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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佃农，没有黑人，没有美国南方这么大规模的文盲，没有懒惰，没有棉花和烟草的陷阱：克拉伦斯·坡充满种族性和地方性色彩的观点，南方读者无需仔细破译就能明白。当1899年北卡罗莱纳选民遇到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剥夺问题时，克拉伦斯·坡为这个措施辩护。但是克拉伦斯·坡受欧洲人启发对于无“散乱部分或者参差不齐边缘”的农业的兴趣，不仅仅是看到没有美国种族制度特殊包袱的乡村。克拉伦斯·坡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帮助他在民粹主义热烈和抽象的言论与专家和农业改革者实际琐碎的风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两次欧洲之行后，在1912年，他像有经验的社会政治旅游者一样明白了目的地：到伦敦亲自了解劳合·乔治的新社会改革项目，看普伦基特在爱尔兰的工作，以及丹麦农村。[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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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麦卡锡一样，克拉伦斯·坡带回了对欧洲试验过的各种形式农业合作社的热情。欧洲政府的非理论的实用性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对道路和贸易教育的投资，他们的邮局不仅把信件送到农民的家门口，还送包裹，出售人寿保险，办理储蓄业务。他的《南方人在欧洲》的献辞，“献给所有警醒的南方人，从其他时代吸取我们时代的教训，从其他国家中吸取我们国家的经验”，表达了克拉伦斯·坡的新政治身份。[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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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克拉伦斯·坡这样的南方人在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初期并不处于显著的位置。该地区的大学和欧洲的联系远没有北方大学那么频繁。城市进步改革没有在南方扎下根来。和其他美国人相比，南方白人不仅容易对外来东西产生怀疑，而且容易背负区域历史的特殊包袱，因而造成一种和世界的双重隔绝。对从前一无所知的欧洲实用农业改革的认识给南方进步人士强烈的震撼，推动他们走上大西洋舞台，而城市公有公交车和挣工资者的风险没有做到这点。因为认识到南方农业的落后和贫穷，以及这种落后对南方普遍福利的拖累，他们竭力要在欧洲的乡村中汲取社会政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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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努力中，美国人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如试图跟踪丹麦农业复兴的可输出经验的爱尔兰进步人士、研究比利时农业组织的英国调查者、在德国的印度和意大利农业改革者。他们都在寻求农业复兴的秘密——以对农村小生产者不那么不利的方式恢复农产品市场平衡的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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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的经济学家对于农村贫困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让农村流失人口的过程继续下去，直到过量的农业生产者削减到一个相对有利的程度，因为生产者过量会降低各自的最低报酬，注定导致永久性贫困。这种人口流失的天然终点就是城市。但是已经深深担心大城市中社会等级分化，多数进步人士并不欢迎放任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做法。把农村中多余的小生产者集中在帝国不那么拥挤的地方，这是大西洋范围内认为更加吸引人的做法，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实现这样目标的帝国体制。[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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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试图提高国家对农业利益的促进力度。关税保护和出口津贴就属于这个类别，还有国家农业专家刺激农民进行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努力，教农民更详细地记账，在肥料、杂交种子、更新机器设备方面扩大投资，实际上，就是把农民和地主身份变成商人身份。这些努力的最大受益者是大生产者，而不是小业主或者（更少是）乡下的佃农或打短工者。所有竞争国都在玩这个游戏，在他们激烈竞争夺取农业出口贸易的优势时，不断从对方学习改进自己的措施。但是促进措施难以避免的是民族主义意图，在持久的国际意识和纽带方面显得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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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农业改革圈子中占主导地位是第三种方案。这种方案认为农村虚弱问题的关键不是农村人口太多，或者缺乏资本经营意识，而在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原子化，所以克服这些问题的法宝是社会“组织化”。要在农村形成合作的、社会连带主义意识，在分散的、互不信任的小生产者之间推动新型合作机制，这是在吸引麦卡锡和克拉伦斯·坡等人的辩论中提出的独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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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措施则有很多不同形式。得到最广泛赞同的希望集中在发展农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提供了当地地主或者抵押银行之外的选择，购销合作社是绕过本地饲料肥料商人的手段，牛奶合作社是当地商业乳品厂的替代选择，仓库合作社、饲养合作社、销售合作社都有自己的发言人。在欧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组织工作，形成了它们组织严密的协会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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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农业进步人士把希望建立在改善农村教育问题上。