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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是保守派的一张牌。1907年保守党选举海报上的城市社会主义者宣称：“纳税人！我们要的是你的钱。”漫画中的人向公众伸出工人阶级短而粗的手指，他胡子拉碴、帽子歪戴着，正是保守派眼中以工人为基础敲诈中产阶级的政治形象。锡德尼·韦伯多年前就讽刺过保守派的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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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主义者城市议员将走在市营人行道上，走在由市营煤气照明，用市营的水、用市营扫帚打扫干净的街道上，看到市营市场上的市营钟表，发现去接市营学校上学的孩子还有点早（学校附近是郡疯人院和市营医院），将使用全国电报系统告诉他们不要穿过市营公园，要通过市营有轨电车来市营阅览室见他。阅览室在市营的画廊、博物馆和图书馆旁边，他要在那里查阅一些全国性的出版物，准备他在市政厅的演讲。他会说：“先生，让社会主义见鬼吧，不要用荒诞愚蠢的言论浪费讲究现实的人的时间。自助，先生，个人的自助才是让我们的城市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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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市政商业的敌人打破了进步人士对伦敦市议会的控制。保守党继任者大张声势地废除了直接的公共建设工程，把承包商请回来竞标城建工程，卖掉了蒸汽轮渡。[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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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多数行政革命一样，城市服务业的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伦敦公共和私人服务的并存一直持续，直到1940年代该市的煤气厂才最终归公众所有。城市供应的政治总是力量对比很接近。但尽管有这些争议和反复，城市服务供应还是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80%以上的自来水、约60%的电力、37%的煤气是城市所有，80%的公交车运行在市营轨道上。在德国，公共服务业市营的趋势同样清楚无误。在1908年和1909年，市政商业的争议在美国处于最激烈的时候，弗里德里克·豪威调查了德国和英国50个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业的市营程度。[242]有些声称拥有煤气和电厂的城市生产能源只是为了街道照明或者公交车，有些城市拥有自己的公交车系统但出租给私人运营商。虽然如此，调查结果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具体数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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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投资公共工程，都市产业阶级进步人士促成了城市和私有企业之间界线的重大转变。他们为世纪之交的城市建立了一套新的集体任务，从最初关心公共健康开始，挑战了明确的限制。在“福利国家”还只是民族国家上空的云彩之前很久，他们就开始精心策划地方管理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定价的商品之网络了。他们已经进行了跨越阶级的同盟试验，不管带有多少迟疑与试探性。对于美国进步人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不可能不是榜样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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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山上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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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北大西洋经济体共同力量的冲击，美国的城市也不是19世纪更大都市模式中的例外。在那里，城市公共的管理核心也被广泛的合同、专营权和购买行为所包围；在那里，公共供应和商业供应的界线也受到挑战并不断移动。美国的市政府作为经济参与者有相当的历史经验。支持者渴望得到便利的资产，像炼金术一样把乡村十字路口变成另一个辛辛那提或者芝加哥，于是19世纪美国城市政府在交通设施上进行巨额投资，常常远远超过经济谨慎的限度——不仅投在公共道路和桥梁上，而且投在商业的和公私混合的交通企业。在1831年到1860年的佐治亚，铁路投资的一半资本来自地方和州政府；1840年代和1850年代宾夕法尼亚地方政府在铁路公司股票中投资约一千四百万美元；费城本身投资接近一千万美元。辛辛那提完全拥有一条城市铁路线到其南部市场。[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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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1870年代经济萧条，许多投资出现暴跌局面后，若干州开始设立地方债务协定的高门槛，但是没有一个州对城市潜在行动的范围划出严格控制线。美国的城市改革者或许羡慕德国城市相对宽松的经济自主权，但是宪法赋予他们的能力远远超过法国市政府的权限。英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策决定和投资保留着严密和持久的权威，普鲁士地方警察权力完全垄断在中央政府官僚手中，这些情况在美国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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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传统还是法律能力都没有排除美国与欧洲城市一致步入新的都市技术。