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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曼是一位受到鼓舞的记者。他的文章是经济激进主义和战争乐观主义的结合体，显示出令人兴奋的色彩。他在10月份从格雷特纳发回的报道说：“亲眼看到这一切，认识到这是现实；见证一个盛行法律、秩序和计划的庞大的工业共同体；看不到贫民窟而且意识到这里再也没有贫民窟；认识到有可能在强化的工业和工人正常生活之间维持平衡——让人感到一种很少能体会到的激动震颤。”军工城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如果国家从“极度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教条中摆脱出来，尽“全力”而为时所能产生的巨大威力。阿克曼写到他在战争时期的英国不光看到了房子，“我非常荣幸地看到……未来的远景”。[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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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对苏格兰荒野这种情感爆发的不是国家的大手本身或者设计多么优美。阿克曼排斥伍尔里奇风景如画的魅力，对其缺少公共设施感到失望。让阿克曼认为看到未来的，是昂温那视觉上更简单的、从社会角度看又更慷慨的格雷特纳和伊斯特里格斯计划：俱乐部、市政机构、学校、教堂、牙科医院、电影院、公共洗衣房、“社会和工业融合”的精神。[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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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建筑师协会杂志》，惠特克把阿克曼的报道和照片集合成为高调的宣传，鼓动在美国推行类似的住房项目。他聘请伊迪丝·伍德来描述欧洲公共住房贷款体系，理查德·S.蔡尔兹来解释英国对付投机的办法，锡德尼·韦伯来称赞即将到来的政府与建筑师的合作关系，而惠特克本人撰写在战争氛围中可感知的价值观重估。[565]阿克曼自己则不知疲倦地宣传他在演讲和幻灯片中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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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去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必须仔细审查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相对缺乏体现合作精神的社会成就、对政府控制的战栗和恐惧，尤其是我们物质主义的目标。除非我们克服这些倾向，否则将绝对限制我们赶上其他国家的步伐。他们虽然遭受的痛苦和损失比我们更大，但是从对付战争的共同努力中学会了实践社会民主的某些意义。[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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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迪丝·伍德后来声称“阿克曼的文章阻止了美国战争住房采取临时性的木头营房形式”。[567]她的判断或许夸大了阿克曼的作用，但并没有夸大英国先例的影响力。在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和流动率惊人的情况下，英国例子的具体性、“完成性”，连同就是好住房稳定了英国战争劳工这种夸张的想法，确实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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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8年春天，美国推行了一个类似项目。战争期间，速度就是命令，因而速度给予那些了解英国原型的人带来优势。可能主要因为他在《建筑师学会杂志》上的文章，阿克曼本人被任命为紧急船运公司的首席设计师。马萨诸塞州宅地委员会在洛厄尔的开发项目设计师阿瑟·C.柯米成为美国住房公司的区域设计师。昂温最亲密的美国通讯员约翰·诺伦为这两家机构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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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争住房开发中没有一个是英国的复制品。美国规划师比英国同行更常用集中和对称的设计，会聚到公民中心场所，就好像视觉上的统一性会帮助抑制美国“沸腾的混乱”。至于每所房屋，印度式平房、新殖民主义模仿、仿农舍、新乔治王朝风格的街区都有支持者。但是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宾夕法尼亚州埃迪斯通等地，街景直接来自昂温的《城市规划实务》或者莱奇沃思和汉普斯特德的记忆，比如成排的房屋聚集在长长的屋顶下，英国花园城市设计者非常羡慕的德国风格的隆起或者插入元素，这些都毫无疑问标志着灵感跨越大西洋的源头。[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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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住房项目刚刚开始，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就让它夭折了。但从项目开始时的速度、计划者对发展方向的信心来看，战争工人住房仍然是个非常突出的例子，说明政策借用内在的丰富资源。在不足十个月的时间内，紧急船运公司和美国住房公司建造了英国军需部在四年战争期间建造的永久房屋的一倍半。根据周围大片投机商建造的房屋来看，这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让战争住房项目显得重要的不是建筑物本身；甚至不是国家所有权这个事实（因为不像英国从一开始就批准归还给地方政府当局，在美国战争住房战后处理是非常不清楚的）；也不是社区公共设施（在匆忙动工的工程中它们还只是一纸规划书）；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在战争紧急状况下断裂和改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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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和1918年的其他地方，人们也很难抗拒对战争社会化影响力的信心。