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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人士的开始动作是1919年3月发表在《调查》、《国家》、《新共和》、《日晷》等杂志上的“致所有美国人的呼吁书”，针对所有“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呼吁书的支持者包括豪威、《新共和》的赫伯特·克罗利和沃尔特·韦尔、《国家》的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自由人》的阿尔伯特·杰伊·诺克、单一税制支持者阿莫斯·平肖和乔治·L.莱考德、社会宣讲者约翰·海恩斯·霍姆斯、格林威治馆的玛丽·西姆柯维奇、西北大学睦邻中心的查尔斯·朱布林、女性主义者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城市社会主义者卡尔·D.汤普森，甚至还有像霍普金斯这种1912年进步党的铁杆老兵——为了这样的目的，一起松散地组织成了“48人委员会”。[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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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阶级鸿沟不是单单通过一则宣言就可以跨越的。劳工斗争在1919年不断加剧后，传统的劳工组织被越来越紧地逼到承认工会地位这一议题的墙角，他们不愿意用48人委员会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模糊理想稀释自己的项目。面对劳工的缺席，委员会把目光转向1918年末芝加哥劳工联合会组织的独立工党。这个党像48人委员会一样无足轻重，它借用了英国名称，吸收了几百个地方工会组织参加，提出了一套进步政治纲领：工业由民主控制、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所有、女性完全平等、战争利润资本税、社会保险、言论自由权利彻底恢复等。但是如果对比进步人士理想化的英国模式，即锡德尼·韦伯的头脑和工会大会的肌肉相结合，结果只能是让人失望的。查尔斯·梅尔兹在《新共和》上哀叹说这个政纲背后没有主导性的远景，“其中没有企图像英国工党那样建造一种新社会秩序”。[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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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需要大量脑力劳动的思考，48人委员会把1920年的大会安排在工党芝加哥大会召开的同一时间。但是在48人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其中推动直接单一税制路线的人占上风）和跨城镇的劳工代表之间，只有很少一点珍贵的共识。委员会的领导坚持无阶级工人党政策，只要它努力争取公共服务业的公共所有权；工会领袖要求工人党追求工会权利和对工业的民主控制。由于谈判者争吵不休，48人委员会的基层成员冲向劳工大会——像1912年进步党大会代表那样高唱“基督徒战士，前进”游行进入工党的集会大厅，他们的影响力很快消散了。[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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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4年“进步政治行动会议”的提名会议上，进步人士再一次唱起了“基督徒战士，前进”。这次体力和脑力政治结盟的倡议来自工会，遵循的是更传统的欧洲路线，但这次联盟的后果要大多了。在进步党名称的复兴中，铁路工人工会起了带头作用。他们在战时国家经济管理之下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到了1922年初期，随着铁路劳工委员会的解散，反对罢工的严厉强制令重现，加上一系列对工会组织权利非常不友好的法院判决，使他们迫切希望采取独立政治行动。脑力劳动者再次表现出积极的意愿。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担任会议的财务助理，弗里德里克·豪威作为秘书，本杰明·马什作为实地组织者之一。1917年分裂时出走的社会主义者充满热情地重新加入。《新共和》和《国家》清楚提到英国例子，也表现了一种回归。简·亚当斯、保罗·凯洛格、杜波依斯、约翰·杜威、约翰·R.康芒斯、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保罗·道格拉斯等都表示了支持。当罗伯特·拉福莱特接受大会的提名进行1924年的总统大选时，连美国劳工联合会都表明支持的态度。[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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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进步党有工会支持的基础和中产阶级的上层结构，是美国本土上最接近英国工党模式的东西了。拉福莱特在1924年赢得17%的选民支持，是人民党在大选中获得最大支持度的两倍，是尤金·德布斯在社会党鼎盛时期获得的支持度的两倍半。直到世纪末没有另外一个第三党候选人的支持度超过这个高峰。在议会制情况下，1924年的进步党本来可以组建相当力量的议会立足点，一个为下一场选举打基础的强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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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次，工会开始警惕劳动党政治，对进步人士盟友更加警惕。甚至在11月以前，当拉福莱特获得全胜的机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渺茫，柯立芝政府抓紧修补一些工会篱笆的时候，铁路兄弟会就开始支持更传统的经纪人政治。