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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伯恩的政治口吻激昂起来，不过并不是羡慕的语调。他在信中抱怨说：“我们从像F.C.豪威这种多愁善感者那里得到一个非常理想化的英国形象，他们描绘的英国正大踏步迈向国家社会主义。”他本人看到的英国则是让人窒息的虚情假意。在贫民窟内娇滴滴表演牛津风格矫揉造作的汤因比馆，“是我所知道的体现英国思想徒劳无用的最精彩例证之一”。他认为锡德尼·韦伯是“用给迟钝的孩子讲算术题的耐心”讲解问题的渐进主义者殷勤的典型。他确信可以在韦伯吹嘘的市营企业中发现隐藏的腐败。英国女性的普选权运动让他感到振奋，但实际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打动他。自由党的社会项目好像已经耗掉了所有精力和连贯性；费边社摇晃不稳，蹒跚前行；中产阶级对于爆发在他们周围的阶级斗争麻木冷漠。“英国遭遇一连串可怕的罢工，我们指望有秩序的工会主义胜利慢慢把工人阶级送到舒服和发挥影响力的位置，这种愚蠢理论每天都被驳斥得体无完肤……我们或许处于1813年而不是1913年，很难看到资本主义因为这些斗争而受到一丁点儿的削弱。”[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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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巴黎让他感到高兴，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刚开始很少能用法语跟别人交谈，他在巴黎只能通过眼睛而不是聆听韦伯式社会算术来了解情况。他结识了一位“研究社会学的英国妇女”，她带领他听演讲，参观模范廉价公寓和花园式郊区等。他爱上了巴黎，试图寻找奥斯曼之前的巴黎的漂亮遗迹。[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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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打动伯恩想象力的是欧洲乡村的社会建筑。他后来写到汉普斯特德的集体主义有形实体，其“重叠和高耸的屋顶”下倾伸向周围的荒野，就像“新文明的楔子”，“一个集体生活的实验室”。他在欧洲保存下来的中世纪村庄中看到同样的线索。驻足于传统的市场，连同其城镇、市政厅和教堂高塔，你就能获得“社会凝聚力的强烈意识，这地方不仅是商品买卖之地，而且是社会交流中心，有坚韧交织起来的共同生活，给予所有成员援助并保持自给自足”。街道本身体现了“某些根深蒂固的对整体美和公共设计的社会敏感性”。[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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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说了同样多的话却没有意识到这些词汇中包含的进步可能性。但是到了伯恩在1914年7月到达德国时，想象中的过去的社会凝聚力和可设想的未来的政治共同体已经在伯恩的头脑中融合在一起，成为充分发展的社会政治。尽管耳边响着战争即将来临的传言，他还是迅速穿行在现代和中世纪的德国，罗滕堡和诺德林根的古城、新工人花园郊区、乌尔姆的市营住房、纽伦堡的公共澡堂。他的目光集中在市政形式上。他要到挪威和瑞典——“那里有这么多先进的社会法律和机构”，然后在8月去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会。战争爆发时他还在柏林，所以赶紧连夜坐火车到边境去。[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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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的短暂停留让伯恩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反应。他讨厌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物质主义和咄咄逼人。他在德累斯顿时写到“德国人心中有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虽然他羡慕德国最新建筑的大胆和雄伟，坦率承认“对其市政科学非常着迷”，但他给母亲写信说如果再也不来德国，他会很高兴。但是过了不到一年时间，伯恩开始对比德国繁荣的“社会”和“公共”形式与美国的“混乱和野蛮”。“一团乱麻般无尽头蔓延的城镇似乎不是城镇而是聚居区的零碎呕吐物”——如果按美国这种“混乱和野蛮”来衡量，德国城市简直就是“公民艺术和设计的典范”。它们“在政治上是非民主的，在政策和精神上却是极端民主的”，给予其市民“真正需要的东西，远比我们的民主体制能够给人民的东西要多”。为了解释德国城市的秘密，伯恩又使用了弗里德里克·豪威的内在“社会意识”这一术语。[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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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15年，在编辑越来越不耐烦的情况下，伯恩继续进行“我们在美国已证明只能导致财阀统治的个人主义民主”和德国那种“真正的社会民主”之间的对比。他说：“德国人似乎真的相信共同体扩散的美丽和福利优越于任何个人兴趣和利益的考虑。除了在德国以外，你能在哪里找到……处处繁荣，看不见贫民窟的踪影，城市、村庄和乡村干净整洁，就好像一只看不见的公共巨手在不断修补、清洗和装饰？”H.G.威尔斯曾经赞叹的“伟大国家”，还有哪里如此接近理想的实现？[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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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承认德国人实现的“伟大国家”也有严峻和残酷的一面。再过两年，当伯恩看到美国战争国家的巨手残忍地打在不听话的人身上，他将用全部的精力批评国家权力。但是现在他没有谈论太多政治，甚至没有谈论德国，只是谈论理想。在他的心目中，他用来建造跨越莱茵河的对立原型的不仅是德国城市效率或者中世纪的美丽，更多的是他对一种超越私人利益陷阱的社会制度的渴望。