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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1 在这个形形色色的抱负和乌托邦激烈竞争的喧闹中，在到处都谈论重建的“新时代”、“新秩序”、“战争已经开启了新世界的门”时，从英国引进的内容只是发挥了部分作用。[591]战争集体主义经验、美国进步政治的救世主式口吻、当时任何利益集团的议题都要贴上“重建”标签之风，都是重要因素。但是正如战争是国际事件一样，战后重建野心也是如此，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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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3 在停战后的最初六个月提出的美国重建计划热潮中，没有哪条线索比把战争经济的某些特征延续到和平时期这种希望更常见了。社会工作者在11月呼吁战争时期的公共就业服务永久化，将战争住房工程进行到底，把士兵和水手保险扩展成为全面的社会保险体系。教会团体渴望扩展战时最低工资标准，扩展战争劳工调解局推行的工业和平机制。全国城市联盟的公民改革者建议保持战时工业委员会的核心功能，“确保我们在战争期间获得的领地”。更让人惊讶的是该联盟建议战时国有化的铁路和电报电话服务仍然留在联邦政府手中；如果要返回私人投资者手中，必须在消除“从前的私人所有制投机性和反社会性特征”以后才行。加利福尼亚进步人士希拉姆·约翰逊认为铁路应该留在政府手中不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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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5 在威尔逊政府内部，有人赞同战时紧急情况下的集体主义不能简单地解散了事。在1918年11月共和党选举胜利后，约瑟夫·塔马尔蒂从早先建议的铁路永久性公共管理立场上迅速后退，但敦促威尔逊采纳类似劳合·乔治的项目：养老金、健康保险、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最长工作时间法案、政府住房项目、“控制”基本原材料、联邦政府承认集体谈判的权利、按战时劳工委员会精神设置永久性联邦劳资纠纷处理机构、维持联邦就业服务项目，还有以英国模式为基础的国家工业会议，像“惠特利项目”那样制订改善了的劳资关系规范。他应和劳合·乔治的话说：“对付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正解毒剂就是社会重建。”威尔逊的邮政部长公布了政府永久拥有电报电话服务的计划。铁路管理局的威廉·麦卡杜提出了联邦铁路管理延长五年。燃料管理局的哈里·加菲尔德建议成立由劳工、经营者、公共代表组成的和平时期燃料委员会，协调煤炭行业的纠纷。[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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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7 不过，尽管英国和美国的重建野心有这些平行发展，却存在关键的差别。其中有些是开始于高层，如威尔逊总统。他和劳合·乔治的战争领袖才能之间有很多共同点。按英国的说法，两人都是“自由党—工党”（lib-lab）政客，得到劳工广泛支持的进步人士。1916年由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积极支持而连任，威尔逊进入战争时，比从前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更接近于同工会正式结盟。[594]但是威尔逊选择在方方面面掌管劳工—进步联盟，偏偏就除了在他自己的头脑中。在美国其他进步人士通过英国发现劳工政治中的新利益的地方，在劳合·乔治竭力收买工人阶级重新支持自由联盟的地方，威尔逊的战后政策制订充斥着普遍性的、无阶级的进步人士的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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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79 劳合·乔治试图利用重建旋风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威尔逊则相反，既担心又蔑视，不愿意走近它。他回避劳合·乔治那种战后社会承诺的政治，而是建立了一个特别的海外国际重建项目，几乎接近于放弃国内的内容。要是西奥多·罗斯福领导战时政府（这正是他迫切的渴望），事情的发展有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威尔逊心思不在这上面，加上1919年的前六个月都待在巴黎，无法摆脱他认为此前只是主持战争中临时反常措施的意识，越快拆除战时体制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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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1 因此，战争集体主义机构一方面群龙无首，加上没有根基良好的国家机构的维持，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开始解散。“校际社会主义协会”的哈里·莱德勒1919年1月访问华盛顿时头脑中满是重建计划。