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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合作社适宜对外输出的可塑性特征同样也意味着：任何地方的合作社实际上都是其周围政治文化的敏感试验。形式上的灵活性促使合作社思想与比利时的社会党政治、与19世纪德国赖夫艾森的道德提升项目、与AE（乔治·罗素）的爱尔兰诗歌联姻，在美国却让合作社理念遭遇到周围的商业野心。移植到美国的过程中挤掉了合作社反对资本家的冲动，放大了它贪婪的欲望。美国很容易地拥抱了合作的形式，却抛弃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理想。美国文化把本来要改造它的催化剂给吸收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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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岛屿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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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些通过进步人士眼光看待欧洲农业的人来说，新旧世界农村生活最引人注目的对比不可能从欧洲日常的合作社中找到。实际上，差别在定居模式本身。大西洋两岸观察美国和欧洲乡村的人士不会看不到其中的差别。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欧洲乡下就像一系列的小村庄。人们从一个村子越过土地或者牧场边界到另外一个。每个村子都是一个密集的结点，围绕着教堂或者市场挤在一起的农民房屋和弯曲的街道。与这种集中在一起的居住方式不同，美国乡村极其分散的农庄确实是突出的例外。欧洲乡村的空间设计让人看到就是纽带和义务。美国模式等于是个人主义的视觉语言：每个农家都被相连的大片土地包围，每个农场主就是自己私人领地的国王。[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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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常出现的情况，眼睛往往夸大了现实。欧洲农村的聚落形式像美国的任何地方一样，可能是激起怨愤的温床，也可能造成迅速的暴力冲突。相反，美国乡村分散的农场掩盖了相互之间的社会纽带——一方面是互助性联系，如相互借东西、一起干活、星期天拜访：另一方面是强制性联系，如地主所有制和种族控制等。[673]在大西洋两岸，地方性的例外总和主导性模式不同。欧洲也存在分散的农村居住区，在美国也存在集中的农村居住区：犹他州沙漠中摩门教徒的四平方英里居住区，是心里想着上帝的纪律建成的：新英格兰的曾经非常繁荣的农业村庄的残余：阿巴拉契亚谷地和山凹的没有计划的集中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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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变化，欧美农村对比仍然是明显的。美国乡村存在大量的城镇——商业中心点，有商店、农产品运输设施、信贷和农业用具中心、雄心勃勃的小镇资产阶级。但是大部分农民并不住在这里。由于边疆区域的不断移动、便宜且很容易转让的土地、故意设计的联邦宅地法案等政策，加上方便的铁路，使得农民居住得很分散。这里的主导模式是趋向分散、保持距离和独立。从大西洋角度看，美国乡村的反常之处是农民没有居住在可以亲密交流和日常合作的距离内，甚至不在相互能听见喊叫的距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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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美国人很骄傲地承认这点。对于共和国的海外游客来说，老式集中居住的农村是旧世界落后的证据。被贵族的广袤土地包围在中间，以便牧师和庄园主代理人能够更严厉地发号施令，农民紧凑的村庄似乎在表明欧洲权力不平等的普遍现实。美国南方获得解放的奴隶在1865年后尽力逃脱原来那种农业模式，拉着他们的棚屋来到田野里。一个美国人在1890年代抱怨说，欧洲乡下小村庄“拥挤在弯曲街道上的可怜的两层房屋”，离农民干活的田地步行两三英里的距离。在许多美国观察家看来，这是落后的、没效率的、不民主的、荒唐的。[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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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进步人士对于社会和政治敏感性的重新评价中，农村改革者开始怀疑以无序的洛克式个人主义为特征、沿着地平线一个接一个农场推进的美国模式，感到是深陷在过去泥淖中的模式。弗里德里克·豪威在1919年提出批评，说美国农村的主导设计是“无政府、无组织、无确定性，不利于社交活动，让人感到孤单，缺少所有正常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的东西”。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农村社会经济学教授E.C.布兰森1923年在德国南部写到，美国乡村的“致命”缺陷在于其“孤立的农庄”、普遍的“孤独”、缺乏真正的农村“共同体”。美国乡村地广人稀更加强了农民经济和政治上的无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下鼓吹经济合作简直等于在迎着草原大风吹口哨。要真正复兴农村意味着为欧洲农村最持久的习俗之一找到它的美国新形式。[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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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农业进步人士不是第一个宣扬更集中定居点的必要性的人。对美国农村的考古会发现各种形式的更加集中的农村居住区私人实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宗教纪律、乌托邦政治和不动产投资等。