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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0 除此之外还有普伦基特作为宣传家的技巧。从1890年代中期开始，普伦基特向能接触到的每个著名美国人谈论他的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到了1907年后，因为发表反对天主教会的诽谤言论而失掉了他的政府职务和政府对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的补贴，他创立跨越大西洋的支持基础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普伦基特对小约翰·D.洛克菲勒游说得特别殷勤，为了得到对爱尔兰的数百万捐款，他把对洛克菲勒那种陈旧思维、“狭小压抑的房间和二流饭菜”的厌恶放到一边，努力去说服这个大亨。[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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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2 但是，普伦基特最重要的收获是结识了西奥多·罗斯福。他经常到白宫拜访，两位贵族交流西部牧场的故事，到了1907年普伦基特已经说服罗斯福成立研究农村问题和需要的蓝带委员会。美国乡村生活委员会成员包括农业教授和进步农村记者，它在1909年的报告中支持“新农业和新农村生活的逐步重建”。它的关键词是“组织”，直接来自普伦基特。在组织的时代，对乡村非常不利的虚弱性就在于缺乏邻里之间的合作，没有强大的乡村机构：分散的乡村生活产生孤独和“社会贫瘠”，任何形式的“组织”都极为薄弱。正是这些驱使农村孩子离开土地，削弱了农民的影响和地位，落在组织性更强的经济活动参与者控制下。乡村生活委员会的宣言代表了和从前农业激进主义的有意决裂。在农村生活专家看来，根本原因不是掠夺性的利益团体、垄断农产品运输的铁路、银行，或亨利·乔治所说的地主：除了有些针对农民“权利”的调解姿态之外，过去民粹主义者的许多议题都抛到一边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缺乏足够的“共同感受”、软弱无力的“农村社会意识”——农民那种对自身不利的个人主义。[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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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4 乡村生活委员会的报告体现了农业社会学的专业化并确定了议题。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美国农业社会学家试图绘制农村“社区”地图，对比农民协会和城市居民协会的密度，提倡加强学校和教堂的建设。[655]对于罗斯福和普伦基特（罗斯福劝说他写一本向美国人解释该报告的书）来说，最根本的需要非常具体：能够和欧洲密度媲美的农业合作社体制。到了1913年，普伦基特在努力创建美国农业组织协会，来推动“建立在合作原则基础上的[美国农业]的彻底改组”。普伦基特在日记中写到，平肖是负责人，威斯康星的查尔斯·麦卡锡做具体工作。两年内，普伦基特说服安德鲁·卡耐基提供了启动基金。最初的两个组织者，得克萨斯一位农业记者和威斯康星权益平等协会的一位组织者，在1915年夏天被派往爱尔兰接受培训。[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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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6 美国农业组织协会当然是大西洋进步人士纽带的产物。它结合进步理想、卡耐基资金、移置的爱尔兰抱负，旨在向北大西洋经济体内最现代化的国家传授最贫穷、最传统的国家得来不易的经验，这深刻地说明了它在交流中所处的时刻。但是由于大西洋纽带，也产生了大西洋负担。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蔓延到爱尔兰时，普伦基特竭力要两面讨好的爱尔兰内部的紧张关系加剧了，他的美国组织无法逃脱必然的后果。在中间立场越来越狭小的情况下作为温和工会主义者，普伦基特发现自己的合作乳品厂受到爱尔兰内战双方的攻击。当民族主义者最终把普伦基特在都柏林的家焚烧成一个空壳后，他逃亡到英国避难。因为战争中得不到运动领导者的指示，普伦基特的美国盟友转向其他项目。平肖放弃了合作组织的任务，麦卡锡先后担任工业关系委员会的主任、战争期间食品管理局的职务，曾作为进步思想的民主党候选人竞选参议员，但没有成功。正如崇拜德国的进步人士在1914年发现的，大西洋纽带是双刃剑，它既可以给改革政治以力量，也可以让它们特别易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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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68 但普伦基特和爱尔兰已经做了不少，把合作社思想注入到美国进步人士的核心议题中。对于重要的农业专家圈子来说，农业问题现在似乎不是市场存货过多、土壤枯竭或者租种别人土地，而是不充分的社会形式和集体努力。