在政府工作的第一个朋友却告诉他“不会有什么重建计划”。弗兰克林·莱恩的内政部工作人员正忙着计划在联邦开垦的土地上安置大量士兵。而除此之外，各个战争部门尽可能快地卷铺盖走人。[595]战争劳工局在12月初申请解散。战争住房工程的工作随着停战到来而结束。完工的工程以低价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其余的放弃了。食品和燃料管理局在6月解散。铁路维持在政府控制中一直到1920年初，但是麦卡杜本人在停战后两个月内返回到利润更加丰厚的私人企业工作中。战争持续的时间不够长，没有来得及形成常态意识，也没有培养出专注于其运作的管理者队伍。战时借调的管理者离职回到企业事务中去；办公桌几乎还没有摆放好，办公者就离开了。无论如何，政府外的重建热情不可能阻止战时紧急政府管理部门陷入崩溃。[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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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3 归根结底，让威尔逊政府重新采取行动的不是进步人士的纸上计划而是劳工的压力。受到战争期间集体谈判胜利的鼓舞，加上国外事件的刺激而更加激进，工会组织在新年开始充满了积极行动的乐观主义心态。就像在英国一样，工人控制权的议题扩散到战时政治化的经济以外。因为有些领袖受英国模范所吸引，矿工联合会呼吁煤炭行业国有化、劳工参加的煤矿共同管理，以及独立的劳工政治。在广泛散发的由劳工律师格林·普拉姆起草的计划中，铁路工会建议铁路国有化，由劳工、管理者和公共委员会三方组成的机构共同管理。国有化政纲在州劳工联合会决议中太多了。矿业和铁路工人工会提议成立罢工联盟，显然是模仿英国矿业工人、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的“三方联盟”。冈珀斯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业工会领袖竭力反对这种潮流，不大情愿地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重建委员会，他们坚持认为传统的行业工会比新式劳工共同管理主张的优越性更大，并对任何愿意听讲的人说英国劳工的新政治方针不可能长久。但是，被1919年的渴望吞没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在1920年的大会上脱离冈珀斯的领导，支持普拉姆计划。[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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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5 更关键的因素是，停战后十二个月出现了一系列的罢工，其激烈程度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罢工都要厉害。工业界地动山摇的战场出现在煤炭、纺织、服装、航运、钢铁等领域，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把战争期间管理者给予的紧急优惠常态化、把战时紧急状态的代表体制变成工会明确的谈判权。总之，1919年走上街头罢工的人数达到四百万。20世纪只有另外一个年份罢工人数超过这次，那是在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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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7 面对同样的力量劳合·乔治采用承诺、恐吓、操纵等手段，而威尔逊政府直到1919年秋天，即将近一年的罢工风潮后才开始修补遭到破坏的社会和平。在钢铁行业即将罢工的时刻，政府召开特别工业会议，这显然是英国2月份劳工关系会议的翻版。有大约60家雇主、美国劳工联合会任命的工会代表、政府选择的公众代表在10月初齐聚华盛顿特区参加会议。威尔逊没有为会议确定议程，他认为战争时期那种利益合作关系会很自然地再次建立起来。英国会议持续了两年半时间，而美国会议两个星期后就不欢而散。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试图抓住战争期间得到的临时优惠，坚持以工会为基础的集体谈判原则；而雇主则非常固执地要求保留与他们愿意承认的任何工人代表谈判的权利。“公众”代表提出惠特利主义的某种形式，这些代表中有很多福利资本家。英国工会和雇主在19世纪末期逐渐清晰化的协商和谈判的共同基础在美国却不见踪影。一切都归结到工会在和平时期经济谈判桌上的地位，矛盾全面爆发。[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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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89 因陷入死胡同，工会愤而离开。“公众”代表组成的第二场会议匆忙召开，捡起某些议题，提出了成立类似于1919年《英国劳资法庭法》的劳资纠纷协调委员会机制。[599]但是到这时候，煤矿工人已经参加到钢铁工人的罢工中来了。威尔逊政府重新恢复了曾迫切希望拆除的战时煤矿管理机构，采取不亚于战前法院最大力度的强制令镇压煤矿罢工。战争期间的强制性法律机器被严厉地用来对付外国劳工激进分子。在情绪重新极端化的情况下，从欧洲借来的处理紧急状况的公共劳工协调机制陷入崩溃。1920年成立的处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铁路劳工委员会三方会议一年后解体，因为资本方和公众方的代表联合起来要废止铁路工人的工会协议。