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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由于他们第一次遭遇德国人特别激烈地攻击曼彻斯特经济学，德国大学纽带的首批美国学生开始为自己寻找发挥影响力的手段和实现新国家意识的机构平台。他们开始一点一点地帮助确定美国社会政治的因素。到了世纪末的时候，这批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使得经济学文本摆脱了他们年轻时代接受的伦理经济学推论。如果说还没有消除市场的“自然性”特权，至少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让公共行动和控制的机构变得更自然些。到了世纪之交，阿德纳·韦伯确定古典学派和历史学派的巨大争论“早已了结”，陷入折中和妥协的融合中。国家和经济的清晰界限演变成为出于私利和实际情况的考虑，虽然辩论仍然激烈，但已经没有了前辈那种形而上学的争论。[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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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际会，19世纪末期一代有政治抱负的年轻知识分子意外地转向德国留学，而在这些事件的所有后果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是：它给经历这个过程的人烙上了持久的世界主义思想印记，让他们成为欧美世界社会政治事业的自觉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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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纽带开启了美国社会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时刻。这些留学生带回美国的是一种强烈的自由解放意识，摆脱了年轻时代禁锢的思想世界——包括自由放任经济思想那严格的、推理性的思想范式。他们带回了新的政治理想和权威的新模式，带回了美国政治中缺乏“社会”立场这一深刻认识，还有关于国家的社会可能性的新意识，这意识既让人担忧又让人兴奋。他们的道路连同接受他们思想和影响的学生的道路纵横交错，贯穿于这故事后来的各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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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他们的经历显示的，大西洋纽带决不仅仅是思想的简单传播、思想类别的抽象传输，或者平静愉快的游览航行。留学德国的美国人对他们在海外所见所闻的紧张和痛苦的思考、他们的新社会政治与国内经济结构之间的冲突都成为影响全局的因素。在不同国家组成的世界里，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从一开始就是充满陷阱和危险的。跨越大西洋的社会政治中持久存在的狂喜和紧张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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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四章 自我支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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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的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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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开始的经济学理论的斗争在1890年代首次在“大城市”进入政治头脑。现代读者已经习惯于认为民族国家是社会政治中的主要角色，所以有必要停下来对这一点思考一番。20世纪末期美国重新泛起的“都市危机”言论充满绝望情绪，一个世纪前的城市却正位于跨越大西洋的进步人士想象力的核心地带。正如现在人们常说的，如果有意识的公共行动能够拯救当今城市免遭社会和经济力量的蹂躏与毁灭，就需要各国政府动用意志和资源促其实现。但是对于大西洋两岸老一辈都市进步人士来说，方案正好相反。如果要改造国家的话，首先就要抓住城市的社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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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在民粹主义动荡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改革之间，美国进步政治历史中这薄薄一片都市“时刻”并没有被人们所忽略，但是它的国际动力学和视野还很少得到认真研究。不管是对于1890年代伦敦的费边社、1890年代法兰克福左倾自由派，还是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的进步人士，大城市都成为社会政治动员、实验和争议的主要场所。在塑造都市社会政治方面，没有能够和亨利·乔治或者阿道夫·瓦格纳相媲美的体系创建者。都市社会政治的理论虽然不缺乏宣传家，但仍然只是初具规模、模糊不清的。其共同元素是都市生活中平凡的物质设施：自来水、街道、有轨电车、公共澡堂、煤气、住房等。