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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年的逆转还没有严重到瓦解他们给经济学价值带来深刻变革的梦想——他们的企图不仅仅是提供一些零星的政策建议。在大西洋两岸，对当时个人主义的修改和重建与进步工程其实是糅合在一起的。不管“社会的”观念是夹裹在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m）、费边社还是德国教授“伦理”经济学的语言中，所有的进步人士都想当然地认为其对立面不是法律或习惯的某个特殊安排，而是私人欲望的思想风气。进步政治将永远在预言性和特殊性的双轨上前进。但是，希望由合作社一直向上延伸到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国家，这种梦想在1880年代的阶级冲突中溃败，所以在德国人与自由放任论争的背景下学习经济学的第一代学者只好竭力寻找不那么敏感的领地。在他们痛苦地寻找精心确定的措施和更不容易遭到攻击的立场时，施穆勒模式从瓦格纳的阴影下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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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经济学家的第一个谨慎措施让他们返回到自己最担心的德国纽带症结上：国家权力范围的边界问题。在自己的社会政治和德国老师的无限度国家语言之间，他们不能回避有建造更坚固、更安全界墙的必要性。结果，亚当斯在他的世界坍塌之前五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提供了它。虽然从来不用伊利关于“神授”国家机构的言论，但亚当斯以自己的方式一直试图绕开人工和天然经济因素之间的概念界线——这些界线把国家和经济“自由”的领域区别开来。现在亚当斯在“控制国家工业干预的原则”中，返回到自由放任经济学家的界限和差异等用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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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行动的合法性领域内，亚当斯强调了两点。第一是在“竞争行动水平”下面确定底线的措施，以免市场动力学把伦理水平降低到最无耻竞争者的程度：从本世纪开始起在英国这就被称为工厂立法。第二涉及“天生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因为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同样机构成本高昂，让后来的投资者利润回报率非常糟糕，不可避免地导致竞争失败。铁路就是“天然垄断”的明显例子，城市公用设施是另外一个例子。在这些领域，市场本质上是失效的，亚当斯认为某种形式的公共控制不可避免，不管是通过公共特许权、价格管理、建立竞争性国家企业，还是创立完全公共所有的垄断公司。[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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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年经济学正统思想维护者的不满没有减轻多少。《独立报》评论家反驳亚当斯的文章说，“这是用最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社会主义基本观点，因为温和克制的口气而更加阴险狡诈”。但是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欣然接受亚当斯的区分：在不干涉主义与德国国家概念的旋涡之间，这让他们有了理论上的立足点。亚当斯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实际后果，在把这篇文章寄给美国经济学协会发表前，甚至还特意添加了谨慎的声明，说整个论证完全出自“个人主义”观点。[196]塞利格曼（此刻）抓住亚当斯文章的谨慎一面，强烈主张亚当斯的工作“证明放弃自由放任并不意味着支持社会主义或者在任何实质上接近社会主义”。伊利选择了亚当斯观点中更加激进的道德内容，在吸收了亚当斯的天然垄断观点不到一年，就呼吁铁路、电报、公交车、城市电力、煤气和自来水的公有化，即使不能马上进行，至少要缓慢地、稳定地推进。正在为防止费城的城市煤气设施拍卖给私人企业而斗争的詹姆斯欣然接受同样的观点。作为受大众欢迎的进步政治产生的重要分水岭，接下来二十年的城市公用设施斗争都紧紧围绕着“天然垄断”论点开展。再往后，新政的《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仍然处在亚当斯关注内容的范围内。[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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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亚当斯的文章帮助确定了叛逆者国家观点的框架和焦点的话，仍然存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创立比1880年代预言性的政治讲坛更坚固的战略基础。在这个紧要关头，施穆勒更谨慎的专家影响模式变得更加吸引人。当詹姆斯1889年再次开始美国的“社会政策协会”工程时，这次他的设计更加忠实于原型。像“社会政策协会”一样，他野心很大的新组织“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目的不是完全的政策规划而是辩论。由学院出身的组织者确定议程，它把教授和费城实干家召集到一堂讨论公众关心的话题。从第一次开始，该学会的仿效榜样就很少远离人们视野。早期的《年报》中常常有很大篇幅刊登来自施穆勒、古斯塔夫·科恩、锡耶纳的阿基尔·洛里亚、维也纳的欧根·庞巴维克、巴黎的保罗·鲁西耶的长篇选段译文。还有列奥·罗韦关于“社会经济协会”会议的报告、威洛比关于“社会博物馆”的报告、罗伯特·布鲁克斯关于德国城市大会、约翰·格雷关于“社会政策协会”本身会议的报告。在一个固定的栏目，列奥·罗韦记录了城市管理改革的最新国际观点：萨缪尔·林塞为笼统的社会改革新闻做了同样的事情。[198]在1902年，在德国大学纽带的另一个校友艾默里·约翰逊的编辑下，它的《纪事》最终找到了持久的模式，是“社会政策协会”丛书在1870年代使用过的模式的变体。