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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41 在1919年接踵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抱负冲突中，罢工主导了节奏。英国政府精心制订的缓慢复员计划就是要巧妙配合工人与工作，避免造成重建部那些计划者担心的高失业率，但是因为1月的士兵大游行而失败。2月煤矿停业的威胁只是因为成立了特别调查委员会才得以解除，这个委员会的一半成员由矿主任命，另外一半（锡德尼·韦伯和R.H.托尼是成员）由矿工协会任命。那年春天该委员会进行了关于私人所有和永久国有化二者相对优越性的公共听证会，双方都有一连串证人出席公开辩论。一个同样前所未有的姿态是在2月召集的全国工业会议，参加者有包括企业界、劳工界、政府代表在内的六百多人——在有些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看来，简直就是胚胎中的经济议会。这是要制订出战后工业社会契约的条款。[578]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阻止罢工的进一步加剧和工会组织的日益壮大（单单1919年就有将近一百五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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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43 在这些联合压力下，政府转向更多的奖励政治。在现有的失业保险项目上添加了一个紧急失业补助法案，让士兵能度过复员后最初的困难阶段。政府还答应给予那些愿意耕种的返乡士兵以帝国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消灭贫民窟、建造体面住房跃居战后重建议题的前沿，而且采用慷慨的经济资助来推动，这种慷慨（就像失业补助一样）后来让政府计划者感到后悔。劳合·乔治公开谈论房屋问题——“适合英雄们”居住的房屋，有花园、澡堂，甚至客厅。但在私下里他谈论的是革命，他敦促内阁说，即使住房计划“将花费上亿英镑，但这和国家的稳定比起来算得了什么？”[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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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45 处理因为战争而收归国有的企业是更棘手的问题。劳工竭力要永久国有化，商人要求立刻恢复到战前状态，政府决策者意见不一致，犹豫不决。1920年初，重建委员会前任成员阿瑟·格林伍德仍然认为煤炭和酒类买卖的国有化是迫切的问题，铁路、航运和银行也距此不远。[580]但是往另外方向推动的力量更强大：劳合·乔治已经开始精心策划并运用手腕来操纵的恐布尔什维克主义心理、民意调查中的保守派偏向，以及投资者和商人把工业带入预期中的战后激烈国际竞争的渴望。政府驳回了煤炭委员会勉强通过的国有化决议，相反提出了按区域重组煤矿公司的主张，公司董事会中设置工会代表。铁路行业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渐渐地，其他战争经济控制也被拆除了。主要的战争经济部门，与战争时期相比已经仅有外壳，也在1921年彻底解散。工业委员会计划者希望建立的永久性劳资委员会在1921年因为工会的退缩而破灭。[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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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47 到了矿工们最终在1921年正式罢工，经济陷入衰退，雇主降低工资和裁减人员时，再要改变事态已经来不及了。战争的乌托邦情绪，正如威廉·道森曾经说的，进入“崭新时代”的浓烈意识和把战争集体主义材料建成“新社会秩序”的热情被消耗殆尽。新首相斯坦利·鲍德温宣布“本届政府不会试图去控制国家的工业”。[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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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49 但这是条高低不平的道路，尽管鲍德温口口声声说恢复，英国的社会政治已经被永久地改变了。1920年的紧急失业救助将成为战后英国的主要特征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战时住房项目也维持下来（尽管有保守派周期性的停工），公共的、工人阶级“委员会”房屋缓慢扩展为英国新特征。也很重要的是，战时劳工政治的改变也维持下来了，不仅有导致1926年大罢工的积蓄的愤怒，而且更重要的是，战争克服了劳工长期以来对做好事政府的怀疑，让工党进入英国社会政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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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51 虽然细节来自英国，但是归根结底趋势是普遍的。不管在社会民主党意外继承了他们长期不信任的政府的德国，还是在仍然处于政府管理权力边缘的法国，社会民主和进步政治之间的界限因为战争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整个欧洲，劳工政治现在非常活跃，不仅在谈论工人委员会和联合控制，而且在谈论社会保险、住房、规划、经济管理等——所有“资本家”的社会政治议题；从前的正统社会主义者与这些议题是保持距离的。