但是，在关于谁应该控制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斗争中，在增进城市社会责任感、把城市从惟利是图的商业利益中解放出来的梦想中，大西洋两岸对自由放任思想的反叛投入了第一个共同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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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和社会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当民族国家的首要事务是军队和帝国，公共福利则属于地方政府的管辖范围。那里有穷人救济，也有大部分相互支持和帮助的体系。而且，大城市有相当多的资源来落实继承下来的政治责任。雄心勃勃的年轻社会政治改革者来到伦敦、巴黎、芝加哥、柏林或纽约，吸引他们的力量和吸引农民、政客、企业家、艺术家来大城市的力量一样。社会机构在这里扎根，而大学（牛津和剑桥除外）本来都是城市产物。可以肯定，大西洋两岸的进步压力集团和公共机构成员中大部分是城市居民。大众媒体和动员工人阶级的大机构都把总部设在城市，如果中产阶级改革者需要且希望，这些都可以成为潜在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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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大城市的结构本身融合了进步政治的一些关键问题。其中最重要和最明显的问题是社会碎片化。工业资本主义的阶级划分就连在最黑暗的煤矿地区也没有在城市表现得更清楚。恩格斯在1844年写道：“对伦敦来说真实的东西，对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也是真实的，对所有城市都是真实的。”“任何地方都存在一方野蛮、冷漠、自私自利，另一方处境悲惨、痛苦不堪，任何地方都是社会战争、任何人的房子都处在被包围的状态，任何地方都存在法律保护下的相互掠夺。”[205]这个指控有点夸张了，但毫无疑问，大城市让工业资本主义竞争性的、碎片化的面孔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从纵向来看，大城市分解成为利益和阶级，从横向看，区分成为鲜明对照的大片住宅区。人们走在这样的街区中间，周围情景的变化给人的感觉就像背景和舞台陈设突然被拿走，换了截然不同的东西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大城市作为对比鲜明的次城市的集合而不断扩张，这里一个金融区，那里一个高级住宅区，贫穷脏乱区、工厂集中区、仓库和商店集中区、中产阶级郊区和广大的工人阶级聚居区等，而这些大区又可以分成小街区和民族聚居区。在19世纪的伦敦和巴黎甚至没有表面上的地方自治把所有这些组合起来，以免城市内的阶级冲突再激发革命的火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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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感到担心不安的是城市中大量增加的贫穷劳动者。最廉价的住宅区里涌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他们由于不能在城市的工厂、机关和仓库中寻找到安定的立足之地，只有在庞大的都市里从事不固定的、无需技术的劳动。他们把纽约市政厅阴影下的五点区（Five Point district）、伦敦散乱的东区的白教堂、柏林贫穷居住区的内院变成世纪之交悲惨生活的比喻。1902年到达英国的作家杰克·伦敦不知道如何去东区，但是知道他得去看看，正如在纽约的欧洲进步人士知道需要看看第五大道上富豪们的宫殿一样。资本集中的地方和贫穷集中的地方，财富的贪婪炫耀和毗邻的卑屈痛苦：城市集中了都市作家巧妙地称之为都市生活“阳光和阴影”的东西。[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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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城市是分裂和破碎的地方，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巨大的集中地。在这点上，恩格斯没有抓住其标志。如果没有硝烟的日常战争是大城市生活无法摆脱的困境，那么，城市中人们相互依赖的程度同样强大。城市居民通过范围广泛的商品和劳务市场进入城市，通过土地和住宅市场分为不同街区，由商店店主、小贩、运货人、中间商的庞大队伍维持着。他们生活在相互倚赖的大网中，这网一方面力量异常强大，另一方面又看不见摸不着。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像这样完全依靠看不见的供应者来提供住宅和生活必需品。萨姆·巴斯·沃纳所说的“私人的城市”，由很多私人决定组成的产物，实际上是由相互倚赖的关系组成的一张大网。[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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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自主地，城市无形的资本集体主义迫使集体考虑进入了人们的政治意识。大城市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健康。社会政治形成的大部分历史，实际上可以作为围绕公共健康概念而斗争的故事来写——健康不仅根源于个人纪律和卫生，而且也在于劳动和住房的社会环境。除了如老年、孩子出生和事故等传统的健康风险外，城市又增加了因居住集中、相互倚赖而产生的风险，其中很多像水里的微生物，是普通人肉眼看不见的。正是1840年代英国埃德温·查德威克率先进行的大型卫生调查，令人震惊地首次确定了都市疾病的生态学病因，显示了污染的水井、不流动的污水沟和院子内部不透气的窝棚有影响深远的公共危害。