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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9年中期的动荡日月中，格里森把所有这些东西发回《调查》办公室。在传统社会工作人士的强大压力下，凯洛格大肆删减格里森的文章，虽然总是道歉。针对格里森建议的让《调查》和《新共和》合作在美国建立英国劳工运动永久出版渠道，凯洛格只是敷衍应付。但是实际上，到1918年底，两人已经把《调查》拉入到自下而上形成的“新英国”毫不掩饰的同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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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德、凯洛格、格里森等美国人对英国劳工运动情有独钟，部分原因是他们能看到在国内很难看到的东西：工人阶级有充满理想的心灵和善于思考的头脑；而美国的工人大部分是长着奇怪面孔，操怪异口音的外国移民。考虑到塞缪尔·冈珀斯强烈谴责干涉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考虑到冈珀斯因为社会保险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结下的怨恨，或者考虑到进步人士认为劳工坚持要把在工会随波逐流作为获得劳工部任命的主要标准，《劳工和社会新秩序》能够公开邀请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携手这一点本身就让人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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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急于找到迹象表明劳工运动不仅自己思考而且愿意接受别人的思想，他们费尽心机寻找英国工人阶级知性主义的每一条证据。工党的费边社纽带，像麦克唐纳和兰斯伯里等著名的记者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煤矿工人选择牛津大学教授作为他们在煤炭委员会的代表，以及纯粹的“脑力劳动者”如锡德尼·韦伯和G.D.H.柯尔能加入工人运动核心领导圈等，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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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同样的冲动，他们迫切地抓住劳工运动的教育臂膀“工人教育协会”。雷·斯坦纳德·贝克在结识了创立该协会的合作社人员阿尔伯特·曼斯布里奇后，迫切想把他带回美国。曼斯布里奇的牛津老师和盟友（资深人士包括阿尔弗雷德·齐默恩、柯尔、托尼）、公共基金、渴望思想文化的技术工人，一起集中起来进行为期一年的经济和劳工问题学习。在许多美国进步人士看来，这代表了美国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紧张和相互不信任的关系中所欠缺的东西。美国人对英国劳工运动的表述在1918年后总是把它说成建立在四根支柱上的房子：工会、议会中的工党、合作社运动、工人教育运动。虽然任何讲究实际的统计都可能把最后一根支柱看作牙签一样的小玩意儿，如果和其他支柱相比的话。贝克写到“工人和学者的结合”是在战时英国最激动人心的事情。格里森在1919年冬天要在工人教育协会更激进的竞争对手——劳工学院开设两门课。[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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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在谈论英国的时候心中想的是美国问题。话题可能是英国劳工，但是核心文本是冈珀斯、威尔逊以及美国进步政治的未来。在这个上下文中，确定英国劳工政治的意义的斗争只能在国内引起政治裂痕。凯洛格1918年春天刚刚从英国返回，冈珀斯就向他提出挑战，要在强烈支持战争的全国公民联盟听众面前与他举行公开辩论。威廉·英格利希·沃林为支持战争的少数社会主义者辩护，污蔑凯洛格的报告是“亲德国的和平主义宣传”。在商人听众的欢呼和喝彩声中，冈珀斯严厉抨击“爱管闲事的知识分子”，这个《调查》、《新共和》、锡德尼·韦伯联合体，以为他们比美国工人自己还清楚工人需要得到什么。[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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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珀斯和沃林已经在努力工作，要按照自己单纯的工会主义和直截了当的战争爱国主义重新塑造英国的劳工运动——恰好和凯洛格、贝克、格里森的目标相对立。冈珀斯实际上已经从英国工会大会的边缘挑选了做这个工作的人：“全国总工会”的威廉·阿普尔顿，他是相信男子汉自助的反社会主义者，这一点和冈珀斯本人非常像。威尔逊政府迫切想阻止协商和平的言论传播，1918年春天派遣美国劳工联合会领袖代表团试图鼓起英国和法国拥有类似思想的工会主义者的战争决心。在7月份，政府为沃林的支持战争的社会主义者同行提供资金去游说海外社会主义领导人。在9月份，一个包括冈珀斯本人在内的代表团前往伦敦参加同盟国劳工大会。《劳工领袖》报道，冈珀斯站在大厅中央，头上戴着帽子，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卷，准备好单枪匹马地迎战对社会主义或者中欧劳工运动的任何妥协。贝特丽丝·韦伯写到，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团“坚决主张、一再主张说，至少自从他们参加战争后，战争是在民主和无私一方与独裁和贪婪权力一方之间进行的。不管什么时候有人提出争议，美国人就重复他们的信条——语速更慢，声音更大，时间更长”。[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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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英国劳工政治的斗争是要争夺谁来控制和谁来代表工会运动的问题。它恰恰产生于冈珀斯的教条和凯洛格、格里森等人之感受的对比，后者感到英国1918年和1919年兴起了流动性更强、更分散化的、“有机的”劳工运动。不是所有在1918年或1919年自称进步人士的美国人都站在英国路线的劳工联盟一边。那些认为赢得战争胜利比国内民主重建等异想天开的空谈更重要的人，以及认为对阶级利益的任何妥协都破坏了无阶级的公众共同利益的人，还是对英国路线无动于衷。要不是战争的破坏和工人动乱，要不是战争国家膨胀的领域内每个经济和工业关系的暂时政治化，使得那些关系面临意料之外的严峻民主考验，大西洋对岸的情形很可能引不起美国进步人士的兴趣。但是在那个时刻，英国成为美国进步人士的桥梁，有些人通过它开始从中产阶级专长和影响力的政治转向像劳工一样广泛的民主社会政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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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半是借来半是想象出来的模式带回家总是最困难的问题。