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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1 克里斯托弗·拉希把战前进步人士特征描述为不安地围绕权力中心旋转，对于没有行动感到沮丧，从心理上说不能接受战争可能令人采取的中性立场。[547]但是他们渴望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战争社会化的欧洲国家典范。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没有仅仅给予美国进步人士一套理想化战争目标。经过多年让人沮丧的政治努力，他为他们提供的是战争集体化国家的可能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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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3 许多进步人士领袖充满希望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国宣战不足一个月时写道：“我们站在集体主义的门槛上，它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计划都更伟大。”约翰·杜威在纽约《世界》杂志上说：“私有财产……已经失去了其神圣性。”进步记者威廉·阿伦·怀特同年夏天心满意足地说：“剥削制度的基础遭到破坏。”这种巨大变革的意识在进步人士对战争的理解中非常关键。豪威早在1915年就写到，战争代表一个历史过程，危机过去后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能够恢复到战前的个人主义。[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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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5 这种对欧洲战争的解读，这种对战争带来社会变革可能性的信念，要求许多进步人士暂时抛弃权力分散论者的本能。他们对城市、社区、公共强化互助机构的着迷暂时被包含共同利益的民族国家概念所替代。有些进步人士在巨变面前犹豫不决，陷入痛苦的孤独中。到了1917年秋天，看出太多问题的伯恩痛苦地写到“美国半军事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549]因为战争经历而突出的民主控制问题很快就会回来，这让有些进步人士去寻求更牢固的民主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建立在没有阶级的公民团结概念上，而是与工人阶级结盟的英国式基础上。抓住战争集体主义机器并使其民主化，这成为进步人士的希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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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7 但当时，战争期间社会控制的势头非常强大。费城城市研究局的内瓦·德尔道夫参加了1917年12月各个社会科学协会的年会。她胜利地报告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自由放任死了！社会控制万岁！”[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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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9 在整个大西洋世界，战争期间政治经济的变革确实影响深远。任何地方的老规则都发生了冲突，争斗的社会党派被套上国家控制的缰绳，市场大幅度缩小，公共事务领域戏剧性地膨胀。但是有时候提出的观点——战争是公共福利最好的朋友和最主要的历史推动力，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551]重要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斗争的经济化。如果胜利像普法战争那样迅速，也就是德国战争计划者希望复制的结果，那么这场战争根本不会给社会政治带来任何影响。因为双方陷入僵持阶段，机动性战争转变为生产性和物资装备性战争，这成为决定区别的关键。在1914年秋天，法国陆军部要求每天生产100,000枚火炮炮弹，到了1918年初，因为部队仍然陷在战壕中，陆军每天需要的炮弹是278,000枚。战争物资的超强生产需要迫使交战国政府越来越深地卷入经济控制、物资和劳工组织，最终是社会改良——为了保持生产机器的正常运转。[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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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1 最先出现的是供应组织。自从国有制的军事用途在1870年明朗以后，德国就一直在购买铁路系统。在英国和法国，私人所有的铁路系统在宣战后几天内就处于政府管理之下。煤炭、食品、船运迟早要纳入国家控制之中，因为计划者在努力解决分配问题。为确保原材料供应和战争物资生产的优先权，涉及到关键性战争物资的命令型经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德国非常迅速，英国和法国则有些犹豫。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设置负责这个任务的政府机构。在缺乏现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大批商人涌进柏林、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来负责战争经济公司和战争生产委员会，他们运用国家权威发布指令。战争爆发时草率营造的经济控制体系往往被认为效率不如战争系统化外表显示的那么高。在战争经济委员会内部，商人—政府官员眼睛盯着自己的利益讨价还价时，就像在市场中的表现一样。尽管战争期间征收超额利润税，但任何地方的战争物资供应者的利润仍然一路飙升。经济控制，即使是暂时的矿山和铁路国有化，并没有给所有权、投资和利润的根基带来任何变化。但是在交战国中没有一个继续相信仅靠市场本身就能够实现紧急情况所需要的效率、目的和生产的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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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3 组织劳工比组织供应要困难多了。