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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手段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协会”考虑了时间和场合。在最初的几年，年度大会主要旨在为雇主、教授、记者提供针对“社会问题最紧迫阶段”发表观点的论坛。这些会议的高潮都在一般性辩论和针对当天议题的非正式投票上，其内容往往被媒体广泛报道。俾斯麦在1878年后政策上的突然转变让“社会政策协会”陷入困惑。在对1879年俾斯麦新关税议案的一场灾难性的、分歧严重的辩论后，取消了非正式投票。1880年代“社会政策协会”放弃了劳工问题而讨论比较安全的农业政策问题，让俾斯麦的社会保险立法顺利过关，只引起一些轻微的辩论。在1890年代它重新鼓足勇气，尝试为政府官员、大学生、牧师提供暑期社会经济学课程。更持久的影响方式来自其专题论文形式的调查报告。到了1880年代后期，根据“社会政策协会”的大学经济学家管理层设定的议程，该协会成为社会事实调查工厂，谨慎地、专业地为支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国家提供实证逻辑基础，把动员公众舆论的任务交给了其他组织。[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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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会政策协会”最成功之处在于辩论渗透到制订政策的政府高级官员中。像法兰克福的市长弗兰茨·阿迪克斯、普鲁士财政大臣约翰内斯·米凯尔、1890年代初期“新路线”期间普鲁士商业大臣弗瑞赫·冯·贝尔普施、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恩斯特·恩格尔等实权人物都被吸收进协会的管理机构。通过调查议题和辩论议题的选择，“社会政策协会”的领导力量为实际上的社会政策制订确立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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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非常谨慎的运作，常常引起内部的争论和外部的攻击。即使在初期，“社会政策协会”也没有觉得邀请工人代表参与劳工问题的专题讨论会是审慎的。由于把社会政策放在和宪法政策不同的领域内，“社会政策协会”回避了当时给德国宪法结构造成迫切压力的民主化议题。即使在他们选择的领域，“社会政策协会”的力量根本不是体现更大的、看得见的利益的帝国政治势力的对手。德国改革派经济学家受制于他们在国务中的特殊地位和随之而来维护国家的义务，一方面对自己在国家事务中的影响力感到自豪，一方面又担心哪怕流露一丁点的不忠诚就整体丧失影响力，所以他们决非美国人所认为的那么强大的人物。虽然如此，德国还是比英国和美国的同行早几十年创造了后来进步社会政治的关键机构之一：教授和政府官员，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制订之间的机构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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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专业知识和官僚政府机构的联合方面，施穆勒具有坚定的信念。他出生于公务员家庭，从出生后就接受了高级官僚的传统和自我形象。他认为政府官员与自私自利之徒不同，克服了竞争和追求自我利益的黑暗和血腥，可以保护广大群众免受有钱人的阶级压迫，作为“阶级冲突中的中立者角色”。或许施穆勒的结论比瓦格纳狭隘，但在德国帝国时代背景下，这已经够大胆了。不顾俾斯麦和德国工业家们的反对，他坚定地支持劳工保护立法的通过。当托拉斯问题在德国政治中激化的时候，他的建议是在最大的卡特尔董事会留下国家代表的席位，征收高额的暴利税。瓦格纳提议通过税收强制对收入重新分配，把市场相当大领域纳入国家管理和控制：而施穆勒则从司法和官僚的角度将国家看成是中立的仲裁者，“超越自私自利的阶级利益”，设定市场各方的行为界限，补偿市场的受害者。[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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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美国留学生寻求这些人和这些观点的时候，他们的经济学观念不可能不受到暂时的冲击。抛弃本杰明·安德鲁斯所说的“理论绝对性”的经历（往往是痛苦的）一直萦绕在他们的记忆中。从施穆勒那里他们都学到了经济学教条的历史性。爱米莉·巴尔奇和埃德蒙德·詹姆斯回国后讲授瓦格纳的法则，即国家的社会功能应不断扩大这一规律。其他人多年后仍然记得瓦格纳的道德“真诚”和他对“社会思想”的重视。[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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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德国本身一样，柏林的经济学家是给人带来困扰的老师。正如一个学生回忆的，他们对英美文化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芒刺、对美国作为纯粹利益政治场所的蔑视，以及“对美国一切事情的轻侮”都让美国学生感到苦恼。[167]最麻烦的是他们对民主的嘲讽和对皇帝和国家权威不加批评、毕恭毕敬的态度。在看到国家权力这般盛况的最初兴奋中，美国学生有时候也认同一种借来的爱国主义。杜波依斯回到国内宣称“如果真的存在上帝挑选的国王种族的话”，那肯定就是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了。