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79440
1703279441
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居民对于资产阶级方式的市政商业心情非常复杂。城市当局和劳动群众之间多年积累下来的不信任，难以让当地大部分工人阶级不假思考地赞成城市新工程。对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市政府是冷酷的、遥远的存在，正如哈米希·福拉瑟对格拉斯哥的描写：
1703279442
1703279443
地方政府是警察，在格拉斯哥这样的城市因为成员大部分是从高地招募来的，具有外来占领者的某些特征。地方政府是城镇法院负责判决醉酒闹事者、流浪者、迟迟不纳税者，签发驱逐房客的授权书等的法官。地方政府是在半夜和凌晨五点之间突击搜查违章房屋，徒劳地试图控制过分拥挤现象或者批评房客没有保持公共楼道和厕所卫生的卫生官员……地方政府是在拆迁了穷人房屋后的土地上新建的、漂亮气派的市政厅。地方政府是目光短浅的委员会，对穷人、需要帮助的人、病人的基本需要都吝啬地不管不顾。地方政府是喜欢打人的老师和学校当局监督旷课的官员，他们实施强制性的“义务”教育但非免费教育。城市当局的这些表现中，没有一样是能让工人阶级中的许多人感到亲切的。[233]
1703279444
1703279445
在这种普遍的基本态度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添加了更多的不信任。和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生产资料的宏大工程相比，没收这里的水厂、那里的污水管只能让人觉得可怜，这是远远不够的。直到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才放弃了对党员参加市议会选举的限制。接下来的十年，党内爆发了关于城市议题的激烈讨论，最终形成1904年的城市要求项目，但核心不是公共服务政治而是民主化和更平等的税收政策。社会党人一旦当选市议员就竭力推动传统的工会议题：为城市工人提供的模范工作条件、失业者的工作救助、劳动法庭对工人投诉的判决，以及对穷人更慷慨的救济等。[234]在法国，1896年的选举让社会党在150个城市议会占了多数，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的目标显得更近：失业救助、帮助罢工工人家庭的基金、工作中受伤的工人的安身之处、对穷人更慷慨和更少侮辱性的帮助、穷人孩子的学校午餐和日托等。这是合作的、社会家庭政治，而不是公共企业的政治。[235]在资产阶级的“市政商业”和工人阶级的“城市社会主义”之间横亘着期望的鸿沟。
1703279446
1703279447
但是让城市拥有自己的基础设施，把商品甚至要求严格的服务向外扩张，这种想法在政治含义上千变万化，难怪阶级的界限有时候显得模糊不清。公共服务收归市营概念的可塑性和它这种企业思想内反商业化的态度，给予城市所有权主张广泛的吸引力，越过了本来壁垒分明的城市生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示出了伦敦“进步主义”的意义，它在1890年代最高潮的时候，是北大西洋经济体中受到最密切关注的城市政治实验。
1703279448
1703279449
19世纪后期欧洲最大的都市聚集区——伦敦从政治上说根本就不能算一个城市。在1889年之前没有任何有效的、城市范围的政府，公共权威被转移给分类烦琐、交互重叠的错综复杂的机构。伦敦的警察力量直接受中央政府内务部领导，街道和地方卫生的责任被交给地方教区委员会，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是专门任命的市政工程委员会的职责范围。[236]伦敦的商业利益从公共权威的这种分散化中大捞利润。伦敦是英国最后一批把自来水供应收到手里的大城市之一，几乎比伯明翰晚了30年。在1889年，伦敦的主要公共服务如交通、煤气、水电都是私人公司在经营。
1703279450
1703279451
那年，英国议会授权成立伦敦第一个全市范围经过选举的管理机构“伦敦市政议会”（LCC），长期压抑的政治野心迅速浮上台面。议会的“进步”多数派是换了名字的自由党团体，进步议员中的一半以上是产业界和专业界人士。但是进步议员中还包括几位女性，到了1892年，还有一排由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组成的激进的后座议员。劳工少数派领袖约翰·伯恩斯是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胜利的领导人，几年前闯入伦敦政治圈，在鲜艳的红旗下向失业工人群体慷慨陈词。尚处于新生阶段，在寻找项目和政治舞台的费边社1892年派了六人到市议会，包括锡德尼·韦伯。[237]
1703279452
1703279453
