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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21 最终把进步人士从困惑中拯救出来的不是对战争起源这个奥秘的解答，而是通过希望来回避这个问题：越来越感到这场战争可能并没有让进步事业的历史进程脱轨，不管它迂回旋转乘客的方式多么可怕。其中部分内容是进步领域本身包含的反应性乐观主义。甚至伯恩在1914年9月在很罕见的乐观时刻写道：“虽然世界的时钟停止了，但我们可以学习很多有用的东西，至少能盼望重新大调整。”但是意识到战争可能带来和平时期无法达到的某些目标，倒也并非只是天真的想法。德国把1914年8月巨大的战争动员能力维持到几个月之后，远远超过其参谋部的预计；随着德国战争经济继续大量生产出战争所需物资，如炮弹、燃料、武器、士兵，确实又有人认为有了需要学习的德国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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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23 在1916年美国军事准备动员时，西奥多·罗斯福忍不住承认：“美国要从德国学习的东西比从其他国家学习的东西更多——比如对于非功利主义理想的忠诚，还有社会和工业效率的基础，在现代工业主义条件下对个人保护和全民幸福绝对必要的那种社会化政府行为措施等。”沿着这些线索为德国辩护最强烈的，是特立独行的社会主义者阿伦·本森影响下的《皮尔逊杂志》（Pearson’s Magazine）。本森写道：“倾囊下注打赌，德国效率不是建立在‘人人都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上。德国人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进一步接受和实施了社会主义原则。”证据不在马克思那里，而是在德国的军事成功中明摆着。[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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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25 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同样常见的是把英国犹豫蹒跚的战争机器归咎于恰好相反的品质：过分强调个人自由的习惯、被自由放任思想牢牢困住的经济。但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英国也开始被描述成在战争的命令下社会化了。该工作的大部分是英国进步人士的功劳，他们给美国通讯者提供大量报道，讲的是他们自己愿意相信和美国人希望听到的内容。《新共和》是这种报告特别重要的渠道，因为里面有大量英国通讯员，包括J.A.霍布森、H.G.威尔斯、格雷厄姆·沃拉斯、哈罗德·拉斯基、诺曼·安吉尔、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在《新共和》出版的第一年度，即1914—1915年，查尔斯·福塞估计四分之一以上的投稿都是来自英国纽带。这些撰稿人中没有一个做出对英国战争动员不加批评的描述，但是报道渗透过来的情况，比如合理规范战争期间劳动市场、动员工业生产的努力等，形成了英国社会政策在发生远比1906年到1911年立法更加激进的巨大改变的印象。英国社会工作者宣告了战争爆发后横扫英国的“紧密团结”的到来。“英国真的开始纪律严明起来了。”美国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1915年8月写道。“社会主义者梦想中多年后才能出现的条件一下子产生出来了。”[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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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27 不是所有的进步人士都肯定战争的社会好处是真实的——或者（即便是真实的）值得如此可怕的无休止的杀戮。女性进步人士对战争的社会性影响比男性同行更加怀疑，常常迫切希望到战争前线亲眼看看。1915年肩负徒劳的和平使命到德国，爱丽丝·汉密尔顿描写了她看到穿着德国军官制服的阿尔伯特·苏德库姆时多么惊讶，两年前她曾在赫尔馆见过这位社会主义者公民改革家。负有同样使命到这里访问的玛德琳·多蒂看到欧洲到处都是残废。硝烟熏黑了的窗户在哀悼，灰色救护车“无休止”地穿行，城市失去了年轻人，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在柏林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地聚会。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景象而不是社会团结。[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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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29 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也怀疑“战争社会主义”改变欧洲的论调，但是有自己非常不同的理由。他们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巨大差别。差别在于前者的制度是所有权在群众手中，而后者经济结构的核心部分掌握在国家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观点汇合的地方，就连这些差别也因为战争的热度而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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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31 威廉·英格利希·沃林对于越来越多“战争社会主义”讨论特别不情愿的接受，便是很说明问题的例子。从事十年的进步事业后在1910年成为社会党党员，沃林成为特别警惕地揭露真假集体主义差异的人。针对社会主义改良派的任何计划——密尔沃基式的社会主义城市梦想、费边社的市营化项目、比利时社会主义合作社，他都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指控。沃林反驳豪威的说法，认为对于德国更恰当的词汇不是“社会化”而是“政府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容克贵族控制下的“阶级组织化”。控制是关键。只要资本仍然掌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所有权会带来任何根本改变的想法就是“愚蠢的”。