萨缪尔·林塞在德国的第一个主动行为，是在听到汉堡啤酒节的军乐后跳上桌子，挥动帽子，和其他人一起高呼口号。美国学生中很少有人不对抽象民主心存怀疑。伊利认为柏林对城市普选权的限制如果用在纽约市将受益无穷。[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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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数美国学生对于俾斯麦的铁腕统治感到厌恶，他们讨厌国会大厦（Reichstag）、朝廷随行人员和大街上炫耀军队制服。詹姆斯认为俾斯麦对德国做了一件大错事，阻碍了自治的成长。塞利格曼认为反对社会主义的运动把德国贬低为“近乎诸侯国的状况”。美国学生谈到俾斯麦1880年代的社会保险项目时的最好评价就是伊利的评论，说它非常“有意思”。约翰·格雷1890年警告说，讲英语的人不明白社会保险建议和政府的压制措施有多么密切的联系。[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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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所有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多多少少都提高了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认识。玛丽·金斯伯里回忆说看到警察局书记员在政治会议上就座，“让美国和英国学生热血上涌”。亨利·亚当斯很久以后带着很少掩饰的愤怒写道：“宾馆老板给我安排房间前要求我出示护照，这让我感到不愉快，还有强加在我身上不得不做的事，每天早晨要看报纸上的禁书名单，弄清我拥有的书刊中有哪些必须锁在柜子里。”[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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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没有引发模仿。从概念上和实际上努力把有用的线索从错误线索中挑选出来，这从一开始就是跨越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固有特色。这个任务使得到欧洲来的每个进步旅游者感到困惑。在德国的日子也让这些美国人陷入有时候是非常激烈的思考。德国旅居生活最完整的日志是亨利·亚当斯1878—1879年在柏林写的日记，里面涌动着信念变化的不安。亚当斯在1870年代后期决非天真的国外旅游者。他从格林内尔学院毕业后到安多福神学院和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他曾经听过弗朗西斯·沃克的经济学讲座，在1870年代中期的艰难岁月独立研究过流浪工人问题。他在来到瓦格纳的柏林讲座之前就已经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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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当斯的准备中没有任何东西预见到，他来柏林的最初几个月在日记中描写起尖锐的、煽动性的经济问题。他开始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承认他在那里的工作“再次给予我踏入政治经济领域的立足之地”。他担心“自由放任”的问题，并开始制订一个限制个人财产积累的计划，虽然并不能令自己满意地将其所有隐含意义追究到底。他问道：“问题是限制自由竞争，但怎么做呢？”在国外的第一个圣诞节后一个星期，亚当斯的使命被搅乱了，他的宗教思想陷入混乱，情绪变得狂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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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英国经济充当了……而且还正在充当那些把同胞踩在脚下之人的良心鸦片。奴隶制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果基督把掩盖人们罪恶的外衣拿走是正确的，那么我同样来揭穿某种障眼法也是正确的，这障眼法让人们以为自己的不公正行为不是自己所为而是人们无法控制的法律的延伸。经济学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必须提醒人们来控制这些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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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随身携带有虔诚、理想主义和道德上的激烈思考。德国遭遇的标记是，它们进入了自由贸易主义的德国批评家的框架和语言：自由放任、“自由竞争”、“英国经济”等。[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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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让人不安，这是其本质。西蒙·帕滕回国后迫切希望“帮助美国文明从英国向德国基础转变”。在爱国热情的勃发中，亚当斯发誓“努力工作决不让美国和欧洲一样”。[173]对于带着这么多复杂的感情进入动荡水域的这些人，人们不应该期待思想或者理想的简单转变。美国人不是进入了某个经济学流派，而是进入一个进行社会问题激烈辩论的社会。但是德国对于自由放任的老生常谈采取不逊态度，课堂上回响着对经济学原理教材的控诉谴责，所有这些景象不可能不让看到它们的美国人受到震动。美国学生在德国的逗留让他们的伦理刻板观念得到放松，为他们提供了学术生涯的新模式，拔掉了自由放任思想建筑的支柱，即使不是没办法重建，至少已经不再是不加批评的重复了。