跟从英国的先例，19世纪末期美国城市大量投资公共自来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在世纪之交的美国38个大城市中，除了8个外都拥有自己的水厂，这和英国比例大体一样。除了巴尔的摩仍然被污水池困扰、新奥尔良是私人商业运作城市污水处理之外，其他城市都拥有公共建设的现代排水管。[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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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来水和污水处理，公共投资的国家模式开始产生巨大分歧和变化。到美国来的欧洲游客咒骂美国城市街道的糟糕状况。他们走过一英里又一英里，穿过泥巴、垃圾、腐朽木头盖板之间的污水坑——公平地说，城市当局也努力每天筑平和铺砌道路、清扫街道上每天堆积如山的粪便和垃圾，必须承认美国的城市街道比欧洲密集居住的城市的街道更长更多。不过，在其他公共投资方面，美国城市确实世界领先。19世纪末期的美国城市给公立学校注入了大量资金，尽管这些学校常常过分拥挤、教职工不足。从1850年代末期纽约的中央公园开始，公园成为美国公共事业的另一个胜利，它们吸引了包括伦敦市议会公园委员会主席在内的欧洲大量羡慕者。到了世纪末的时候，美国城市积极购买大量环形公园用地——马车游玩的公园，当然啦，这些绿色的城市之肺更多被富人而不是穷人使用，但毕竟是公共设施的巨大投资。公共城市运动场是美国的社会发明。当市营化运动在欧洲逐渐兴起的时候，美国城市对这种大规模行动并不陌生。[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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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有美国人充满兴趣地密切跟随海外公共服务市营化的运动。其中许多人是有德国留学背景的。学生时代对德国城市管理感兴趣的理查德·伊利，1880年代末期在游览德国和英国城市归来后倡导市营服务业的广泛项目。把欧洲实践与亨利·亚当斯的“天然”垄断主张结合起来，伊利很快呼吁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把城市服务设施彻底公有化。[246]在1880年代中期的费城，埃德蒙德·詹姆斯拿出德国和英国市政煤气运营的资产负债表作武器，投入到争取把城市煤气供应重新收归直接公共管理的运动。后来，随着公交车进入美国都市政治中，詹姆斯从巴黎和柏林攻击典型的专营权做法。[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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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系统培养进步城市政治之大西洋纽带的美国人是伊利的学生阿尔伯特·萧，虽然他自己没有在德国留学过。作为爱荷华的年轻记者，他在1880年代初期来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研究生，被伊利指派撰写共产社会主义（communitarian socialism）的文章，后来写中西部合作社的文章。作为《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的社论作者，他从巴尔的摩返回中西部和专营权、卫生、城市管理的日常政治研究。由于对他所嘲笑的“自由放任妖怪”失去耐心，他作为非专业会员加入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当他本科时期的老师杰斯·梅西拉他一起游历英国，“手里拿着笔记本穿越乡村，记录英国当今政治和社会状况”时，他犹豫不决。但是一年后在1888年，由于受到牵引着所有伊利学生的潮流的鼓励，他自己开始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学旅行。这次旅行让萧结识了英国记者和改革者威廉·斯特德，不到两年，斯特德就劝说萧担任自己办的刊物《评论之评论》的美国版编辑。在这方面，虽然张扬的斯特德和谨慎得多的美国合伙者之间关系有些紧张，但该杂志还是充当了英国和美国改革新闻的沟通渠道。从短期看，萧回来后充满了城市所有权改革者的热情。紧接着连续三次旅行，随后发表大量的报纸和杂志文章，最终促使他1895年写成两卷本的著作《英国的城市管理》和《欧洲大陆的城市管理》。[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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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到欧洲城市考察时具有公共健康改革者的直觉，特别热衷于发现事实，也愿意保留自己的怀疑。他在自己的书出版前夕给斯特德写信说：“我画的是一幅讨喜的画，但是我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我在所有这些事情上的任务不是发现外国人和外国体制的毛病，而是找到他们的优势，以便我们从人家的智慧中获得好处，从人家的良好表现中受到启发。”[249]对城市政治科学的经典问题——如权力的监督制衡、责任的限制和分配，所有自从麦迪逊时代以来就一直占据美国人政治注意力的宪法政治机制问题，萧并不是特别感兴趣。英国城市管理特别能激起他强烈的好感，因为其务实的开门见山和简单明了作风，用经过选举的市议会来管理城市，只有最低程度的内部结构制衡。但是“城市管理的机制是第二位的问题”。萧批评说美国“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结构和机制上面，就城市而言，他们永远不停地在改变它。他们永远在全面检修、修修补补，或者重新建造房子，但他们如此迫切希望准备好的房子，却好像没有多少吸引人和鼓舞人的用途”。[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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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城市忙于纠缠不休的理论问题时，多数欧洲城市直接生活在实际运用的领域。用最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接受也不拒绝关于国家功能或者城市合作的任何理论”，欧洲城市为了居民的美好生活添加一个又一个功能。萧这样赞许地说，无意中用了张伯伦式的语言。