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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71 进步人士的抱负变得更加深远了，它们被储存起来等到战争和大萧条给予施展的机会。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没有哪个规划师比美国人在190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制订的城市蓝图更大胆，也没有哪个地方在城市规划方面像美国这么热情真挚地推动。拥有自我意识的城市、市营公共服务业、对都市土地市场力量的约束、对于居民住房需求的关注、体现在市政建筑和公共空间的自豪感等等——一时间，这一切在大西洋两岸进步人士看来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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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73 如果把测绘和不动产登记的秩序管理包括在内的话，每个现代大城市都包含一定程度的规划。在统一的土地所有权和政治广告欲望汇合的地方，如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朗方（L’Enfant）规划的哥伦比亚特区，或现代欧洲初期作为王室权力橱窗的任何城市地区，设计规划确实非常详细。但是在19世纪中期前的美国，让所有这些都相形见绌的规划是坐标方格。111年纽约市的直线街道计划沿着东河的湿地一直推进到曼哈顿尽头，有意表现出对地形状况的冷漠，这成为一种模式。沿着这个开放性的坐标方格，让私人投资者、投机建筑商、买家、改造者去建设希望未来可能批准或者市场能够认可的任何东西。规划委员会和分区条例都还没有出现，在10年代以前，甚至没有建筑标准去限制个人在填补坐标方格中空白区域时的特权。在勘测员办公室里用尺子画出，坐标方格规划最大限度方便了土地销售的速度和效率。正如英国城镇规划师雷蒙德·昂温注意到的，坐标方格适合土地使用永远在变动的城市，比如今天是居民区，明天可能成为商业中心或者仓库区。[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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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75 坐标方格在所有这些方面是自由放任经济的物质表现：一种将交易机会最大化的法律和社会设计，很容易地变成了思想上认为“自然”的做法。坐标方格方便、快捷、没有限制，是资本主义城市的完美计划。与欧洲古老的、积淀的城市外形相比，它给予1世纪美国城市一种更确切、更透明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形式。但它不是公共设计，除了最低级程度的含义外。除了像奥姆斯特德的纽约中央公园等罕见的例外，以这种方式建立的城市都是私人空间强、公共空间弱。不管是从实际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它都没有满足进步人士日益增强的、把城市看作人们共同的家园的集体主义观念。就像公民团结一体的冲动吸引美国进步人士关注格拉斯哥的公交车和伦敦的蒸汽轮渡一样，这种冲动也吸引别人关注欧洲大城市的都市设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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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77 他们的第一站是巴黎。作为中央规划形成的现代大城市的模范，1世纪末期没有哪个城市比它更辉煌。刘易斯·亨利·摩根在1871年把巴黎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它给予陌生人惊人奇妙的印象”。摩根心中的不是由拥挤混乱的街道组成的、经常被皇家活动场地所打断的老巴黎，而是在早期城市结构之上大胆建造的新巴黎。在1世纪中叶，在拿破仑三世的敦促和乔治·尤金·奥斯曼的指导下，巴黎的重建大胆、昂贵，充斥大量的公共象征，北大西洋经济体没有哪个地方可以与之媲美。[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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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79 担任巴黎重建实际工作的奥斯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规划师，在他看来，城市决不是街道模式那么简单。作为巴黎的行政长官，他负责监督很多英里新下水道的建设，要完成渡槽系统，最终解决城市依赖塞纳河供水的难题。但第二帝国巴黎的心脏在它的街道。从1853年到1869年，在奥斯曼监督下从老巴黎混乱拥挤的老街中开辟了十多条宽阔的新林荫路。实际上，西堤岛上除了圣母院外的几乎所有中世纪建筑都被拆除了，全部用庞大的政府大楼替代。星形广场有一条条对角线林荫大道交织，它们以几何学的痴迷会聚于拿破仑野心的象征——凯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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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81 在可以选择的地方，奥斯曼更喜欢开辟新街道而不是拓宽原有街道。购买内部地块的成本低于获得现有临街地段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新绘制的林荫大道上，奥斯曼和拿破仑三世看到了一块白板，可以创造赋予第二帝国巴黎独特性格的新街道景观。