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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国家、军队、企业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战争集体主义经济中各有不同的话，家族相似性更加让人注目。它们的共同特征不仅仅是对战争需要的自动反应。即使在战争期间，它们的相似性也是建立在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设计的基础上。在战争初期失误频出的几个月里，英国报刊称赞所有经济力量总动员的德国模式。由于对德国组织非常感兴趣，劳合·乔治在1916年后期从军需部调到首相办公室之后进行了大改组，推行一系列集中权力的改革：紧急煤炭国有化、成立新的食品部、加大航运控制、缩减战时内阁。英国还向法国战争经济管理者施加压力，要他们实行更紧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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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最后进入战争，并从落后的优势中获取大量利益，以超乎寻常的速度采用了其他交战国的常规做法和先例。英国进入战争状态十六个月后才实行征兵，而美国在六个星期内就出台了征兵法案。意识到英国让运输公司自愿合作的实验造成的混乱，威尔逊政府在宣战前就开始创建国有紧急运输船队。英国战时政府等待十个月后才正式邀请劳工代表加入政府，而冈珀斯的位置在战争开始前几个月就已经落实好了。在铁路方面，美国人犹豫了九个月的时间，直到瓶颈问题实在严重时才创立了英国模式的铁路管理局。全国战争劳工委员会的仲裁机制直到战争开始一年后才充分动员起来。但是，战争经济的基本结构在六个月内基本到位，包括战争工业委员会、运输局、紧急食品和燃料管理局、紧急战争税、计划委员会的劳工代表席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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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边缘旁观的三年里，美国人尤其密切关注英国劳工政策的错误和困难。劳工部发表了1917年英国战时劳工法令详细汇编，对劳工标准感兴趣的美国进步人士询问英国来访者战争工业内部工作规则削弱的影响。[558]因为对战争初期几个月内劳工短缺和普遍劳工动荡之间明显的联系印象深刻，威尔逊政府拒绝了英国先例，誓言要维持战前的劳工标准。威尔逊政府没有试图从工会那里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不罢工诺言（英国这种做法到了1917年好像只能鼓励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罢工的蔓延），而是获得自愿不罢工的保证，成立战时联邦调解服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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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方面，吸收欧洲交战国的经验极大地缩短了美国学习的时间，加快了进入战争集体主义的步伐。这就是看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背后的逻辑：在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最抗拒国家干预的美国，在战争紧急情况下是最快速采取干预措施的国家。在其他国家没有地图摸索前进的地方，美国飞跃进入有组织的战时经济——这种速度反过来加重了美国进步人士被战争投射到新世界的意识，在这里从前的所有口令都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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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人士认为跨越和平时期障碍的意识在住房政策前沿尤其强烈。当然，战争工人住房只是战争经济庞然大物的一个微小侧面，如果和关心劳工政策的进步人士数量相比，对战争住房工程表现浓厚兴趣的人数总是不多。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1917年前人们对国家资助住房的抗拒是非常坚决的。如果战争期间跨越大西洋的纽带能够改变这些，谁也无法预料战争集中起来的能量会产生什么结果。[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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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战争计划者将不得不对付战争工人住房危机。1917年夏天新招募的工人开始成千上万来到船坞、兵工厂，像上涨的河水从和平时期的河床蔓延流出。在宾夕法尼亚州造船基地切斯特市，全国住房协会的调查者估计，到1918年涌进这里的人比从前四年多40,000人。这么快速的人口移动只能让住房市场陷入混乱，但是需求本身并不能确定解决问题的方式。[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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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的权宜之计就是让市场自己调整，提高租金，提高租房的利润空间，鼓励过分拥挤和普遍的凑合。除了这些，作为最初级的干预，临时解决办法是暂时把工人安顿在当地居民家中。改善交通运输条件，从足以吸收工业新雇员的人口中心开出特别火车或小公共汽车是另外一个可能性，但怕工人们在长途颠簸后筋疲力尽。最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尽快建造尽可能便宜的临时营房，最好由工业承包商自己建造，如果需要政府可以贷款；还有最后一种办法，那就是直接由政府部门负责。快速建造像军营一样简易的临时住所：要不是有英国的先例，这肯定成为美国人的战争住房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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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英国，战时紧急住房的需求出现在不同的先例和政治气候背景下。那里刚开始也是临时兵营式房屋。在伦敦东南的伍尔里奇皇家兵工厂，工人数量从战争前夕的11,000人一下子暴增到1917年的74,000人，在全新的工业城镇如苏格兰边界的格雷特纳，军需部炸药厂的11,000名雇员遍布在荒野上，除了兵营房屋没有其他办法：像军队一样一排排的低矮营房。