在这方面，战时紧急经济集体主义实验、社会和平的脆弱结构、热烈讨论的重建计划，甚至1919年破灭的乌托邦，都有持久和深远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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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53 在北大西洋经济体西边，战争结束后希望的兴起与破灭也同样发生了。在美国像在欧洲一样，战争期间出现的重建抱负撞到了更加激进的劳工运动，撞到了渴望尽快让国家工业恢复到战前“正常”状态的雇主。虽然具体情况在美国，但是背景、意识、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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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55 主要的海外模范是英国。战争期间和战后的德国被隐藏在宣传迷雾之下，有关法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但美国进步人士对英国重建的消息特别感兴趣。《调查》在搞到英国重建部的报告要点后马上发表。惠特利会议成立各种形式劳资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引起美国人的广泛注意，因为它正好和不断强化的劳工调节机制的需要相吻合，也和把战争中的民主理想引入工业这种旨在提振士气的模糊言论相吻合。《新共和》在1917年秋天请人描述英国计划，指出了惠特利观点与国内以“难以抑制的敌意”为特征的劳工关系的对比。编辑忍不住补充说：“人家已远远跑在美国的前面。”到了1918年底，随着美国战争工业中成立的一百多个惠特利式工厂委员会，战争劳工仲裁者在缩小差距方面做出很大贡献。[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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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57 在所有英国重建计划中，《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在美国引起的反响最大。《新共和》称赞它“可以说是由负责任的政党提出的最成熟的、精心设计的项目”，开辟专刊全文转载。《调查》因为错过了1918年2月的机会，在8月全文刊登了工党的重建计划。矿工联合会杂志转载了《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加利福尼亚州劳工联合会在1918年秋天的决议中引用了大量内容。在白宫，威尔逊总统的秘书约瑟夫·塔马尔蒂确保总统能看到这本书。当威尔逊开始在春天的演讲中插入即将来临的“政治经济重建”内容时，塔马尔蒂敦促他再大胆一点。加利福尼亚进步人士麦耶·李斯纳写到，西奥多·罗斯福称之为“多年来出版的最激动人心、最有启发性的政治文章”。《新政治家》的结论是：“《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到来后，至少在东部和中西部各州，似乎很少有俱乐部、协会、大学、教堂或者论坛不受到影响，来询问英国劳工组织到底在想什么，计划做什么”。虽然有自我吹嘘的一面，但这样的说法确实有点道理。[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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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59 为什么美国进步人士从英国战时宣言的干草垛中单单挑出《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大加赞扬，并寄予太多自己的希望呢？这确实不是很容易解释的问题。该文件公然支持社会主义项目，发誓“消灭”控制工业的私人资本家，支持将大部分工业国有化，它在美国进步人士圈子里决不是可利用的资产。赫伯特·克罗利在创办《新共和》之初就曾经保证该刊物的思想“激进，但不是社会主义者”。凯洛格的睦邻中心和社会工作人员读者并非标准政治意义上的激进分子。那些对《劳工和新社会秩序》不以为然的人中有西奥多·罗斯福，他对李斯纳抱怨说“其中5—10%的内容纯粹是共产主义货色”，让它受到玷污，就像一滴污水污染了清泉。《新共和》担心“美国进步思想的胆怯和兴趣淡漠”将阻碍人们接受宣言的真正意义，这种担心确实有道理。[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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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61 然而，在美国进步人士竭力要相信战争带来的转型影响时，韦伯和麦克唐纳让细节从属于历史理想化比喻的这一决定，使得《劳工和新社会秩序》比相对灰暗的官方版本的优势更大。英国文件承诺了美国进步人士最希望听到的东西：再次确认旧秩序已经失效——正如《新共和》编辑说的“根本无法修补了”，战争的社会成果决不能再失去。跨越大西洋的进步纽带从来没有成为特别精细的政党区分工具。《劳工和新社会秩序》与笼统的重建讨论相融合，为美国进步人士提供了在威尔逊身上他们半嘲讽半羡慕的东西：自我夸耀的新社会理想主义诺言。从1918年起，关于战后“新秩序”的讨论在美国进步人士对冲突的评估中无所不在。秋天时《调查》已经肯定“资本主义不可能不受任何挑战和控制地复辟”。威尔·杜兰在1918年6月的《日晷》上写道：“新社会秩序已经到来，这是不容置疑的。”[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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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63 这种跨越大西洋的进步纽带对英国政治辩论术语的吸收，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到了1918年末期（这时美国参战刚刚一年，在战争中的牺牲与英国相比非常微小；工人情绪稳定而且最初的爱国热情还没有减退；尚且没有高举战后承诺来支撑战争士气的迫切需要；企业生产战争物资的速度似乎证明了资本主义崩溃完全是一派胡言），美国对重建计划的讨论会这么热烈，甚至比英国还多。