但是，在所有旅行中，行李最终都是要带回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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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讲授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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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留学的美国学生在1880年代开始自己的教授生涯后，第一个行为就是急忙重新确立当初在海外接触的学术生活方式。他们把德国大学学习的确定性特征纳入课程大纲内：讲课、讨论、研究论文、专著、学术刊物、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学位等。他们还带回了内容上可以清楚显示德国标记的东西。他们开始为课程表上添加一些新课程，如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公共金融学（瓦格纳的专长）、劳工和资本问题，用新阅读材料为教材教学打开通风的渠道。伊利在入门性课程中要求学生阅读瓦格纳、拉维勒耶，对经济学高年级学生（他警告说德国研究是不可缺少的）推荐瓦格纳、施穆勒、克尼斯、罗塞尔，以及古斯塔夫·勋伯格新出版的合著《政治经济学手册》（伊利称之为“最好的经济学专著之一，如果不是写得最好的话）。亨利·亚当斯在教书的头些年带领学生回顾经济学的历史，从重商主义者到英国古典经济学，从“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反叛”到“最新的德国经济学”。[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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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初听过伊利讲课的富兰克林·詹姆森尖刻地抱怨说，伊利“一再攻击他的稻草人——假定的经济学家，像往常一样猛烈批驳他”。詹姆森认为伊利“心胸狭隘、内心充斥德国偏见”，但这后一个指控没有说到点子上。在对德国表现出这么多复杂感情的情况下，伊利那批人中没有一个回国后成为亲德派。只有少数人保持着与德国朋友长期的联系或者对德国政治发展维持着严肃的兴趣。实际上，他们回来满怀理想（偶尔以简略的方式被他们与德国混合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种在国际思想运动中的参与意识。伊利要求学生汇报刊物上最新的争论焦点，除了德国的《普鲁士年鉴》和《康拉德国民经济杂志》外，还有伦敦的《经济学家》、巴黎的《经济学家学报》。伊利那批人在学术刊物的书评栏目中也展现出同样的国际化色彩。在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教授学术阵地的《政治学季刊》中，从1886年创刊到1890年期间书评的一半都是外文标题，德国和法国的书籍大致平分秋色，当然还有一些意大利著作。无论如何，在德国大学的经历大大扩展了美国人的思想文化。[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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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课程或者课堂上的影响显然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德国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中这些思想领袖希望建立自己的社会政治学。德国人对自由放任的攻击让美国学生感到吃惊，其中受触动最大的那批人在1870年代后期或者1880年代早期回国后不仅对自由放任感到怀疑，而且还怀有宏大的、仍不成熟的激进变革设想。阿尔比恩·斯莫尔给学生讲授他对“自由放任的憎恶”。伊利在1884年写道：“这个年轻的政治经济学不再允许[经济学]被当作贪婪者手中压制或者压迫劳工阶级的工具。它不承认自由放任可以作为在人们挨饿时无所作为的借口，也不允许让竞争效率作为掠夺穷人的幌子。”不过，困难在于发现一个项目和公共纲领。[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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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个首批团队多么渴望获得在海外老师身上看到的公共影响力和权威地位，是怎么夸大也不过分的。他们积极投身大学新开设的课程中，讲授热点问题，如劳工问题、亨利·乔治的理论、劳工立法、垄断、社会主义等。他们为公共刊物投稿，有些人还与工会组织接触。到了这个十年的中间，同代人中胆子最大的伊利已经深入研究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发表了充满同情的研究成果，在批评家们看来同情程度令人吃惊。他在劳工骑士团风起云涌成为巨大社会运动的1886年敦促有良心的美国人阅读一篇劳工论文、参加一个工会组织，“为他们分担一点痛苦，助他们一臂之力”。不到一年，平常情况下远比伊利更谨慎的埃德蒙德·詹姆斯签约成为约瑟夫·库克激进的、短命的社会福音杂志《我们的时代》的“劳工改革”编辑。当乔治·麦克尼尔的《劳工运动：今天的问题》（由劳工骑士团资助）在1887年出版的时候，开头三章关于工业革命的社会动荡和劳工组织功效的历史是詹姆斯写的，是劳工和激进意见大合唱中唯一的学术界声音。亚当斯也和劳工组织接触过。这些行动虽然与阿道夫·瓦格纳投身柏林工人阶级政治不完全一样，但是在道德经济学热情和政治上的不谨慎方面，他们确实非常接近。