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327931e+09
1703279310 1885年和1886年，在德国产生、在美国加剧的异端观点和理想的喧闹达到高潮，在当时情况下，必然产生远远超出大学“茶壶涟漪”的影响。直接的事件就是劳工组织的惊人增长。1884年和1885年一系列非常成功的罢工极大鼓舞了士气，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持久的全国性工人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工人开始涌入劳工骑士团。在立法机构内，垄断权力的问题被提上日程。与此喧闹一起辉煌的还有亨利·乔治，他的影响力在1886年达到最高峰。所有年轻的经济学家都公开或私下里反对乔治对古典经济学简化和激进的阐释，即把经济苦难的全部责任都归咎于地租的罪恶，虽然他们羡慕乔治赢得群众皈依的能力。[183]
1703279311
1703279312 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设计的组织机构是“社会政策协会”的美国版本：美国经济学协会。该机构的最初推动力来自詹姆斯和帕滕。在学生时代，他们俩都听过约翰内斯·康拉德宣讲“社会政策协会”的工作，向美国听众宣传其模范作用。在1884年，詹姆斯第二次从德国回来后，就竭尽全力付诸实施。詹姆斯和帕滕散发的“国民经济研究协会”草案标题中对经济学概念的标准德语词汇Nationalökonomie加以明晰的英语表述：National Economy（国民经济），声明中对于当时主要问题提出协会的立场，以便使之有“像‘社会政策协会’一样确定的项目”。所有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借用德国模式或抱负的痕迹。[184]
1703279313
1703279314 伊利和塞利格曼向所有刚从德国大学回来的经济学学生游说，招募他们加入。在1885年9月召开了组织机构会议，共同纲领问题得到热烈讨论。亚当斯、詹姆斯和伊利都担心协会给他们贴上“讲坛社会主义”的标签，或者看上去要求他们彻底抛弃英国经济学。不只是亚当斯一个人坚持否认自己认同“社会关系的德国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所有关系都集中在国家问题上。伊利的建议是把“自由放任主张在政治上不安全，在道德上不健康”这一共识作为记录保存下来。不过这个建议因为语言太过激烈，多数人还没有接受它的思想准备。[185]
1703279315
1703279316 但是从纲领的开场白“我们认为国家是个机构，其积极的帮助是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来看，没有人会怀疑该协会成为自由放任批评者俱乐部的决心。即使我们不了解伊利私下里说过的话“美国经济学协会的想法就是要在美国完成‘社会政策协会’在德国做的事”，或者伊利的开幕辞与施穆勒在埃森纳赫演说的呼应之处，也能够看出：协会竭力吸收有影响和有分量的外界人物为会员的热情、设定的调查研究议题、提出政策建议进行辩论的最初决心等，都显示了与德国人对贸易自由主义的异议有亲密联系。当这个协会在1887年招揽名誉会员的时候，拉维勒耶、瓦格纳、克尼斯、罗塞尔都成了第一批被拥抱的人。[186]
1703279317
1703279318 意识到风向的争议性，《科学》杂志的编辑让詹姆斯安排系列文章解释经济学中的反叛。塞利格曼写了第一篇，探讨经济学方法，文中他坚持所有经济学主张的历史相对性，“财产的绝对权利”也不例外。詹姆斯为国家的核心重要性辩护，指出它不是偶然性的、外来的经济因素，而是任何企业“伟大和沉默的合伙人”。伊利预告了经济学中新伦理因素的到来。（“打开你的穆勒、勋伯格、瓦格纳、经济学杂志，你就会很容易地了解到经济学的思路大部分，或者说主要都朝向应该的方向。”）亚当斯的文章探讨了法律和财产之间的关系。曾于1870年代中期在柏林和海德堡学习经济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里士满·梅奥·史密斯，则是为统计学和实证研究方法辩护。[187]
1703279319
1703279320 所有作者都说他们的主张不是德国经济学的简单衍生物，但是没有人能够忽视他们的反叛中编织出来的新的世界性线索，如施穆勒的历史方法、克尼斯和瓦格纳的伦理原则、（通过詹姆斯传达的）瓦格纳关于不断增加的国家功能的规律、（通过亚当斯和塞利格曼暗示的）瓦格纳关于从最根本核心重新思考财产所有权传统观念的呼吁。
1703279321