公开的问题不是农业进步人士是否要共同努力推动合作社理念在美国的发展，而是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否能够让合作社实践不偏离方向，掉进周围的资本主义或者个人主义野心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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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0 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考验发生在农场信贷方面。信贷问题一直是农村政治的痛处。因为远离大银行，受到商人和小城镇银行地方信用垄断的控制，常常陷入债务危机，农民针对现存信用体制怨声载道。乡村利率很高，尤其是在银行业不发达的南方，长期的、分期偿还的抵押贷款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农民借两年或者五年期的贷款，许诺在规定日期一次还清贷款和利息。考虑到农业价格和收入的变幻无常，事实往往不能如此。对于美国农民的许多需要来说，如果欧洲的农业信用合作社能够超越政治和法律差异成功地进口到美国，那简直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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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2 这时候，中间人戴维·鲁宾出现了。他是萨克拉门托市标新立异的商人，如果他出现在美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自学的欧洲专业知识不那么重要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他会默默无闻。此人出身于纽约正统犹太人家庭，十多岁就来到加利福尼亚闯天下。和同父异母兄弟哈里斯·韦恩斯托克一起，他创办了不二价、不赊账的纺织品店。在1880年代到圣地的旅行中感染了对农业的热情，这兄弟俩在资产中添加了加州中部的水果农场。韦恩斯托克加入加州进步政治，开始满世界寻找调解劳工纠纷的方法，并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美国工业关系委员会九人小组的一个席位。到处旅行的鲁宾也到了欧洲，但是他心里想的是农产品价格偏低这一难题。[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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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4 相信只有让粮食和市场信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才能让农民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赶上运输和金融托拉斯，鲁宾敲了欧洲各地的门，终于在意大利国王那里找到了新国际农业机构的赞助者。1908年他把该机构的总部设在罗马，开始深入体会欧洲进行的一代农业改革的成果。因为自己控制着一个传单印刷厂，有大概五万个农业组织的通讯录，有数不清的《圣经》语录和道德寓言，加上自学成才经济学家的信心，他开始向美国同胞宣传自己发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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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6 像市场一样，信贷处于农民困境的中心。鲁宾明白，只要农民一直是土地多，现金少，他们就不能和拥有流动资金的人进行充分的竞争。他如饥似渴地研究赖夫艾森和舒尔茨·德里奇的合作社、意大利的信用银行。但是抓住鲁宾想象力的是更具异国风格的普鲁士“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Landschaften）。作为普鲁士国家组织和管理的土地所有者协会，“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实际上是农民或地主联合抵押借款的机构，土地所有者通过它把拥有的财产集合起来，从而具备跟私人抵押银行讨价还价的能力。按合作运动的英国工人阶级先驱的原则，“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不是真正的合作协会。它根源于从前的社团主义，国家作为他们的管理人，没有假装内部民主。但是出于一位推销商那种迫切合并的愿望，鲁宾认为“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体现了合作造成的经济奇迹。农民不用一个一个到当地银行请求贷款，鲁宾想象美国农民协会在全国范围投资市场海洋上流动金灿灿的土地抵押证券，以股份公司那样的规模和自由来运作，把静止的、潜在的土地价值变成“流动的资金”。他说，“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代表了美国方式的信贷，农民版本的“美国企业合并、美国公司、美国信托”。