为了确保新开发的临街地段投资商符合公共空间的要求，奥斯曼规定了统一的飞檐高度和共同的水平窗户线和阳台线。结果整条街的临街面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景观的顶点——公共广场或者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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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83 奥斯曼用来努力把巴黎集中起来的豪华对角线林荫大道非常昂贵。国家贷款和津贴支付了工程的部分费用，但正如奥斯曼很快认识到的，更广泛的潜在资源是土地市场本身。通过购买便宜地块开辟新街道，再高价出售新建筑地块，他创造了类似于都市公共工程永动机的东西。如果说这个机制有方便合算的考虑，它也包含了某种公正性。如果有人突然发现自己拥有大片可以建设高档商店和豪华住宅的土地，还有谁比这些人更适合资助街道建设的公共开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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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85 奥斯曼规划下的巴黎地价飞涨是社会产生价格优势的经典例子，如果用亨利·乔治普及的术语就是“非劳动增值”。作为补偿，奥斯曼得到土地征用法案的帮助，法案允许城市当局征用的土地多于扩充街道本身所需的量。后来在美国被称为“土地超额征用”（Excess Condemnation），这个技巧授权巴黎当局征用和购买沿着新规划的街道的大片土地和建筑区，然后再以市场能够承受的价格出售给私人投标者（附有严格的建筑规范要求），当局用这些收益资助改造工程本身。但是土地超额征用在奥斯曼看来也还是一只不够肥的鹅。到了1870年，他的预算已经膨胀到失去控制的地步，成为拿破仑三世难以承担的巨大负债。不过到这时，在公共强制和私人投机性投资的结合下，经过规划、重新集中起来的城市在本世纪最有力的物质表现已经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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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87 人们从巴黎新街道上阅读到的信息一开始就具有多重含义。新城市显然比老城市效率更高，新的对角线林荫大道极大地方便了交通和货物分配。如果说新街道带来了贸易前景，它们也预示着平定。绝非巧合的是，许多拓宽的街道集中在巴黎激进的工人阶级旧居住区，从前那里常出现路障封锁：同样并非巧合的是，奥斯曼把兵营安置在最具战略性的地位上，让城市大军更好调动。刘易斯·芒福德显然不喜欢奥斯曼的巴黎，他说“马背上的人占据了这座城市”。[317]新街道把城市和游行场地联结起来，为行进的士兵、奔跑的马车创造了表演展示的环境。它们是庞大人口转移的发动机，尤其是对城市穷人而言。它们是庞大规模的公共建设工程，吸引大量建筑工人到首都来，以至于有些保守派担心这些人的存在将破坏国家的所有社会缓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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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89 在这些深度混合的信息中，到巴黎来的游客竭力要辨别出城市的核心意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19世纪中期的美国游客常对奥斯曼的工程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对于1890年代中期的阿尔伯特·萧来说，巴黎是欧洲大陆最激动人心的城市，用来给“世界一个教训，让人们认识到秩序、系统、逻辑、解放、打破传统”。1912年被奥斯曼的工作深深打动的布兰德·维特洛克赞叹说，此人战胜了“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偶然性”，而这些依然控制着多数美国城市。[318]奥斯曼的城市以公众利益的名义（不管是多么虚假和威重）进入都市土地市场深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得见的。这个城市给所有喜爱它的人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创造出同样协调的设计、对土地和建筑市场的同等控制，同时又消除帝国的独裁和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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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91 考虑到奥斯曼工作的多种价值，北大西洋经济体的每个国家都从中汲取不同的营养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柏林当局抓住了纪念碑式建筑的可能性。从詹姆斯·霍布瑞希特1862年的扩张计划开始，能够和巴黎媲美的新巴洛克风格的首都就围绕着旧的内城建设起来了，有特别宽广的街道、纪念意义的广场、对角线林荫大道及其两边迅速由投机商建造起来的公寓等。在英国，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奥斯曼化，集中在贫民窟和卫生设施方面。按照伯明翰“公司街”的模式，英国城市当局拆除内部穷人和工人阶级居住区建造商业街，通过超额征用土地再按建筑用地重新出售来补偿开支。在1872年到1884年的伦敦，街道项目要求一个穷人聚居区拆迁（按加瑞斯·斯特德曼·琼斯的估计，那儿有两万多人）。