃德国来到女性可以获得学位的苏黎世大学。多年后，爱丽丝·汉密尔顿仍然记得她妹妹1890年代中期在慕尼黑大学经历的折磨。因为对如何适当隔离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学院最后临时决定让她坐在老师右手边，她每天都要尴尬地面对一片德国男同学的面孔。爱丽丝·汉密尔顿自己记得遭遇男同学的恶作剧：手拉手沿着人行道跨步前进，把她逼进排水沟里。进步妇女的主要国际交流要通过比德国更远的渠道：汤因比馆的联系、国际妇女普选权运动或者国际妇女大会的广泛联系。[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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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0 虽说德国大学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经历，但对19世纪末期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那些年轻人来说，德国是思想的圣地，也是越来越依靠留学经历的职业道路上的大站。到了1890年代末期，学习德国经济学课程的美国留学生数目开始下降，因为和美国新成立的研究生院的成本相比，到德国留学的成本提高了：而且德国大学越来越拥挤，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德国的经济学反叛也越来越失去新鲜感。不过到这时，抱负和思想的重要传递已经完成了。在1885年美国经济学协会的最初6名理事中，5名曾经在德国学习过：在早期26名会长中，至少有20名有此经历。1906年，当耶鲁大学的亨利·法纳姆调查美国和加拿大116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时，59名在德国学习至少一年以上。[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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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2 这些美国人的背景是可以预测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来自北部州的新教徒，在当牧师的愿望受挫后才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但背景又不完全同一，不排除留学期间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其实就在美国学生留学过程中，德国也在发生变化，留学生离开时的德国很难说和他们刚去时完全一样。不过，尽管存在多样性和变化，某些模式还是保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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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4 最具个人色彩的反应是一种解放的感觉，正如伊利记得的：“快乐的扩张”。这个词语在保存下来的回忆录中多次重复出现，让人感到意外，因为社会历史学家已经把那个社会描述为19世纪欧洲最刻板的地方。对德国中产阶级（Bürgertum）的死板，美国人并非没有察觉。大学招生仪式好像官僚模式的滑稽表演。在凯里·托马斯看来德国文化非常奇怪，太少的恭维、夸张的举止、荒唐可笑的皇帝崇拜。尽管士兵、官僚，以及学生粗鲁的男子气都令人讨厌，还有各种各样的禁令，但是德国仍然给人解放的感觉。[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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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6 正如后来的旅行者感受到的，产生“解放的感觉”部分是因为把熟悉的东西抛在了身后。杜波依斯超越种族界限爱上了德国，觉得摆脱了“家乡捆绑我的铁锁链”而彻底解放。有些人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文化脚镣的松脱。萨缪尔·林塞和他的父母因为啤酒馆争议在往来书信中争吵不休，林塞越来越想花钱听音乐会、看戏，而且宣称家庭的绝对戒酒主义让他遭到社会孤立，这种代价太不值得。妈妈、爸爸、姐姐都远涉大西洋来陪伴他度过欧洲的道德诱惑。相反，他则竭力说服他们过不那么“狭隘”的家庭生活，少受《主日学校时报》教条的限制。[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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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28 如果摆脱虔诚和偏见是这些事件突出显示的内容的话，美国人的“解放感觉”还存在更深刻、更多政治色彩的内容，即他们称为“社会性”的品质。像渴得要命的人一样，19世纪末期留学德国的美国学生寻找德国中产阶级的公共娱乐：音乐厅、户外音乐会、公园、户外啤酒园新奇诱人的氛围。林肯·斯蒂芬斯写道：“他们是真正的社会动物，这一点远远超过了美国人。”剪贴簿里夹着大量音乐会门票的其他人无声地呼应了这个结论。让他们感到吃惊的不仅是德国人享受生活的能力，而且还有休闲活动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不同于美国人理解的私密模式。[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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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0 实际上，“社会观点”在每个地方都让美国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就像他们对公共娱乐的文化感到吃惊一样，“社会观点”也成为来欧洲旅行的美国社会进步人士一再重复使用的词语。在德国，社会线索似乎没有中断，从户外音乐会经过大学讲堂一直上升到国家机构本身。甚至专心研究哲学的人也描述了在德国触动他们意识的崭新一类社会问题，流露出一种新发现带来的兴奋和紧张感。