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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10 在萧看来，所有这些让昆西成为世纪末美国城市管理“最杰出”的实践专家。伦敦进步人士也把昆西作为自己的一员。费边社成员约翰·马丁认为昆西的波士顿最接近1870年代的伯明翰和1890年代初期的格拉斯哥。1898年到美国旅游的韦伯夫妇对他们见到的多数美国人感到腻烦和厌恶，对美国城市管理“幼稚”的复杂性不屑一顾，但认为昆西的工程是他们在美国发现的最好水平。当昆西因为增加城市债务的问题与议会闹翻，并因承包商对于城市直接雇佣工人的投诉而于1900年下台后，他接受韦伯夫妇的邀请到费边社的新伦敦经济学院发表演讲，以此回报他们的称赞。[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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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12 受到欧洲影响的城市野心的更大结点可以在世纪之交的纽约市发现。包括约翰·伯恩斯本人在内的五六名伦敦进步人士在1890年代到这里演讲旅行，热心推销伦敦经验。最初费边社的珀西瓦尔·查布1894年和阿尔伯特·萧相继做关于“伦敦经验”的演讲。很快要移民到纽约担任政治教育同盟领导人的约翰·马丁，在1898—1899年做了五次关于伦敦经验的系列演讲。当时作为“改善穷人条件协会”总干事的威廉·托尔曼是该市的杰出人物，他的盒子里塞满了格拉斯哥、伦敦、巴黎的幻灯片，他的手指伸进了政治和改革的巨大蛋糕中。1891年该协会在下东区建立了“人民澡堂”，由于房东往公寓里塞了这么多的房客，劳工局调查员发现在这些街区每一百户家庭中只有两户拥有澡堂。托尔曼对英国风格的城市澡堂充满热情。[259]最强大的人是威廉·鲁道夫·赫斯特，他1895年靠花钱进入城市的报纸市场。早在揭发丑闻的杂志之前就看到了抨击行业垄断大有前途，他很快在《晚报》（Evening Journal）的文章标题中插进对城市公共服务专营者的谴责和对公共所有权好处的称赞，以及格拉斯哥和伯明翰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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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14 由于其政党机器和猖獗的市政腐败，1890年代的纽约市对于断断续续启动的“好政府”改革决不陌生。商人是市营服务业改革政治的通常赞助人，常用的言论是财政削减、超党派中立、道德警觉，以及对民主政治的深刻厌恶——正如1875年到1877年蒂尔登（Tilden）委员会的情况，它建议把大城市的选举权限制在拥有相当财产的所有者范围内。政治老板的角色一直是把城市当作一系列服务的民主集合：需要提供商品的商业企业，需要捐赠的慈善捐款，需要获得的利润。相反的“好政府”模式在1890年代得到保持。威廉·斯特朗和塞思·洛都出身“公民联盟”，在1895—1897年、1901—1903年先后打破坦慕尼协会对市长宝座的垄断；他们都是有文化、有财富的人，竭力要塑造更廉价、诚实和高效的城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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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16 但是受到跨越大西洋对比的鼓励，美国出现了日益增强的反向压力，倾向于更加“积极的”、欧洲风格的项目。斯特朗政府坚决压制星期天酒类销售，但有点意料之外的是，它也给学校建设、清洁街道、按照伦敦模式建造的公共澡堂注入新资金——后者多亏了托尔曼在特别市长委员会的工作。[261]商人主导的改革俱乐部相信“公民复兴”正在出现，他们在1897年创办新杂志《城市事务》，很快投入到公共艺术、公共健康、城市税收改革、住房、市营公共服务以及“城市社会主义”本身的讨论。所有这些都大量引用欧洲经验的例子。1898年12月的一期，编辑米罗·莫尔特比调查了从旧金山到布达佩斯的大西洋两岸城市世界来证明城市“功能”扩大的普遍趋势。[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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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18 当公民联盟为了1897年市长选举进行重组的时候，它的项目不仅包括公共澡堂和厕所，而且有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的新城市宿舍、更多的小公园、学校、河边休闲码头、更严格的公共服务专营权。在伦敦很难掀起波澜的项目却让《纽约时报》抱怨市营服务业的“狂热，那些一知半解的人从伊利教授和其他社会主义作家那里捡来的一鳞半爪”。四年后，改革者在城市的所有合同上添加了八小时工作日，城市工程中“审慎增加”了直接雇佣的工人，自来水、电力、煤气供应等归城市所有：他们明确指出这是“开明和进步”的事业，堪与巴黎、伦敦、柏林、格拉斯哥或者伯明翰相比。在1901年的上城选举活动中，塞思·洛的助手们谈到了腐败、妓女和财政削减。在下城为争取工人阶级投票权，他们谈到伦敦市议会为工人阶级建造的市营住房、柏林的污水处理厂、哥廷根的公共澡堂、德国城市到处都有的城市储蓄银行和当铺、市营的煤气和电厂，甚至伦敦由城市街灯加热的投币式茶水和可可机。