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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辩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全体一致地反对德国模式的强制性养老保险。尽管里面有严重的缺陷，但可以肯定，英国模式的养老金法案比1889年德国方案慷慨大方多了。把养老金发放给个人而不是挣工资者，英国法案不像德国在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涯上有歧视。在英国制度下，养老金福利比德国高，不需要接受者交费，从一开始就覆盖了至少有三倍的人。[443]但是即使作为参考，德国模式也很少进入英国人的辩论中。一个孤立的议员以支持的口吻谈到社会保险政策，结果遭到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查尔斯·马斯特曼的驳斥：“它是管理控制体系和严格标准化模式，完全不符合我国的传统。”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支持这个观点，因为建立在“审查和强迫的基础”上，强制性社会保险在英国是“绝对不可接受的”。[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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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策制订者排除德国社会保险先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1890年代末期英国关于事故责任立法的辩论中，虽然所有各方都收集了德国国家保险局报告中事故赔偿和发生率的数据，没有一个有影响的英国政治人物认真对待德国模式的、国家管理的事故保险。英国对于1903年到1905年失业危机的反应是授权地方委员会举办应急的公共工程，以及一阵对劳动营的热情。当时德国关于失业保险可能性的辩论很少传入英国人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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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11年，政府推动的社会保险项目和德国的相比（劳合·乔治坚持说）一样大胆、一样全面，甚至更慷慨。在导致对强制性社会保险原则的态度逆转的因素中，跨国进步人士纽带的作用不可低估。德国关税政策的企业界崇拜者的努力宣传，加上报纸上警告德国在经济和帝国势力方面竞争的紧迫感，使得揭示德国社会进步秘密的工程突然获得了政治分量。[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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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贝弗里奇是新政策知识分子之一，对他们来说这些事件暂时提供了一个入口。他在1903年从牛津大学来到汤因比馆作为副主管，雄心勃勃要形成“城市生活问题的权威观点”。萨缪尔·巴内特对伦敦东区失业工人示威的景象感到震惊，推动贝弗里奇成立更理性的“非慈善式”救济政策。贝弗里奇迫切渴望得到任务，很快作为伦敦失业问题紧急协商委员会的重要成员而处于政策辩论的核心。由于这个经验，加上布思的伦敦码头工人研究、帕西·奥尔登对于德国城市劳工交流市场运作情况的报告，贝弗里奇很快得出结论：减少失业的关键是减少市场上就业不充分的人的数量。国家管理的、高效的劳工交流市场体制是他的方法。1907年8月，贝弗里奇亲自访问德国，回来后不仅对自己的劳工交流市场观点更坚定了，而且带回了新的、意料之外的对德国社会保险体制的尊重。贝弗里奇写到，与“免费礼物”式的养老金不同，德国模式“把国家作为完整的一体，个人作为其成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必要的时候强制进行”。贝弗里奇批评养老金是倒退到女性恩惠的时代，他认为正是从保险中，人们才能发现与“工业化时代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相一致的基本原则。[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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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贝弗里奇的德国发现更有直接影响力的，是劳合·乔治1908年夏天在养老金法案通过后作为财政大臣对德国的旋风式访问。对于柏林帝国保险局为期一天的访问本来除了强化对德国效率的朦胧感受外不会收获太多，但是劳合·乔治回国后当天接受采访时称赞德国救济和保险的“详尽和完美的机制”，这显然不仅仅是礼貌用语。与此同时，也许是受到贝弗里奇的影响，新当选的34岁的贸易委员会主席温斯顿·丘吉尔已经开始兜售德国那种“社会组织”承诺，作为自由党政治未来的关键主张。丘吉尔在1908年3月给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写信说：“在英国成长起来的巨大而分散的社会保障和保险网络的下面，在较低的层次上，必须存在一种德国式的国家干预和管理的结构，虽然不能取代前者。”到了这年年底，丘吉尔的项目膨胀到已经包含劳工交流市场、大大扩张的公共工程、济贫法改革、国家对铁路更严格的控制、延长了的义务教育、强制性的失业和疾病保险等。他敦促首相说：“我说，把俾斯麦主义的一部分插入我们整个工业体制的下面，等待其后果，不管它是什么，我们做到问心无愧。”