加瑞特·德罗普斯很久以后还记得德国人教会了美国人“关于相互交织的社会利益的更严肃概念”。[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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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2 这种社会教学中的某些内容是社会民主党的杰作。19世纪末期美国学生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基础广泛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各自的方式试图对它作出评估。1878年秋天，有关社会主义政治运动是否应该受到官方禁止的辩论正处在高峰，这时来到柏林的亨利·亚当斯阅读了大量他所能搜集到的社会主义文献，还把小册子锁在旅行箱中，以防女仆向警察举报说他购买违禁品。玛丽·金斯伯里不仅阅读康德，经常看歌剧，还找机会聆听李卜克内西的演讲。在她旅居德国的最后阶段，她和爱米莉·巴尔奇动身到伦敦观看国际社会主义工会大会，聆听让·饶勒斯、韦布夫妇、基尔·哈迪的演讲。但有的地方在大学招聘中严格执行反对社会民主党追随者的路线，德国教授必须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美国留学生也不能是。由于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松动，约翰内斯·康拉德派萨缪尔·林塞去观察社会民主党大会，但是他很谨慎地确定林塞不会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杜波依斯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边缘活动，他加入的团体是“社会政策协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只有弗洛伦斯·凯利参加了苏黎世侨居国外的俄国和德国激进分子小圈子，实际上使她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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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4 对美国留学生来说，比社会民主党更重要的是德国19世纪末期的社会抱负。杜波依斯在1890年代得出结论说：“不到最后结果决不停止的德国逻辑已经从政治统一转向社会统一——从国家是现实疆界的伟大军事保卫者这一观念，转向国家是人民的社会和产业利益的保卫者和领导者这一观念。”他认为，重新塑造国家政策的力量不是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是相反：德国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因为德国教授宣传社会主义，德国大众领袖把它奉若神明，德国政府推行社会主义，因此所有德国改革运动或多或少都带着社会主义色彩”。美国学生在国家和社会，公共和私人行为之间进行的认真区分变得模糊不清了。至于美国人已经习以为常的对国家干预的敌意和偏见，在德国政界好像根本看不到任何迹象。国家似乎无处不在，根本不担心是否越过那些在美国被当做重要防御工事一样捍卫的界限。人们看到新的国家铁路、国家保险项目、街道上的士兵、打扫整洁的城市大街、官僚和规章制度、每次工会大会或者政治集会时坐在显眼位置上防止侮辱皇帝的警察。[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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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6 最后还有教授。他们针对英国经济学的攻击性言论最终让美国人听起来没有了新鲜感，失去了魅力。但是教授们本身作为公务人员，致力于建设一种明显将“社会”和国家拉回其中的经济学，他们是19世纪后期德国的强有力角色。由于摆脱了美国大学教学中烦杂的日常事务，他们在美国人眼中成了让人羡慕的公共权威。他们不仅给大学生上课，每周特别举行的演讲对任何人开放，在演讲中发表对当时公共问题的看法，尤其是柏林的这种演讲往往成为引人注目的公共活动。德国一些著名的教授是议会上院的成员，大学在这些机构里面有自己的代表。他们的研究班中往往有律师和政府官员参加，这种研究班成为进入更高政府机构的阶梯。他们自己创办刊物（往往是爱争论的），从事科学研究，就公共议题发表公开论辩，竭力扩大政治影响力，往政府机关里输送忠诚的学生。美国大学教授很容易参与编辑部专栏和评论，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权威，不过对于刚刚从19世纪美国大学狭隘的清高状态出来的美国学生来说，德国教授的公众地位的牢固和深厚实在令人惊讶。[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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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238 美国学生通过他们寻找的老师明晰了两国学术文化的对比。“社会政策协会”的核心人物中，英国色彩最浓的路约·布伦坦诺吸引的美国经济学学生不多。研究内容涉猎社会学科众多领域的马克斯·韦伯连一个美国学生都没有。因为从体制上看地位不安全，且专心探讨热门的自由放任思想争议以外的问题，他在这些学生心目中不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在美国学生自己建构的“德国中的德国”，核心人物是最公开煽动对自由放任思想提出争论的柏林人阿道夫·瓦格纳和1882年后的古斯塔夫·施穆勒。一个是充满伦理狂热的理论家，另一个注重历史和渐进式改革。但是，以对比鲜明的方式，两人都宣称一种经济学，其中政府是摆脱不了的内在角色：作为一种社会工具，和市场本身相比同样自然、同样不可或缺、同样处于经济生活之外、同样可能扰乱和搞砸经济。在法纳姆的调查中，其他任何老师都赶不上他们两个的深远影响力。[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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