每期都登载专题讨论会上专家就当时紧迫的政策议题发表的意见：城市所有权和特许权、工业调解和仲裁、住房、童工、企业管理、监狱管理、贸易和关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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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政策顾问实际上成为批评自由放任的学者们重新组合发挥影响力的一个场地。到了世纪末，第一代留学德国的经济学家的学生通过占据大学教授与政府服务专家之间的社会空间，努力建立权威的新形式。他们的努力逐渐确定了美国进步政治的一个核心结构。艾默里·约翰逊以他在柏林提高的交通政策方面的专长，获得了沃顿学院讲师职位和“地峡运河委员会”的席位。他的同事罗兰德·福克纳成为1890年代初关税审议时期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专职统计学家。阿德纳·F.韦伯在柏林研究生毕业后到纽约担任劳工统计局的副局长，这个统计局很快发展成为欧洲社会政策观念的集散地。在这方面亨利·梅耶的生涯最典型。梅耶1894—1895年在柏林施穆勒和瓦格纳的指导下学习，从瓦格纳身上吸取了国家功能扩张的思想，从施穆勒身上吸取了反对演绎式经济理论的基本态度。回国后，他利用自己关于普鲁士铁路体系的知识谋得了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职位，在起草威斯康星铁路委员会法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这个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并且从1911年到1939年是联邦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成员。[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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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1880年代的人也学会扮演新角色。塞利格曼成为美国累进税制方面的顶尖专家，虽然他强调这不是瓦格纳那种明确的再分配主义原则。亚当斯在默默地讲授劳工组织、社会和工业改革的同时，终于找到了发挥政策影响力的合适职务，成为新的州际商业委员会首席统计学家，他细心推动对税率和工作条件进行技术上可靠的监督。伊利在1894年与威斯康星大学管理者发生冲突后，也学会了从专家政策内部渗透的艺术，沉浸在土地经济学的议题中。[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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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取得影响力的路线变得如此熟悉，很快，从规劝到以大学为基础的专家权威这个转变看起来像自然的进步过程。作为专业化的社会过程的内在属性，它似乎不需要解释。但是这种权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国外引进的，是国内政治和跨越大西洋的进步纽带结合的结果。没有谁迫使人们必须依赖大学教授提供制订政策的专业知识。在这点上，也没有谁强迫对专家的政治依赖。英国国家机器并不是掌握在专家手里而是在牛津和剑桥的业余爱好者手里。伦敦各部委吸收高级政务员和决策制订者是从接受通识教育和有特权出身背景的人中选拔，候选人参加的竞争性考试在设计时就把政策专门知识看作无关紧要的。在进入这个圈子的人中间，联系广泛的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相当程度上比大学教授更常见。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也是如此。[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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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级公务员在经济学和公共法律方面的训练要求，就像大学教授在大学讲堂和政府部门穿梭的情形一样，都是建立在大学和国家机构关系特别密切基础之上的德国风格。公共调查委员会是其中一个典型模式。大学经济学家是国家委员会的固定成员，即使相对来说属于边缘性的人物马克斯·韦伯，在1890年代也被任命为联邦议会的股票和商品交换调查委员会的成员。[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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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在德国留学的美国经济学家把这个模式带回美国，努力把它嫁接到美国更分散的国家权力结构上，并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从1883年基本上是从参议员亨利·布莱尔的口袋中拿出来的参议院劳资关系调查委员会，到1898年至1902年充斥着大量专家报告的工业委员会，到1912年至1915年的工业关系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R.康芒斯作为核心成员之一，还有大量的专职社会经济学家为其效力），现代公共调查委员会的发展概括体现了教授提升为国家政策顾问的模式。新社会政策压力集团如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全国消费者联盟、全国童工问题委员会的顾问机构，都充斥着大量留学德国的毕业生，这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在1908年，以大学为基地的专家和进步国家机构合作的进步时代高潮时期，威斯康星大学41位教授每人占据正式的国家委员会中至少一个席位。到了1914年政府换届不到一年，教授们都被清退。尽管如此，渗入国家机构内部的活动证明，这是一条比亚当斯一代公共预言家式的抱负更可靠的获得影响力的道路。[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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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由于他们第一次遭遇德国人特别激烈地攻击曼彻斯特经济学，德国大学纽带的首批美国学生开始为自己寻找发挥影响力的手段和实现新国家意识的机构平台。