1703279322 地位牢固的经济学教授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耶鲁大学的阿瑟·哈德利并非自由放任的简单鼓吹者，他承认在瓦格纳的讲座中学到了一点东西，但反驳说没有人能够一厢情愿地抛弃“经济学原理的严格要求”。“相信经济学原理可以由人类努力干预，这种观点比相信自由放任极端思想危险十倍。”他坚持说经济学的关键是发现人类意志无法超越的界限，如劣币驱逐良币，如草率的婚姻和太多的孩子意味着入不敷出、忍饥挨饿。政治经济学“对立法者说‘你只能走到这里，不能再往前走了’，它不说‘这样或者那样的立法可以产生最好结果’：但是它说‘超过了一定限度，所有立法都是徒劳的’”。[188]而反叛者提出的回应是：接受经济学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组成的体系就等于向宿命论和绝望投降。这成为他们回答所有其他问题的支点。
1703279323
1703279324 1886年《科学》杂志的交流把经济学新叛逆的多数元素汇集到一起，如针对古典经济学根本比喻的争论、年轻的经济学家渴望公共平台和公共关注的热情、他们的道德严肃性、他们针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深刻和愤怒的争论，以及他们与德国老师紧张和复杂的关系。那年亚当斯在其他地方写文章探讨“工资体系的颠覆”——这是经济学关系中的巨大变化，造成的结果可能“等同于社会革命”：詹姆斯嘲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老调”：塞利格曼写到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是“当今政治经济的首要问题”。再看相对孤立于德国影响之外的1880年代中期英国经济学学术辩论，与这里的激烈争吵相比就简直是在开礼貌的茶话会。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年轻叛逆者悬在经济学与道德告诫之间，对自然运行的市场的观念全力批判。[189]
1703279325
1703279326 在这个层次的反叛上，1880年代的美国大学还没有准备好成为温床。美国自由的边界并不比严格控制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德意志帝国时代的边界更狭窄，但是在美国，经济学主张的叛逆者如果触犯由企业家捐助者主导的大学财务和权威体系的话，可以自由运作的空间实际上就非常狭小了。在19世纪末的德国，拥有地位的势力划出一条最激烈捍卫的界线，那就是不能侮辱国家，但在美国更关键的界线就是不能侮辱财产权。当然，财产权在北大西洋经济体中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小事，例如1890年代攻击“讲坛社会主义”的领头者就有萨尔河流域的煤矿和铁矿巨头，这就是明显的证明。但是在国家结构虚弱得多的美国，资产阶级垄断大部分高级岗位，又没有来自大地主贵族的强烈竞争，所以批评自由放任的美国人就孤立得多、脆弱得多了。德国教授的地位对美国教授来说是望尘莫及的，虽然他们曾经非常卖力地戴上了研究和学术的华丽装饰。
1703279327
1703279328 像北大西洋经济体的许多对比一样，美国叛逆者环境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机构时机选择的产物。在德国，国家和大学比工业资本主义更古老，它们的权威地位早已确定。在美国，什么都是新的——内战后国家的性质、阶级关系、资本组织、劳工组织等，而财产重新分配的问题更切近核心。在这样一个社会，公共生活的众多基础设施（图书馆、公园、教堂、大学等）都是有钱人捐助建造的，德国教授的权威地位很难转移到美国教授身上。这就是密歇根大学校长詹姆斯·安吉尔表达的意思，他提醒亨利·亚当斯在美国不可能期待像德国学术界那样的自由程度。美国和德国不仅思想模式不同，权力结构也不一样。[190]
1703279329
1703279330 亚当斯是最早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因为还没有获得稳定的教授岗位，他的教学在1886年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在密歇根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兼职。从接受康大聘书一开始，执行校长就担心亚当斯缺乏“与纽约一百位银行家中任何一位交谈而带来的现实态度”。1886年春天，密歇根大学安吉尔校长在答复亚当斯的长久聘用合同申请时，要求他正式说明自己对私有财产、继承权和国家社会主义等的观点。亚当斯大胆回答说：“控制所有生产机构的最终权力来自社会，业主应该永远被认为是管理资本的代理人。因此，至于说应该允许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产中介，就好像他们对其有最终权力一样，那完全是权宜之计的问题，只能通过实验和常识来回答。”[191]
1703279331