就像奥斯曼的巴黎穷人一样，他们溢出来进入附近街区，很快超出其负荷能力后再往外迁，形成贫民窟水银似的流动。德国当局关注城市发展中移动的边缘的街道设计，而英国城市议会的注意力则集中在内城改造上。当奥斯曼的巴黎最终来到美国人视野中影响土地办公室坐标方格的时候，它又有了不同的意义。[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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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93 巴黎激发的城市美学的第一批元素在1880年代后期零零碎碎进入美国城市，比如柱子、塑像、凯旋门，以及大旅行之后带回家的其他东西。在1888年到1901年间，考虑到改造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位于布鲁克林的非规整园林“展望公园”的任务，由麦金、米德和怀特建筑公司重新建造，采用古典柱廊、中央集中的景观、凯旋门上面有马和带翅膀的骑士，这些都直接来自巴黎和柏林。1899年被《哈珀斯杂志》派遣到欧洲收集都市美化方法的查尔斯·马尔福德·罗宾逊回国后，推动投资建设欧洲风格的公共广场、街景、喷泉、公共雕塑、艺术品味的路灯柱、装饰精美的街道标牌。他以毫不掩饰的模仿美学成为美国最成功的城市规划顾问之一。[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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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95 欧洲激发的公共建筑的胜利，是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建造的著名的“白城”。负责白城工程的芝加哥建筑师丹尼尔·伯纳姆只是从图画书中了解过欧洲的建筑。他让博览会上赫赫有名的那些东海岸建筑师事务所确定审美议题。他们心中想着巴黎，在一个荣誉广场上集中展览其核心建筑群，明显让人联想到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他们立意追求建筑和谐，共同的飞檐线、共同的白色外观，建设出了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圣像之一。[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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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97 博览会不过是个博览会。在芝加哥矗立起来的临时性石膏建筑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们留下了世纪之交公民进步人士非常珍视的公民团结的审美语言，体现在中央集中的景观、成群的公共建筑、让人惊讶的统一风格等。1901年建筑界劝说联邦政府接管华盛顿特区的设计，从一层层的后来商业发展、铁路入侵、时尚变化中挖掘1791年朗方的计划，这个任务就被交给了芝加哥博览会的负责人。作为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伯纳姆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建议到欧洲考察。美国一个受委托设计国家首要公共象征的正式委员会，去旅行考察欧洲各大首都，拍摄各种东西，钻研华盛顿特区地图，辩论在哪里以及如何让搬用的因素成功地移植到美国来，如果这样的景象存在任何不适宜的地方，当时的人已经不再注意到了。[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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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699 在伯纳姆的所有城市规划中，华盛顿计划是后来唯一被大致付诸实施的，但他的商业城市设计更能说明问题，也更重要，那些设计背后没有古典模式可做基础。伯纳姆被汤姆·约翰逊带到克利夫兰，要寻找把资本主义城市庞大的、离心倾向的私有能量重新集中起来的建筑手段。他建议拆掉城市商业中心东北边不景气的滨水区，在那里建造大片新古典公共建筑——法院、图书馆、市政厅、联邦政府机关、公共礼堂、统一的铁路客运站等。这种设计理念部分借用巴黎的协和广场，部分来自白城的中央院区。曾经召集克利夫兰开明商人参与该工程的弗里德里克·豪威多年后还记得这个计划多么激动人心，让人分明感觉到进步的“城市意识”。他当时写到，公交车战斗是克利夫兰进步人士的中心战场，但是公民中心项目“把所有阶级最紧密团结在一起”。伯纳姆因为出色的克利夫兰工作在1905年受托为旧金山设计总体规划，他提议把公园和景观林荫大道与克利夫兰风格的宏伟公民中心联结起来，这次把中心确定在气派的新对角线大道的交汇点，明确无疑地显露出模仿巴黎的痕迹。[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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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01 城市规划中最宏大的是伯纳姆1909年对家乡城市芝加哥的重建计划。没有哪个城市比它更彻底地受到商业企业的影响了。伯纳姆的建筑师事务所曾经用钢铁框架的商业大楼帮助填充的芝加哥环区，当时受到高架路和环绕的铁路调车场的束缚。芝加哥河是开发商们的煤炭场和铁路调车场、码头、起重机、小工厂的大杂烩。从环区往南往西是数英里长由投机商建造的工人阶级住房、没有铺设的街道、工厂、食品加工厂、钢铁厂、更多的铁路调车场。伯纳姆拿来芝加哥地图，就好像每个地方都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设计而修改一样。