为农民提供经济学知识，使他们对社会和历史有广泛的认识，更好掌握最新农业技术和方法，培养更深刻的合作精神，这些被看作更广泛、更开放的农村文化的基础而受到赞扬。他们相信文化复兴将带来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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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最大的是从底层创立新形式农业社区的想法：从设计之初就要推动合作精神和社会团结的农业社区。规划的农村居住区这个想法对于农村复兴的辩论，就像乌托邦社会主义对于19世纪关于雇佣劳动的辩论一样：实现的困难程度并没有减弱观点本身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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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方案，从19世纪末期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几十种竞争性的形式在北大西洋农业进步人士中传播。从赖夫艾森银行到《联邦农业贷款法案》，从爱尔兰文化复兴到威斯康星合作乳品厂，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垦殖社区到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州属农庄，从丹麦的民俗学校到它们在阿巴拉契亚南方的后代，形成了一个精心编织的网络。具有国际头脑的农业进步人士从来没有完全发号施令，但他们的项目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给新政带来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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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观察家对农业进步人士感到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拒绝接受农村的宿命，无论这宿命是过去的惰性还是市场和价格的推动力量。他们坚信农村是柔韧灵活、容易改造的，农村伟大的内在运动可以随有意识选择的渠道而弯曲——特别是由于其他很多东西的命运取决于它。农村的经济复兴是问题的开始，但是在这之外还有一种意识，即社会组织的新普遍原则即将诞生——不管这希望是体现在合作社鼓吹者传福音般的狂热，还是在民俗学校校长的宣传中。在农业进步人士看来，每个小业主在让每个人变得更贫穷的竞争中孤立无援不仅仅是农村独有的现象。正如1919年全国农村生活会议指出的，这是时代“个人化倾向和传统”的标志。[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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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社会模式是根本模式。要改造它成为“社会性更强”的形式，要给它注入更多“集体性社会行动”的内容，就等于抓住了国家的核心历史模版。土地的社会模式是一切下面的基础。为此，农民的口号表现出独特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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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进步人士改革群体的所有机构中，在大西洋进步纽带中发展势头最强劲的是合作社。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合作社就成为关于农村重建辩论的固定话题。在拥护者眼中，合作社是重新构建生产关系的手段、购销的新模式、道德和经济价值重建的模版。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合作是公司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影子和进步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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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说，合作社、投资公司、工会实际上有非常重要的共性。所有三者都是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尝试，要超越私有的、独占的个人主义体制。所有三者都是把众多的小资源组合成更大的集体力量。公司形式的天才在于其高超的聚集和扩张能力：从长远看，工会的天才在于其阻挠和提要求的能力：合作社的天才（同时也是其弱点）在于创业和民主理想的结合——从当时经济和政治科学的正统观点看，那样是应该很难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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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第一批宣传家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正是他们在1820年代、1830年代的法国和英国宣传手艺人可以团结起来抛弃老板，重新获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消费者可以团结起来赶走投机商和放债人：可以从自私自利的经济剥削中再造世界，形成“真正的、社会商业新体制”。但是合作社更清醒和持久的机构模式是后宪章主义英国工人阶级创造的。现代合作商店首先出现在1840年代英国洛奇代尔的手工纺织工人中，它们从成员手中筹集资本，按合理的价格将商品卖给成员，再以分红的形式给成员分配利润，根据成员表现出来的集体意志做生意。[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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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商店是自成一统的公司，实际上是集投资者、消费者、管理者为一个共同体。从政治上说，合作协会是小规模的简单民主。在根据资本份额组织起来的公司中，投资者投票：一股一票。在合作协会中，正如19世纪英国合作者制订的原则，成员投票：一人一票，不管背后的财富和经济能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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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功能上还是从政治上看，结果都证明这样简单的形式适应性特别强。在英国，合作商店在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生活中深深扎下了根。英国合作商店的成员从1873年的35万人增加到1900年的170万人，再到1935年的750万人。所有英格兰家庭的45%和苏格兰家庭的55%在1930年代都属于某个合作社。为了给地方协会提供便宜的商品，联合经营的批发合作社积极进入生产领域，它们有自己的农场、工厂、煤矿、面包房、北海打鱼船队，甚至在锡兰还有生产茶叶的种植园。