[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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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很难准确说明年轻留德经济学家主张用来替代自由放任思想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强烈愤怒和尽可能获得广泛影响力的渴望。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成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论者，他们在德国和美国的经历都强化了这一点。毋宁说，在整个188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突出人物努力推动价值观的转型，要使其深刻和彻底到足以从道德根源处掏空竞争性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体系。伊利、亚当斯、塞利格曼都接受了合作的思想，不是作为自我帮助，而是作为劳工商品化的替代品。塞利格曼与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家族的联系让他成为团体中最有世界背景的人。他从中世纪同业公会的研究转向对英国基督教合作社会主义预言家们赞赏有加的研究。伊利投身于和主要英国合作者的联系，让他的学生调查合作社传统和在美国开展活动的可能性。他发表于1883年的著作《现代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在结尾不是写到讲坛社会主义，而是像塞利格曼的著作一样讨论金斯利和莫里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项目。[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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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对现存工资制度的替代手段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到了1884年他认为已经发现了一个答案，就是企业给予工人“财产权”——要么通过某种可以强制保障的长期工作岗位，要么通过共同管理或者分享利润等手段的结合。不管细节如何，它将是“我有时候希望的财产和社会权利改革的先驱，它们将不允许这旧世界认出自己”。[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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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的经济学家开始称1880年代普遍的价值观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用法是由英国人借用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尤其是在社会基督教与牛津理想主义结合相交的地方，“社会主义”一词在那个十年中可以在英国的各种角落听到。人们可以发现穆勒1879年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萨缪尔·巴内特在1883年提出的社会改革一揽子计划号称“可实行的社会主义”，约瑟夫·张伯伦喜欢把“任何一种友好法案”都称作“社会主义”。据说（从来没有被明确否认）最著名的是格莱斯顿1880年代末期在下院的主要代理人承认的：“现在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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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故意的模糊出现在所有这些进步思想对“社会主义”一词的使用上，这种模糊定义从错位的宗教心态中汲取内涵，具有叛逆思想的年轻美国经济学家对此都非常熟悉。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以阶级或者国家为中心的，其核心是道德层面上的含义。社会主义成为激烈竞争的个人主义的反义词，是令身居海外的他们印象深刻的“社会”观点的延伸。伊利解释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对经济学“各人顾各人”原则的反叛。塞利格曼写到，它意味着让那些“倾向于把社会融合起来、使自我思想服从于追求共同利益”的力量有更大的作用范围。[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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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思想通道，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最终回到立法和国家管理的角色上来。他们吸收了太多的历史，所以难以想象国家能够和社会截然分离。早在1884年，伊利就运用瓦格纳的术语指出国家不过是合作社的另外一种形式，像家庭和教堂一样，是背后有伦理和精神力量的“强制性合作社”。对德国的同情，加上有赞成高关税的家庭传统，让詹姆斯很容易宣称国家“如果不是社会本身经济演化的最重要因素，至少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比其他人更多怀疑国家权力的亚当斯也写道：“不管是用‘国家’、‘国民’还是‘社会’，基本思想是一样的。让人看到的本质是有机增长，而不是机械安排。”国家不是社会之外的一种安排，也不是非自然的、外来的、干涉性的力量。伊利说得更直接：政府“是我们工作时必须使用的机构”。[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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