如赫伯特·胡佛这样的工程师和哈里·加菲尔德这样的教授都来参加国家有组织的食品和燃料供应；从战前的金融冒险中形成了联邦管理下系统的铁路体系；战争风险保险局推出数以千计的政府保险单；劳资双方在中立的政府专家监督下讨价还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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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5月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来到英国，用“特别的热情”调查格雷特纳的结构和福利机构。乔治·文森特不敢肯定这么“精彩的”机构如何能够转变成为和平时期的东西，如何能在没有战时国家那种自上而下的紧急权力时取得这些集体成就，但是前景非常清楚。“我们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争，这种共同利益的认识比从前任何时候把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们不能再回到从前的个人斗争或者群体竞争的矛盾冲突中。这场战争决不允许我们再回到从前那种古老个人主义了。”[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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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几乎熔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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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临时措施永久化，要在和平中实现战时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机构：这些是战争时期紧急措施给大西洋两岸进步人士提出的挑战。很快围绕这些企图而形成的词就是“重建”。它最初来自法国对受到战争破坏的东北部重建的讨论，很快成为战后规划的笼统说法。当英国战时政府在1916年春组织委员会预测战后问题时，一开始就用了“重建委员会”的名称。在英国，重建野心很快影响到国内政治辩论的每个角落，后来迅速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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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治和士气在重建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比利时战争罪行故事开始失去在1914年和1915年发挥的影响力，随着军队陷入一场没有明显结果的冲突中，随着人们对于战争越来越多的厌倦，劳工运动开始捡起协商和平的呼吁，劳合·乔治政治许诺的核心就是战争不仅要赢得胜利，而且要进行战后胜利者的改造。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为普通英国士兵和军需工人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个姿态开始成为支撑公众士气不可缺少的手段。“毫无疑问的是，现在的战争……为本国工业和社会条件的重建提供了机会，这几乎是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17年3月劳合·乔治以经过精心设计的夸张语气对工党代表团说：“整个社会几乎熔化了，只要你坚定和果敢地行动，就可以给这熔融物质打上几乎任何印记。”[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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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战争最后几年出现的重建运动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在官方部门，另一个在普通劳工阶层。前者的工具是1917年夏天成立的重建部，其任务（正如内阁指出的）不是“重建战争前的社会，而是根据战争期间的社会经济条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该委员会集中了大量进步人士：贝特丽丝·韦伯、惠特利（工厂劳资联合委员会项目）、西伯姆·朗特里（军需部福利局主任）、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帕特里克·格迪斯、雷蒙德·昂温以及研究德国的专家威廉·道森。他们一起积极推动把战争的社会和经济教训运用到战后和平中来。劳工关系专家敦促紧急情况下成立的“劳资联合委员会”制度化，完全展开成为永久咨询机构，从生产第一线开始一直上升到高层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以便维持“战争建立起来的阶级合作”。贝特丽丝·韦伯自1909年以来就一直推动建立崭新的公共健康部代替济贫法。花园城市团体敦促战时住房项目扩展到和平时期国家资助的大规模住房项目。劳改营鼓吹者和社会保险专家则担心战后失业问题。经济学家把专业知识用于逐渐从动员和控制中解放出来，以便慢慢适应和平时期的经济调适过程。威廉·道森总结了专家重建辩论的教训，运用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德国课堂中的术语说，首先需要防止的是返回到致命的困境——“自由放任通行证”（laisser faire,laisser passer）。这不是英国进步人士带入战争的议题的总结，但是联系的纽带毫无疑问是存在的。[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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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英国劳工领域，1917年到1919年的重建讨论是在战争期间明显断裂的经验下进行的。工作规则的紧急削弱、技术工人让位给新手造成的技术“稀释”、战争中的投机倒把、生活费用的急剧上涨、战争政府对工会领袖的笼络等——所有这些因素都破坏了战争初期的爱国热情，导致1917年愤怒的自发罢工大爆发。第二年参加罢工的人数更多，到了1919年，罢工浪潮已席卷整个大西洋经济体各国，罢工人数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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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仅动员了英国的劳工阶级，而且让他们更加激进。在战前关于社会政治的辩论中，劳工组织扮演一个遥远和模糊的角色，因为担心工会核心议题遭到淡化而削弱自己存在的理由，对国家措施充满疑虑。与一系列撤消工会罢工权和纠察权的法院决定相对抗的英国工党本身，1914年也仍然和工会联盟没有多大差别。