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帮助确定美国社会政治的因素。到了世纪末的时候，这批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使得经济学文本摆脱了他们年轻时代接受的伦理经济学推论。如果说还没有消除市场的“自然性”特权，至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让公共行动和控制的机构变得更自然些。到了世纪之交，阿德纳·韦伯确定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巨大争论“早已了结”，陷入折中和妥协的融合中。国家和经济的清晰界限演变成为出于私利和实际情况的考虑，虽然辩论仍然激烈，但已经没有了前辈那种形而上学的争论。[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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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际会，19世纪末期一代有政治抱负的年轻知识分子意外地转向德国留学，而在这些事件的所有后果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是：它给经历这个过程的人烙上了持久的世界主义思想印记，让他们成为欧美世界社会政治事业的自觉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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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纽带开启了美国社会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时刻。这些留学生带回美国的是一种强烈的自由解放意识，摆脱了年轻时代禁锢的思想世界——包括自由放任经济思想那严格的、推理性的思想范式。他们带回了新的政治理想和权威的新模式，带回了美国政治中缺乏“社会”立场这一深刻认识，还有关于国家的社会可能性的新意识，这意识既让人担忧又让人兴奋。他们的道路连同接受他们思想和影响的学生的道路纵横交错，贯穿于这故事后来的各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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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他们的经历显示的，大西洋纽带决不仅仅是思想的简单传播、思想类别的抽象传输，或者平静愉快的游览航行。留学德国的美国人对他们在海外所见所闻的紧张和痛苦的思考、他们的新社会政治与国内经济结构之间的冲突都成为影响全局的因素。在不同国家组成的世界里，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充满陷阱和危险的。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中持久存在的狂喜和紧张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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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四章 自我支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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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的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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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开始的经济学理论的斗争在1890年代首次在“大城市”进入政治头脑。现代读者已经习惯于认为民族国家是社会政治中的主要角色，所以有必要停下来对这一点思考一番。20世纪末期美国重新泛起的“都市危机”言论充满绝望情绪，一个世纪前的城市却正位于跨越大西洋的进步人士想象力的核心地带。正如现在人们常说的，如果有意识的公共行动能够拯救当今城市免遭社会和经济力量的蹂躏与毁灭，就需要各国政府动用意志和资源促其实现。但是对于大西洋两岸老一辈都市进步人士来说，方案正好相反。如果要改造国家的话，首先就要抓住城市的社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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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民粹主义动荡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改革之间，美国进步政治历史中这薄薄一片都市“时刻”并没有被人们所忽略，但是它的国际动力学和视野还很少得到认真研究。不管是对于1890年代伦敦的费边社、1890年代法兰克福左倾自由派，还是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的进步人士，大城市都成为社会政治动员、实验和争议的主要场所。在塑造都市社会政治方面，没有能够和亨利·乔治或者阿道夫·瓦格纳相媲美的体系创建者。都市社会政治的理论虽然不缺乏宣传家，但仍然只是初具规模、模糊不清的。其共同元素是都市生活中平凡的物质设施：自来水、街道、有轨电车、公共澡堂、煤气、住房等。