1703279332 但是在八月份，亚当斯犯了错误，在康奈尔大学工程学院的公共集会上对财产“神圣性”作了同样的批判，（同时还对最近劳工骑士团的铁路罢工表示同情），当时该大学的主要捐款者之一就坐在大会主席台上。主持会议的瑟斯顿起来反驳。他宣称，那些在诸如铁路公司一样范围广泛的企业高层主管“总是强壮、勇敢、聪明、谨慎、有远见、有开拓精神和精力充沛的人”，不可能容忍在竞争中被淘汰的罢工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对他们发号施令。抗议现行的工资水平是徒劳的，因为制定这些条件的不是人而是自然、贸易和上帝的“普遍强制性法则”。[192]
1703279333
1703279334 当时的所有经济学虔诚言论在瑟斯顿冗长和即兴的反驳中滔滔涌出。康奈尔董事会成员认为亚当斯的观点“危害社会秩序”，建议终止他的聘用合同。由于迫切希望保住密歇根大学的聘用合同，亚当斯给校长安吉尔去信，卑躬屈膝地收回他过去八年著作中的言论，承认他的思想由于在柏林遭遇社会主义观点而失去了平衡。在保持自我尊重的最后一个努力中，他还是忍不住建议校长本人看一看汤因比的《工业革命》。但是到了这时，羞辱已经成为事实，无法挽回了。[193]
1703279335
1703279336 在十九世纪末期美国经济辩论的特殊情况下，对于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亚当斯的遭遇是让人痛苦的教训。1890年代充斥着类似的学术异端邪说案件，多数涉及经济学家，正如玛丽·福纳显示的，董事会成员很少失败。即使已经升到沃顿学院学界领袖和薪酬体系塔尖的詹姆斯也最终被新教务长排挤了出去，后者本身也是大学的主要捐款人。1880年代仍然在积极争取教授岗位，留学德国的年轻经济学家们竭力把社会政治研究重建在不那么敏感的区域内。美国经济学协会非常不情愿地放弃公开的政策规划企图。在詹姆斯的交通委员会和亚当斯的公共金融委员会都没有能在政策建议上达成一致意见后，该协会抛弃了关于公共问题的常设委员会。“社会政策协会”选择少数当时社会经济热点议题作为深入实证调查和辩论的切入点，而美国协会的会议很快退回到分散的个人投稿的大杂烩。到了1888年，为了渴望得到数量规模，该协会实际上悄悄放弃了宣言中的原则。[194]
1703279337
1703279338 从修辞上看，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开始从1880年代的先知性语言退却了，这种语言部分来自瓦格纳，部分来自罗斯金以及新教徒社会福音主义。1880年代初期亚当斯、伊利和塞利格曼都关注过的工资关系本质问题，被悄悄从专业经济学文献领域剔除掉了。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社会主义”语言的讨论就像早晨的雾一样消失了。由于有大众杂志的发表渠道和一帮忠实的学生，伊利比其他人坚持的时间更长些。1892年他提议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年会在位于肖托夸的循道宗信徒野营大会举行后，虽然被迫离开了协会的秘书处，他还尝试了一系列替代美国经济学协会的社会福音选择。不过，在1894年遭受对自己学术异端邪说审判的烘烤后，就连伊利也退却了。
1703279339
1703279340 这个十年的逆转还没有严重到瓦解他们给经济学价值带来深刻变革的梦想——他们的企图不仅仅是提供一些零星的政策建议。在大西洋两岸，对当时个人主义的修改和重建与进步工程其实是糅合在一起的。不管“社会的”观念是夹裹在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费边社还是德国教授“伦理”经济学的语言中，所有的进步人士都想当然地认为其对立面不是法律或习惯的某个特殊安排，而是私人欲望的思想风气。进步政治将永远在预言性和特殊性的双轨上前进。但是，希望由合作社一直向上延伸到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国家，这种梦想在1880年代的阶级冲突中溃败，所以在德国人与自由放任论争的背景下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代学者只好竭力寻找不那么敏感的领地。在他们痛苦地寻找精心确定的措施和更不容易遭到攻击的立场时，施穆勒模式从瓦格纳的阴影下脱颖而出。
1703279341
1703279342 叛逆经济学家的第一个谨慎措施让他们返回到自己最担心的德国纽带症结上：国家权力范围的边界问题。在自己的社会政治和德国老师的无限度国家语言之间，他们不能回避有建造更坚固、更安全界墙的必要性。结果，亚当斯在他的世界坍塌之前五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供了它。虽然从来不用伊利关于“神授”国家机构的言论，但亚当斯以自己的方式一直试图绕开人工和天然经济因素之间的概念界线——这些界线把国家和经济“自由”的领域区别开来。现在亚当斯在“控制国家工业干预的原则”中，返回到自由放任经济学家的界限和差异等用词上来。