[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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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野心、对新思想和戏剧性姿态的迫切需要、由于竞争和野心而对德国的兴趣，在这些因素外还必须加上俾斯麦的敌人强调的一个因素。社会保险因为能获得雇主和受益人的缴款，比直接由公共提供工作或者救济的方式便宜多了。当政府的野心遭遇1908—1909年金融难题后，社会保险的干涉性机制与其在财政方面的优越性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许多公务员专家不是很热情，但是在收入难题面前内阁改变了立场，开始向外国寻求政策建议，甚至包括关系疏远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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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08年末期，劳合·乔治努力推动疾病保险。由于受到新的失业危机和激进人士“人人都有工作”诉求的压力，内阁很快同意了没有尝试过的失业保险。第二年又通过了由威廉·贝弗里奇在贸易委员会主持拟定的劳工交流法。当劳合·乔治介绍劳工强制性的疾病和失业保险的政府法案时，他排除了顾问提出的缩短演讲、不提德国渊源的建议。“我宁愿起来告诉他们在德国雇主和雇员承担的比例是多少，我的计划没有要求这么多，却做得更多。然后坐下根本不用发表演讲，而不是把那些内容删掉。”[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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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结果。虽然受到政治反对派的骚扰，俾斯麦并没有遭到现行保险机构的一致反对。德国自愿互助机构是地方性的，德国商业保险业在1880年代还处于初创阶段。这些都和20世纪初期的英国不同。劳合·乔治想当然认为疾病保险应该是吸收同化友好协会而不是取代它们。《国家保险法案》关于疾病保险的最初草案是，雇主、雇员和国家出资都存放在由工人选择的友好协会或工会的福利基金中。但是怀疑国家侵犯自己的生意，以及担心多余成员会加重负担，使得动员友好协会加入该计划时遇到抵制和困难。[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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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保险公司欣然挺身相助。商业保险公司成功消除了为寡妇和孤儿提供抚恤金的法律规定，这本来会与它们自己的生意形成直接竞争。更重要的是，它们成功地修改法案，最初该法案就是要把疾病保险管理限制在非赢利的、民主管理的协会中，修改后则让商业保险公司可以分出非赢利的附属机构来做这个事。当然，对于公司来说有利的是，它们可以插足丧葬保险的销售，商业保险公司运用可以动用的所有资源挤进来。在英国法案通过了一年半后，在这个法案下注册的40%是属于保险公司的或者收款协会的卫星协会，另外23%是属于由总部管理或者由代理人自己管理的、没有地方分支机构的友好协会。[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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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团体间的地盘竞争中，医生不可能置身事外。在《国家保险法案》出台前，英国普通医生中的一半是在友好协会合同下工作的，影响生活的合同条款令他们焦躁不安。医生们成功地游说当局剥夺了获得许可的协会直接和医生签协议的权力，相反允许受益人从当地卫生委员会认可的医师名单中挑选自己喜欢的医生，而医生们希望能主导这样的委员会。《国家保险法案》中有关失业保险的部分也向既得利益机构扭曲和倾斜，虽然没有那么大幅度。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有限，在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七大周期性强的行业中的劳工。伴随着法案的保险条款，工会组织普通的失业救济基金得到少量补贴，以平衡所覆盖行业中那些减缓用工需求波动的雇主所得到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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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强制性社会保险像在德国一样，一下子构建了一个激烈竞争的巨大新领域，现有的政治和商业利益集团都闯进来要分一杯羹。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德国，强制性疾病保险的机构很快形成了高压控制的帝国大海中的社会民主小岛；而在更加民主的英国，强制性疾病保险领域反而成为高层经济利益集团争夺的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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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妥协并非让每个人都满意。