因为英国木材短缺，计划者很快不得不使用较长久的混凝土房屋。但还是英国战前市营住房建设的经验，在促成从临时房屋到补充国内永久性住房的转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15年，政府已承诺一个庞大的战时工人住房计划，按最好的花园城市和工厂村庄设计。以雷蒙德·昂温为首的花园城市建筑师作为团体进入战争住房委员会，这次是以民族国家为赞助人。[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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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营建筑1915年后并没有停止，但是花园城市设计者使用战争期间集中的权威在公共住房设计中引入新规模和社区概念。伦敦市议会郊区边缘设计者不得不迁就的狭窄街道遭到抛弃。在伍尔里奇，为兵工厂技术工人建造的一个拥有约1300座房屋的村庄建在中心绿地周围，和20世纪英国将要建设的风景如画的郊区一样。在格雷特纳，昂温把1915年的战争兵营打扮成为村庄，里面有巧妙开辟的街道和慷慨配置的公共设施。在四年工作中，军需部建筑师建起了10,000幢永久房屋，和伦敦市议会在过去二十五年建造的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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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担心遭到破坏，军需部工人住房的报道受到严格审查，只能缓慢渗入美国。传播的关键人物是新上任的《美国建筑师协会杂志》编辑。这本制作精美的杂志是有关建筑风格的权威，也是建筑精英主义的旗帜。我们不清楚经理们为什么要聘用查尔斯·H.惠特克担任编辑，此人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世界主义者、单一税制支持者、威廉·莫里斯风格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同样不清楚他怎么能在激起巨大争议后仍然稳坐编辑宝座。不管怎样，到了1917年秋天，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英国战争工人住房的报道。除了发表他能从审查官那里搞到的东西，他还派遣纽约市建筑师弗里德里克·阿克曼带回更多内容。[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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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曼是一位受到鼓舞的记者。他的文章是经济激进主义和战争乐观主义的结合体，显示出令人兴奋的色彩。他在10月份从格雷特纳发回的报道说：“亲眼看到这一切，认识到这是现实；见证一个盛行法律、秩序和计划的庞大的工业共同体；看不到贫民窟而且意识到这里再也没有贫民窟；认识到有可能在强化的工业和工人正常生活之间维持平衡——让人感到一种很少能体会到的激动震颤。”军工城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如果国家从“极度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教条中摆脱出来，尽“全力”而为时所能产生的巨大威力。阿克曼写到他在战争时期的英国不光看到了房子，“我非常荣幸地看到……未来的远景”。[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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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对苏格兰荒野这种情感爆发的不是国家的大手本身或者设计多么优美。阿克曼排斥伍尔里奇风景如画的魅力，对其缺少公共设施感到失望。让阿克曼认为看到未来的，是昂温那视觉上更简单的、从社会角度看又更慷慨的格雷特纳和伊斯特里格斯计划：俱乐部、市政机构、学校、教堂、牙科医院、电影院、公共洗衣房、“社会和工业融合”的精神。[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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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建筑师协会杂志》，惠特克把阿克曼的报道和照片集合成为高调的宣传，鼓动在美国推行类似的住房项目。他聘请伊迪丝·伍德来描述欧洲公共住房贷款体系，理查德·S.蔡尔兹来解释英国对付投机的办法，锡德尼·韦伯来称赞即将到来的政府与建筑师的合作关系，而惠特克本人撰写在战争氛围中可感知的价值观重估。[565]阿克曼自己则不知疲倦地宣传他在演讲和幻灯片中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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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去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必须仔细审查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相对缺乏体现合作精神的社会成就、对政府控制的战栗和恐惧，尤其是我们物质主义的目标。除非我们克服这些倾向，否则将绝对限制我们赶上其他国家的步伐。他们虽然遭受的痛苦和损失比我们更大，但是从对付战争的共同努力中学会了实践社会民主的某些意义。[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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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丝·伍德后来声称“阿克曼的文章阻止了美国战争住房采取临时性的木头营房形式”。[567]她的判断或许夸大了阿克曼的作用，但并没有夸大英国先例的影响力。在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和流动率惊人的情况下，英国例子的具体性、“完成性”，连同就是好住房稳定了英国战争劳工这种夸张的想法，确实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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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8年春天，美国推行了一个类似项目。战争期间，速度就是命令，因而速度给予那些了解英国原型的人带来优势。