1703279343
1703279344 在国家行动的合法性领域内，亚当斯强调了两点。第一是在“竞争行动水平”下面确定底线的措施，以免市场动力学把伦理水平降低到最无耻竞争者的程度：从本世纪开始起在英国这就被称为工厂立法。第二涉及“天生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因为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同样机构成本高昂，让后来的投资者利润回报率非常糟糕，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失败。铁路就是“天然垄断”的明显例子，城市公用设施是另外一个例子。在这些领域，市场本质上是失效的，亚当斯认为某种形式的公共控制不可避免，不管是通过公共特许权、价格管理、建立竞争性国家企业，还是创立完全公共所有的垄断公司。[195]
1703279345
1703279346 这个十年经济学正统思想维护者的不满没有减轻多少。《独立报》评论家反驳亚当斯的文章说，“这是用最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社会主义基本观点，因为温和克制的口气而更加阴险狡诈”。但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欣然接受亚当斯的区分：在不干涉主义与德国国家概念的旋涡之间，这让他们有了理论上的立足点。亚当斯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实际后果，在把这篇文章寄给美国经济学协会发表前，甚至还特意添加了谨慎的声明，说整个论证完全出自“个人主义”观点。[196]塞利格曼（此刻）抓住亚当斯文章的谨慎一面，强烈主张亚当斯的工作“证明放弃自由放任并不意味着支持社会主义或者在任何实质上接近社会主义”。伊利选择了亚当斯观点中更加激进的道德内容，在吸收了亚当斯的天然垄断观点不到一年，就呼吁铁路、电报、公交车、城市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公有化，即使不能马上进行，至少要缓慢地、稳定地推进。正在为防止费城的城市煤气设施拍卖给私人企业而斗争的詹姆斯欣然接受同样的观点。作为受大众欢迎的进步政治产生的重要分水岭，接下来二十年的城市公用设施斗争都紧紧围绕着“天然垄断”论点开展。再往后，新政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仍然处在亚当斯关注内容的范围内。[197]
1703279347
1703279348 如果亚当斯的文章帮助确定了叛逆者国家观点的框架和焦点的话，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创立比1880年代预言性的政治讲坛更坚固的战略基础。在这个紧要关头，施穆勒更谨慎的专家影响模式变得更加吸引人。当詹姆斯1889年再次开始美国的“社会政策协会”工程时，这次他的设计更加忠实于原型。像“社会政策协会”一样，他野心很大的新组织“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目的不是完全的政策规划而是辩论。由学院出身的组织者确定议程，它把教授和费城实干家召集到一堂讨论公众关心的话题。从第一次开始，该学会的仿效榜样就很少远离人们视野。早期的《年报》中常常有很大篇幅刊登来自施穆勒、古斯塔夫·科恩、锡耶纳的阿基尔·洛里亚、维也纳的欧根·庞巴维克、巴黎的保罗·鲁西耶的长篇选段译文。还有列奥·罗韦关于“社会经济协会”会议的报告、威洛比关于“社会博物馆”的报告、罗伯特·布鲁克斯关于德国城市大会、约翰·格雷关于“社会政策协会”本身会议的报告。在一个固定的栏目，列奥·罗韦记录了城市管理改革的最新国际观点：萨缪尔·林塞为笼统的社会改革新闻做了同样的事情。[198]在1902年，在德国大学纽带的另一个校友艾默里·约翰逊的编辑下，它的《纪事》最终找到了持久的模式，是“社会政策协会”丛书在1870年代使用过的模式的变体。每期都登载专题讨论会上专家就当时紧迫的政策议题发表的意见：城市所有权和特许权、工业调解和仲裁、住房、童工、企业管理、监狱管理、贸易和关税等。
1703279349