[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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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78 鲁宾把他的思想，即农民脚下实际上就有无限的信用，带到1912年4月纳什维尔举行的南方商业大会上，激发了代表们派调查委员会亲自看看欧洲农村信用体制运作情况的强烈愿望。结果，美国的“欧洲农业合作和农村信用委员会”是那个时代跨越大西洋政策考察的最不寻常的机构。在鲁宾的领导下，大约120个美国人在1913年夏天结队来到欧洲，他们中几乎一半是南方人。鲁宾带领委员会成员到赖夫艾森位于科布伦次附近的老家朝圣。（华盛顿的代表充满热情地说“凭空弄到数百万美元”。）但是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聆听政府官员和农业专家的代表发言，就像组成了庞大的陪审团在聆听证言一般——欧洲的专家知识集中起来让美国普通人来评判。[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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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0 在促成委员会结论的斗争中，大西洋两岸的竞争者竭力争夺优势地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试图抢先占有这个议题，通过对欧洲农业信用体制的官方报告，虽然赞美赖夫艾森合作社和“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但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联邦行动来推广任何一种模式。伍德罗·威尔逊在委员会动身前夕上台，派遣了另外一个代表团随同前往，随后紧张地又派出另一个，更冷静和谨慎地探讨同样的领域。[660]对鲁宾没有好感的普伦基特激烈游说要扩展调查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土地抵押贷款问题，并把旅行日程从意大利和德国改为丹麦和爱尔兰。当委员会最后终于来到都柏林听AE（乔治·罗素）和普伦基特的演讲时，普伦基特无法掩饰他对“半官方半政治的旅游者组成的超级机构”的沮丧。[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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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2 实际上，委员会的结论本来能够让普伦基特高兴的。多数人报告说欧洲农业“惊人的”事实是地方合作社的网络。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合作社已经带来了农业繁荣，甩掉了欧洲农民落后的俗套观念。合作社占据欧洲农民商业活动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成为“西欧农业经营的特征”。尽管委员会多数并不缺乏具体的建议，但欧洲压倒一切的教训是教育。农村复兴首先要通过让乡村弥漫合作“精神”，有“社会秩序”的理想，“生存斗争将让位于工人的兄弟情谊：依靠共同努力获得生活富足的人们将本能地首先想到集体，其次才想到自己”。[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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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4 委员会的少数派规模很小，但是其不同意见异常尖锐。美国农民因为种族、宗教、习惯和欲望而分裂为多个团体，完全没有欧洲的互助基础。他们没有永久定居下来，形成足以监督各自性格和信用的密切的相互关系。和欧洲农民不同，美国人“野心勃勃，欣赏个人主义，渴望获得财富和成功”。他们天生就是“商人”，“对分担别人的财务负担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总而言之，美国农民是资本家，他们坚持认为和欧洲的对比没有比这更突出的了。[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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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6 如果说美国农民的性格是接踵而至的辩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合作社的自助与国家资助的关系。鲁宾支持“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模式，把联邦政府拉进来作为抵押贷款的最后担保人。激进的农业组织则要求没有欧洲那些复杂中介参与的、直截了当的政府贷款。伍德罗·威尔逊威胁说要否决任何为农民提供特别补贴的法案。普伦基特坚持合作协会必须从相邻社区自下而上形成，鲁宾认为合作社的天才在于在上层开发投资基金。[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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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88 在这些原则的不和谐声音中，国家资助的鼓吹者更好地抓住了欧洲历史经验。