由于财产所有者的个人算计，没有人愿意为改善卫生状况付出经济上的代价。因此，卫生调查不仅提供了集中居住的人口在健康风险上的医疗教训，同时也提供了经济教训，指出关注自我利益的商业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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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卫生科学的推动和霍乱疫病的威胁，加上人们对贫民窟道德败坏的恐惧不断加剧，19世纪政治当局首先在英国，后来在其他地方开始加强对私人城市的管理，制订更系统的地方法规、建筑规范、卫生条例，确立定期住宅检查等制度。影响更重大的是，政府当局开始慢慢承担起某些商品供应者的责任，这在之前被普遍认为属于私人供应商的范畴。饮用水首当其冲。当1840年代英国开始卫生运动的时候，北大西洋经济体内的自来水厂几乎全部是私人经营的，是用来赚钱的行当。但是在流行病和传染病的刺激下，市政府开始为自来水供应的公共体系投资越来越多。膨胀的城市人口推动政府从简单的管道作业到建造范围广泛的供水体系，包括水库、渡槽、总水管、过滤厂等。到这个世纪末，自来水供应已经成为巨大的公共经济活动。英国1905年最大的50家工业企业平均资本化程度是440万英镑，而伯明翰的自来水系统工程融资接近800万英镑，伦敦的新大都会供水局是4700万英镑。[209]即使从“守夜人”那种最简朴的公共安全的概念来看，大城市生活的相互依赖性也能成为规模惊人的集体主义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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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城市能够而且应该卖水以确保私人自来水公司无法维持的充足清洁水源，它还应该提供其他什么东西呢？城市是否应该为了居民的安全照亮街道，为了身体健康和休养建造公园和运动场，为了让公众摆脱愚昧、叛乱和暴政而建造学校和图书馆呢？是否应该拥有城市的公墓和屠宰场以保护附近居民的健康呢？是否应该拥有公共澡堂呢？正如简·亚当斯1892年宣称的，在赫尔馆周边三分之一平方英里范围内只有不到三个澡堂。或者为了确保小孩喝上不掺水的牛奶，是否应该拥有牛奶消毒站和供应站呢？或者医院和门诊所？[210]是否应该打扫街道，清运每天的生活垃圾？是否应该宣告不适合居住的房屋为危房，把它们拆除，在原地重建新的、质量可靠的、卫生条件达标的房子？是否应该建设城市公共交通线路，让为了能步行上班而不合理地拥挤在一起的人口分散到更健康的郊区？一个城市到底要管理什么？应该把哪些东西交给市场刺激来调节？哪些要特许经营？哪些要自己拥有和经营？城市生活中预料之外的集体主义迫使人们思考所有这些问题，颠覆了传统的观念，模糊了私人和公共义务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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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政府任务的“功能扩张”是这个现象的社会学术语，但是这个比喻不应该让人产生误解。城市当局不管往哪个方向转，它们添加的任务都会与已有的私人企业发生直接冲突。城市供应的新领域中没有一项不是有人已经在做的。19世纪中叶的城市拥有很多商业自来水供应商、卡车司机、私人垃圾清运者、房屋出租者和房产商、兑水牛奶的销售者、偷工减料的建筑商、公交公司、街道清扫承包者、各种形式的特许权拥有者。城市官员往往被人收买，他们在出售城市的商业可能性时，与商人勾结推动了城市的商品化。甚至污水处理也让城市遭遇大大小小的众多商业操作者，他们为处理城市的排泄物而获利：污水池清洁工、污水处理工、粪肥清理工；为了微薄的工资，一群妇女专在夜间活动，把柏林有钱人家里的马桶运送到施普雷河里。即使把都市生活中最卑微的必要工作收归市营也绝非简单的服务扩张，当城市承接服务供应者的任务时，就闯入了私人供应者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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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市营化意味着市场的减小和商品从私人向公共部门的转变。一方面存在根据市场规则定价的商品和服务，它们由私营企业自主决定；另一方面是公共商品，即使有直接定价的话也是由社会来定价。后来，中间地带会被一系列模糊了早先清晰界限的混合体来填充，如准私营商品，最初由私人创立但是接受公共管理；或者准公共商品，由公共确定但是通过私营企业来提供。但对于世纪之交的城市进步改革者来说，把什么确定在市场领域之内，把什么确定在市场之外是差别鲜明的，并且能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虽然批评者有时候给他们贴上“集体主义者”的标签，但进步人士并没有把大城市生活集体化。这个任务是由城市商品和劳动市场的创造者、企业家和（这个世纪末的）垄断者完成的。进步人士的工程不同，他们试图把城市隐含的集体主义在自觉的、公共的界线上加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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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权力对大西洋世界的城市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中世纪和现代城市早期的社会和经济能力一直是巨大的，不是理论上的空谈。市属机构收容病人，接济穷人，拥有市场、码头、公共土地；它们管理价格和工资、守护街道、主持正义。进入现代社会，这些权力的残余继续存在于偶尔设立的公共市场、城市医院、穷人农场或者城市采石场。