那些鼓吹重新集中的农村的进步人士继承了先例，但又有所不同。他们计划中的乡村群体是世俗的、科学的，不是教会的、乌托邦的。他们的目标是从许多微薄的财产中创造出集体的民主力量的新利息。因为农村的健康如此依赖它，仅有私人理想主义发动机是不够的，这一次，国家将成为规划中的农村社区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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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村生活专家中的许多人认为，重新改造农村生活物质框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完全排斥这种想法。但是通过在西部山区、干旱的澳大利亚、普鲁士东部平原、加利福尼亚中部等地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水资源和土地政治，为农村居住区制定新物质框架的想法甚至也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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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农村定居点这一思想的关键人物是灌溉工程师、自学成才的社区规划师艾伍德·米德。1920年代初期的肖像显示他是个温雅的、慈父般的人物，和1920年代典型的商人不容易区分开来，除了他缺少一只胳膊之外，那只胳膊是在一次电车事故中失掉的。米德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南部，在他家的农场长大，在第一次有机会时就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希望将来当土木工程师。1880年代末期他在怀俄明州找到土地工程师的工作。在土地开发和矿山开采都依赖供水的西部州，工程师的主要工作是争夺水权，这是19世纪末期各种竞争性主张、怪异的野心和明目张胆的欺骗的渊薮。溪流沿岸土地所有者觉得可以自由宣布他们能想到的任何东西作为潜在的水需求，竞相往上游走要胜过对方的水权主张，然后把投机的灌溉开发卖给运气不好的农场购买者。这种体制让讲究秩序、努力工作的米德非常恼火，他帮助怀俄明州修改宪法，赋予该州比西部其他地方都更广泛的水资源裁判权。米德从这个工作开始了作为灌溉和公共土地政策专家的生涯。被胡佛大坝围起来形成的米德湖是他最持久的遗产。胡佛大坝是在他1924年到1936年去世期间作为美国垦务局局长主持建设的工程。相应地，米德的灌溉工作让他成为农业定居点建设的专家。他成为美国国家推动的农村建设的最显赫鼓吹者、新政居住区建设的祖师爷。但所有这些都要求收集美国以外的经验。[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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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米德迂回旅行的驿站。1907年担任维多利亚州河流和供水委员会主席后，米德在澳大利亚待了八年，负责落后干旱地方的水资源开发。他继承下来的灌溉工程其实是1880年代来自美国人的灵感。土地是19世纪澳大利亚最变化无常的政治议题。大牧场主中的许多人是本世纪初擅自占地者，他们控制着落后地区。而土地激进分子对土地垄断表现出亨利·乔治式的怒火。迫切需要替代性的定居点模式，想改革的州政府派一个委员会在1885年到加利福尼亚考察加州如何使用集约的灌溉农业逐渐取代了绵羊牧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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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考察的加州灌溉开发是私人的投机行为。维多利亚州政府借鉴了目的，改变了手段，把这个想法转变成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大坝和干道运河，以此把墨累河盆地变成小农场聚集区域。取得政府投入是与澳大利亚政治倾向相一致的。因为缺乏定居者也缺少私人资本，世纪之交的澳大利亚人热切渴望政府推动的投资来帮忙，这种愿望比其他任何说英语的国家都更强烈。高关税壁垒、对非白人移民的限制、慷慨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进步的劳工保护法律、公共推动的定居点等都是澳大利亚“殖民国家主义”的组成部分。[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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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刚来时的问题是干道运河的水白白流走，田地里却没有水，国家投资几乎完全没有回报。拥有与运河毗连土地的牧场主和小麦种植者没有兴趣为了更集约的农业生产开发他们的土地：都市工人阶级虽然对土地垄断者感到愤怒，也对精耕细作的农业没有实际兴趣。当时的批评家和后来人都曾提出谨慎的做法是把投资当作打水漂了，承认这是个代价高昂的错误。但是米德有更大的野心并且能使得别人栩栩如生地看到美妙的梦境，就像他们自己在做梦一样。提高针对放任土地干旱不灌溉的土地所有者的税负，米德的机构买断他们的大片土地，再分成小片，开辟灌溉小渠，建造房屋，种植庄稼，从欧洲招募移民来此耕种，并为他们提供占售价大部分的贷款和适当的管理以确保这些人有效地使用土地。[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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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诋毁者声称他试图把加利福尼亚的模式生搬硬套在一个地方，这里生产的众多水果和蔬菜可能卖不出去。米德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放牧的澳大利亚，称其为“巨大内陆阴森森的孤独”。他看待澳大利亚就像看待怀俄明一样，非常憎恶土地投机者。如果他这种思想不等同于单一税信徒，至少非常接近单一税倾向，他迫切希望看到土地最大限度地充分使用。但是如果米德从美国西部引入了某些土地政治的内容，他也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更遥远的观念。他在1903年夏天到意大利的波河流域考察，对意大利小农场主们有能力用最少的水权诉讼去经营复杂的灌溉合作社印象深刻。