工会大会严重分裂，其左翼反对侵占工人工资的任何强制性保险计划。到了1913年，工党呼吁撤消法案中的疾病保险部分，在无需交费的基础上重建保险。韦伯夫妇严厉抨击贝特丽丝·韦伯所说的“劳合·乔治卑劣的疾病保险计划”，说它只是修修补补，根本不能预防风险。他们提出的竞争性项目就彻底多了：扩大的公共卫生服务（从根源处掐灭环境造成的疾病）、全国性的最低工资标准、反周期的公共工程开支；对于仍然贫穷的剩余部分，则有系统化的培训机构、劳动营、纪律和强制戒酒。甚至劳合·乔治也在1911年的备忘录中写道：“保险是暂时性的、必要的权宜之计。在不远的将来，希望国家能够承担完全责任为疾病和失业提供救济。”[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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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国家保险法案》和《养老金法案》不一样，不是自下而上长期酝酿和发酵的结果，不包含政治文化上的地震性变动。它诞生于高层决策机构，是观点、抱负、难题和机会特定组合的产物，不过仍然代表了有关劳工风险思考的微小但却重要的改变。贝特丽丝·韦伯帮助布思进行伦敦穷人调查时并非没有感受到贫穷的持久效应，她担心法律“无条件的”和“自动的”救济所产生的道德影响。温斯顿·丘吉尔对这种道德担忧的反应表明了工业风险的新论调：“我不想把道德和数学搅和在一起。”模范性格从来未能给予挣工资者防范劳动力市场动荡的保证。该法案的宗旨在于用“平均数的新基础”取代“偶然性的老基础”。[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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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保险法案》显示的内容还有，在面临政治难题的时候，在社会理想跑到传统机构手段前面时，决策者和立法者可能被诱导把眼光放开，看到超越本地传统外的东西。地位牢固的利益集团虽然能够扭曲其结果，甚至改得大大走样，但不能完全抗拒。在英国对社会保险的态度逆转中，北大西洋经济体内的政治竞争和交流产生了戏剧性的结果。但是，如果英国能，美国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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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利益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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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们对于外国在减轻劳工风险方面的实验从来不缺乏兴趣。对工人的保护性立法就是特别说明问题的例子。美国人已经借鉴了英国人的许多这类措施，相当数量的现行法律已经可以在美国法律书中找到，虽然有些只是象征性的，根本没有得到实际执行。但是，随着1890年代欧洲劳工保护立法的风起云涌，美国却跟不上人家的步伐了。在这点上，熟悉北大西洋经济体两岸情况的人们的思想是共同的。法国1892年和1900年通过了主要的工厂新立法，德国在1891年俾斯麦下台之前，英国在1901年采用新立法。比较而言，阿瑟·莎德威尔在1903年认为美国人几乎就没有有效的工厂立法体系。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斯同年附和了这个观点，指出：“在一流国家行列中，没有哪个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比美国还弱。”地域上的参差不齐和执行上的效果不佳，工厂立法只是政党吸引工人阶级选票的诱饵，但是对于了解欧洲发生的事情的人来说，世纪之交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好像根本没有得到保护性立法的关照。[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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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西洋进步纽带中的主要压力团体之一，美国劳工立法协会（AALL）在这种立法滞后的特殊形势中确定了它的基础。该机构的母体国际劳工立法协会，由呼吁统一的劳动保护法律的法国、比利时、德国著名社会经济学家在1900年成立。最初的两个项目是限制工厂女工上夜班和消除工业中的磷毒害。1901年，成立了一个德国分支机构“社会改革协会”，古斯塔夫·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路约·布伦坦诺在发起倡议书上签名。不久，法国、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的全国性机构，在日内瓦还建立了机构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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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施穆勒从前的两个学生，耶鲁大学的亨利·法纳姆和纽约劳工统计局的阿德纳·F.韦伯，利用美国经济学家协会年会之机组织了国际劳工立法协会的美国分部。理查德·T.伊利当选为该组织的主席，约翰·R.康芒斯当选为首任执行秘书。从一开始，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成员都是受德国影响的进步经济学家。