把政治看作市场的习惯很难扔掉，在这样的市场里，工会最好是把最终的忠诚留给它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把商品卖给出价最高的政党。非常不愿意一下子把所有政治资源都耗费掉的铁路工会也开始向中间立场退却。矿工联合会的约翰·刘易斯已经把1919年激进分子清除出去，并表态支持柯立芝。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支持没有得到多少看得见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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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受到拉福莱特高支持度的鼓励，社会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迫切希望把“进步政治行动会议”变成永久性机构，但是工会为减少损失决定退出。当一个事实上的工党在1936年后最终依附在民主党地方和种族联盟后，劳工组织在党内将没有正式的构成性地位。借用过程中理想化和思想化的英国工党模式没有办法在美国坚持下去。大西洋进步政治中充满了这种偏离方向的纽带，时间点的距离足以造成关键的、结构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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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在战争退潮后留下来的东西只是理想层面的，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它。哈里·莱德勒1919年末写道：“有许多人感到华盛顿的政府注定要带领美国直接进入集体主义国家行列，这种集体主义不是没有……官僚制度和（通过政府债券利息）从前的股东大军的慷慨支持，但是工业秩序已经远远脱离了斯宾塞式个人主义。”[625]回头再看这个时代，很容易辨识出这种幻觉。受战争集体主义实验启发的进步人士错误地以为，1917年和1918年特别迅速的政策学习过程会是永久性的。他们错误地认为战争结束时的激情是“常态”。他们夸大了战时国家在阶级和片面利益问题上的中立立场。他们过分强调了公共利益的明确性和公共利益代言人责任追究的容易性。在1917年的信心中，他们很少认识到这些问题。像1914年的兰道夫·伯恩那样寻找别样道路替代美国过分个人化的生活方式，多数进步人士是带着迫切的期望进入战争的，H.G.威尔斯替他们说出了想说的话：要看看这个“伟大的国家”在加入高效的共同行动后到底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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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有些进步人士来说，战争和战后重建狂热提供了阶级关系的意外教训。特别对那些最接近跨越大西洋政治的人，它教会他们对巩固的权力产生新的怀疑，对小规模的、甚至与阶级有关的民主阵营表示欣赏。从理想化的德国的破产中，他们学会了应该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欧洲国家保持小心。战争时期形成的摆脱私人贪婪和片面利益的、相互合作的整体经济观念维持了下来，但是同样维持下来的还有对国家权威的新警惕，许多进步人士在1917年和1918年曾希望这样权威的实现。进入新政时代，有人希望劳工运动能把市场造成的经济结构民主化。其他人则寻找合作化道路那头的任何形式。还有其他人认为可以在欧洲边缘的小地方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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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八章 农村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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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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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议题开始于新事物。在受到经济转型影响最深的现代性边缘，社会政治支持者把力量组织起来相互宽慰，交流经验教训，对控制问题感到担忧。老式的贫困从来不能像劳工工资新领域那样引起进步人士的兴趣：老式的贸易也无法和市场商品化的外向冲击相比：老式的生产也不能和人员集中、经济力量庞大的新世界相比。分散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受传统约束的人口刚开始根本就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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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在社会政策协会的组织会议上，没有人提到农业的困境。十三年后美国经济学家协会组织会议上也没有人提到农民的苦难。1900年的巴黎，产业工人在社会经济展厅中投下的影子是巨大的、毋庸置疑的。要在展品的迷宫中找到农村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材料需要特别的耐心。“社会问题”是雇佣工人的问题、劳工问题（Arbeiterfrage）、大城市问题、劳工和垄断资本的结合问题。