决心追随北方城市的市营公共事业的脚步，进步多数派很快投票要求把伦敦的自来水供应、煤气厂、电力供应、码头和公交车收归城市所有。为了模仿伯明翰的公司街，议会穿过国王大道（Kingsway）廉价商店和房屋区开辟了自己崭新的商业街。以前市政工程委员会拆除贫民窟的地方，是让私人建筑商和慈善住房协会重新盖房，而现在议会建造和出租了在战前欧洲最具创新风格的工人阶级房屋。为了人民的道德提升和进步，他们在城市工人阶级聚居区还建造了微型公园，配有音乐台并举办免费音乐会。在1907年一个季节就举行夏天音乐会1200场。它还投资贸易和技术教育，其成员负责检查从音乐厅歌曲到烟尘危害的所有内容。从来就没有放松对伦敦城市管理的英国议会阻碍了进步人士企图管理煤气、电力和码头的努力，并把自来水供应交给一个独立的公共机构。但是到了1905年已经有了市营的有轨电车运行在伦敦街道上，在泰晤士河上航行的有市营的蒸汽轮渡，上面写有伦敦市议会（LCC）的标志，没有人会弄错。
1703279454
1703279455
对于伯恩斯和劳工少数来说，伦敦市议会达到顶点的成就是组织自己的公共工程力量，绕过常常勾结起来竞标城市工程的小承包商的“包围”。伯恩斯选择1889年污水处理委员会的一个席位，理由是它比任何其他机构雇佣的城市工人都多。当做出规避建筑承包商的决定时，他认为这是“为集体主义做的最大贡献”。有三千多人在城市建筑领域工作，伯恩斯的观点决不是毫无根据的，加上一帮文秘、监督者、运输工人、学校教师等，伦敦市议会俨然成为世纪之交该市最大的雇主。[238]
1703279456
1703279457
伯恩斯推动劳动标准，费边社则把市营服务业的概念推广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领域。他们一个又一个添加需要市营的服务项目名单：市营的面包店和屠宰场，市营的防火保险，牛奶配送、市场、医院以及酒类贸易彻底收归城市所有。[239]围绕市政商业的可能性，伦敦市议会积极分子编织了乌托邦氛围。锡德尼·韦伯谈论公交车和公共图书馆一样免费；约翰·伯恩斯建议码头作为巨大的工人集体，用市营服装厂把所有血汗工厂赶出去；激进分子暗示要扩大市营企业的范围，从城市向外延伸直到全国经济都社会化。城市所有权这一顶拥挤的政治帐篷确实变得非常宽大了。
1703279458
1703279459
但是，“市政商业”思想不可能无限制地激进化而不遭遇越来越强大的敌对势力。到了1900年，经过十年伦敦进步运动后，反对者开始找到保守派组织反击的手段。反城市所有化的叛乱表现出多种组织形式（财产所有者保护协会、保护中产阶级联盟、保护自由和财产同盟等），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其中大量资金来自商业电力服务公司。这些团体一起开始推动议会1900年和1903年对市政商业的调查。他们抓住“城市社会主义”言论中的任何漏洞，警告指出飞涨的税率和英国城市的债务水平，尽最大努力拉拢小业主和中产阶级纳税人脱离市政商业的同盟。[240]
1703279460
1703279461
阶级是保守派的一张牌。1907年保守党选举海报上的城市社会主义者宣称：“纳税人！我们要的是你的钱。”漫画中的人向公众伸出工人阶级短而粗的手指，他胡子拉碴、帽子歪戴着，正是保守派眼中以工人为基础敲诈中产阶级的政治形象。锡德尼·韦伯多年前就讽刺过保守派的这个观点：
1703279462
1703279463
个人主义者城市议员将走在市营人行道上，走在由市营煤气照明，用市营的水、用市营扫帚打扫干净的街道上，看到市营市场上的市营钟表，发现去接市营学校上学的孩子还有点早（学校附近是郡疯人院和市营医院），将使用全国电报系统告诉他们不要穿过市营公园，要通过市营有轨电车来市营阅览室见他。阅览室在市营的画廊、博物馆和图书馆旁边，他要在那里查阅一些全国性的出版物，准备他在市政厅的演讲。他会说：“先生，让社会主义见鬼吧，不要用荒诞愚蠢的言论浪费讲究现实的人的时间。自助，先生，个人的自助才是让我们的城市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
1703279464
1703279465
1907年，市政商业的敌人打破了进步人士对伦敦市议会的控制。保守党继任者大张声势地废除了直接的公共建设工程，把承包商请回来竞标城建工程，卖掉了蒸汽轮渡。[241]
1703279466
1703279467
像多数行政革命一样，城市服务业的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伦敦公共和私人服务的并存一直持续，直到1940年代该市的煤气厂才最终归公众所有。城市供应的政治总是力量对比很接近。但尽管有这些争议和反复，城市服务供应还是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80%以上的自来水、约60%的电力、37%的煤气是城市所有，80%的公交车运行在市营轨道上。在德国，公共服务业市营的趋势同样清楚无误。在1908年和1909年，市政商业的争议在美国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弗里德里克·豪威调查了德国和英国50个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业的市营程度。[242]有些声称拥有煤气和电厂的城市生产能源只是为了街道照明或者公交车，有些城市拥有自己的公交车系统但出租给私人运营商。虽然如此，调查结果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具体数字如下：