[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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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20 可可机从来没有实现，公共住房也没有，市营当铺也没有实现。但是塞思·洛咽下了他对市营公共服务业的反对意见，恳请议会授权城市建造电厂为街道和公共建筑照明，即使在减税的时候也给公立学校注入新资金。直到拉瓜迪亚上台，高效城市管理的上城项目和扩张公共服务的下城项目才会融合。但是到了1890年代结束时，正如20年前在张伯伦的伯明翰一样，“好政府”改革项目已经开始找到新钥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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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22 在其他地方，围绕城市专营权和采购等的腐败和争议性区域的斗争产生了类似效果，但外来因素的介入更不明显。在1890年到1897年的底特律，像张伯伦一样的人物黑曾·平格里本来在办生产皮鞋的公司，被地方商人推举为共和党市长候选人，他积极推动以很快的速度分三步收回街道：先从布设街道的可恶的承包商手中，然后从收费的道路桥梁公司手中，最后从分割街道而赢利的商业公交车公司手中把城市街道收归市营。与公交车专营者就服务改进和票价进行长达两年的斗争，使黑曾·平格里变成了美国市长中最坦率鼓吹市营公共服务业者。在托莱多，制造商萨缪尔·琼斯当市长时，为推动市营煤气和电厂而与持反对意见的市议会进行激烈的斗争。在克利夫兰，第三位商人改革者，市长汤姆·约翰逊自己本身是公交车垄断经营者，在阅读了乔治的《进步和贫困》后他固有的思想支柱被摧毁，从1901年到1909年积极投入市营公共服务业政治运动。他的继任者牛顿·贝克扩展了城市照明电厂，在城市公园出售市营的冰淇淋，经营两个城市舞厅，由公园管理部的拖船捕捞的低成本鱼在市场销售。[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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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24 即使说中西部的市营服务业进步政治从欧洲先例那里吸取的营养，或许不像纽约、波士顿的都市进步人士吸取的那么多，但跨越大西洋的纽带也并没有在中西部市营化运动中消失。约翰逊1910年去世前到格拉斯哥取经旅行。托莱多的琼斯继任者布兰德·维特洛克在1912年做了同样的事，迫切想看看“从我们民主的立场看，在说英语的世界里管理最好的城市”。“我们对欧洲三十年前就解决了的市营服务业问题争吵不休，犹豫不决。”维特洛克生气地说，“而我们还非常高傲，决不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任何东西。”[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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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26 把所有这些冲动最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是约翰逊的重要政治盟友之一弗里德里克·豪威。豪威在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期间就受到伊利的影响，更被伊利1889年秋天请来霍普金斯讲欧洲城市的阿尔伯特·萧迷住。豪威后来回忆说萧的城市图景激发了他初步的政治热情：“拥有财产和为人民做事的城市”。他在1891年春天和夏天动身前往亲眼目睹这些地方，到柏林大学听课，沉浸在欧洲政治文化中。手拿博士学位返回纽约后，豪威当了一段时间的记者，曾进入法学院，短期加入要把城市沙龙置于像他这样正直的人监督之下的公民运动。[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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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28 离开纽约到克利夫兰从事法律工作后，豪威仍然放不下社会议题。他搬进一所睦邻中心，作为受托人和“友好访问者”加入“克利夫兰慈善组织协会”，给城市穷人带去建议和同情，但是他从自己的努力中得出慈善是徒劳行为的结论。他迷上一个建议，模仿奥斯曼男爵的巴黎那整齐华丽的模式建造克利夫兰公民中心。他成为商人的“市政协会”（Municipal Association）的秘书，在公交车专营权方面和腐败做斗争。由于他的公民中心愿景和对公务员改革的承诺，他在1901年当选克利夫兰市议会议员。在政治抱负和非政治的公民团结理想之间挣扎，豪威摸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带着困惑和矛盾，这正是世纪之交中产阶级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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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30 他后来声称，他真正的政治觉醒来自单一税制的想法。