刚开始，农村完全在思想的另外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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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当时的任何人口数据上看，农村在20世纪很长时期内都是重要的存在。虽然农村人口一代一代像从水库中漏水的小溪一样输往城市，村庄和欧洲乡下仍然是独立存在的大洲。从爱尔兰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越过普鲁士和中欧平原，然后在地中海沿岸返回，欧洲乡下包围着城市和工业核心。在1930年，爱尔兰和意大利的一半劳动力还在从事“原始的”经济领域活动：林业、渔业，以及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在瑞典，类似的比例是39%，法国36%，丹麦30%，德国29%。在美国，玉米、小麦、棉花等农田一望无际地绵延在费城、新英格兰、芝加哥三角区的西部和南部，农业人口的比例是2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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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决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残余力量。随着普选权的普及开始出现农业政党。在由都市和工业核心的议题决定的政治波谱中，农民政党没有固定的和可以预测的地位。农村利益问题能够提出的基调受到政党领袖、市场力量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从19世纪末期美国的民粹主义主张到19世纪末期德国容克控制的农场主联盟，或保守或激进。典型的情况是，农业政党在更强大政治参与者的场地上扮演充数的角色。但是当农民政党把命运和工人阶级政党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对进步政治的影响力就相当大了。瑞典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这里的社会民主党获得长期执政就是因为1933年和农民党的结盟而实现的。同样道理，美国新政也是这样，北部工人阶级选民和南部棉农利益的结合维持了它早期的大胆措施。[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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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说，农村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丹麦黄油、瑞典木材、新西兰羊肉、美国小麦和棉花都在各自的出口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在1930年代的法国和德国，农产品占了全国产品总量的五分之一：在意大利这个比例超过四分之一：在美国，虽然有工业制品和服务的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个比例仍然达到十分之一。[628]农民的口号“一切下面都是土地”是对这种经济状况的简单化和道德化说法。在农业党看来，手工业者、工厂工人、银行家和股票投资者、艺术家和牧师都装点了文明，但是他们都得吃饭：从经济上说，农民的土地和劳动支撑了所有这一切。这个主张有点夸张了，但是在农业经济占这么大比例的情况下，其说法显然包含了一些真理。1933年这么多最好的、最聪明的年轻新政支持者进入农业部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那里他们试图弄清农业萧条的原因，相信只要农村购买力恢复了，整个经济复苏的力量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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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村具有的经济、政治、人口等方面的重要性超过城市进步人士认可的程度，同样道理，它也很难说像这些人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在这个时代，商品化的庞大机器在农村的作用并不比大城市或者工业城镇的作用小。给土地及其产出的“商品”定价当然不是新东西。让人不安的力量是农业市场扩张的规模和程度。随着铁路、营销、信贷网络等越来越进入农村深处，从前规模小、竞争力弱的贸易网络在压力下陷入崩溃。更多农产品开始越过更长距离的销售网，经过更多中间商和加工者的参与，产品价格被更遥远、组织更有效、资本化程度更高的参与者来决定。农村挣工资的劳动力沿着越来越密集的交通线和交易途径，进入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甚至跨越大西洋。至于土地，它已经成为越来越复杂的债务和贷款金字塔的场所，扣押权和抵押贷款、地主和佃户讨价还价的场所。农民或许仍然穿早已习惯的木屐：世界各地的农村人还要弯腰锄地，满口乡村土话暴露自己的身份：地主或许从一磅的交易中，从佃户或者佃农那里得到一磅半的尊敬，但是乡村在对外交往上的迟钝掩盖着它越来越融入世界农业市场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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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农村在一个关键领域与城市居民的世界不同。在力量集中的时代，农业生产仍然是地方性的、小规模的、个人的行为。就连在易北河以东最大的容克的土地或者红河谷的富饶农场，在经营规模上都无法与经济领域中的交通、银行、制造业大公司相比。把工业劳动力组织起来比把农民组织起来要容易多了，虽然也存在困难以及危险的罢工武器等。农产品生产者一个个把产品送到市场上，他们对市场的控制力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以隔离市场风险。