有些想按英国工党原则搞劳工运动的美国进步人士甚至亲自加入劳工组织。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工知识分子这个在欧洲比在美国更熟悉的角色开始缓慢在美国出现。弗里德里克·豪威是个著名的例子，他战前发表的欧洲报道洋溢着对无阶级的公共利益政治的忠诚。作为纽约港移民官员，豪威突然碰到战争期间的国家权力。因为他迟迟不愿意驱逐又一批外国激进分子，最终被迫辞职后，他放弃了中产阶级社会政治，靠担任普拉姆计划的宣传家在铁路工会活动中闯天下。曾经是拥塞问题委员会秘书的本杰明·马什成了铁路工会主办的机构“人民重建联盟”的主席。[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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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森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1919年底从“全都疲惫不堪”的英国返回后，他曾经在《自由人》找到出口，在那里他竭力支持在国会的空壳旁边成立以职业为基础的工业议会。在工业研究局，他研究煤矿问题，试图“在美国掀起像英国煤炭听证会那样程度的辩论。他在1921—1922年作为工会“国有化研究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帮助矿工复兴了煤矿国有化主张。他是1921年美国对应于英国劳工学院运动而成立的“布鲁克伍德劳工学院”的校董。那年晚些时候在进步工会主义者合并成立工人教育协会美国分部的时候，格里森也是创始人之一。[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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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受工党思想激发的多数美国进步人士来说，劝诫比跨越阶级渗透的这些例子来得更自然。他们心中想象的工党不是工会大会的戴布帽子的群体，甚至不是工人中深入学习经济史的受教育者，而是背后有真理和数字的宣言：跨越阶级但没有阶级意识。由于受到《劳工和新社会秩序》的启发，他们很容易地错把它当作工党本身。赞成单一税的《大众》在1918年春天用没有讽刺意味的话问道：“此前非常蔑视工会主义的数千美国自由派在问‘我们怎么能和劳工接触？’”其实，《大众》也是最热切推动这个问题的机构之一。[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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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人士的开始动作是1919年3月发表在《调查》、《国家》、《新共和》、《日晷》等杂志上的“致所有美国人的呼吁书”，针对所有“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呼吁书的支持者包括豪威、《新共和》的赫伯特·克罗利和沃尔特·韦尔、《国家》的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自由人》的阿尔伯特·杰伊·诺克、单一税制支持者阿莫斯·平肖和乔治·L.莱考德、社会宣讲者约翰·海恩斯·霍姆斯、格林威治馆的玛丽·西姆柯维奇、西北大学睦邻中心的查尔斯·朱布林、女性主义者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城市社会主义者卡尔·D.汤普森，甚至还有像霍普金斯这种1912年进步党的铁杆老兵——为了这样的目的，一起松散地组织成了“48人委员会”。[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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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阶级鸿沟不是单单通过一则宣言就可以跨越的。劳工斗争在1919年不断加剧后，传统的劳工组织被越来越紧地逼到承认工会地位这一议题的墙角，他们不愿意用48人委员会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模糊理想稀释自己的项目。面对劳工的缺席，委员会把目光转向1918年末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组织的独立工党。这个党像48人委员会一样无足轻重，它借用了英国名称，吸收了几百个地方工会组织参加，提出了一套进步政治纲领：工业由民主控制、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所有、女性完全平等、战争利润资本税、社会保险、言论自由权利彻底恢复等。但是如果对比进步人士理想化的英国模式，即锡德尼·韦伯的头脑和工会大会的肌肉相结合，结果只能是让人失望的。查尔斯·梅尔兹在《新共和》上哀叹说这个政纲背后没有主导性的远景，“其中没有企图像英国工党那样建造一种新社会秩序”。[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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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需要大量脑力劳动的思考，48人委员会把1920年的大会安排在工党芝加哥大会召开的同一时间。但是在48人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其中推动直接单一税制路线的人占上风）和跨城镇的劳工代表之间，只有很少一点珍贵的共识。委员会的领导坚持无阶级工人党政策，只要它努力争取公共服务业的公共所有权；工会领袖要求工人党追求工会权利和对工业的民主控制。由于谈判者争吵不休，48人委员会的基层成员冲向劳工大会——像1912年进步党大会代表那样高唱“基督徒战士，前进”游行进入工党的集会大厅，他们的影响力很快消散了。[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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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4年“进步政治行动会议”的提名会议上，进步人士再一次唱起了“基督徒战士，前进”。这次体力和脑力政治结盟的倡议来自工会，遵循的是更传统的欧洲路线，但这次联盟的后果要大多了。在进步党名称的复兴中，铁路工人工会起了带头作用。他们在战时国家经济管理之下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到了1922年初期，随着铁路劳工委员会的解散，反对罢工的严厉强制令重现，加上一系列对工会组织权利非常不友好的法院判决，使他们迫切希望采取独立政治行动。脑力劳动者再次表现出积极的意愿。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担任会议的财务助理，弗里德里克·豪威作为秘书，本杰明·马什作为实地组织者之一。