1703279350 专家政策顾问实际上成为批评自由放任的学者们重新组合发挥影响力的一个场地。到了世纪末，第一代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的学生通过占据大学教授与政府服务专家之间的社会空间，努力建立权威的新形式。他们的努力逐渐确定了美国进步政治的一个核心结构。艾默里·约翰逊以他在柏林提高的交通政策方面的专长，获得了沃顿学院讲师职位和“地峡运河委员会”的席位。他的同事罗兰德·福克纳成为1890年代初关税审议时期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专职统计学家。阿德纳·F.韦伯在柏林研究生毕业后到纽约担任劳工统计局的副局长，这个统计局很快发展成为欧洲社会政策观念的集散地。在这方面亨利·梅耶的生涯最典型。梅耶1894—1895年在柏林施穆勒和瓦格纳的指导下学习，从瓦格纳身上吸取了国家功能扩张的思想，从施穆勒身上吸取了反对演绎式经济理论的基本态度。回国后，他利用自己关于普鲁士铁路体系的知识谋得了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职位，在起草威斯康星铁路委员会法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这个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并且从1911年到1939年是联邦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成员。[199]
1703279351
1703279352 随后，1880年代的人也学会扮演新角色。塞利格曼成为美国累进税制方面的顶尖专家，虽然他强调这不是瓦格纳那种明确的再分配主义原则。亚当斯在默默地讲授劳工组织、社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终于找到了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合适职务，成为新的州际商业委员会首席统计学家，他细心推动对税率和工作条件进行技术上可靠的监督。伊利在1894年与威斯康星大学管理者发生冲突后，也学会了从专家政策内部渗透的艺术，沉浸在土地经济学的议题中。[200]
1703279353
1703279354 这种取得影响力的路线变得如此熟悉，很快，从规劝到以大学为基础的专家权威这个转变看起来像自然的进步过程。作为专业化的社会过程的内在属性，它似乎不需要解释。但是这种权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国外引进的，是国内政治和跨越大西洋的进步纽带结合的结果。没有谁迫使人们必须依赖大学教授提供制订政策的专业知识。在这点上，也没有谁强迫对专家的政治依赖。英国国家机器并不是掌握在专家手里而是在牛津和剑桥的业余爱好者手里。伦敦各部委吸收高级政务员和决策制订者是从接受通识教育和有特权出身背景的人中选拔，候选人参加的竞争性考试在设计时就把政策专门知识看作无关紧要的。在进入这个圈子的人中间，联系广泛的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相当程度上比大学教授更常见。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也是如此。[201]
1703279355
1703279356 对于高级公务员在经济学和公共法律方面的训练要求，就像大学教授在大学讲堂和政府部门穿梭的情形一样，都是建立在大学和国家机构关系特别密切基础之上的德国风格。公共调查委员会是其中一个典型模式。大学经济学家是国家委员会的固定成员，即使相对来说属于边缘性的人物马克斯·韦伯，在1890年代也被任命为联邦议会的股票和商品交换调查委员会的成员。[202]
1703279357
1703279358 1890年代在德国留学的美国经济学家把这个模式带回美国，努力把它嫁接到美国更分散的国家权力结构上，并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从1883年基本上是从参议员亨利·布莱尔的口袋中拿出来的参议院劳资关系调查委员会，到1898年至1902年充斥着大量专家报告的工业委员会，到1912年至1915年的工业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R.康芒斯作为核心成员之一，还有大量的专职社会经济学家为其效力），现代公共调查委员会的发展概括体现了教授提升为国家政策顾问的模式。新社会政策压力集团如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全国消费者联盟、全国童工问题委员会的顾问机构，都充斥着大量留学德国的毕业生，这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在1908年，以大学为基地的专家和进步国家机构合作的进步时代高潮时期，威斯康星大学41位教授每人占据正式的国家委员会中至少一个席位。到了1914年政府换届不到一年，教授们都被清退。尽管如此，渗入国家机构内部的活动证明，这是一条比亚当斯一代公共预言家式的抱负更可靠的获得影响力的道路。[203]
1703279359
[ 上一页 ]  [ :1.70327931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