和豪威不同，伯恩不敢肯定人们是否能在没有德意志帝国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况下获得公民意识。他比“公民和社会旅游”组织者更讲究实际，对人们从文化框架内提取任何一块儿社会机器部件的做法缺少信心。他不想把德国做法引进到美国，即便是经过挑选的片段。他想用想象中的中世纪城镇和自己心中塑造的德国做镜子，表达对本国肮脏的、反社会的政治文化的轻蔑和尴尬。在同胞们攻击德国的社会理想之前，让他们先创造些更好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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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后来写到，他1914年的旅行回头看来就像“在火山口边缘蹒跚学步的天真孩子”。他看到“天真幼稚者在欧洲可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这一年，在火山爆发前最后时刻那让人窒息的安静”。[532]他也感受到1914年之前和之后吸引这么多美国进步人士到大西洋纽带中来的力量。在他们一半亲眼所见一半想象出来的连贯图景中，统一性是关键：一种共同的集体意识，有机构和视觉形式与之相吻合。没有一个美国人预料到他们也会卷入欧洲的火山爆发，顺着火山口的边缘滑进去，获得自己的统一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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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熔岩喷发而出后，多数美国进步人士对战争的开始感到震惊和困惑。没有一件事情是在意料之中的，更加意外的是国际调解和斡旋彻底终止，以及横扫柏林、伦敦、维也纳和巴黎的激进民族主义。《新共和》的编辑在一年后总结说是对历史深层问题的注意误导了他们：“我们研究比较政府，了解劳工运动和各国家选举权推广的轮廓，我们一贯认为民主、普选权、权利平等、社会立法正像仁慈的疾病在一个个欧洲国家中蔓延开来。”推动历史前进的是经济和社会力量，而不是返祖性的民族主义力量。“我们更愿意看到欧洲国家一个接一个沿着民主进步的直线，尽力朝同一个方向前进。”[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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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作为社会政治先驱的欧洲各国陷入战争旋涡，对美国进步人士来说确实是痛苦的。伯恩在8月底写道：“时钟的旋转在欧洲彻底停止了，我如此钦佩的文明显然要被撕为碎片，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和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前，我甚至不愿意考虑欧洲了。”进步思想的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在笔记中透露：“自从战争开始，我觉得自己的思想陷入前所未有的惴惴不安。每个确定性的东西似乎都进入了熔炉。”[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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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里，进步社会议题的崩溃刚开始似乎是绝对的、普遍性的。在德国入侵比利时一个月后，约翰·海恩斯·霍姆斯在《调查》中问道：“如今的英国还有谁在谈论国民保险、女性选举权，或者打破土地垄断呢？德国争取专营权改革的运动在哪里？谁在乎比利时的合作社、法国的工团主义，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社会主义？……在美国还有谁在这时候思考娱乐中心、住房改善，或者最低工资标准呢？谁来争取寡妇的补助金、推动禁止使用童工的运动、深刻研究失业问题？”总而言之，谁“还把社会运动放在心上”？[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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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沮丧，美国进步人士试图弄清楚他们是如何误读了历史标志。正如在多数思想危机的时刻，重要的不是改变其看法的基础而是要重新组合最少的部件，设法把在他们面前爆炸的那一块包含在内。最简单的思想策略就是把德国划分成两个共存的国家，一个是进步的，一个是反动的。这条界线在豪威等人战前的文章中就十分常见。进步的德国总是被描述为一个充满自由思想、以都市为基础的国中国，位于容克贵族统治的、受普鲁士支配的古老帝国内。许多人现在得出结论说，崇拜德国公民生活的进步人士对于内部德国的前景判断没有错，但是可悲的是，他们错误地估计了它突破周围政治外壳的能力。进步人士的评论中存在一种急不可耐的情绪，要把战争责任归咎于容克贵族的“中世纪遗风”、欧洲君主和“战争军阀”。[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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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困境特别困扰着在德国留过学的美国教授。对于其中许多人来说，“两个德国”的论点提供了可以逃避沮丧的出口，但是德国人明显的强烈团结让人很难坚守这条线。德国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对战争未加反对、军事象征的泛滥、透过第一手材料看到的决心和目标的统一性，都使得把德国分成现代和返祖两部分的努力复杂化了。更痛苦的是，1914年10月约一百名德国杰出知识分子签名发表公开信为入侵比利时辩护，他们坚持认为剑和思想的事业、德国军事力量和德国思想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签名者包括德国大学中的精华，如古斯塔夫·施穆勒、约翰内斯·康拉德、弗里德里希·瑙曼，甚至路约·布伦坦诺。