如果要维持战争物资生产的话，与劳工组织签订和平协议显然是必须的。德国和法国依赖非正式的社会契约——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第一次高潮中形成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在英国，在1915年初弹药生产短缺陷入危机状态时，政府不仅赢得了战争期间不罢工的正式誓言，而且还有工会工作规则的削减。在美国，政府与劳工联合会在战争一开始就签订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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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5 虽然劳工和平的代价各不相同，但是每每都包括政府正式承认工会在战争国家组织机构中的正式地位，这在1914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法国，战争期间的联合政府在1914年末让社会主义者自米勒兰争议后首次加入政府。在英国，第二年春天，劳工组织第一次在内阁有了立足之地，其代表进入各大战争工业委员会机构。在美国，家长制政府的主要批评者，劳工联合会的塞缪尔·冈珀斯得到一个由顾问和管理机构组成的复杂组织顶峰的席位，其中多数机构至少有象征性的工会代表。到了1917年夏天，冈珀斯被安置进入国防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社会主义者阿尔伯特·托马斯指导法国战争生产；工党的阿瑟·亨德森进入新的英国五人战时内阁，从外表看，政治转型确实是惊人的。尽管在德国，作为软化和平条件的孤注一掷的动作，直到战争末期才邀请社会主义者进入内阁，但社会主义者联盟也早已悄悄地被纳入到事实上的劳工管理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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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7 战争期间劳工政策的一面是会议桌上的象征性席位；另一面是劳工协商和调停机构的迅速发展。战争让工资纠纷前所未有地公开化，成为可以公开仲裁的事。在英国，劳资谈判在战争前是被广泛接受的，1915年后政府参与仲裁过程显著增多。在劳工组织软弱和笨拙的地方，政府权威支持劳资联合委员会组织——称为“惠特利会议”（Whitley Councils），来理顺现存的劳资申诉协调机制，阻止权力下放到激进工会管事手中，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更紧密的生产合作。在美国，对工会的正式承认比英国罕见多了，政府很快批准战争工业的劳资谈判，如果不是和工会谈判的话，至少是和工厂委员会或者公司雇员协会。在集体谈判最弱的德国，最终政府和企业都让步，答应劳工选举工务委员会的要求，除了名称外这完全是对工会主义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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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9 维持劳工和平的问题在于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战争期间通货膨胀使得工资购买力下降，加上难以满足的征兵需求减少了劳工供应，使得仍然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谈判力量增加，因而需要不断做出妥协。为了控制和合理安排人力资源流动，德国政府在1916年求助于公然的征用劳工。在英国，旨在抑制战争工业工人转行的 “暂离证”制度来自同样的紧迫要求，也同样不受欢迎。部分是作为对这些和战争期间其他控制措施的抵制，部分因为工会得到保护的新地位，工会会员数量在战争期间大幅度上升。在军队吸收了大量工人到前线当兵的德国，工会会员从1913年到1918年底之间只增加了14%。在英国，增加了50%；在美国（从1916年到1918年底）增加了25%；在法国，到战争结束时，法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几乎比战前翻了一番。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近乎绝迹的罢工1915年再次出现；到了1917年，罢工在法国、德国、英国都达到危机的程度。所有这些使工业和平的条件很不稳定，需要不断地重新协商。[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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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1 镇压是很容易的选择。在工厂的躁动变为激进政治的地方，不管是美国西北的木材工人还是克莱德河畔的苏格兰机械工人，政府都毫不犹豫使用在战争刚一开始就抓住的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在法国，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在战争的第三年因为“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在冲突的压力下分裂而离开联合政府。但是在其他地方，为了维持战争初期的团结局面，在和平时期可能受到强烈抵制的妥协条件开始被填进脆弱的劳工和平框架的缺口。最低工资和最高工作时间法案在政府授权下得到推广。在德国，国家养老保险资格的（高得不受欢迎的）年龄要求从70岁降到65岁。更加戏剧性的是，皇帝在1917年德国罢工最高潮时宣布，作为战前德国政治基石的三个阶级普鲁士选举制度在战争结束后可重新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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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3 让德国政治关系走上谈判桌的形势同样推动了对女性政治的让步，因为她们大量进入战时生产工作领域。在英国，1918年选举权法案最终把选举权普及至所有成年男性，也把投票权推广到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女性。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签署女性的选举权修正案也是建立在同样的战争形势基础上。在战争意外拉长和不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对生产的关注能够产生非同寻常的效率。