豪威在汤姆·约翰逊担任市长初期进入克利夫兰政治，发现约翰逊和从前认识的改革者完全不一样。此人性格迷人、豪爽开朗，是拿自己同行开刀的公交车资本家，而且最重要的他还是亨利·乔治的学生。像约翰逊这样的单一税制支持者在市营化鼓吹者中决不是罕见的。费边社成员大量吸收乔治“非劳动增值”（unearned increment）的思想，他们从乔治那里远比从马克思那里吸收到更多营养。不管乔治的租赁观念多么简单，他对于那些不创造财富却大发其财者的指控带有相当的道德经济学力量，他们从闹市区攀升的土地价格或者在一个经济活跃的城市从公交车专营权暴涨价值中获利。亨利·亚当斯的“天然垄断”观念把公共干预的合法领域缩减到精确的、技术上可以确定的企业核心，乔治的观点在道德上更广泛、更容易让人接受。重新抓住社会创造的城市街道和专营权的价值，意味着要没收专营权所有者的不当得利，从实际上看就是公共服务业市营化。按照这个逻辑，市营化运动应该储备有很多支持单一税制者。布兰德·维特洛克、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汤姆·约翰逊都是亨利·乔治的门徒，豪威通过约翰逊也成为乔治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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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32 在接下来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豪威和约翰逊在克利夫兰进行公交车专营权的斗争，刚开始为争夺便宜票价激烈斗争，被公交车公司拒绝后进行长期的公交车市营化运动，但最终失败。这个运动澄清了豪威的政治本色，重新唤起了萧多年前在他心中种植的政治图景。在1905年，他联系接受美国劳工部的委托到欧洲研究市营化运动，拜访韦伯，并和约翰·伯恩斯一起走访伦敦工人阶级街区。1909年他再赴欧洲。第二年在约翰逊去世后，豪威来到纽约开始作家的生涯，论述城市问题，特别关注欧洲。结果到1915年他已有五本书和一系列在杂志显著位置发表的文章，都旨在把欧洲都市进步运动引入美国人的意识。[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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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34 豪威肯定“在欧洲存在一个和法国大革命不相上下的骚动”。豪威沿着现在非常著名的旅游路线到格拉斯哥、伯明翰和伦敦，首先在英国寻找。他把《英国城市》一书献给约翰逊，里面充满了对英国市营化运动的称赞。但是从他所接触的单一税制者们幻灭的眼光来看，豪威那个英国的吸引力比萧时代的英国小多了。豪威厌恶英国上院和它所代表的以土地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大不列颠是土地投机者的乐园”，他警告说，一个反动地主阶级统治下的佃户组成的国家。当运动因为纳税人投诉而失去了影响力后，连他对英国式市营贸易的欣赏也逐渐淡漠了。豪威1913年不无失望地写到“英国城市通过钱包来思考”。它的眼光总是集中在税率上。[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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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36 到1910年，豪威的热情转向德国城市。他写到，在那里人们发现一些城市不仅战胜了曾经打败汤姆·约翰逊的公共服务业利益集团，而且是拥有“团体自我意识”的“有机”城市。美国的城市不过是“偶然性，一个由铁路、水或者工业组成的偶然性”。而德国城市是“有组织、有宏大目标和长远眼光的生命体”。它们对城市活动没有人为的限制，并用“数不清”的方式促进市民的幸福康乐。在称赞德国城市生活的时候，豪威并没有比萧更多意味要单独挑出其政治结构。不管是英国城市还是德国城市都没有严重依赖严格公务员体系，尽管豪威本人曾认为那种体系是确保城市诚实的关键。选举权限制并没有把进步城市和反动城市区分开来（这种限制是欧洲普遍存在的）。城市管理腐败的原因根本不在于政治结构。“我们想象政府组织形式，他们考虑具体活动。”他写到，美国人陶醉于结构形式，结果把什么东西都变成“死胡同，相互扯皮、议而不决”。[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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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38 真正的关键在于城市活动的范围——公民活动本身。让城市自主管理，让它做大事情，就会吸引不愿把城市政治留给小商贩、小老板管理的有远见人士前来服务。私有的城市不过是私人利益手中的玩物，如果让城市活动在多方面接触市民的生活，就可能产生新的市民忠诚度，一种“城市归属感”，一种新的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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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40 现在回头来看，很容易戳穿豪威塑造的欧洲城市形象中的虚幻成分，闪耀希望和理想光芒的“山上之城”。