可能主要因为他在《建筑师学会杂志》上的文章，阿克曼本人被任命为紧急船运公司的首席设计师。马萨诸塞州宅地委员会在洛厄尔的开发项目设计师阿瑟·C.柯米成为美国住房公司的区域设计师。昂温最亲密的美国通讯员约翰·诺伦为这两家机构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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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争住房开发中没有一个是英国的复制品。美国规划师比英国同行更常用集中和对称的设计，会聚到公民中心场所，就好像视觉上的统一性会帮助抑制美国“沸腾的混乱”。至于每所房屋，印度式平房、新殖民主义模仿、仿农舍、新乔治王朝风格的街区都有支持者。但是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宾夕法尼亚州埃迪斯通等地，街景直接来自昂温的《城市规划实务》或者莱奇沃思和汉普斯特德的记忆，比如成排的房屋聚集在长长的屋顶下，英国花园城市设计者非常羡慕的德国风格的隆起或者插入元素，这些都毫无疑问标志着灵感跨越大西洋的源头。[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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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住房项目刚刚开始，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就让它夭折了。但从项目开始时的速度、计划者对发展方向的信心来看，战争工人住房仍然是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说明政策借用内在的丰富资源。在不足十个月的时间内，紧急船运公司和美国住房公司建造了英国军需部在四年战争期间建造的永久房屋的一倍半。根据周围大片投机商建造的房屋来看，这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让战争住房项目显得重要的不是建筑物本身；甚至不是国家所有权这个事实（因为不像英国从一开始就批准归还给地方政府当局，在美国战争住房战后处理是非常不清楚的）；也不是社区公共设施（在匆忙动工的工程中它们还只是一纸规划书）；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在战争紧急状况下断裂和改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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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和1918年的其他地方，人们也很难抗拒对战争社会化影响力的信心。如赫伯特·胡佛这样的工程师和哈里·加菲尔德这样的教授都来参加国家有组织的食品和燃料供应；从战前的金融冒险中形成了联邦管理下系统的铁路体系；战争风险保险局推出数以千计的政府保险单；劳资双方在中立的政府专家监督下讨价还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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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来到英国，用“特别的热情”调查格雷特纳的结构和福利机构。乔治·文森特不敢肯定这么“精彩的”机构如何能够转变成为和平时期的东西，如何能在没有战时国家那种自上而下的紧急权力时取得这些集体成就，但是前景非常清楚。“我们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争，这种共同利益的认识比从前任何时候把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不能再回到从前的个人斗争或者群体竞争的矛盾冲突中。这场战争决不允许我们再回到从前那种古老个人主义了。”[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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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几乎熔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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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临时措施永久化，要在和平中实现战时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机构：这些是战争时期紧急措施给大西洋两岸进步人士提出的挑战。很快围绕这些企图而形成的词就是“重建”。它最初来自法国对受到战争破坏的东北部重建的讨论，很快成为战后规划的笼统说法。当英国战时政府在1916年春组织委员会预测战后问题时，一开始就用了“重建委员会”的名称。在英国，重建野心很快影响到国内政治辩论的每个角落，后来迅速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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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治和士气在重建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比利时战争罪行故事开始失去在1914年和1915年发挥的影响力，随着军队陷入一场没有明显结果的冲突中，随着人们对于战争越来越多的厌倦，劳工运动开始捡起协商和平的呼吁，劳合·乔治政治许诺的核心就是战争不仅要赢得胜利，而且要进行战后胜利者的改造。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为普通英国士兵和军需工人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个姿态开始成为支撑公众士气不可缺少的手段。“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战争……为本国工业和社会条件的重建提供了机会，这几乎是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17年3月劳合·乔治以经过精心设计的夸张语气对工党代表团说：“整个社会几乎熔化了，只要你坚定和果敢地行动，就可以给这熔融物质打上几乎任何印记。”[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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