正如所有美国人的报告都承认的，欧洲任何地方的农业复兴都靠集体自助、慈善活动和国家资助的复杂组合所推动。如果不是国家资助买下爱尔兰地主的土地，如果没有德国农业关税和国家资助的中央银行给予地方信用合作社所需的流动资金，如果没有爱尔兰农业组织协会早年的半官方地位，美国人看到的画面将是无法想象的。问题的核心不在于选择立场，而在于找到一种有效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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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90 美国的平衡法案——欧洲经验和自身发明的复杂结合，终于在1916年在威尔逊迟到的同意后获得通过。在新特许的私人土地银行体系之外，《农业贷款法案》确立了区域抵押银行的准公共体系，其贷款不是给予农场主，而是给予农场主的贷款协会。农民们组成这种协会，认可其成员的信用可靠性，愿意承担集体风险的因素，就有权得到长期的、分期偿还的、欧洲式的抵押贷款。而银行把抵押贷款转变成债券，在市场上推销给私人投资者。这是鲁宾的“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体系，联邦投资担保显得头重脚轻，不过能看出它的起源。但是在农业贷款法案的起草者眼中，抵押债券不过是开头而已。他们相信在强制性的农业贷款协会周围将会出现一批不断扩大的专门化农民合作社，比如短期贷款、营销、储存和加工等，就像膨胀的晶籽周围的结晶体。因为心里有欧洲农业复兴的经验，《农业贷款法案》的起草者把农村信用问题和农村社会组织问题结合成一个巧妙的整体。[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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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92 从农民迫切利用法案提供的条件这点来看，1916年的《农业贷款法案》一下子取得了成功。批评家们预测其合作机制将成为空文，结果却相反，在法案的推动下出现了大约3400个农业贷款协会。到了1929年，依据该措施已经发放了超过10亿美元的农业贷款。但是那些担心美国农民是否能履行合作理想的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让人担心的战争金融气候下，加上法案是否违宪这个不确定性，通过出售合作抵押债券接通几乎取之不尽的私人投资资本宝库的承诺几乎一下子烟消云散了。私人投资者发现在新的抵押体制下没有利润可图，所以把钱投资到其他地方，让联邦政府财政部为该体系提供资金支持。[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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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94 在地方层次上，《农业贷款法案》的承诺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更大。因为像精于算计的商人眼睛盯着不同的利息，农民很乐意建立必不可少的农业贷款协会，将现存的私人抵押贷款换取便宜的长期的公共贷款。但是他们对于贷款协会的民主管理没有同样的兴趣。许多任命地方银行家和商人作为协会的经理。法案的推动者曾经设想的作为农业贷款协会副产品的短期合作信用社没有能够变成现实。如果新的农村社会秩序的潜力确实休眠于农村，单单一个联邦法案和大量的公共贷款并不能让新社会秩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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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96 农民合作社运动的高潮实际上出现在1920年代，看起来非常接近国家补贴的资本主义，共和党政策制订者和企业家组织者结为同盟。有效的组织引擎不是扎根地方的赖夫艾森合作社、小规模的合作乳品厂，或者村里的合作商店，而是区域性的大规模营销合作社，把农民的产品收拢在统一的标签下，集体与运输公司、中间商讨价还价。这种形式的供销合作社是大西洋范围的普遍现象，丹麦1914年出口的黄油中五分之一都是通过农民出口协会完成的。[667]但是任何地方的营销合作社都没有美国的这么繁荣或有这么大的经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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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698 用这种方式成功组织起来的第一批农民是加利福尼亚果农。到了1917年该州橙子的三分之二是通过加利福尼亚水果种植者协会出售的。受到战后共和党政府的鼓励，合作营销在1920年代初蓬勃发展。1923年的《农业信用法》把政府短期贷款直接交给营销合作社。1922年的《卡珀—沃尔斯特德法》（Capper-Volsted Act）给予了农业合作社免受反垄断指控的特权。1926年的《合作销售法》免除了它们的联邦营业税。在商务部，赫伯特·胡佛把营销合作社作为他农业项目的核心内容，部分原因是试图避开要求直接价格支持的压力，但同样因为胡佛在它们身上看到了高效的现代公司的影子。胡佛认为，就像企业式组织从工业资本主义早期的“极端个人主义”中创造公司秩序一样，企业式营销合作社在国家适度的鼓励下，也能为农业做同样的事。