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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在社会政策协会的组织会议上，没有人提到农业的困境。十三年后美国经济学家协会组织会议上也没有人提到农民的苦难。1900年的巴黎，产业工人在社会经济展厅中投下的影子是巨大的、毋庸置疑的。要在展品的迷宫中找到农村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材料需要特别的耐心。“社会问题”是雇佣工人的问题、劳工问题（Arbeiterfrage）、大城市问题、劳工和垄断资本的结合问题。刚开始，农村完全在思想的另外一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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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当时的任何人口数据上看，农村在20世纪很长时期内都是重要的存在。虽然农村人口一代一代像从水库中漏水的小溪一样输往城市，村庄和欧洲乡下仍然是独立存在的大洲。从爱尔兰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越过普鲁士和中欧平原，然后在地中海沿岸返回，欧洲乡下包围着城市和工业核心。在1930年，爱尔兰和意大利的一半劳动力还在从事“原始的”经济领域活动：林业、渔业，以及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在瑞典，类似的比例是39%，法国36%，丹麦30%，德国29%。在美国，玉米、小麦、棉花等农田一望无际地绵延在费城、新英格兰、芝加哥三角区的西部和南部，农业人口的比例是2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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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决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残余力量。随着普选权的普及开始出现农业政党。在由都市和工业核心的议题决定的政治波谱中，农民政党没有固定的和可以预测的地位。农村利益问题能够提出的基调受到政党领袖、市场力量和政治环境的影响，从19世纪末期美国的民粹主义主张到19世纪末期德国容克控制的农场主联盟，或保守或激进。典型的情况是，农业政党在更强大政治参与者的场地上扮演充数的角色。但是当农民政党把命运和工人阶级政党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对进步政治的影响力就相当大了。瑞典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这里的社会民主党获得长期执政就是因为1933年和农民党的结盟而实现的。同样道理，美国新政也是这样，北部工人阶级选民和南部棉农利益的结合维持了它早期的大胆措施。[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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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上说，农村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丹麦黄油、瑞典木材、新西兰羊肉、美国小麦和棉花都在各自的出口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在1930年代的法国和德国，农产品占了全国产品总量的五分之一：在意大利这个比例超过四分之一：在美国，虽然有工业制品和服务的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个比例仍然达到十分之一。[628]农民的口号“一切下面都是土地”是对这种经济状况的简单化和道德化说法。在农业党看来，手工业者、工厂工人、银行家和股票投资者、艺术家和牧师都装点了文明，但是他们都得吃饭：从经济上说，农民的土地和劳动支撑了所有这一切。这个主张有点夸张了，但是在农业经济占这么大比例的情况下，其说法显然包含了一些真理。1933年这么多最好的、最聪明的年轻新政支持者进入农业部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那里他们试图弄清农业萧条的原因，相信只要农村购买力恢复了，整个经济复苏的力量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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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农村具有的经济、政治、人口等方面的重要性超过城市进步人士认可的程度，同样道理，它也很难说像这些人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在这个时代，商品化的庞大机器在农村的作用并不比大城市或者工业城镇的作用小。给土地及其产出的“商品”定价当然不是新东西。让人不安的力量是农业市场扩张的规模和程度。随着铁路、营销、信贷网络等越来越进入农村深处，从前规模小、竞争力弱的贸易网络在压力下陷入崩溃。更多农产品开始越过更长距离的销售网，经过更多中间商和加工者的参与，产品价格被更遥远、组织更有效、资本化程度更高的参与者来决定。农村挣工资的劳动力沿着越来越密集的交通线和交易途径，进入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甚至跨越大西洋。至于土地，它已经成为越来越复杂的债务和贷款金字塔的场所，扣押权和抵押贷款、地主和佃户讨价还价的场所。农民或许仍然穿早已习惯的木屐：世界各地的农村人还要弯腰锄地，满口乡村土话暴露自己的身份：地主或许从一磅的交易中，从佃户或者佃农那里得到一磅半的尊敬，但是乡村在对外交往上的迟钝掩盖着它越来越融入世界农业市场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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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农村在一个关键领域与城市居民的世界不同。在力量集中的时代，农业生产仍然是地方性的、小规模的、个人的行为。就连在易北河以东最大的容克的土地或者红河谷的富饶农场，在经营规模上都无法与经济领域中的交通、银行、制造业大公司相比。把工业劳动力组织起来比把农民组织起来要容易多了，虽然也存在困难以及危险的罢工武器等。农产品生产者一个个把产品送到市场上，他们对市场的控制力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以隔离市场风险。在农民分散和分裂的经济力量与农业市场资本更充足、组织程度更高的参与者的力量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上是可感知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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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持续的不平衡中，在商品和休闲方面的时代成就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进入农场主或者佃户的口袋。20世纪初期农业市场是经济效率和未偿付社会成本之间的经典联姻。便宜的食物是以牺牲众多农产品小生产者的教育、健康、理想为代价的。最弱小的农民，即爱尔兰佃户、美国黑人佃农、丹麦农业雇工成为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最大规模的受剥削的、辛劳的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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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没过多久社会问题就让进步人士把目光转向了农村。