1703279468
1703279469
1703279470
1703279471
1703279472
大量投资公共工程，都市产业阶级进步人士促成了城市和私有企业之间界线的重大转变。他们为世纪之交的城市建立了一套新的集体任务，从最初关心公共健康开始，挑战了明确的限制。在“福利国家”还只是民族国家上空的云彩之前很久，他们就开始精心策划地方管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定价的商品之网络了。他们已经进行了跨越阶级的同盟试验，不管带有多少迟疑与试探性。对于美国进步人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可能不是榜样和典范。
1703279473
1703279474
1703279475
1703279476
1703279477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1703278622]
1703279478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山上之城
1703279479
1703279480
受到北大西洋经济体共同力量的冲击，美国的城市也不是19世纪更大都市模式中的例外。在那里，城市公共的管理核心也被广泛的合同、专营权和购买行为所包围；在那里，公共供应和商业供应的界线也受到挑战并不断移动。美国的市政府作为经济参与者有相当的历史经验。支持者渴望得到便利的资产，像炼金术一样把乡村十字路口变成另一个辛辛那提或者芝加哥，于是19世纪美国城市政府在交通设施上进行巨额投资，常常远远超过经济谨慎的限度——不仅投在公共道路和桥梁上，而且投在商业的和公私混合的交通企业。在1831年到1860年的佐治亚，铁路投资的一半资本来自地方和州政府；1840年代和1850年代宾夕法尼亚地方政府在铁路公司股票中投资约一千四百万美元；费城本身投资接近一千万美元。辛辛那提完全拥有一条城市铁路线到其南部市场。[243]
1703279481
1703279482
紧随1870年代经济萧条，许多投资出现暴跌局面后，若干州开始设立地方债务协定的高门槛，但是没有一个州对城市潜在行动的范围划出严格控制线。美国的城市改革者或许羡慕德国城市相对宽松的经济自主权，但是宪法赋予他们的能力远远超过法国市政府的权限。英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策决定和投资保留着严密和持久的权威，普鲁士地方警察权力完全垄断在中央政府官僚手中，这些情况在美国都不存在。
1703279483
1703279484
无论传统还是法律能力都没有排除美国与欧洲城市一致步入新的都市技术。跟从英国的先例，19世纪末期美国城市大量投资公共自来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在世纪之交的美国38个大城市中，除了8个外都拥有自己的水厂，这和英国比例大体一样。除了巴尔的摩仍然被污水池困扰、新奥尔良是私人商业运作城市污水处理之外，其他城市都拥有公共建设的现代排水管。[244]
1703279485
1703279486
除了自来水和污水处理，公共投资的国家模式开始产生巨大分歧和变化。到美国来的欧洲游客咒骂美国城市街道的糟糕状况。他们走过一英里又一英里，穿过泥巴、垃圾、腐朽木头盖板之间的污水坑——公平地说，城市当局也努力每天筑平和铺砌道路、清扫街道上每天堆积如山的粪便和垃圾，必须承认美国的城市街道比欧洲密集居住的城市的街道更长更多。不过，在其他公共投资方面，美国城市确实世界领先。19世纪末期的美国城市给公立学校注入了大量资金，尽管这些学校常常过分拥挤、教职工不足。从1850年代末期纽约的中央公园开始，公园成为美国公共事业的另一个胜利，它们吸引了包括伦敦市议会公园委员会主席在内的欧洲大量羡慕者。到了世纪末的时候，美国城市积极购买大量环形公园用地——马车游玩的公园，当然啦，这些绿色的城市之肺更多被富人而不是穷人使用，但毕竟是公共设施的巨大投资。公共城市运动场是美国的社会发明。当市营化运动在欧洲逐渐兴起的时候，美国城市对这种大规模行动并不陌生。[245]
1703279487
1703279488
从一开始就有美国人充满兴趣地密切跟随海外公共服务市营化的运动。其中许多人是有德国留学背景的。学生时代对德国城市管理感兴趣的理查德·伊利，1880年代末期在游览德国和英国城市归来后倡导市营服务业的广泛项目。把欧洲实践与亨利·亚当斯的“天然”垄断主张结合起来，伊利很快呼吁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把城市服务设施彻底公有化。[246]在1880年代中期的费城，埃德蒙德·詹姆斯拿出德国和英国市政煤气运营的资产负债表作武器，投入到争取把城市煤气供应重新收归直接公共管理的运动。后来，随着公交车进入美国都市政治中，詹姆斯从巴黎和柏林攻击典型的专营权做法。[247]
1703279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