他提议将铁路调车场往后推移到郊区，把铁路覆盖的环湖区域建成数英里长的公园用地和湖塘，再用博物馆和图书馆装饰由此形成的格兰特公园。对于环区，他提出了野心勃勃的街道扩宽计划：对于城市其他地方，他提出开辟一套新的对角线干道穿过坐标方格，外面围以一条环行路——如果芝加哥是巴黎或者扩大了的维也纳的话，那就是旧城墙的所在地了。在这个强力集中的街道系统的核心点，在移民聚居的西边、离简·亚当斯的赫尔馆有一个半街区远的便宜土地上，他设计了一个公民中心，是芝加哥博览会的中心场馆的变体，它上面是个巨大的穹顶，（据规划的一种说法）矗立在街道平面30层楼那么高的地方。[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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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03 试图理解伯纳姆芝加哥规划的象征意义，会让人们像看待奥斯曼巴黎一样得出非常混乱的信息。一方面，伯纳姆计划是明显与位于国家铁路网枢纽的这个商业、屠宰场和钢铁大都市相冲突的规划。他的规划把城市中心的形体从商业发达的环区转移出去，把注意力从商业转向公民生活。在这个曾经为追求利润把自然资源利用到极致的城市，伯纳姆提议把整个湖滨地带改造成公共场所。坐标方格街道模式曾让芝加哥房地产商不受限制地扩展生意越过大草原，而现在他给这些方格加上了对角线林荫大道，用奥斯曼都没有梦想过的更坚定的向心对称交叉汇集到市政中心。“大人国”规模的中心穹顶设计，是由于需要有一个足以让城市的商业中心摩天大楼相形见绌的公民象征。伯纳姆的艺术家更强调这一点，让公民中心的巨大穹顶打破芝加哥单一同质的屋顶水平轮廓线，不完全是因为画图的方便。在一个充斥政治腐败的城市，最豪华的建筑——相当于新芝加哥的圣彼得大教堂，必须是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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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05 如果反商业特性深深扎根于这种表现公民美德的设想中，规划的背景却没有一点反商业气息。与伯纳姆曾经担任城市官方规划顾问的克利夫兰不同，芝加哥城市规划是私人商业俱乐部的财产，由该俱乐部资助和宣传。伯纳姆用一位惯于向客户推销品位的建筑师的语言，强调审美、旅游和商业之间的复杂联系。他的商业支持者不需要多少哄诱。他们写到，有了正确的计划，“芝加哥肯定能成为现代世界的中心”。为了敦促伯纳姆规划的实现，他们聘用了一位负责公共关系的人（称为“宣传总干事”），这个人连同由328名“公民领袖”组成的委员会向全市发起宣传攻势。“芝加哥规划委员会”准备了两卷长的推广影片、一部一万五千美元的幻灯片、学校课本（1912年到1920年代初要求全市学校八年级学生阅读），以及为牧师举办的模范布道。它还为每个业主和主要租户分发列举城市规划优越性的传单。仅仅拥有一个计划就是特别巧妙的商业炒作，成为城市及其未来的精彩广告。[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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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07 在涉及商业的这些矛盾信息上，伯纳姆自己特别强调“秩序”和“统一”等基本因素，以及把城市当作“有机整体”的需要。作为整个计划“拱顶石”的公民中心将成为“公民团结精神的纪念碑”。[326]统一性激发了约翰逊和豪威这些公民进步人士在大草原上建立自己的巴黎的梦想，希望城市街道和公共场所的重新规划能够激发公民意识和公民生活的复兴。他们的渴望让跨越大西洋的榜样显出远远超过事实上所具有的条理性。奥斯曼从来没有发表巴黎的总体规划，或许是考虑到已经引起的反对声音如同马蜂窝。多数英国城市议会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零碎地搞，根本没有总体规划。相反，在美国，城市规划就像雨后蘑菇般蓬勃出现。从1907年到1916年，超过一百个城市制订或者委托进行了“总体”规划，包括美国最大的50座城市中的一半。[327]在发现和信奉的过程中，美国人把他们采纳的东西集中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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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09 因为要追求这么大输赢的冒险，受巴黎激发的城市规划者只实现了纸上规划的很小一部分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新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多数只有劝告和建议的权力，美国式城市规划是表达理想的文件，而不是法律文件。在克利夫兰的公民中心、芝加哥的格兰特公园，人们仍然能够看到进步人士想象中的公共城市空间的具体表现。但是受巴黎启发而加在房地产坐标方格上的对角线林荫大道，几乎就没有一条离开过规划图。纽约的城市规划委员会1904年到1907年设计了行不通的星形广场和雄伟引桥方案，几乎样样落空。[328]同样的命运降落在伯纳姆芝加哥规划的公民中心点。需要竖起来的公民中心巨大穹顶被投资者放弃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城市商业未来在河北岸的召唤，它原来设计的地点现在成为纵横交错的州际高速公路枢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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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11 本世纪前20年大胆提出的城市总体规划付诸实施时的问题不仅在于公民和商业城市象征上的冲突，而且在于找到法律和资金手段把奥斯曼式干涉财产权的做法用在美国城市上。