现在，由于战争将经济和社会关系政治化，工会的政治野心像个大气球迅速膨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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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劳工的转变部分集中在国际事务领域。到了1917年底，因为对取得太少胜利和造成明显不平等的牺牲的战争感到幻灭，工党迅速转向劳工作为权力经纪人进行和平谈判的路线。俄国工人苏维埃把国家权力抓在手中的报道是强烈的催化剂，不过最终还是战争集体主义本身决定了劳工运动的新方向。英国战争经验模糊了曾竭力维护的经济和政治间的界限，把市场吸收到名义上民主的国家控制下，在所有权旧结构下悄悄出现了联合的甚至民主控制的潜在机构，英国战争经验勾勒出的世界和发生在俄国的情况几乎一样新鲜。在1918—1919年爆发了众多有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传统冲突，频繁得让劳工关系专家来不及去平息；与此相伴，工业控制的新兴重要性不容忽视。劳工聚会时提出来的越来越急切的问题不仅是如何维持战争对资本特权的部分废除，而是如何把工业企业本身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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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达到该目标应该使用的手段还没有共识，只隐约感到有巨大的可能性悬在一个不稳定的政治时刻。在劳工会议上，鼓吹十多种不同形式的工人控制权的人在招募支持者。矿业工人认为矿山应该永久收归国有，正如矿工协会秘书想象的，由工人和技术专家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管理。铁路工人在谈论彻底挤走战前管理者，由工人代表和公众组成的委员会实行控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柯尔梦想“战胜国家（dishing the state）”，在废墟上建设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民主。工会管事中激进分子在讨论建立英国苏维埃的问题。[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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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的众多乌托邦景象让工党着迷。工党1918年初期的著名重建文件《工党和新社会秩序》决不是美国进步人士认为的基础文本。它的两位主要作者在战争大部分过程中都是处于工党边缘的人物，拉姆齐·麦克唐纳由于宣传战争和平主义而陷入孤立，锡德尼·韦伯因为从不掩饰对工党领导层迟钝表现的蔑视而自我边缘化。但是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工党和新社会秩序》鼓舞人心的语言和魔力让它与官方重建文件区分开来。它宣称从前古老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已经死亡——以此为基础的整个“文明”都已经死亡，这是战争的牺牲品。没有任何形式的“修补”工作能够让它复生。取而代之，工党认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斗争而是建立在兄弟情谊上；不是建立在争夺生活条件的竞争上，而是建立在精心设计的生产和分配的合作上，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的参与者都能获得利益”。[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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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社会秩序的四大“支柱”中，两个是典型的韦伯式观点：一是对资本的一次性巨额“征税”以便普通百姓免受战争成本的伤害；一是“普遍性的国家最低保障”，这是韦伯夫妇喜欢的词汇，指国家保障的就业、工资、医疗和工作条件等标准。第三个支柱是从前激进分子的分享财富口号：“剩余价值用于公共利益。”最后一个支柱是一线工作的工人中产生的说法：“工业的民主控制”，具体的主张是对英国的铁路、矿山、电力供应的国有化，更笼统的说法是“不光有经济上还有政治上的最广泛的参与权，这正是民主的特征”。韦伯和麦克唐纳承诺，这种新社会秩序将不再像从前一样建立在狭隘的“阶级”利益基础上，而是一个为了“共同利益”的“共同的家园”，是“所有领域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家”。[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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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在1918年6月实际采用的重建计划已简化为具体方案，看起来更像一个委员会拼凑起来的配件组合，而不是“家园”或者“社会秩序”。比喻被剪掉了。韦伯谈论的普遍最低保障太容易让代表们想起济贫院，因而被抛到一边，取而代之的是更传统的工资和工作时间等政纲。但是政党纲领也保证说劳工决不会满足于战后的“修补工作”。[575]至于说政党承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相结合，该党采用的方式是不仅欢迎其所属工会和游说团而且欢迎个人加入。由于战争使得立场更激进，消费者合作社也迅速加入事实上的劳工联盟中。[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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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经济组织起来和政治化的所有这些方面，战争让工人阶级振奋起来，用远比劳合·乔治愿意接受的熔融程度更高的战后重建前景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当激进的美国记者玛丽·希顿·沃尔斯1918年11月来到英国后，她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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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是伦敦工人委员会还是妇女工人联盟，关于新英国的讨论总是伴随着你。你一刻也无法摆脱这些讨论。它们在英国社会上下流动，通过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进入工人阶级的家庭，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到工会、女性合作社基尔特，再到威尔士矿工学校。到处都群情激动，到处都存在着对新世界的热烈需求。[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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