特别是在德国，他没有多少能够提供内部消息的人的帮助，对城市的直观认识导致他错误地把有机城市建筑当作有机公民生活。他很少承认在德国城市管理的外表下政治斗争多么激烈。像萧一样对欧洲城市的活动感到惊奇，他没有看到对城市自主性的限制，那些限制虽然构成方式与美国不同，但同样保持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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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42 他没有把探索欧洲城市的活动到底在为谁服务这个问题当作自己的任务。他写到，在德国，城市商人“不是为本阶级的利益在立法，这和美国商人不同”。他愿意搁置批评性的判断，以至于远远超过了应有的分寸。“那是德国的异常现象之一。因为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做到这点。”[270]从本质上说，跨越大西洋的进步纽带是倾向于理想化和极端化的。参与者非常迫切地渴望找到对立面来反衬夸大了的美国个人主义，所以误解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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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44 这个问题影响每一个中间人，1890年代考察伦敦的爱德华·伯恩斯坦，20年后考察柏林的豪威。从最直接的事实起，每件事情都必然经过信念和期望的滤网的过滤。波士顿公共公园运动支持者西尔维斯特·巴克斯特认为柏林“是最彻底的共和城市”。伊利宣称德国城市是“有贵族倾向的共和国”。1899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访学德国奖学金的罗伯特·布鲁克斯因为看不惯巴克斯特那类一厢情愿的思维，写到德国城市管理在本质上是精英主义者的、绝对政治化的。首先通过阿尔伯特·萧的目光了解格拉斯哥的许多人，在亲眼目睹这座灰暗忧郁的石头城后都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布兰德·维特洛克来参观“只是作为理论存在于我头脑中的公民生活的形式，或者远方的一个传奇故事”，看到格拉斯哥出人意外的贫困感到不可思议。其中的贫民窟让他震惊——“潮湿油腻的楼梯，到处弥漫着贫穷的败坏气味……卑鄙肮脏、不可救药、让人绝望”。[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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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46 但是真正抓住欧洲城市生活崇拜者注意力的是那里没有哪些东西。全国市政联盟的主席威廉·福尔克在谈到1911年的法兰克福时说：“没有让人讨厌的广告牌，没有堆积如山的垃圾，没有城市中间投机开发的大片凌乱不堪的空地，没有摇摇欲倒的公共住房，没有衣衫褴褛、醉醺醺的路人。”[272]没有坑洼不平的街道、拥挤不堪的公交车，没有腐败的城市管理者，没有垃圾，没有违法乱纪，没有混乱或失控的状况。这一类“没有”越来越多，欧洲城市形成与美国城市相反的样式，改革者不免拿它们来作对比。所有东西都掺入这种判断中，从街道的宽度和铺设情况到广告的相对隐蔽性到观察者的政治信念。反思和镜子，内在的眼睛总是盯着美国，而外在的眼睛盯着欧洲，所有这些都影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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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48 但是像豪威一样的欧洲公民生活崇拜者并不是政治上的幼稚者。豪威知道容克贵族与（用他的话说）像地壳下面流动的熔岩一般不断扩张的力量之间的区别——即便他为了自己的目的，选择删掉认为不重要的党派分裂。他也决非天真地相信欧洲城市迅速进入服务供应和集体企业的新领域是美国人理解的那种民主。像豪威这类作家花费大量篇幅描写的漂亮的城市澡堂和运转良好的城市公交车，不仅仅是游记见闻。它们是将民主语言社会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要用服务、后果、结果等新字眼来平衡民主语言中的权利、特权等用词。在他们强调城市作为的同时，试图锻造出一种民主的、市政的行动的语言，而不是单纯的民主形式。豪威承认德国城市在管理结构方面是不民主的，但是“在服务方面是民主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他用的词语简直和十六年前波士顿的乔赛亚·昆西一模一样。[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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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50 如果说豪威不像他后来自己描述的那样在政治上天真幼稚，他通过新的“城市意识”获得救赎的言论，也并不是薄到不可能被别人拿来解开同样的政治谜团。他的话语在城市进步人士中一再出现。萨缪尔·M.