[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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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5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战争把进步人士从社会政治的竞争边缘拉入战争国家迅速增加的社会机构中。1914年约翰·海恩斯·霍姆斯感到绝望：需要“许多年”以后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再次听到社会工作者的声音。[555]实际上，政府到处招募社会工作者来支撑社会和平。在西伯姆·朗特里领导下的英国军需部福利科里面就有大量进步人士。甚至战争初期的普鲁士战争部也从“社会改革协会”招募大量劳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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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7 在美国，社会进步人士被大批纳入政府或者准政府服务机构。陆军因对卫生、士气、福利等方面专家的需要吸收了许多人。其他人则被作为劳工关系专家、调解员、工业福利专家、劳工标准制订者受到招募。全国消费者联盟中的许多成员被聘来监督对战争期间女性新工人的管理。赫尔馆的格雷丝·阿伯特在战争劳工政策委员会中负责战时执行关于童工的规定。约瑟芬·戈德马克担任全国国防委员会疲劳问题专家，她的妹妹鲍林娜·戈德马克被任用为铁路管理局女工特别部经理。弗洛伦斯·凯利本人担任战争部劳工标准控制委员会成员。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玛丽·范·克利克成为劳工部女工局的局长。亨利·西格则成为造船业劳工调节委员会的秘书。李·弗兰克尔和美国儿童局的朱莉亚·拉斯罗普参与起草政府的战争风险保险法案——这是联邦军人和海员的自愿性人寿和残疾保险项目，有意识与内战的补助金制度区分开来，作为社会保险原则的重大突破而广受称赞。[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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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9 在社会和经济的妥协与控制的错综复杂网络中，谁来控制战争期间集体主义这个问题是无法完全被压制的。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靠市场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但是经济力量放在谁手中，不同的国家做法不同。在德国，军方担心政策问题落入议会之手，最终把几乎所有关键权力抓在自己手里。在英国，政府当局开辟出异常庞大的自治领域，军需部那个由劳合·乔治创立的庞大帝国，直接拥有和管理着机械和弹药工厂，是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的。在法国和美国，对战争经济的指导主要落在了企业身上，要么通过紧急借用的经理们组成的委员会，要么通过战争鼓励形成的卡特尔。R.H.托尼后来有关英国战争经济的话在任何地方都是真实的：“尽管规模巨大、异常复杂，它几乎完全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把战时经济管理和从前存在的经济学结构、所有权和力量结合起来。[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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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71 但是如果说国家、军队、企业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战争集体主义经济中各有不同的话，家族相似性更加让人注目。它们的共同特征不仅仅是对战争需要的自动反应。即使在战争期间，它们的相似性也是建立在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设计的基础上。在战争初期失误频出的几个月里，英国报刊称赞所有经济力量总动员的德国模式。由于对德国组织非常感兴趣，劳合·乔治在1916年后期从军需部调到首相办公室之后进行了大改组，推行一系列集中权力的改革：紧急煤炭国有化、成立新的食品部、加大航运控制、缩减战时内阁。英国还向法国战争经济管理者施加压力，要他们实行更紧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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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73 美国人最后进入战争，并从落后的优势中获取大量利益，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采用了其他交战国的常规做法和先例。英国进入战争状态十六个月后才实行征兵，而美国在六个星期内就出台了征兵法案。意识到英国让运输公司自愿合作的实验造成的混乱，威尔逊政府在宣战前就开始创建国有紧急运输船队。英国战时政府等待十个月后才正式邀请劳工代表加入政府，而冈珀斯的位置在战争开始前几个月就已经落实好了。在铁路方面，美国人犹豫了九个月的时间，直到瓶颈问题实在严重时才创立了英国模式的铁路管理局。全国战争劳工委员会的仲裁机制直到战争开始一年后才充分动员起来。但是，战争经济的基本结构在六个月内基本到位，包括战争工业委员会、运输局、紧急食品和燃料管理局、紧急战争税、计划委员会的劳工代表席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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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75 在战争边缘旁观的三年里，美国人尤其密切关注英国劳工政策的错误和困难。劳工部发表了1917年英国战时劳工法令详细汇编，对劳工标准感兴趣的美国进步人士询问英国来访者战争工业内部工作规则削弱的影响。[558]因为对战争初期几个月内劳工短缺和普遍劳工动荡之间明显的联系印象深刻，威尔逊政府拒绝了英国先例，誓言要维持战前的劳工标准。威尔逊政府没有试图从工会那里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不罢工诺言（英国这种做法到了1917年好像只能鼓励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罢工的蔓延），而是获得自愿不罢工的保证，成立战时联邦调解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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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77 在所有这些方面，吸收欧洲交战国的经验极大地缩短了美国学习的时间，加快了进入战争集体主义的步伐。