美国在劳工仲裁机制方面受到最广泛关注的创新——“堪萨斯劳资关系法庭”发动了（作者声称）和外国原则“完全不同”的行动，开始宣称在任何情况下，州中所有基础工业领域的罢工、抵制、纠察、停工等都属违法。[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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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91 由于有效的公共协调机制破产，主动权重新落到雇主身上。即使在工业会议失败之前，他们就开始准备好新的“自由雇佣”（open shop）动议要限制战争期间的工会扩大。惠特利主义的卓越地位（去除了惠特利委员会在英国与劳工组织的关系）、“工业民主”的言辞，都被适当修改以符合公司控制的雇员代表体制那种“美国计划”。在雇主的反攻下，钢铁领域的战时组织崩溃，国有化运动在煤矿领域也渐渐削弱。铁路工会面对国会要剥夺其罢工权利的法案时也被迫从普拉姆计划的高地退却。到了1923年，在雇主反攻和1920年底就已经非常严重的战后经济衰退的联合压力下，工会会员已经从战后最高峰下降了几乎三分之一。[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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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93 最后，“红色恐怖”也给倒退潮流推波助澜，在美国表现得特别强烈。就像从1917年到1920年革命思想在世界范围有传染性一样，人们对它的恐惧性反应也是如此。劳合·乔治在1919年末期就开始利用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大肆宣扬“一小撮但是非常活跃的人不知疲倦地、阴险地利用我国劳工组织的力量达到颠覆国家的目的”。到了1920年底，由于酝酿的全面罢工威胁，劳合·乔治从议会得到范围广泛的紧急状态处置权——当1926年全面罢工的威胁变成现实时，它给了政府所需要的镇压工人的权力。[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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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95 美国在北大西洋经济体西边，人们或许料想它比西欧和中欧遭受革命的冲击要小得多，但是由于移民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美国政治实际上受到的冲击更大。作为保守派政治焦虑的“引雷针”而言，就连最赤色的苏格兰机器工人都比不上移民工人。在1919年突然爆发的反对外国人、反对激进思想的情绪中，非常明显地借用外国经验的进步项目突然陷于非常易受攻击的地位。纽约州立法机构调查煽动性活动的委员会给《调查》、《国家》、激进工会以及睦邻中心支持者等贴上“和平主义者、失败主义者组织”等标签。《纽约时报》攻击普拉姆计划是“通向列宁和托洛茨基原则的一大步”。沃尔特·李普曼在1919年11月愤怒地写道：“在这时候，在内政问题上站在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的立场的人，在外交上站在威尔逊第一次到巴黎时的立场的人，以及在宽容原则上站在约翰·弥尔顿两个半世纪前的立场的人，现在肯定、绝对要被指责为和平主义者、亲德分子或者布尔什维克分子。”[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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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97 强大的利益团体已经表示反对的健康保险成为最明显的牺牲品之一。在战争刚一开始的时候，健康保险的鼓吹者已经迅速把援引的先例从德国转变为盟友英国，以避免被指控为“大普鲁士主义”。但是这一姿态很少引起注意，“德国造”宣传上又添加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标签，健康保险被说成社会主义“国家医疗”形式。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在1921年还继续推动健康保险宣传，正如约翰·安德鲁斯指出的，徒劳地抗拒“在停战后兴起的极端反动的潮流”。鲁宾诺已经在1919年末放弃了斗争，到巴勒斯坦指导一个医疗使团去了。[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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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499 希望这么强烈，失败又这么干脆。早已存在的劳资关系模式的区别、布尔什维克主义牌的不同打法、不同的国家机构体制、高层领导的不同特征，都让美国的下坡路比英国陡急得多。但是在美国战争结束也并不标志着简单地返回原来状态。像消退的洪水中挟着泥巴和沙砾的旋涡，战争集体主义实验留下了一大堆残渣。1920年代劳工关系的标志——正式确定的公司代表计划，是直接的战争遗产。赫伯特·胡佛在战争期间参与开展国家推动的企业合作，他把这个经验变成1920年代共和党计划的核心。再后来，战争期间集体主义经济的经验在罗斯福新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战争集体主义乌托邦经过夸张的重建计划再到重大妥协后的残余影响，这整个轨迹是国际性的共同特征。