[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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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强烈崇拜德国的地方，认识到老师的背叛这个现实最让人痛苦。战争开始两年后，西蒙·帕滕仍然努力寻找能为亲德国的信仰辩护的根据。他承认“新德国哲学”一直是“我的宗教”，用来抗衡追求自我利益的“英国”理想，它讲授了社会活动的价值和“社会脉搏”。已经准备要到柏林做访问教授的亨利·法纳姆非常恼火地写到，他的德国朋友肯定“受到可怕的强迫观念的影响”。阿尔比恩·斯莫尔在1917年9月《美国社会学杂志》上以洋洋洒洒长达28页的编者按表示个人绝望，最后只能得出结论说，德国人疯了这句老话不再是个比喻而是医学上的现实。随着美国公共舆论开始反对德国，曾留学德国的美国教授很少人能像斯莫尔或帕滕那样坚持原来立场那么久。伊利非常机灵地改弦易辙，几个月来一直擂响战争准备的战鼓。但是进步思想的记者在战争开始初期几个月试图寻找心理解释，他们承认对欧洲“疯人院”感到困惑，称之为“非理性”的爆发、返回野蛮时代的返祖现象等，这些反应都暴露了同样的心态。[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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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美国进步人士渐渐发现通过经济学解释战争的方法。弗里德里克·豪威1915年秋天出版概述德国社会进步的《社会化的德国》，似乎在用一个已经消失的时代的古老语言向评论者诉说；但他到了1916年已经把德国人的疯狂，单一税制式，归结为经济特权。[539]但是这些解释没有一个能满意地揭开战争之谜。两个德国的论点因为证据正好相反而不攻自破；德国人疯狂的观点本身显然就是在心理上受到折磨的人提出的；经济学解释的失败是因为进步人士中很少有人对通向战争的道路有足够深刻的经济学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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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把进步人士从困惑中拯救出来的不是对战争起源这个奥秘的解答，而是通过希望来回避这个问题：越来越感到这场战争可能并没有让进步事业的历史进程脱轨，不管它迂回旋转乘客的方式多么可怕。其中部分内容是进步领域本身包含的反应性乐观主义。甚至伯恩在1914年9月在很罕见的乐观时刻写道：“虽然世界的时钟停止了，但我们可以学习很多有用的东西，至少能盼望重新大调整。”但是意识到战争可能带来和平时期无法达到的某些目标，倒也并非只是天真的想法。德国把1914年8月巨大的战争动员能力维持到几个月之后，远远超过其参谋部的预计；随着德国战争经济继续大量生产出战争所需物资，如炮弹、燃料、武器、士兵，确实又有人认为有了需要学习的德国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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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6年美国军事准备动员时，西奥多·罗斯福忍不住承认：“美国要从德国学习的东西比从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更多——比如对于非功利主义理想的忠诚，还有社会和工业效率的基础，在现代工业主义条件下对个人保护和全民幸福绝对必要的那种社会化政府行为措施等。”沿着这些线索为德国辩护最强烈的，是特立独行的社会主义者阿伦·本森影响下的《皮尔逊杂志》（Pearson’s Magazine）。本森写道：“倾囊下注打赌，德国效率不是建立在‘人人都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上。德国人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进一步接受和实施了社会主义原则。”证据不在马克思那里，而是在德国的军事成功中明摆着。[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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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同样常见的是把英国犹豫蹒跚的战争机器归咎于恰好相反的品质：过分强调个人自由的习惯、被自由放任思想牢牢困住的经济。但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英国也开始被描述成在战争的命令下社会化了。该工作的大部分是英国进步人士的功劳，他们给美国通讯者提供大量报道，讲的是他们自己愿意相信和美国人希望听到的内容。《新共和》是这种报告特别重要的渠道，因为里面有大量英国通讯员，包括J.A.霍布森、H.G.威尔斯、格雷厄姆·沃拉斯、哈罗德·拉斯基、诺曼·安吉尔、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在《新共和》出版的第一年度，即1914—1915年，查尔斯·福塞估计四分之一以上的投稿都是来自英国纽带。这些撰稿人中没有一个做出对英国战争动员不加批评的描述，但是报道渗透过来的情况，比如合理规范战争期间劳动市场、动员工业生产的努力等，形成了英国社会政策在发生远比1906年到1911年立法更加激进的巨大改变的印象。英国社会工作者宣告了战争爆发后横扫英国的“紧密团结”的到来。“英国真的开始纪律严明起来了。”美国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1915年8月写道。“社会主义者梦想中多年后才能出现的条件一下子产生出来了。”[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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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的进步人士都肯定战争的社会好处是真实的——或者（即便是真实的）值得如此可怕的无休止的杀戮。女性进步人士对战争的社会性影响比男性同行更加怀疑，常常迫切希望到战争前线亲眼看看。1915年肩负徒劳的和平使命到德国，爱丽丝·汉密尔顿描写了她看到穿着德国军官制服的阿尔伯特·苏德库姆时多么惊讶，两年前她曾在赫尔馆见过这位社会主义者公民改革家。负有同样使命到这里访问的玛德琳·多蒂看到欧洲到处都是残废。