在农民分散和分裂的经济力量与农业市场资本更充足、组织程度更高的参与者的力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上是可感知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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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持续的不平衡中，在商品和休闲方面的时代成就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农场主或者佃户的口袋。20世纪初期农业市场是经济效率和未偿付社会成本之间的经典联姻。便宜的食物是以牺牲众多农产品小生产者的教育、健康、理想为代价的。最弱小的农民，即爱尔兰佃户、美国黑人佃农、丹麦农业雇工成为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最大规模的受剥削的、辛劳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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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没过多久社会问题就让进步人士把目光转向了农村。社会政策协会在1880年代的议题中增加了农业经济问题，理查德·伊利到1890年代已在培训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慢慢地，在都市社会改革者群体之外，农村社会改革者的国际网络也开始出现。农民在其中不占主要角色，他们的政治倾向像他们的社会组织一样是地方性、区域性的。北大西洋经济体国家的农业社会经济学中间人很可能是宣传家、慈善家、农业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有些人获得了国际性声誉，比如创立德国农业信贷合作社运动的莱茵兰村长弗里德里希·威廉·赖夫艾森，爱尔兰新教徒地主的良心、西奥多·罗斯福最喜欢的外国农业改革者霍勒斯·普伦基特。但是和政策交流的其他国际网络一样，是更小的、更谦虚的参加者组成的普通成员维持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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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类型的一个例子是威斯康星州的查尔斯·麦卡锡。他不是出生在农村而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布罗克顿，他爱尔兰出生的父亲在那儿的皮鞋厂工作。麦卡锡14岁离开家到都市工人世界游荡，凭着思维敏捷和橄榄球天赋半工半读上完了布朗大学，最后来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理查德·伊利的门下做研究生，兼当橄榄球教练。到了1901年，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大学谋得教职和在州首府工作的职位，负责帮助立法者把思想更有效地融入法案中。进步法案的发动机“立法参考图书馆”很快就证实了麦卡锡的夸耀：“州改善运动的十分之九背后都有他的功劳。”[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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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的第一次欧洲旅行是1910年作为州贸易和工业教育特别委员会成员到德国参观，但是他对海外立法实验的间接体验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到麦卡锡的州办公室参观的人印象深刻的是传单和样板法规的国际色彩，“数千种报纸……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每一种语言”。当霍勒斯·普伦基特在1911年路过麦迪逊宣传工业合作社的时候，麦卡锡像其他人一样对这个新想法非常着迷。麦卡锡的政治理想、爱尔兰背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兴趣、作为主要农业州立法专家的地位，都帮助他和普伦基特很快建立起密切的友谊。在商定1913年亲自前往参观爱尔兰和丹麦农业改革的成果后，麦卡锡根据普伦基特的爱尔兰模式开展美国农业合作社运动，并派遣首批组织者到都柏林接受培训。[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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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参谋部中的主要南方人克拉伦斯·坡进入国际农业改革领域的路线虽然不那么曲折，却同样是出乎意外的。克拉伦斯·坡出生于北卡罗莱纳州农场，和麦卡锡一样出道很早，想要找到独特的谋生方式。作为北卡罗莱纳最重要的民粹主义报纸《进步农场主》的实习记者，他很快收购了这家报社，在接下来的六十年时间里，他把该报作为向南方农民宣扬农业改革的讲坛。到了1908年，克拉伦斯·坡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资金供一位年轻人到欧洲周游旅行。他本来打算参观博物馆和诗人的故乡，但欧洲乡村的精耕细作意外吸引了他的目光。克拉伦斯·坡对读者赞叹说在英国乡下看不到破败的篱笆、荒凉的土地，没有泥泞的坑洼不平的道路，没有文化深处的得过且过、没有美国农村典型的轻率的农业浪费。法国农村同样让他惊叹不已，“这里没有泥巴，没有沟壑，没有荒草，没有破落的房屋和牲口，没有密灌丛猪，没有丢人的佃农茅舍”。[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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