1917年分裂时出走的社会主义者充满热情地重新加入。《新共和》和《国家》清楚提到英国例子，也表现了一种回归。简·亚当斯、保罗·凯洛格、杜波依斯、约翰·杜威、约翰·R.康芒斯、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保罗·道格拉斯等都表示了支持。当罗伯特·拉福莱特接受大会的提名进行1924年的总统大选时，连美国劳工联合会都表明支持的态度。[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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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进步党有工会支持的基础和中产阶级的上层结构，是美国本土上最接近英国工党模式的东西了。拉福莱特在1924年赢得17%的选民支持，是人民党在大选中获得最大支持度的两倍，是尤金·德布斯在社会党鼎盛时期获得的支持度的两倍半。直到世纪末没有另外一个第三党候选人的支持度超过这个高峰。在议会制情况下，1924年的进步党本来可以组建相当力量的议会立足点，一个为下一场选举打基础的强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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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次，工会开始警惕劳动党政治，对进步人士盟友更加警惕。甚至在11月以前，当拉福莱特获得全胜的机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渺茫，柯立芝政府抓紧修补一些工会篱笆的时候，铁路兄弟会就开始支持更传统的经纪人政治。把政治看作市场的习惯很难扔掉，在这样的市场里，工会最好是把最终的忠诚留给它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把商品卖给出价最高的政党。非常不愿意一下子把所有政治资源都耗费掉的铁路工会也开始向中间立场退却。矿工联合会的约翰·刘易斯已经把1919年激进分子清除出去，并表态支持柯立芝。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支持没有得到多少看得见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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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受到拉福莱特高支持度的鼓励，社会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迫切希望把“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变成永久性机构，但是工会为减少损失决定退出。当一个事实上的工党在1936年后最终依附在民主党地方和种族联盟后，劳工组织在党内将没有正式的构成性地位。借用过程中理想化和思想化的英国工党模式没有办法在美国坚持下去。大西洋进步政治中充满了这种偏离方向的纽带，时间点的距离足以造成关键的、结构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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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在战争退潮后留下来的东西只是理想层面的，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它。哈里·莱德勒1919年末写道：“有许多人感到华盛顿的政府注定要带领美国直接进入集体主义国家行列，这种集体主义不是没有……官僚制度和（通过政府债券利息）从前的股东大军的慷慨支持，但是工业秩序已经远远脱离了斯宾塞式个人主义。”[625]回头再看这个时代，很容易辨识出这种幻觉。受战争集体主义实验启发的进步人士错误地以为，1917年和1918年特别迅速的政策学习过程会是永久性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战争结束时的激情是“常态”。他们夸大了战时国家在阶级和片面利益问题上的中立立场。他们过分强调了公共利益的明确性和公共利益代言人责任追究的容易性。在1917年的信心中，他们很少认识到这些问题。像1914年的兰道夫·伯恩那样寻找别样道路替代美国过分个人化的生活方式，多数进步人士是带着迫切的期望进入战争的，H.G.威尔斯替他们说出了想说的话：要看看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加入高效的共同行动后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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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有些进步人士来说，战争和战后重建狂热提供了阶级关系的意外教训。特别对那些最接近跨越大西洋政治的人，它教会他们对巩固的权力产生新的怀疑，对小规模的、甚至与阶级有关的民主阵营表示欣赏。从理想化的德国的破产中，他们学会了应该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欧洲国家保持小心。战争时期形成的摆脱私人贪婪和片面利益的、相互合作的整体经济观念维持了下来，但是同样维持下来的还有对国家权威的新警惕，许多进步人士在1917年和1918年曾希望这样权威的实现。进入新政时代，有人希望劳工运动能把市场造成的经济结构民主化。其他人则寻找合作化道路那头的任何形式。还有其他人认为可以在欧洲边缘的小地方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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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八章 农村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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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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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议题开始于新事物。在受到经济转型影响最深的现代性边缘，社会政治支持者把力量组织起来相互宽慰，交流经验教训，对控制问题感到担忧。老式的贫困从来不能像劳工工资新领域那样引起进步人士的兴趣：老式的贸易也无法和市场商品化的外向冲击相比：老式的生产也不能和人员集中、经济力量庞大的新世界相比。分散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受传统约束的人口刚开始根本就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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