社会政策协会在1880年代的议题中增加了农业经济问题，理查德·伊利到1890年代已在培训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慢慢地，在都市社会改革者群体之外，农村社会改革者的国际网络也开始出现。农民在其中不占主要角色，他们的政治倾向像他们的社会组织一样是地方性、区域性的。北大西洋经济体国家的农业社会经济学中间人很可能是宣传家、慈善家、农业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有些人获得了国际性声誉，比如创立德国农业信贷合作社运动的莱茵兰村长弗里德里希·威廉·赖夫艾森，爱尔兰新教徒地主的良心、西奥多·罗斯福最喜欢的外国农业改革者霍勒斯·普伦基特。但是和政策交流的其他国际网络一样，是更小的、更谦虚的参加者组成的普通成员维持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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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类型的一个例子是威斯康星州的查尔斯·麦卡锡。他不是出生在农村而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布罗克顿，他爱尔兰出生的父亲在那儿的皮鞋厂工作。麦卡锡14岁离开家到都市工人世界游荡，凭着思维敏捷和橄榄球天赋半工半读上完了布朗大学，最后来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理查德·伊利的门下做研究生，兼当橄榄球教练。到了1901年，麦卡锡在威斯康星大学谋得教职和在州首府工作的职位，负责帮助立法者把思想更有效地融入法案中。进步法案的发动机“立法参考图书馆”很快就证实了麦卡锡的夸耀：“州改善运动的十分之九背后都有他的功劳。”[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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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的第一次欧洲旅行是1910年作为州贸易和工业教育特别委员会成员到德国参观，但是他对海外立法实验的间接体验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到麦卡锡的州办公室参观的人印象深刻的是传单和样板法规的国际色彩，“数千种报纸……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每一种语言”。当霍勒斯·普伦基特在1911年路过麦迪逊宣传工业合作社的时候，麦卡锡像其他人一样对这个新想法非常着迷。麦卡锡的政治理想、爱尔兰背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兴趣、作为主要农业州立法专家的地位，都帮助他和普伦基特很快建立起密切的友谊。在商定1913年亲自前往参观爱尔兰和丹麦农业改革的成果后，麦卡锡根据普伦基特的爱尔兰模式开展美国农业合作社运动，并派遣首批组织者到都柏林接受培训。[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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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参谋部中的主要南方人克拉伦斯·坡进入国际农业改革领域的路线虽然不那么曲折，却同样是出乎意外的。克拉伦斯·坡出生于北卡罗莱纳州农场，和麦卡锡一样出道很早，想要找到独特的谋生方式。作为北卡罗莱纳最重要的民粹主义报纸《进步农场主》的实习记者，他很快收购了这家报社，在接下来的六十年时间里，他把该报作为向南方农民宣扬农业改革的讲坛。到了1908年，克拉伦斯·坡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资金供一位年轻人到欧洲周游旅行。他本来打算参观博物馆和诗人的故乡，但欧洲乡村的精耕细作意外吸引了他的目光。克拉伦斯·坡对读者赞叹说在英国乡下看不到破败的篱笆、荒凉的土地，没有泥泞的坑洼不平的道路，没有文化深处的得过且过、没有美国农村典型的轻率的农业浪费。法国农村同样让他惊叹不已，“这里没有泥巴，没有沟壑，没有荒草，没有破落的房屋和牲口，没有密灌丛猪，没有丢人的佃农茅舍”。[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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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佃农，没有黑人，没有美国南方这么大规模的文盲，没有懒惰，没有棉花和烟草的陷阱：克拉伦斯·坡充满种族性和地方性色彩的观点，南方读者无需仔细破译就能明白。当1899年北卡罗莱纳选民遇到美国黑人的公民权剥夺问题时，克拉伦斯·坡为这个措施辩护。但是克拉伦斯·坡受欧洲人启发对于无“散乱部分或者参差不齐边缘”的农业的兴趣，不仅仅是看到没有美国种族制度特殊包袱的乡村。克拉伦斯·坡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帮助他在民粹主义热烈和抽象的言论与专家和农业改革者实际琐碎的风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两次欧洲之行后，在1912年，他像有经验的社会政治旅游者一样明白了目的地：到伦敦亲自了解劳合·乔治的新社会改革项目，看普伦基特在爱尔兰的工作，以及丹麦农村。[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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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麦卡锡一样，克拉伦斯·坡带回了对欧洲试验过的各种形式农业合作社的热情。欧洲政府的非理论的实用性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对道路和贸易教育的投资，他们的邮局不仅把信件送到农民的家门口，还送包裹，出售人寿保险，办理储蓄业务。他的《南方人在欧洲》的献辞，“献给所有警醒的南方人，从其他时代吸取我们时代的教训，从其他国家中吸取我们国家的经验”，表达了克拉伦斯·坡的新政治身份。[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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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克拉伦斯·坡这样的南方人在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初期并不处于显著的位置。该地区的大学和欧洲的联系远没有北方大学那么频繁。城市进步改革没有在南方扎下根来。和其他美国人相比，南方白人不仅容易对外来东西产生怀疑，而且容易背负区域历史的特殊包袱，因而造成一种和世界的双重隔绝。对从前一无所知的欧洲实用农业改革的认识给南方进步人士强烈的震撼，推动他们走上大西洋舞台，而城市公有公交车和挣工资者的风险没有做到这点。因为认识到南方农业的落后和贫穷，以及这种落后对南方普遍福利的拖累，他们竭力要在欧洲的乡村中汲取社会政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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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努力中，美国人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如试图跟踪丹麦农业复兴的可输出经验的爱尔兰进步人士、研究比利时农业组织的英国调查者、在德国的印度和意大利农业改革者。