[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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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33 但是在战争出人意料的改变中，在沃林看来，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了。1914年他曾发表了对国家社会主义更加正统的论述，确定它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发展时期中的顺序，每个阶段都是下阶段“绝对不可缺少的准备”。社会主义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战争期间的经济动员到底代表了历史路线的前进还是后退。在1915年和1916年，由于爱国主义不断增强，沃林对于“战争社会主义”逐渐表现出越来越乐观的情绪，他与自己所在的政党也发生激烈冲突。他警告说“仅仅国家化”不是社会主义；他担心战争被用来作为驯服劳工运动的棍棒；但是到了1918年，沃林认为战争“100%或者1000%地”增加了实现真正民主集体主义的机会。[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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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35 如果一个像沃林这样特立独行的社会主义者都能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和真正主义内容的区分，进步人士转向战争集体主义的道路就更容易了。在1915年初期，《新共和》编辑仍然提醒读者说，海外“大规模滑向集体主义”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风潮——是“没有任何真正内容”的社会主义的独裁者伪装。“强迫命令下的集体主义和激进民主集体主义是两码事。”虽然如此，看看欧洲交战国在战争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再对比《新共和》编辑在1915年秋天概括的“我们现在解决失业、疾病、老年、育婴等的笨拙方法”，很难否认如下结论：战争集体主义已经够好了。[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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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37 慢慢地，落后论的想法又浮现出来，历史之箭被重新弄直了。《新共和》编辑在1916年末抱怨说，美国还要“纠缠在19世纪工业混乱”中多长时间呢？沃尔特·李普曼1917年3月在《新共和》社论中说“和世界上其他伟大国家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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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39 当今美国在组织上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思想上是最胆怯的。不管战争还带来了别的什么，它至少教给英国、德国、加拿大和法国：大规模行动是可以计划和实施的，现代国家必须用大量金钱思考，法制主义和自由放任的传统顾虑和教条是老人的幽灵……在经历最严峻的考验后，进步国家已经发现从前那种无组织的追求利润的竞争是不健全的、浪费的……但是美国在没有国有铁路和船运的情况下艰难前行，其矿产资源没有社会化，水资源被剥削，基础工业匆匆进入竞争，食物分配是一团乱麻，教育体制严重匮乏，工人组织半半拉拉、组织涣散、在社会结构中得不到承认。[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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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1 克里斯托弗·拉希把战前进步人士特征描述为不安地围绕权力中心旋转，对于没有行动感到沮丧，从心理上说不能接受战争可能令人采取的中性立场。[547]但是他们渴望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战争社会化的欧洲国家典范。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没有仅仅给予美国进步人士一套理想化战争目标。经过多年让人沮丧的政治努力，他为他们提供的是战争集体化国家的可能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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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3 许多进步人士领袖充满希望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国宣战不足一个月时写道：“我们站在集体主义的门槛上，它比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计划都更伟大。”约翰·杜威在纽约《世界》杂志上说：“私有财产……已经失去了其神圣性。”进步记者威廉·阿伦·怀特同年夏天心满意足地说：“剥削制度的基础遭到破坏。”这种巨大变革的意识在进步人士对战争的理解中非常关键。豪威早在1915年就写到，战争代表一个历史过程，危机过去后没有一个工业化国家能够恢复到战前的个人主义。[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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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5 这种对欧洲战争的解读，这种对战争带来社会变革可能性的信念，要求许多进步人士暂时抛弃权力分散论者的本能。他们对城市、社区、公共强化互助机构的着迷暂时被包含共同利益的民族国家概念所替代。有些进步人士在巨变面前犹豫不决，陷入痛苦的孤独中。到了1917年秋天，看出太多问题的伯恩痛苦地写到“美国半军事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549]因为战争经历而突出的民主控制问题很快就会回来，这让有些进步人士去寻求更牢固的民主基础——这个基础不是建立在没有阶级的公民团结概念上，而是与工人阶级结盟的英国式基础上。