即使那些一直坚持美国得到上帝垂青与众不同的人，也通过跨越大西洋的纽带卷入这个战后国际动态的旋涡中，就像卷入战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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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01 在战争的国际残余中需要考察的还有一个内容。1918年的一些美国进步人士觉得《劳工和新社会秩序》不仅仅是笼统的经济和社会重建计划。他们在“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说法中看到了全新政党的宣言：一个用理想主义语言为大众利益代言的劳动党，其中有知识分子如韦伯、麦克唐纳发挥的空间；或者反过来说，一个得到工人阶级选民支持而强大的知识分子政党。《新共和》的编辑在转载《劳工和新社会秩序》的编者按中说：“美国自由派在近期一个不可回避的政治任务就是推动美国工人的组织工作，以便发挥可观的政治力量……在宪法争论项目上，观点越激进越好。”[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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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03 在某种程度上，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政治联姻想法对美国进步人士来说是新鲜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比如市营化斗争、工伤赔偿运动等，进步改革者和工会领袖都是在同一战壕里奋斗的战友。但这样的结盟并不容易，常受到阻碍，前者几乎不加掩饰地蔑视工会领袖狭隘的团体利益追求，工会领袖则觉得这些进步改革派更多关心的是社会和平（和他们自己倡导和平的专家仲裁者地位）而不是工人具体的物质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战争标志着进步人士和工人阶级关系的试探性的、不彻底的改变，一种预示并帮助开辟后来新政道路的结盟机会。要通向这些新形式劳工和进步人士联盟的前景有许多道路可走，对于美国人来说，最宽广、最重要的是英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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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05 就像许多其他大西洋纽带一样，美国进步人士对于英国工党可用政治模式的发现不是整体上的，而是零零散散的。《新共和》在英国投稿者帮助下发现它，其中许多人就是在战争期间的压力下从自由党转变立场进入工党的。[606]相反，《国家》改变则是因为对战争的怀疑。《国家》老板和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在战争初期并非经济上的激进派。他在1912年的选举中渴望寻找一位能够把美国带回格罗弗·克利夫兰道路的候选人。他甚至责怪战前的《调查》过分同情劳工。但是维拉德战争期间的和平主义使得《国家》与国家的审查之手激烈冲突，所以编辑部吸引了一帮激进主义者，也让维拉德和反战的英国左派有了接触。英国工党在对似乎无休止的战争感到不耐烦时，开始与国内反对战争的少数派修补关系，并在1917年12月发表了清晰的和平目标。这个事件给维拉德留下深刻印象。在停战后的几个星期，维拉德到英国考察，寻找英国工人阶级“人民的和平”的设计师拉姆齐·麦克唐纳（维拉德的政治“理想典范”）和“圣徒般”的乔治·兰斯伯里。到1919年，他已改变了战前对劳工的态度，渴望出现美国政治重新调整，以便能够促成知识分子和工人结合起来的民主力量，建立像英国那样的联盟。[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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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07 在进步编辑中，保罗·凯洛格是最接近于从源头感受到英国骚动的人。因为迫切想知道美国红十字会在法国的救助和社会工作情况，他在1917年夏天来到欧洲。和维拉德不同，凯洛格不是和平主义者；因担心外交政策分歧导致杂志订户的分裂，他在美国宣战后已经辞去在美国反战联盟的工作。但是毫无疑问，战争的残酷性让凯洛格情绪低落，他急于看到一些社会进步来充当这场灾难的补偿。在法国看到的景象让他震撼，迫切需要的是更鼓舞人心的劳动而不是红十字会的临时包扎性工作，他回忆说自己在欧洲时“特别孤独”。1918年1月他跨过海峡来到英国，参加了工党的诺丁汉会议，惊讶地发现战争目标的辩论让他着迷。凯洛格认为这里是带着普通英国工人口音的语言说出来的伍德罗·威尔逊理想主义，是威尔逊的民主和非帝国主义和平理想。他在那年春天写信给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说英国劳工运动“是当今欧洲最自由的力量，是与总统的自由国家领导权相平行的最可靠力量”。雷·斯坦纳德·贝克从同年在英国的切身经历中得出结论，用几乎同样的语调说，真正的威尔逊主义者不是在政府而在工人阶级中间，“今天的工党是英国公众生活中的精华”。[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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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09 《劳工和新社会秩序》刚开始并没有激励凯洛格。