这就是看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背后的逻辑：在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最抗拒国家干预的美国，在战争紧急情况下是最快速采取干预措施的国家。在其他国家没有地图摸索前进的地方，美国飞跃进入有组织的战时经济——这种速度反过来加重了美国进步人士被战争投射到新世界的意识，在这里从前的所有口令都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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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79 进步人士认为跨越和平时期障碍的意识在住房政策前沿尤其强烈。当然，战争工人住房只是战争经济庞然大物的一个微小侧面，如果和关心劳工政策的进步人士数量相比，对战争住房工程表现浓厚兴趣的人数总是不多。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1917年前人们对国家资助住房的抗拒是非常坚决的。如果战争期间跨越大西洋的纽带能够改变这些，谁也无法预料战争集中起来的能量会产生什么结果。[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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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81 从战争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战争计划者将不得不对付战争工人住房危机。1917年夏天新招募的工人开始成千上万来到船坞、兵工厂，像上涨的河水从和平时期的河床蔓延流出。在宾夕法尼亚州造船基地切斯特市，全国住房协会的调查者估计，到1918年涌进这里的人比从前四年多40,000人。这么快速的人口移动只能让住房市场陷入混乱，但是需求本身并不能确定解决问题的方式。[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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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83 最直接的权宜之计就是让市场自己调整，提高租金，提高租房的利润空间，鼓励过分拥挤和普遍的凑合。除了这些，作为最初级的干预，临时解决办法是暂时把工人安顿在当地居民家中。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从足以吸收工业新雇员的人口中心开出特别火车或小公共汽车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但怕工人们在长途颠簸后筋疲力尽。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建造尽可能便宜的临时营房，最好由工业承包商自己建造，如果需要政府可以贷款；还有最后一种办法，那就是直接由政府部门负责。快速建造像军营一样简易的临时住所：要不是有英国的先例，这肯定成为美国人的战争住房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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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85 但是在英国，战时紧急住房的需求出现在不同的先例和政治气候背景下。那里刚开始也是临时兵营式房屋。在伦敦东南的伍尔里奇皇家兵工厂，工人数量从战争前夕的11,000人一下子暴增到1917年的74,000人，在全新的工业城镇如苏格兰边界的格雷特纳，军需部炸药厂的11,000名雇员遍布在荒野上，除了兵营房屋没有其他办法：像军队一样一排排的低矮营房。因为英国木材短缺，计划者很快不得不使用较长久的混凝土房屋。但还是英国战前市营住房建设的经验，在促成从临时房屋到补充国内永久性住房的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15年，政府已承诺一个庞大的战时工人住房计划，按最好的花园城市和工厂村庄设计。以雷蒙德·昂温为首的花园城市建筑师作为团体进入战争住房委员会，这次是以民族国家为赞助人。[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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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87 兵营建筑1915年后并没有停止，但是花园城市设计者使用战争期间集中的权威在公共住房设计中引入新规模和社区概念。伦敦市议会郊区边缘设计者不得不迁就的狭窄街道遭到抛弃。在伍尔里奇，为兵工厂技术工人建造的一个拥有约1300座房屋的村庄建在中心绿地周围，和20世纪英国将要建设的风景如画的郊区一样。在格雷特纳，昂温把1915年的战争兵营打扮成为村庄，里面有巧妙开辟的街道和慷慨配置的公共设施。在四年工作中，军需部建筑师建起了10,000幢永久房屋，和伦敦市议会在过去二十五年建造的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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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89 因为担心遭到破坏，军需部工人住房的报道受到严格审查，只能缓慢渗入美国。传播的关键人物是新上任的《美国建筑师协会杂志》编辑。这本制作精美的杂志是有关建筑风格的权威，也是建筑精英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清楚经理们为什么要聘用查尔斯·H.惠特克担任编辑，此人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世界主义者、单一税制支持者、威廉·莫里斯风格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同样不清楚他怎么能在激起巨大争议后仍然稳坐编辑宝座。不管怎样，到了1917年秋天，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英国战争工人住房的报道。除了发表他能从审查官那里搞到的东西，他还派遣纽约市建筑师弗里德里克·阿克曼带回更多内容。[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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