抓住战争集体主义机器并使其民主化，这成为进步人士的希望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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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7 但当时，战争期间社会控制的势头非常强大。费城城市研究局的内瓦·德尔道夫参加了1917年12月各个社会科学协会的年会。她胜利地报告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自由放任死了！社会控制万岁！”[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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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49 在整个大西洋世界，战争期间政治经济的变革确实影响深远。任何地方的老规则都发生了冲突，争斗的社会党派被套上国家控制的缰绳，市场大幅度缩小，公共事务领域戏剧性地膨胀。但是有时候提出的观点——战争是公共福利最好的朋友和最主要的历史推动力，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551]重要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斗争的经济化。如果胜利像普法战争那样迅速，也就是德国战争计划者希望复制的结果，那么这场战争根本不会给社会政治带来任何影响。因为双方陷入僵持阶段，机动性战争转变为生产性和物资装备性战争，这成为决定区别的关键。在1914年秋天，法国陆军部要求每天生产100,000枚火炮炮弹，到了1918年初，因为部队仍然陷在战壕中，陆军每天需要的炮弹是278,000枚。战争物资的超强生产需要迫使交战国政府越来越深地卷入经济控制、物资和劳工组织，最终是社会改良——为了保持生产机器的正常运转。[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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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1 最先出现的是供应组织。自从国有制的军事用途在1870年明朗以后，德国就一直在购买铁路系统。在英国和法国，私人所有的铁路系统在宣战后几天内就处于政府管理之下。煤炭、食品、船运迟早要纳入国家控制之中，因为计划者在努力解决分配问题。为确保原材料供应和战争物资生产的优先权，涉及到关键性战争物资的命令型经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德国非常迅速，英国和法国则有些犹豫。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设置负责这个任务的政府机构。在缺乏现有国家机构的情况下，大批商人涌进柏林、巴黎、伦敦和华盛顿来负责战争经济公司和战争生产委员会，他们运用国家权威发布指令。战争爆发时草率营造的经济控制体系往往被认为效率不如战争系统化外表显示的那么高。在战争经济委员会内部，商人—政府官员眼睛盯着自己的利益讨价还价时，就像在市场中的表现一样。尽管战争期间征收超额利润税，但任何地方的战争物资供应者的利润仍然一路飙升。经济控制，即使是暂时的矿山和铁路国有化，并没有给所有权、投资和利润的根基带来任何变化。但是在交战国中没有一个继续相信仅靠市场本身就能够实现紧急情况所需要的效率、目的和生产的高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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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3 组织劳工比组织供应要困难多了。如果要维持战争物资生产的话，与劳工组织签订和平协议显然是必须的。德国和法国依赖非正式的社会契约——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第一次高潮中形成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在英国，在1915年初弹药生产短缺陷入危机状态时，政府不仅赢得了战争期间不罢工的正式誓言，而且还有工会工作规则的削减。在美国，政府与劳工联合会在战争一开始就签订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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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5 虽然劳工和平的代价各不相同，但是每每都包括政府正式承认工会在战争国家组织机构中的正式地位，这在1914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法国，战争期间的联合政府在1914年末让社会主义者自米勒兰争议后首次加入政府。在英国，第二年春天，劳工组织第一次在内阁有了立足之地，其代表进入各大战争工业委员会机构。在美国，家长制政府的主要批评者，劳工联合会的塞缪尔·冈珀斯得到一个由顾问和管理机构组成的复杂组织顶峰的席位，其中多数机构至少有象征性的工会代表。到了1917年夏天，冈珀斯被安置进入国防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会；社会主义者阿尔伯特·托马斯指导法国战争生产；工党的阿瑟·亨德森进入新的英国五人战时内阁，从外表看，政治转型确实是惊人的。尽管在德国，作为软化和平条件的孤注一掷的动作，直到战争末期才邀请社会主义者进入内阁，但社会主义者联盟也早已悄悄地被纳入到事实上的劳工管理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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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7 战争期间劳工政策的一面是会议桌上的象征性席位；另一面是劳工协商和调停机构的迅速发展。战争让工资纠纷前所未有地公开化，成为可以公开仲裁的事。在英国，劳资谈判在战争前是被广泛接受的，1915年后政府参与仲裁过程显著增多。在劳工组织软弱和笨拙的地方，政府权威支持劳资联合委员会组织——称为“惠特利会议”（Whitley Councils），来理顺现存的劳资申诉协调机制，阻止权力下放到激进工会管事手中，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更紧密的生产合作。在美国，对工会的正式承认比英国罕见多了，政府很快批准战争工业的劳资谈判，如果不是和工会谈判的话，至少是和工厂委员会或者公司雇员协会。在集体谈判最弱的德国，最终政府和企业都让步，答应劳工选举工务委员会的要求，除了名称外这完全是对工会主义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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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59 维持劳工和平的问题在于它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战争期间通货膨胀使得工资购买力下降，加上难以满足的征兵需求减少了劳工供应，使得仍然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谈判力量增加，因而需要不断做出妥协。