琼斯说：“我们的城市需要通过培养集体意识来拯救。”列奥·罗韦赞同这个观点：时代的需要是新的公民“忠诚”，比私有美国城市形成的公民生活更开放的概念。格拉斯哥的城市公交车、伦敦的蒸汽轮渡、法兰克福的公共公园和当铺都化作有机社会的形象，资本主义的经济分割通过公共企业和团体意识的新形式而重新结合在一起。和国家不一样，城市既小又具体，可以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自我拥有的城市梦想，即城市有魄力经营自己的公共服务业，保留城市所生利润的下金蛋的鹅，通过做的各种事情吸引市民对城市的喜爱和认同，这样的梦想影响力非同小可。[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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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52 当然，人们无需到欧洲感受市营公共服务鼓吹者的设想。只要城市拥有或者提供了任何东西，从最简单的公共治安开始，既不需要理论也不需要跨越大西洋意识，就可以想象一点一点地添加公共产品和功能领域。像许多政治思想一样，城市所有权是个可以从众多不同源头着手的概念——一个能够重复发明和多方面同时发现的项目。[275]欧洲先例的作用是为美国都市进步人士提供一套起作用的、现成的例子。没有欧洲纽带，市营各种服务业的概念可能陷入抽象的经济辩论。米罗·莫尔特比在1900年写道：“经验、经验、经验”，而非理论，“才是英国城市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sine qua non）”。欧洲的重要性在于：美国人可能在从欧洲借来的积累的经验基础上越过经济抽象辩论，越过以测量员的准确性确定公共领域边界这一难题，抓住实践本身。用豪威的话说，正是这个条件让伯明翰、格拉斯哥、伦敦、法兰克福或者柏林成为“所有人的经验”。[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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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54 想象城市摆脱大量承包商、贪污者、企业家、专营权所有者纠缠，自觉管理和决定自己的命运——在20世纪早期美国先进的都市进步人士中间，怎么强调这些多半从国外引进的城市形象所体现的雄心都不过分。同样也很难夸大他们对跨越大西洋的事件的认同感。美国问题被认为需要（哪怕是暂时地）求助于格拉斯哥公交车的经验，这一点非常重要。在1912年的选举活动中，伍德罗·威尔逊对马萨诸塞州福尔里弗城（Fall River）的选民说：“你们知道全世界管理最成功的城市是伟大的苏格兰城市格拉斯哥。”林肯·斯蒂芬斯在谈到欧洲市营公共服务业支持者时说：“他们远远跑在我们前面，自由派和激进派，他们都在积极工作，深入细节问题。”[277]美国市营公共服务业支持者的挑战，就是要看看跨越大西洋的热情在政治结构完全不同的地方可以进展到什么程度，而政治结构的重要性被他们忽略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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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56 考验伴随公交车而来，而且带来了让人不安的结果。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位点显然比当时看来更重要。如果美国的城市所有权运动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就形成气候的话，就像英国和德国一样，很容易为城市获得利润的煤气供应本来可能就成为公共所有权议题的轴心。后来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主要的战场就是电力的地区分配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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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558 煤气和电力在进步时代都是竞争的领域。前者是20世纪初期煤气灯照明的城市中的基本消费品，其价格永远是争吵不休的话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和路易斯·布兰代斯都是由主张降低过分资本化的城市煤气垄断价格而卷入到政治活动中。但是1870年代和1880年代市营煤气厂的经验很少。费城1887年开始市营煤气运作，是美国19世纪末期这样做的唯一一个较大的城市，到了1897年重新把煤气厂承包给私人公司，当时一片指控之声，说此运营者和彼运营者都是一样贪婪腐败，让人厌恶。[278]到了20世纪前十年，电力竞争威胁到市营煤气经营的收入，城市议会对可能处于衰落的技术的新投资表现谨慎。张伯伦的伯明翰经验的时机已经过去，美国人已经抓不住了。至于电力，时机还不成熟。为城市街道和办公大楼照明的市营发电厂并不是稀罕的投资，但是只要家庭照明还是有钱人的奢侈品，电力供应就得不到都市政治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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