威尔逊并不是这个现象的领导者。当第一拨的英国重建委员会报告跨越大西洋渗透到美国的时候，威尔逊对美国重建计划的支持者说现在考虑这些措施太早了。当1918年11月停战突然到来时，他告诉重建委员会支持者说已经太晚了。在《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发表的头几个月里，他只是笼统讨论即将到来的重建，到了1918年12月国会年度报告中，他往后退缩只是提到简单的“调整”。即便这时，他的头脑中想的仍然是国际关系，根本无法提供什么具体建议。他对国会说：“我自己没有坚定的判断。返回和平状态的过程……很可能超过任何机构的研究和任何可能提供的援助。指导和平进程并不容易，还不如顺其自然。”[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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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65 因为没有上面的指导，重建热情似乎从社会本身的毛孔中爆发出来，由部分借来的理想主义推动，用部分借来的语言包装。弗兰克·沃尔什写到，到了停战日，美国已处于“重建会议和计划的风暴的中心，这些会议和计划来自可以想象到的任何团体，有高雅之士，有反动组织，有工人也有其他人”。在1918年11月到1919年中期，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商会、联邦宗教协会、全国天主教战争委员会、妇女工会联盟、社会工作者、农民、州劳工联合会都拼凑起自己的重建计划来。有6个州成立了正式的重建委员会。《日晷》夸耀自己的重建计划，合作者包括约翰·杜威、海伦·马洛特、托斯丹·凡勃伦。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平民》也发表了自己的重建计划。自从1918年秋天就一直以特别宣传册的形式转载英国重建报告的《调查》，现在用每个月的第一期专门讨论重建议题。运用借来的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语调，查尔斯·H.惠特克在《美国建筑师协会杂志》上呼吁一种“超越工业主义”的建筑和社会秩序。亲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在1月份创办标题是《重建：新时代的来临》的崭新刊物。刘易斯·芒福德后来回忆那个时刻说：“在1919年的街道上出现了二十种不同的天堂。”《新共和》的编辑无意识地使用了劳合·乔治的术语：“我们当今的社会就像熔化了的铁水，可以塑造成任何模型。”[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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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67 其实这个重建的新瓶子里装进去了很多陈酒。但是美国进步人士加快步伐追赶1919年早期英国的脚步，就好像自己的未来就在那里一样，这一迹象特别引人注目，说明重建运动的国际影响力多么大。早在7月份，《调查》的驻英国记者阿瑟·格里森指出了“讨厌的危险：大批的美国调查团、委员会、特别代表团一批又一批踩在同样的青草地上，直到把它踏成烂泥状”。简·亚当斯、沃尔特·韦尔、格里森本人都出现在1919年初煤炭委员会听证会上。《国家》杂志的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在停战后动身到英国。赫尔馆的元老朱莉亚·拉斯罗普和格雷丝·阿伯特前往英国是要为美国儿童局调查儿童福利措施。查尔斯·H.惠特克是劳工部特别代表，去研究英国建筑行业中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玛丽·麦克道尔调查英国公共住房问题，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约翰·B.安德鲁斯要亲眼看看英国公共健康保险的经验。美国劳工部、全国公民联盟、全国工业会议理事会都竞相派出了雇主代表团考察英国的劳资关系。全国公民联盟派遣另一个代表团试图研究健康保险问题。[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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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69 对于寻找的内容或者它对美国政策的意义，调查者的共识并不比战前的更多。美国劳工部长1月份组织的雇主小组报告说，以工会为基础的集体谈判在英国起作用；在“沸腾的不平静”之下，它是最有希望朝向稳定的力量。2月份动身的全国公民联盟代表团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值得从英国学习的东西。3月份的全国工业会议理事会代表团报告说，英国正在走向赤裸裸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雇主屈服于联合控制的要求，政府缺乏遏制劳工运动泛滥的政治意志。报告说，一整套的“流行语和口号，比如‘国有化’、‘集体谈判’、‘工业民主化’等被炮制出来，这些词语有广泛吸引力，但内容模糊，没有确定性。尤其是在这个不管是在工业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充满激情和暴力，不满情绪泛滥的时刻，‘变化多端的短语’是十分危险的”。[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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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1 在这个形形色色的抱负和乌托邦激烈竞争的喧闹中，在到处都谈论重建的“新时代”、“新秩序”、“战争已经开启了新世界的门”时，从英国引进的内容只是发挥了部分作用。