[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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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00 在胡佛的社团主义理想外还必须加上美国农民组建农业卡特尔的迫切愿望，实际上也是赶繁荣潮的幻想。如果反托拉斯法的赦免给予农民合作社像工会那样的地位，那么主要的合作社组织者兜售的远景实际上就是垄断优势的梦想。这些野心的最有力支持者是加利福尼亚合作体制的法律设计师，也是鲁宾—韦恩斯托克家族纽带的另一个成员，阿伦·萨皮罗。他是个有才华的福音派教徒，从得克萨斯的棉花地到南方的烟草区到处传播集体控制农产品价格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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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02 萨皮罗工作的短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1923年到1926年营销合作社蓬勃发展的最高潮，美国烟叶生产的一半是通过一两个烟草协会营销的。虽然棉花从来没有被控制得这么好，在该运动的高潮时期，一百多个棉花营销合作社也拥有棉农30万人。正如萨皮罗坚持认为的，这就是大企业规模的商业农业。它的成功秘诀不是地方或者民主互助主义而是价格控制。萨皮罗态度谨慎：除非通过和成员签订有约束力的长期协议而形成稳固的市场地位，有希望获得至少一半的农产品，否则这种项目就不值得做。大合作社的权力被牢牢地控制在高层。总而言之，农业合作社是通过穿上大企业托拉斯的外衣在美国兴起的。[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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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04 在某些方面，这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和功能的借用，是我们现已熟悉的时机选择的后果。19世纪欧洲的合作社在经济领域的最初立足地只是被商业利益轻微占据。德国信用合作社是在商业银行不愿意经营的领域找到机会的。在爱尔兰，乳品合作社是利用了乳品生产上的技术革命。到了20世纪初期，当美国的运动最终开始兴起时，可利用的经济空间已经大幅度缩小，对抗性力量的组织性更强了。这种情况下，烟草种植者卡特尔密切模仿烟草加工者的寡头垄断，或者加利福尼亚水果、干果种植者卡特尔模仿他们所面对的铁路的规模和市场地位，就没有什么可吃惊的了。因为控制地方政治的当地商人成功阻碍农业推广员鼓励地方合作社的开展，合作社在地方层次上软弱无力，只好从上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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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06 如果迟到是美国农业合作社结构头重脚轻的部分原因的话，更大的原因在于农民自身的野心。在紧要关头，多数农民关心的主要是价格，对合作社不感兴趣，只想控制市场而不考虑身边可持久的合作社劳动。在美国，让人恼火的是，合作社和资本家协会的界限是漏洞百出的。合作乳品厂和粮食加工仓库并不自动把成员限制为农民群体，它们由合作社本来打算取而代之的中间商和资本投资者来管理，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由这些人发起的。许多地方农业合作社如果不是在法律框架下享受的一些特权，根本无法和商业企业区分开来。[670]在地方层次上民主管理非常欠缺，区域性营销合作社甚至连假装的民主管理都懒得去做。在最急迫的时刻，当农业卡特尔挣扎着要保证成员不至于过早廉价出售时，他们竟然堕落到使用暴力和威胁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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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08 许多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社不是梦想着逃避价格体制而是想控制价格，结果反而成为市场变化的牺牲品。1926年烟草合作社在控制市场方面求之过急而失败，合作社解散造成数千会员的流失。到了1927—1928年，它们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棉花营销合作社的命运随着棉花价格的起伏而动荡不定。到了1927—1928年，其成员已经下降到“萨皮罗主义”高潮时期的一半。小规模的合作社反而更好地幸存下来。在1913年美国拥有3,000个农业合作社，到了1927—1928年间有11,000个，其中一半仍然位于中西部北方。芝加哥联合屠宰场接收的牲畜的一半都是由它们集体运送的。美国奶酪的近三分之一是它们生产的。它们的粮食仓库分布在北方平原州各地。[671]带着戏剧性兴衰传奇的诱惑以及光鲜的商业化的美国外衣，合作社进入了乡村，在美国心脏地带存储下欧洲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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