不管是维也纳的新环城大道还是巴黎的大排水系统、格拉斯哥的市营煤气和公交车、伦敦的贫民窟清理和重建、柏林的卫生科学，还是德国城市对普遍福利的广泛关注，人家的“城市集体主义”直接对准了居民的福利和“城市管家”的任务。[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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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打算阐明的对比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大西洋两岸的城市条件“在所有根本特征方面都是类似的”。虽然审美眼光的游客陶醉于欧洲历史，但实际上欧洲最好的东西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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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前（在英国）没有地下排水系统，没有公共自来水供应，没有像样的街道照明设施；没有街轨或其他城市交通体系，只有少量公共马车或者马车；没有整洁的街道，没有街道清扫的系统，没有对拥挤聚居区家庭污物和垃圾堆积的城市处理；没有城市建筑管理规定，没有保护措施让工人阶级避免生活在卫生条件极差、过分拥挤的环境。没有预防传染病扩散的措施，没有公共的消防部门，没有公共教育体制，没有用市政控制酒类买卖及其他受到当今城市严格管理和控制的丑恶现象；事实上也没有城市公园和运动场之类，当然也没有公共图书馆和阅览室。离人们的想象更为遥远的是公共澡堂或者经济公寓区的公共洗衣店，或者市政府为城市居民的健康、舒适和保护而提供的其他十几种服务中的任何一种。在伟大和繁荣的英国社区，这些服务现在已经成为广泛延伸的市政活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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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城市取得成功的关键，正是在于拥有了美国人常常以为是自己专有的品质：讲究实际、效率、雄心和现代性。[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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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决心把都市政治科学归结为纯粹的行动，但并没有引起充满同情的反应。因为1820年代和1830年代成年男性普选权的防洪闸打开后，一代代“好政府”都市改革者一直在争取监督、制衡、削弱或取消美国城市中公共权力的滥用。《世纪》的编辑虽然在1890年代初给他突出的发表言论的讲坛，但从来没有充分理解他的观点。他们在竭力争取公务员改革，认为萧的观点是说：像格拉斯哥一样的城市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排除浮动选民，把城市事务交给商人进行企业式管理。为萧的《英国的城市管理》写书评的哈里·普拉特·加德森认为英国的商人管理和美国的民众管理之间鸿沟巨大，根本就无法对比：“让一个社区为了公共福利承担更多责任是否是好政策的问题，在现存【美国制度】下根本就不是问题。讨论这些纯粹是浪费时间。”坦慕尼协会[253]以及一百个较小政党机器的恶臭和腐败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美国城市功能的讨论。[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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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萧的文章和书就在欧洲公共服务市营化运动的高潮时发表，它们的数据仍然是新的、吸引人的，因而获得了比普通年轻作家的著作大得多的影响力。萧来到纽约后，当时商人争取城市资助的曼哈顿地铁工程正在不断积蓄力量，他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1894年地铁问题提交全市投票的时候，萧在报刊上以及纽约上城的改革俱乐部重新讲述格拉斯哥的故事，加以下城的睦邻中心、主张单一税制者和工会的组织工作，使这成为城市公交所有权方面最早的胜利之一。[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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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紧要关头的其他人成为萧的欧洲报告的忠实听众。1890年代初期正为票价和服务与城市公交车专营者争吵不休的底特律市长黑曾·平格里，就从萧的报告中吸取了大量内容。处于类似情形的旧金山市长詹姆斯·费伦也是如此。1893年威斯康星大学选择城市公共服务市营化作为年度学生辩论的话题，支持市营化的一方获胜，他们在陈述中大量引用亚当斯、詹姆斯、伊利和萧的话。1890年伊利自己在谈论公共服务的城市所有权问题时这样简洁地写道：“参阅萧博士……关于格拉斯哥的论述。”[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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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的书成为1890年代欧洲和美国鼓吹市营服务业的进步人士的联系结点之一。另外一个结点可以从1895年到1900年乔赛亚·昆西担任市长的波士顿找到。昆西是英国工厂立法和城市管理的早期崇拜者，他年轻有为，有政治抱负又有足够的钱到欧洲广泛游历。作为“穿绸袜的”有钱民主党人当选，他刻意模仿欧洲先例，让政府引入市营服务业的众多项目。像伦敦进步人士一样，他尝试绕过承包商直接雇佣城市工人，以便提高城市工程的劳动标准。像格拉斯哥改革者一样，他和煤气公司、公交车公司争吵。但是，昆西的注意力在于培养城市的社会和娱乐功能，努力重新创造社会性，这是自从留学生首次接触德国以来美国人对欧洲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昆西把罗伯特·伍德聘请为特别顾问（伍德描写伦敦进步主义早期动态的《英国社会运动》刚刚出版四年），在波士顿各地建造了公共澡堂、游泳池、健身房、公园、运动场。他按欧洲人的风格安排公众免费音乐会和艺术展览。[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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