[591]战争集体主义经验、美国进步政治的救世主式口吻、当时任何利益集团的议题都要贴上“重建”标签之风，都是重要因素。但是正如战争是国际事件一样，战后重建野心也是如此，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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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3 在停战后的最初六个月提出的美国重建计划热潮中，没有哪条线索比把战争经济的某些特征延续到和平时期这种希望更常见了。社会工作者在11月呼吁战争时期的公共就业服务永久化，将战争住房工程进行到底，把士兵和水手保险扩展成为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教会团体渴望扩展战时最低工资标准，扩展战争劳工调解局推行的工业和平机制。全国城市联盟的公民改革者建议保持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核心功能，“确保我们在战争期间获得的领地”。更让人惊讶的是该联盟建议战时国有化的铁路和电报电话服务仍然留在联邦政府手中；如果要返回私人投资者手中，必须在消除“从前的私人所有制投机性和反社会性特征”以后才行。加利福尼亚进步人士希拉姆·约翰逊认为铁路应该留在政府手中不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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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5 在威尔逊政府内部，有人赞同战时紧急情况下的集体主义不能简单地解散了事。在1918年11月共和党选举胜利后，约瑟夫·塔马尔蒂从早先建议的铁路永久性公共管理立场上迅速后退，但敦促威尔逊采纳类似劳合·乔治的项目：养老金、健康保险、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最长工作时间法案、政府住房项目、“控制”基本原材料、联邦政府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按战时劳工委员会精神设置永久性联邦劳资纠纷处理机构、维持联邦就业服务项目，还有以英国模式为基础的国家工业会议，像“惠特利项目”那样制订改善了的劳资关系规范。他应和劳合·乔治的话说：“对付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解毒剂就是社会重建。”威尔逊的邮政部长公布了政府永久拥有电报电话服务的计划。铁路管理局的威廉·麦卡杜提出了联邦铁路管理延长五年。燃料管理局的哈里·加菲尔德建议成立由劳工、经营者、公共代表组成的和平时期燃料委员会，协调煤炭行业的纠纷。[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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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7 不过，尽管英国和美国的重建野心有这些平行发展，却存在关键的差别。其中有些是开始于高层，如威尔逊总统。他和劳合·乔治的战争领袖才能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按英国的说法，两人都是“自由党—工党”（lib-lab）政客，得到劳工广泛支持的进步人士。1916年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积极支持而连任，威尔逊进入战争时，比从前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更接近于同工会正式结盟。[594]但是威尔逊选择在方方面面掌管劳工—进步联盟，偏偏就除了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在美国其他进步人士通过英国发现劳工政治中的新利益的地方，在劳合·乔治竭力收买工人阶级重新支持自由联盟的地方，威尔逊的战后政策制订充斥着普遍性的、无阶级的进步人士的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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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9 劳合·乔治试图利用重建旋风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威尔逊则相反，既担心又蔑视，不愿意走近它。他回避劳合·乔治那种战后社会承诺的政治，而是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海外国际重建项目，几乎接近于放弃国内的内容。要是西奥多·罗斯福领导战时政府（这正是他迫切的渴望），事情的发展有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威尔逊心思不在这上面，加上1919年的前六个月都待在巴黎，无法摆脱他认为此前只是主持战争中临时反常措施的意识，越快拆除战时体制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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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1 因此，战争集体主义机构一方面群龙无首，加上没有根基良好的国家机构的维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开始解散。“校际社会主义协会”的哈里·莱德勒1919年1月访问华盛顿时头脑中满是重建计划。在政府工作的第一个朋友却告诉他“不会有什么重建计划”。弗兰克林·莱恩的内政部工作人员正忙着计划在联邦开垦的土地上安置大量士兵。