该协会认为自己最初的工作“主要是教育性的”：首先是国际劳工立法协会刊物《公报》英文版的传播。执行委员会称之为名副其实的“进步立法手册”，这种立法中的有些内容“远远超过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做的，因而应该受到广泛关注”。当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开始积极的议会游说行动时，它的第一场战役，即磷头火柴工业更严格的安全标准，直接脱胎于落后形势的政治和国际劳工立法协会的先例。[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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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教授们争取更严格的工厂立法相比，政治性更强、在当时效果更好的是围绕在全国消费者联盟弗洛伦斯·凯利身边的一帮女性。消费者联盟也是从欧洲引进的舶来品，不过美国旁支很快在影响上超过了伦敦母体。美国联盟最初的成立是作为纽约市妇女的一种温和抵制协会，她们对于百货商店女性员工低廉的工资和长时间的工作感到震惊。弗洛伦斯·凯利在1899年担任执行秘书后，该联盟已经扩大范围，通过给达到工资、工作时间和安全等标准的商店的产品贴上“白色标记”，成长为在女性内衣行业提高劳动标准的运动。该联盟的荣誉职位大量吸收了有德国学术背景的名流：如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斯、理查德·伊利、萨缪尔·林塞、亨利·亚当斯、查尔斯·亨德森、塞利格曼等人。但是它的组织力量主要是妇女：国际妇女界的著名人物莫德·内森、格林威治馆的玛丽·金斯伯里·西姆柯维奇、鲍林娜和约瑟芬·戈德马克这两姐妹，以及弗洛伦斯·凯利。[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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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芝加哥到纽约之前，凯利作为伊利诺斯州第一任工厂检查员已经跟立法者和法院交过手了，她帮助把联盟的消费者压力策略转变为政治行动。到了1902年，该联盟已经派生出单独的推动童工问题讨论的游说团体，林塞是其第一位执行秘书。招募戈德马克的姐夫路易斯·布兰代斯加盟，该联盟采取精心组织的法律辩护行动，支持在国家法律立场上限制女性工人的最高工作时间。[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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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劳工立法协会不同，全国消费者联盟并没有突出国际上的联系。该联盟的主要修辞手段是揭露和“扒粪”。其调查者把鼻子伸向空气不流通的血汗工厂、充斥蒸汽的洗衣房、罐头食品厂、街道摊贩。她们收集关于女性工资、预算、卫生、就业、生活标准等方面的大量数据。但是联盟的国际意识也决不是看不见的。和传统的跨越大西洋进步纽带相反，该联盟很快在欧洲发展姊妹组织，到1910年已经在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出现了类似机构。[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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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联盟国际触觉的更惊人的标志，可以从约瑟芬·戈德马克指示下联盟为劳动时间案件而准备的“社会学”辩护状中发现。很难说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含义，这些辩护状没有列举清楚的实验证据，也没有非常连贯的观点。泄露它们内容的是长长的标题：“作为限制女性工作时间的立法基础的世界经验”。从1908年穆勒诉俄勒冈州案辩护状的一百页补充材料扩增到1915年附在邦廷诉俄勒冈案辩护状后的一千页材料，规模的增加等于是对世界上卫生、疲劳、工作时间立法文献的大搜罗，就好像国际银行的大型档案柜中的内容已经被整体倾倒进法律争论中。[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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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利本人最终认为最根本的立法，也就是最低工资立法上，联盟的国际借鉴是直接的、毫不掩饰的。澳大利亚对最低工资立法实验的消息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美国。有些人是听到美国劳工局的特别报告，还有的人如约翰·瑞恩是通过社会天主教团体，或者通过澳大利亚记者爱丽丝·亨利获得的。亨利1906年到美国进行女性众多问题演讲旅行，后来作为全国妇女工会联盟的编辑和澳大利亚劳工实验专家留了下来。[459]凯利自己在1908年日内瓦国际消费者联盟大会上接受了这个观点。当时来自英国的全国反血汗工厂联盟的代表在与会者中积极宣传这个措施，他们差一点在议会中取得胜利，要把澳大利亚模式的最低工资法案在1909年引入英国。[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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