硝烟熏黑了的窗户在哀悼，灰色救护车“无休止”地穿行，城市失去了年轻人，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在柏林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聚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景象而不是社会团结。[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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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也怀疑“战争社会主义”改变欧洲的论调，但是有自己非常不同的理由。他们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巨大差别。差别在于前者的制度是所有权在群众手中，而后者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掌握在国家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观点汇合的地方，就连这些差别也因为战争的热度而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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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英格利希·沃林对于越来越多“战争社会主义”讨论特别不情愿的接受，便是很说明问题的例子。从事十年的进步事业后在1910年成为社会党党员，沃林成为特别警惕地揭露真假集体主义差异的人。针对社会主义改良派的任何计划——密尔沃基式的社会主义城市梦想、费边社的市营化项目、比利时社会主义合作社，他都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指控。沃林反驳豪威的说法，认为对于德国更恰当的词汇不是“社会化”而是“政府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容克贵族控制下的“阶级组织化”。控制是关键。只要资本仍然掌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所有权会带来任何根本改变的想法就是“愚蠢的”。[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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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战争出人意料的改变中，在沃林看来，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1914年他曾发表了对国家社会主义更加正统的论述，确定它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发展时期中的顺序，每个阶段都是下阶段“绝对不可缺少的准备”。社会主义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战争期间的经济动员到底代表了历史路线的前进还是后退。在1915年和1916年，由于爱国主义不断增强，沃林对于“战争社会主义”逐渐表现出越来越乐观的情绪，他与自己所在的政党也发生激烈冲突。他警告说“仅仅国家化”不是社会主义；他担心战争被用来作为驯服劳工运动的棍棒；但是到了1918年，沃林认为战争“100%或者1000%地”增加了实现真正民主集体主义的机会。[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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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像沃林这样特立独行的社会主义者都能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和真正主义内容的区分，进步人士转向战争集体主义的道路就更容易了。在1915年初期，《新共和》编辑仍然提醒读者说，海外“大规模滑向集体主义”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风潮——是“没有任何真正内容”的社会主义的独裁者伪装。“强迫命令下的集体主义和激进民主集体主义是两码事。”虽然如此，看看欧洲交战国在战争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再对比《新共和》编辑在1915年秋天概括的“我们现在解决失业、疾病、老年、育婴等的笨拙方法”，很难否认如下结论：战争集体主义已经够好了。[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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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落后论的想法又浮现出来，历史之箭被重新弄直了。《新共和》编辑在1916年末抱怨说，美国还要“纠缠在19世纪工业混乱”中多长时间呢？沃尔特·李普曼1917年3月在《新共和》社论中说“和世界上其他伟大国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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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美国在组织上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思想上是最胆怯的。不管战争还带来了别的什么，它至少教给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法国：大规模行动是可以计划和实施的，现代国家必须用大量金钱思考，法制主义和自由放任的传统顾虑和教条是老人的幽灵……在经历最严峻的考验后，进步国家已经发现从前那种无组织的追求利润的竞争是不健全的、浪费的……但是美国在没有国有铁路和船运的情况下艰难前行，其矿产资源没有社会化，水资源被剥削，基础工业匆匆进入竞争，食物分配是一团乱麻，教育体制严重匮乏，工人组织半半拉拉、组织涣散、在社会结构中得不到承认。[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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