他相信其中的国有化政策要点已经脱离了草根劳工阶层的愿望：下放经济控制权并使其民主化。但是从这个起点，凯洛格很快转向对工党国内项目的深刻羡慕。他在1918年4月写到，英国劳工运动“既不同于传统的工会主义也不同于从前阶级意识强烈的社会主义”。这是“有机的”和“民主的”运动，旨在推动“战时共同体特征”同时又没有战争的标准化和侵犯个人自由。[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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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11 凯洛格对英国劳工运动的崇拜日益强烈还受到阿瑟·格里森的鼓励，此人1918年初期带领他在英国游览，最后成为《调查》联络英国劳工运动的特使。格里森是时代提供的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战争能引发怎样的狂热情绪，当战争政府不能回应它的时候，这种激情就迅速转移到劳工运动上。格里森这个从耶鲁大学毕业来到纽约杂志社写漂亮“散文诗”的文静、深刻、充满理想主义的记者，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他正在英国创作一系列英国生活的文学速写。他作为救护队志愿者奔赴前线，很快参加到同盟国战争事业中。他在英国官方的暴行调查委员会对德国战争罪行作证，在美国杂志上敲响战鼓；当第一批美国士兵最终来到欧洲时，他为他们讲战争目标。他在1917年纽约的《论坛报》上连载的《英伦三岛》一书是对英国因为战争而振奋起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热情描述，目的就是激发国内进步人士介入战事的热情。[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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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13 正如格里森在1917年初期看到的，工党在英国战争社会化场面中是靠边的。“说建设性思考是劳工的贡献是一种恭维，但这不是事实。”他喜欢把劳工运动的风波比作“毫无防备的可怜人遭受潮汐巨浪的打击后手足无措”。其领袖没有建设性远景也没有综合性重建计划，普通工人“没有教育”、“缺乏想象力”。格里森在1917年初期通过西伯姆·朗特里和福利工业家初次接触劳工问题，他的政治英雄是重建委员会的阿尔弗雷德·齐默恩和《圆桌会议》圈子里的社会帝国主义者。从这个角度看，英国劳工似乎很难把问题想出什么结果来。[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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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15 但是到了凯洛格1918年初期到达英国时，格里森的理想主义正迅速转移到英国劳工运动上面，政治抱负的变化将使他深深投入到实现工人控制的运动中。1917年底英国工党从专注于工会事务的状态中苏醒，改造成了真正的政党而不再仅仅是工会联盟的政治委员会，加上它从陷入战争机制困境的政府中挪用民主口号的做法，都帮助格里森进入工党的轨道。在战争政府的权力胃口不断膨胀的时刻，工党下放控制权并使其社会化的目标在格里森看来是了不起的清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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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17 作为《调查》的英国社会政治特约通讯员，格里森根据新材料写成了第二本书《英国劳工和战争》，合著者还有保罗·凯洛格。这是两人思想的结合：凯洛格渴望民主的、人民的和平，格里森对工业民主的兴趣日益强烈。[612]到了1919年初，格里森口袋里塞着《调查》的薪水再次返回英国，作为该杂志的记者要报道正在创造的新世界。他再次寻访朗特里，忠实地发回一篇关于惠特利委员会的文章，但是他相信真正的新闻在工会管事的运动、矿工的国有化运动、争取劳工控制的新兴力量。他给凯洛格写信说“政府在住房、土地垦殖、海外移民、教育等方面的活动比不了”劳工的草根动荡，“因为它们是项目和计划，不是人的运动”。即使锡德尼·韦伯也不清楚这个潮流在往什么方向前进，虽然他梦想由没有利益纠葛的公共管理者来分配有效组织起来的权力。[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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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519 到了1919年中期，格里森肯定历史的潮流是在朝向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煤矿和工厂为中心的不成熟的、本能的、“没有哲学的革命”。“白厅官僚机构的权力受到地方政府的削弱，就像国家社会主义在工人控制下得到缓和一样。随着执行权的扩张，就需要权力下放，这是英国式的平衡策略……一步一步、零敲碎打、鸡毛蒜皮但切实可行。没有整洁的法国定论、没有教条主义的哲学、没有德国中央集权的机器”，也没有美国的“歇斯底里”。他再次描述自己意识到的潮流：“功能代表、产业工会主义、生产者参与控制、多元化的统治权……最近劳工的激情和动力全都在里面。”[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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