[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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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背景下推动产生不同的合作形式。在法国，合作者特别强调小商店和建筑领域生产者的合作，有时候让国家充当积极的赞助人。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最强劲的增长是合作信贷协会。1840年代末由崇拜英国工人阶级自助的赫尔曼·舒尔茨·德里奇介绍到德国：1892年在舒尔茨·德里奇的协会下面有一千多个合作信用银行，该协会外面就更多了。十三年后，帝国合作信用联社从总体上看占五大商业银行资本总和的一半以上。[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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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众多形式的机构很快进入乡村。弗里德里希·威廉·赖夫艾森1864年在莱茵兰组织了第一个农民信用合作社。到了1890年代中期，农村合作领域出现了包括普鲁士国家本身在内的赞助者的竞争，迅速发生了跨越国家边界的扩张。由意大利北部改革者从德国引进，合作人民银行和农村信用社（casse rurali）静悄悄地改变了意大利农村信用结构。在英国和德国合作社影响的交会之地丹麦，更加引人注目的转变出现在农业生产和加工中。丹麦第一家合作乳品厂开办于1882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国一半的养猪户和几乎90%的牧场主属于合作屠宰场或者乳品厂。[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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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没有哪两个国家的农业合作社是完全一样的。德国农业合作社倾向于把多种功能汇集在当地一个共同的屋檐下。丹麦则相反，专业化是普遍原则。到了20世纪初期，多数丹麦农民属于多个合作社：共有一台脱脂器的乳品合作社、合作屠宰场和腊肉厂，或许还有合作饲养场、合作蛋类经销社、合作商店、购买饲料和肥料的合作购销社、一个或多个合作出口经销社。赖夫艾森合作社开始于精神和道德复兴议题，慢慢开始鼓励商业农场的实践。丹麦和爱尔兰合作社一开始就是积极的现代化力量。查尔斯·麦卡锡在1913年第一批看见丹麦奶牛时，每头牛身上都有“控制”其消费和生产的合作社记录单，也不像美国奶牛那样随意漫游，而是明确规定每天用栅栏围起来的一块牧场。他认为这是科学管理的标记。[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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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合作社在欧洲乡村经济复兴中的作用是确定无疑的。丹麦是最突出的例子。因为被普鲁士夺走了南方省份，它的粮食生产在外来商业的冲击下遭到极大破坏，丹麦在1870年代处于危机之中——就像对这段历史的相似性感慨颇多的美国南方人经常指出的那样。丹麦农民中的最下层是欧洲最贫穷的人。通过把粮食生产改变为向英国出口高质量黄油、鸡蛋、腊肉的集约化生产，用多样的、交叉的合作社把力量集中起来，丹麦小农场主到了20世纪初期已经再次享受到让欧洲人羡慕的繁荣和富裕。霍勒斯·普伦基特的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迫切想用同样的办法提升爱尔兰农民的生活，在1890年代初期竭力要实现爱尔兰农村的“丹麦化”。在一定程度上，农业的未来不在于雇佣佃户从事粮食生产的大型传统农庄，而在于为周边的大城市生产价值高、分级细的产品的精细小型农场：1890年后欧洲农村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与此密切相关。[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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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有能力采取这么多不同的工作形式，从生产达到出口等级的黄油到推销“诚信和社会性商业”的新体制，它的政治特征就像蜥蜴随着情况和环境的不同而变化。洛奇代尔先驱者刚开始是欧文社会主义者，舒尔茨·德里奇是古典形式的经济自由派，赖夫艾森是基督教道德说教者，法国合作社（Union Coopérative）的查尔斯·纪德是持异见的社会经济学家。在1890年代到1930年代合作社形成的高峰时期，几乎每一个主要的欧洲社会运动都有合作社的参与。在法国，工厂和矿山所有者是合作零售协会的最积极推动者，（正如他们认为的）并非没有一点儿鼓励工人培养中产阶级经济美德的意思。在意大利，天主教会积极行动要建立合作信用银行。在德国农村，容克保守派、赖夫艾森派、反犹主义者、国家农业官员都积极推动各自的合作社运动来竞争。[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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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末期，发展最快的是工会或社会主义者支持的合作社。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前辈模糊的乌托邦主义存在巨大分歧，他们很难发现合作社思想中除了小资产阶级的吝啬乌托邦之外还有其他。但是由于工会和地方工人协会强力推动，劳工和社会主义者合作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员数量在比利时和德国超过其他合作社。爱德华·伯恩斯坦在渐进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宣言中承认，合作协会不是“社会主义”，但具备了“足够的社会主义成分”，成为“社会主义解放不可缺少的杠杆”。[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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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短地说，合作社并不符合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类别。受到中间商、商业乳品厂经营者、商业借贷者激烈反对的合作社不是资本主义。随着周围竞争性个人主义文化的不断加强，合作社成员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舒尔茨·德里奇也要求属下的信用合作社在章程上写上经典的劳工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644]但是如果合作社不是资本主义，它也不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员鼓吹自助的刚劲形式，虽然这种自助是合作者把资源和能量结合起来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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