但是外部受到民族国家中央集权化的胃口的挑战，内部因企业自由领域不断扩张的要求而成为中空，城市的经济功能慢慢萎缩到一个受到很大限制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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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叶城市私有化高潮中，城市行动的范围在北大西洋经济体内变化很大，但是政策和观点的趋势是普遍一致的。当大城市对自来水、卫生、灯光和交通的需要开始超过了传统的家庭作坊式技术能力时，在任何地方，抓住机会的都是私人风险资本家。私人提供服务的城市中，水不是来自私家水井，就是从供应商的水管流来；垃圾和废物清理是小企业的领域；提供街灯的煤气是从私人煤气场购买的；电从1880年代的爱迪生和西门子专利工厂进入城市，一开始就是巨大的产业；交通运输是很多商业承运者、搬运工、出租马车和公共马车夫、有轨电车、蒸汽铁路公司组成的大产业。[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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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城市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摩擦和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由于各方面都在增长，城市迫切需要技术进步和服务的扩张。而城市服务的私人投资者把资本投入到自来水管道系统或马拉的街车轨道线上后，最希望照管已有的投资以便得到所有回报。自来水私人供应商不大愿意进行昂贵的投资修建水库、渡槽或开辟清洁水源，所以经常与城市委员会就自来水供应的可靠性和质量发生矛盾。伦敦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到了1899年时还因为私人供水公司而动辄让城市在夏天陷入水荒。[212]城市委员会和私人煤气公司也常常因为价格和利润问题争吵不休。多伦多、纽约、格拉斯哥、慕尼黑、科隆等一再上演的情景是城市委员会与公交车专营权所有者的争吵，商业公司不愿意把线路和服务延伸到城市密集居住区和核心地带之外，因为只有那些地方的投资回报率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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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比垄断地位更能有效地促进资本的生产率了。为了获得垄断地位，私人服务投资者大胆前进，所以，说他们不愿意投资进行昂贵的技术革新纯粹是谎言。在投资规模特别大的领域，像煤气和公交系统，投资者的热情特别高，因为他们要抢在竞争对手前面。他们通过购买和捞取不打算实现的专营权，鼓动政府的一个部门与其他部门扯皮，行贿政府官员，或者干脆用收买竞争者等办法让提倡竞争的人来不及建立市场。在这些方面，叛逆经济学家的“天然垄断”主张中的形容词“天然”是误导人的。商业公共服务公司动用其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以便形成垄断，并从中获得19世纪后期所能提供的丰厚利润回报。[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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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格、利润和供应的结构冲突形成了19世纪末期公共服务政治的一个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就是都市财产所有者对增加税收负担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只要城市被认为是不自然的税收负担，也就是在私人的、个人的预算中必须尽可能减少的开支，那么要求公共开支节俭的压力就会成为都市政治的核心。任何地方的公共投资新建议都遭遇质疑和推迟。这个时代的先驱者、公共卫生学家埃德温·查德威克在他的祖国英国一直陷入政治麻烦里，其里程碑式的《公共卫生法案》只推行了六年，查德威克的批评者就通过修正案让法案陷入瘫痪，并永远把他从公职岗位驱逐出去。1873年，霍乱横扫汉堡让人们看到城市供水方式的不足，但正如理查德·埃文斯显示的，城市财产所有者协会顽强抵抗和官僚拖拉多年后，市议会才最终在1890年同意投资水过滤技术。私人提供公共服务的城市得以维持不仅符合商业供应者的利益，也得到厌恶税收的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持。[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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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式的第一个突破是饮水和污水处理问题。由于受到英国公共卫生学家先驱的鼓舞，英国市政当局在1850年代率先把饮水供应从私人转变为公共福利，逐渐购买商业水厂，投资城市管理供应的新系统。到了1879年，英国城市卫生区的几乎一半都是由公共供水；到了伦敦改为公共供水体制前夕的1903年，在自来水供应方面的公共投资几乎达到私人投资的两倍。[215]为城市喷泉和消防栓供水的总水管并不是直接把水送到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内。为工人阶级提供的公共澡堂来得更近。1846年的一个议案让建造公共澡堂成为英国城市可以允许的开支，八年后伦敦有13个城市所有的公共澡堂。到了1890年代，最大的澡堂除设有淋浴澡堂和游泳池外，还有洗衣店、酒吧和公共演讲厅。[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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