但是，在关于谁应该控制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斗争中，在增进城市社会责任感、把城市从惟利是图的商业利益中解放出来的梦想中，大西洋两岸对自由放任思想的反叛投入了第一个共同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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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和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当民族国家的首要事务是军队和帝国，公共福利则属于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那里有穷人救济，也有大部分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体系。而且，大城市有相当多的资源来落实继承下来的政治责任。雄心勃勃的年轻社会政治改革者来到伦敦、巴黎、芝加哥、柏林或纽约，吸引他们的力量和吸引农民、政客、企业家、艺术家来大城市的力量一样。社会机构在这里扎根，而大学（牛津和剑桥除外）本来都是城市产物。可以肯定，大西洋两岸的进步压力集团和公共机构成员中大部分是城市居民。大众媒体和动员工人阶级的大机构都把总部设在城市，如果中产阶级改革者需要且希望，这些都可以成为潜在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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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大城市的结构本身融合了进步政治的一些关键问题。其中最重要和最明显的问题是社会碎片化。工业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就连在最黑暗的煤矿地区也没有在城市表现得更清楚。恩格斯在1844年写道：“对伦敦来说真实的东西，对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也是真实的，对所有城市都是真实的。”“任何地方都存在一方野蛮、冷漠、自私自利，另一方处境悲惨、痛苦不堪，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任何人的房子都处在被包围的状态，任何地方都存在法律保护下的相互掠夺。”[205]这个指控有点夸张了，但毫无疑问，大城市让工业资本主义竞争性的、碎片化的面孔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从纵向来看，大城市分解成为利益和阶级，从横向看，区分成为鲜明对照的大片住宅区。人们走在这样的街区中间，周围情景的变化给人的感觉就像背景和舞台陈设突然被拿走，换了截然不同的东西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大城市作为对比鲜明的次城市的集合而不断扩张，这里一个金融区，那里一个高级住宅区，贫穷脏乱区、工厂集中区、仓库和商店集中区、中产阶级郊区和广大的工人阶级聚居区等，而这些大区又可以分成小街区和民族聚居区。在19世纪的伦敦和巴黎甚至没有表面上的地方自治把所有这些组合起来，以免城市内的阶级冲突再激发革命的火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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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感到担心不安的是城市中大量增加的贫穷劳动者。最廉价的住宅区里涌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由于不能在城市的工厂、机关和仓库中寻找到安定的立足之地，只有在庞大的都市里从事不固定的、无需技术的劳动。他们把纽约市政厅阴影下的五点区（Five Point district）、伦敦散乱的东区的白教堂、柏林贫穷居住区的内院变成世纪之交悲惨生活的比喻。1902年到达英国的作家杰克·伦敦不知道如何去东区，但是知道他得去看看，正如在纽约的欧洲进步人士知道需要看看第五大道上富豪们的宫殿一样。资本集中的地方和贫穷集中的地方，财富的贪婪炫耀和毗邻的卑屈痛苦：城市集中了都市作家巧妙地称之为都市生活“阳光和阴影”的东西。[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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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城市是分裂和破碎的地方，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巨大的集中地。在这点上，恩格斯没有抓住其标志。如果没有硝烟的日常战争是大城市生活无法摆脱的困境，那么，城市中人们相互依赖的程度同样强大。城市居民通过范围广泛的商品和劳务市场进入城市，通过土地和住宅市场分为不同街区，由商店店主、小贩、运货人、中间商的庞大队伍维持着。他们生活在相互倚赖的大网中，这网一方面力量异常强大，另一方面又看不见摸不着。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像这样完全依靠看不见的供应者来提供住宅和生活必需品。萨姆·巴斯·沃纳所说的“私人的城市”，由很多私人决定组成的产物，实际上是由相互倚赖的关系组成的一张大网。[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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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自主地，城市无形的资本集体主义迫使集体考虑进入了人们的政治意识。大城市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健康。社会政治形成的大部分历史，实际上可以作为围绕公共健康概念而斗争的故事来写——健康不仅根源于个人纪律和卫生，而且也在于劳动和住房的社会环境。除了如老年、孩子出生和事故等传统的健康风险外，城市又增加了因居住集中、相互倚赖而产生的风险，其中很多像水里的微生物，是普通人肉眼看不见的。正是1840年代英国埃德温·查德威克率先进行的大型卫生调查，令人震惊地首次确定了都市疾病的生态学病因，显示了污染的水井、不流动的污水沟和院子内部不透气的窝棚有影响深远的公共危害。由于财产所有者的个人算计，没有人愿意为改善卫生状况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因此，卫生调查不仅提供了集中居住的人口在健康风险上的医疗教训，同时也提供了经济教训，指出关注自我利益的商业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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