他们都在寻求农业复兴的秘密——以对农村小生产者不那么不利的方式恢复农产品市场平衡的可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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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的经济学家对于农村贫困问题的答案很简单：让农村流失人口的过程继续下去，直到过量的农业生产者削减到一个相对有利的程度，因为生产者过量会降低各自的最低报酬，注定导致永久性贫困。这种人口流失的天然终点就是城市。但是已经深深担心大城市中社会等级分化，多数进步人士并不欢迎放任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做法。把农村中多余的小生产者集中在帝国不那么拥挤的地方，这是大西洋范围内认为更加吸引人的做法，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实现这样目标的帝国体制。[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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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试图提高国家对农业利益的促进力度。关税保护和出口津贴就属于这个类别，还有国家农业专家刺激农民进行商业性农业生产的努力，教农民更详细地记账，在肥料、杂交种子、更新机器设备方面扩大投资，实际上，就是把农民和地主身份变成商人身份。这些努力的最大受益者是大生产者，而不是小业主或者（更少是）乡下的佃农或打短工者。所有竞争国都在玩这个游戏，在他们激烈竞争夺取农业出口贸易的优势时，不断从对方学习改进自己的措施。但是促进措施难以避免的是民族主义意图，在持久的国际意识和纽带方面显得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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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农业改革圈子中占主导地位是第三种方案。这种方案认为农村虚弱问题的关键不是农村人口太多，或者缺乏资本经营意识，而在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原子化，所以克服这些问题的法宝是社会“组织化”。要在农村形成合作的、社会连带主义意识，在分散的、互不信任的小生产者之间推动新型合作机制，这是在吸引麦卡锡和克拉伦斯·坡等人的辩论中提出的独特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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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措施则有很多不同形式。得到最广泛赞同的希望集中在发展农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提供了当地地主或者抵押银行之外的选择，购销合作社是绕过本地饲料肥料商人的手段，牛奶合作社是当地商业乳品厂的替代选择，仓库合作社、饲养合作社、销售合作社都有自己的发言人。在欧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组织工作，形成了它们组织严密的协会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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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农业进步人士把希望建立在改善农村教育问题上。为农民提供经济学知识，使他们对社会和历史有广泛的认识，更好掌握最新农业技术和方法，培养更深刻的合作精神，这些被看作更广泛、更开放的农村文化的基础而受到赞扬。他们相信文化复兴将带来经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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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负最大的是从底层创立新形式农业社区的想法：从设计之初就要推动合作精神和社会团结的农业社区。规划的农村居住区这个想法对于农村复兴的辩论，就像乌托邦社会主义对于19世纪关于雇佣劳动的辩论一样：实现的困难程度并没有减弱观点本身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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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方案，从19世纪末期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以几十种竞争性的形式在北大西洋农业进步人士中传播。从赖夫艾森银行到《联邦农业贷款法案》，从爱尔兰文化复兴到威斯康星合作乳品厂，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垦殖社区到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州属农庄，从丹麦的民俗学校到它们在阿巴拉契亚南方的后代，形成了一个精心编织的网络。具有国际头脑的农业进步人士从来没有完全发号施令，但他们的项目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给新政带来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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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观察家对农业进步人士感到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拒绝接受农村的宿命，无论这宿命是过去的惰性还是市场和价格的推动力量。他们坚信农村是柔韧灵活、容易改造的，农村伟大的内在运动可以随有意识选择的渠道而弯曲——特别是由于其他很多东西的命运取决于它。农村的经济复兴是问题的开始，但是在这之外还有一种意识，即社会组织的新普遍原则即将诞生——不管这希望是体现在合作社鼓吹者传福音般的狂热，还是在民俗学校校长的宣传中。在农业进步人士看来，每个小业主在让每个人变得更贫穷的竞争中孤立无援不仅仅是农村独有的现象。正如1919年全国农村生活会议指出的，这是时代“个人化倾向和传统”的标志。[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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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的社会模式是根本模式。要改造它成为“社会性更强”的形式，要给它注入更多“集体性社会行动”的内容，就等于抓住了国家的核心历史模版。土地的社会模式是一切下面的基础。为此，农民的口号表现出独特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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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进步人士改革群体的所有机构中，在大西洋进步纽带中发展势头最强劲的是合作社。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合作社就成为关于农村重建辩论的固定话题。在拥护者眼中，合作社是重新构建生产关系的手段、购销的新模式、道德和经济价值重建的模版。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合作是公司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影子和进步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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