为了控制和合理安排人力资源流动，德国政府在1916年求助于公然的征用劳工。在英国，旨在抑制战争工业工人转行的 “暂离证”制度来自同样的紧迫要求，也同样不受欢迎。部分是作为对这些和战争期间其他控制措施的抵制，部分因为工会得到保护的新地位，工会会员数量在战争期间大幅度上升。在军队吸收了大量工人到前线当兵的德国，工会会员从1913年到1918年底之间只增加了14%。在英国，增加了50%；在美国（从1916年到1918年底）增加了25%；在法国，到战争结束时，法国劳工联合会的成员数几乎比战前翻了一番。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近乎绝迹的罢工1915年再次出现；到了1917年，罢工在法国、德国、英国都达到危机的程度。所有这些使工业和平的条件很不稳定，需要不断地重新协商。[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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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1 镇压是很容易的选择。在工厂的躁动变为激进政治的地方，不管是美国西北的木材工人还是克莱德河畔的苏格兰机械工人，政府都毫不犹豫使用在战争刚一开始就抓住的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在法国，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在战争的第三年因为“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在冲突的压力下分裂而离开联合政府。但是在其他地方，为了维持战争初期的团结局面，在和平时期可能受到强烈抵制的妥协条件开始被填进脆弱的劳工和平框架的缺口。最低工资和最高工作时间法案在政府授权下得到推广。在德国，国家养老保险资格的（高得不受欢迎的）年龄要求从70岁降到65岁。更加戏剧性的是，皇帝在1917年德国罢工最高潮时宣布，作为战前德国政治基石的三个阶级普鲁士选举制度在战争结束后可重新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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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3 让德国政治关系走上谈判桌的形势同样推动了对女性政治的让步，因为她们大量进入战时生产工作领域。在英国，1918年选举权法案最终把选举权普及至所有成年男性，也把投票权推广到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女性。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签署女性的选举权修正案也是建立在同样的战争形势基础上。在战争意外拉长和不稳定的情况下，政府对生产的关注能够产生非同寻常的效率。[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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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5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战争把进步人士从社会政治的竞争边缘拉入战争国家迅速增加的社会机构中。1914年约翰·海恩斯·霍姆斯感到绝望：需要“许多年”以后才能在这块土地上再次听到社会工作者的声音。[555]实际上，政府到处招募社会工作者来支撑社会和平。在西伯姆·朗特里领导下的英国军需部福利科里面就有大量进步人士。甚至战争初期的普鲁士战争部也从“社会改革协会”招募大量劳工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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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7 在美国，社会进步人士被大批纳入政府或者准政府服务机构。陆军因对卫生、士气、福利等方面专家的需要吸收了许多人。其他人则被作为劳工关系专家、调解员、工业福利专家、劳工标准制订者受到招募。全国消费者联盟中的许多成员被聘来监督对战争期间女性新工人的管理。赫尔馆的格雷丝·阿伯特在战争劳工政策委员会中负责战时执行关于童工的规定。约瑟芬·戈德马克担任全国国防委员会疲劳问题专家，她的妹妹鲍林娜·戈德马克被任用为铁路管理局女工特别部经理。弗洛伦斯·凯利本人担任战争部劳工标准控制委员会成员。拉塞尔·塞奇基金会的玛丽·范·克利克成为劳工部女工局的局长。亨利·西格则成为造船业劳工调节委员会的秘书。李·弗兰克尔和美国儿童局的朱莉亚·拉斯罗普参与起草政府的战争风险保险法案——这是联邦军人和海员的自愿性人寿和残疾保险项目，有意识与内战的补助金制度区分开来，作为社会保险原则的重大突破而广受称赞。[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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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369 在社会和经济的妥协与控制的错综复杂网络中，谁来控制战争期间集体主义这个问题是无法完全被压制的。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靠市场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但是经济力量放在谁手中，不同的国家做法不同。在德国，军方担心政策问题落入议会之手，最终把几乎所有关键权力抓在自己手里。在英国，政府当局开辟出异常庞大的自治领域，军需部那个由劳合·乔治创立的庞大帝国，直接拥有和管理着机械和弹药工厂，是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的。在法国和美国，对战争经济的指导主要落在了企业身上，要么通过紧急借用的经理们组成的委员会，要么通过战争鼓励形成的卡特尔。R.H.托尼后来有关英国战争经济的话在任何地方都是真实的：“尽管规模巨大、异常复杂，它几乎完全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把战时经济管理和从前存在的经济学结构、所有权和力量结合起来。[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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