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伯纳姆的芝加哥规划的最后一章用于详细讨论实施的问题，由芝加哥律师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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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13 从巴黎和伯明翰的例子看，明显的措施是超额征用土地，通过出售增值了的建筑用地来补偿各种费用。费城异常昂贵的菲尔芒特公园道工程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但是对于大部分城市来说，州法院拒绝支持超额征用土地的法案，因为它构成了为他人利益强行剥夺某些财产所有者权利的问题。如果用公共财政支持主要街道建设，意味着又将遇到困扰城市公共所有权力量的债务限制。即使这些限制被突破，税收资助的方式在政治上也有风险，可能遭到居住在远离改造区域选民的反对，他们不大可能忽略这个事实：林荫大道税的主要受益人是那些在土地市场上最狡猾、最善于投机的人。1910年宾夕法尼亚的雷丁市（Reading），工人阶级多数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否决了商人的城市规划。为了购买公园用地，美国的州已经找到了扩大特别征税权限的方法，要求毗连的财产所有者交街道改造税。通过把预计将从建造公园中受益的整个邻近街区划为特别税区域，堪萨斯市在1900年到1915年资助了一套新的车行道公园几乎全部的成本。但是开辟街道和公共广场的利益很难摊到比邻近的财产所有者更大的征税区域，很难期待这些人同意将自己的财产分割成片并且还为这损失买单。在财产权和规划的斗争中，占优势的一方在巴黎和在美国是不一样的。已经被抵押给私人土地投资的城市实际上很难再重新制造公民统一的象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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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15 受奥斯曼激发的规划很少变成现实，这也不见得不好。因为过分集中化的倾向，他们的星形广场和交汇的对角线街道注定要被汽车交通所吞没。这些东西更容易成为支持者渴望公民团结的象征，而不是能够将其付诸实施的机制。伯纳姆风格的计划是视觉的建筑，热衷于对称和象征，很少考虑到私有化城市中既定的财产权利和土地投机性投资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因为规划能让每个财产所有者的利益都得到提高这一承诺，才能吸引商人参与到奥斯曼的规划中来。但是赤裸裸的欧洲化审美观的伯纳姆风格城市规划是个标志，说明大西洋的鸿沟是多么快地被跨越了——该规划把商业赞助和渴望公民团结的进步思想倾注到巴黎风格中，而这种风格在不久前还被看作是对共和原则的公开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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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17 在城市美化运动所喜爱的巴黎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对城市规划的理解，比伯纳姆甚至奥斯曼更深入地插进土地和住房市场。在这些发展中，德国城市占领先地位。他们的创新能力部分来自19世纪晚期德国城市特别严峻的土地和住房压力。与能够向任何方向蔓延扩展的美国城市不同，德国城市不断膨胀的人口就像拥挤在护城河围绕的营地里。在古城墙之外，有些德国城市被小块的农家土地环绕，经过多代人的财产分割，很难合并起来成为可以出售的建筑用地。还有些城市，比如这个类别的著名代表柏林，被庞大的土地投机公司占有的地产所环绕，这些人有绝对的利益动机维持边远土地价格居高不下，直到它们可以合算地开发成为城市建筑高度条例规定的五层楼用地。考虑到城市化进程比19世纪末期欧洲其他地方都快，这些限制城市扩张的壁垒给予德国城市的土地和住房价格带来巨大压力。[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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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79719 结果是城市人口密度比北大西洋经济体任何地方都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伦敦，在每一幢建筑物里平均住8人，在费城这个数字是5人，在芝加哥是9人，在廉价公寓集中的曼哈顿是20人。但是在33个德国大城市，每幢住房里的平均人口是21人。这些城市的外部标志是建造在城市边缘的低层公寓建筑，德国批评家称为“Mietskasernen”（出租营房），在这种地方居住的内部体验则是激烈争夺空气和空间的竞争。在1905年的汉堡，城市的几乎一半人口居住在每户只有两个或者更少房间的住房内。在法兰克福就幸运得多了，居住在这样条件的城市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在拥挤最严重的柏林，四分之三的城市人口——包括成人、孩子和房客都挤在这样的房子里。[331]考虑到这些情况，难怪自阿道夫·瓦格纳等人1870年代的倡导开始，工人阶级的充分住房问题就一直在德国社会问题辩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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