而除此之外，各个战争部门尽可能快地卷铺盖走人。[595]战争劳工局在12月初申请解散。战争住房工程的工作随着停战到来而结束。完工的工程以低价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其余的放弃了。食品和燃料管理局在6月解散。铁路维持在政府控制中一直到1920年初，但是麦卡杜本人在停战后两个月内返回到利润更加丰厚的私人企业工作中。战争持续的时间不够长，没有来得及形成常态意识，也没有培养出专注于其运作的管理者队伍。战时借调的管理者离职回到企业事务中去；办公桌几乎还没有摆放好，办公者就离开了。无论如何，政府外的重建热情不可能阻止战时紧急政府管理部门陷入崩溃。[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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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3 归根结底，让威尔逊政府重新采取行动的不是进步人士的纸上计划而是劳工的压力。受到战争期间集体谈判胜利的鼓舞，加上国外事件的刺激而更加激进，工会组织在新年开始充满了积极行动的乐观主义心态。就像在英国一样，工人控制权的议题扩散到战时政治化的经济以外。因为有些领袖受英国模范所吸引，矿工联合会呼吁煤炭行业国有化、劳工参加的煤矿共同管理，以及独立的劳工政治。在广泛散发的由劳工律师格林·普拉姆起草的计划中，铁路工会建议铁路国有化，由劳工、管理者和公共委员会三方组成的机构共同管理。国有化政纲在州劳工联合会决议中太多了。矿业和铁路工人工会提议成立罢工联盟，显然是模仿英国矿业工人、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的“三方联盟”。冈珀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业工会领袖竭力反对这种潮流，不大情愿地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重建委员会，他们坚持认为传统的行业工会比新式劳工共同管理主张的优越性更大，并对任何愿意听讲的人说英国劳工的新政治方针不可能长久。但是，被1919年的渴望吞没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20年的大会上脱离冈珀斯的领导，支持普拉姆计划。[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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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5 更关键的因素是，停战后十二个月出现了一系列的罢工，其激烈程度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罢工都要厉害。工业界地动山摇的战场出现在煤炭、纺织、服装、航运、钢铁等领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把战争期间管理者给予的紧急优惠常态化、把战时紧急状态的代表体制变成工会明确的谈判权。总之，1919年走上街头罢工的人数达到四百万。20世纪只有另外一个年份罢工人数超过这次，那是在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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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7 面对同样的力量劳合·乔治采用承诺、恐吓、操纵等手段，而威尔逊政府直到1919年秋天，即将近一年的罢工风潮后才开始修补遭到破坏的社会和平。在钢铁行业即将罢工的时刻，政府召开特别工业会议，这显然是英国2月份劳工关系会议的翻版。有大约60家雇主、美国劳工联合会任命的工会代表、政府选择的公众代表在10月初齐聚华盛顿特区参加会议。威尔逊没有为会议确定议程，他认为战争时期那种利益合作关系会很自然地再次建立起来。英国会议持续了两年半时间，而美国会议两个星期后就不欢而散。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试图抓住战争期间得到的临时优惠，坚持以工会为基础的集体谈判原则；而雇主则非常固执地要求保留与他们愿意承认的任何工人代表谈判的权利。“公众”代表提出惠特利主义的某种形式，这些代表中有很多福利资本家。英国工会和雇主在19世纪末期逐渐清晰化的协商和谈判的共同基础在美国却不见踪影。一切都归结到工会在和平时期经济谈判桌上的地位，矛盾全面爆发。[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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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9 因陷入死胡同，工会愤而离开。“公众”代表组成的第二场会议匆忙召开，捡起某些议题，提出了成立类似于1919年《英国劳资法庭法》的劳资纠纷协调委员会机制。[599]但是到这时候，煤矿工人已经参加到钢铁工人的罢工中来了。威尔逊政府重新恢复了曾迫切希望拆除的战时煤矿管理机构，采取不亚于战前法院最大力度的强制令镇压煤矿罢工。战争期间的强制性法律机器被严厉地用来对付外国劳工激进分子。在情绪重新极端化的情况下，从欧洲借来的处理紧急状况的公共劳工协调机制陷入崩溃。1920年成立的处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铁路劳工委员会三方会议一年后解体，因为资本方和公众方的代表联合起来要废止铁路工人的工会协议。美国在劳工仲裁机制方面受到最广泛关注的创新——“堪萨斯劳资关系法庭”发动了（作者声称）和外国原则“完全不同”的行动，开始宣称在任何情况下，州中所有基础工业领域的罢工、抵制、纠察、停工等都属违法。[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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