1910年他对欧洲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考察，一方面是要在潜在的移民中推销到澳大利亚定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要看什么样的优厚条件能够吸引精耕细作的欧洲农业生产方式在墨累河盆地上扎根。他从普伦基特馆到丹麦到处寻找欧洲的模式，要阻止人口从土地流失。在米德看来，印象最深刻的是德国“家园聚居委员会”，该机构用民族主义的巨大努力防止东普鲁士的破产农庄落入波兰购买者手中，买断大量的产业后，把德国小农场主迁往那里，并为他们提供种子、房屋、工具和专家帮助。[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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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的政治环境，连同米德在欧洲学到的东西，造就了他花费下半辈子时间去宣扬的事业。在1910年他写到，他在维多利亚州开始的工作在美国“肯定被称作疯狂的社会主义”。澳大利亚国家不仅拥有铁路而且有冷冻运输车、冷藏库，能很方便地让农民接近世界市场：如果罢工导致铁路线缺少燃料而面临关闭的威胁，国家只需购买自己的煤矿就行了：国家还拥有储蓄银行、森林、街道公交系统。在此背景下，推广公共农业定居点没有一点矛盾，十分吻合。[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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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返回加利福尼亚担任加州大学乡村制度教授后，米德很快进入进步政治圈子，随身带来了澳大利亚的国家观念。和从前任何时候一样，土地仍然是关键问题。因习惯于利用花哨的广告宣传、农民的无知、水供应方面似是而非的信息，州私人土地开发公司再一次成为引起争议的内容。在土地开发公司把没有价值的边角料土地卖给新移民买主的威斯康星，理查德·伊利的圈子正在制订计划让州委员会管理土地开发企业。在加利福尼亚，米德说服加州联邦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商人进步人士支持对中央山谷更有秩序开发的大胆方案。正如在维多利亚州一样，展示的土地开发工程是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的。哈里斯·韦恩斯托克促成米德被任命为新的“州定居点和农业信用委员会”主席。经过两年大力的游说活动，立法机关批准了土地聚居的想法。米德通过在伯克利的办公室的繁忙通信监督这项工作。由140个家庭组成的乳品业聚居区1918年在奇科附近的达勒姆成立。第二个更大的农村聚居区1920年在圣华金河谷的德尔亥启动。如果米德的计划顺利实施，很快还会出现至少五六个聚居区。[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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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州土地委员会工程总结了米德的澳大利亚项目，它的成功米德一有机会就大吹大擂。州土地开垦协会购买土地，把它重新分割成10到60英亩的小农场，修整和挖沟以便进行灌溉，挑选最有希望的申请者来使用，为他们提供长期的抵押贷款，并种上头一茬庄稼：所有这些都在定居者得到土地之前完成。但是在两个方面，加利福尼亚的做法和米德的墨累河项目不同，这都触及了美国进步政治深层的紧张关系。第一个是该项目集中了大量来自大学的专家，教授们蜂拥到两个聚居区来就像警惕的母鸡。加州大学土壤科学家推荐聚居区的地点，州建筑师设计房屋和农庄，加州大学一位畜牧学教授挑选要饲养的动物，大学培养的常驻农场经理提供日常贷款和农业建议。[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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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第二个创新是更加精心开发的社区概念，这在澳大利亚是没有尝试过的。在维多利亚州，米德的“密集居住区”项目是分散的、填充式的项目。然而在德尔亥、达勒姆则是集中起来的小农场，其设计就是要展现集中在一起的合作优势。为两个聚居区制订的纸上规划包括了符合最先进的城市规划思想的社区中心。达勒姆的规划包括会议大厅、学校、游泳池、网球场、永久的家畜展示厅：在德尔亥，小农场尽头以规划的村中心为桩固定。虽然从空间上看，聚居区的固定桩是社区活动中心，但是从经济上说，聚居区的关键机构是强制性的农民合作社。种子、机器、牲畜都是通过合作社购买，牛奶通过合作社销售，牲畜饲养受合作社管理，农民的自我管理也是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合作、大学专业知识、澳大利亚“殖民社会主义”、高度关心的家长制作风（来自米德和常驻管理者）、少量类似经济民主的东西，以及长期存在于进步人士心中的社区理想等都融入了这样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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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过高估计1918年和1921年间的这种组合所引起的关注。几十个代表团心中想着20世纪农业的命运，前来参观达勒姆整齐规则、点缀着一座座平房和高大橡树的农场土地：或者参观德尔亥的竭力抗衡牧羊场吹来的风沙的果园、葡萄园、花园。在澳大利亚，米德提供了国家规划的土地居住区作为打破大牧场主垄断土地的手段，让国家在大坝和运河上的投资发挥效益。在美国，米德通过大量的文章和演讲，用另一番说辞来描述聚居区：作为农村阶级关系全面危机的解决办法。米德坚持说，农场主拥有土地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传统农场生活的单调和孤独，农场的孩子逃向城市，他们家的土地被资本充足的投机者以下一代拓荒者出不起的价格攫取，然后再租给新的佃农。随着20世纪初期美国佃农数量的上升，米德的焦虑也被提升到更广泛、更紧迫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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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还在这种重新封建化的乡村图画上添加了种族主义倾向。当时英裔加利福尼亚人对德尔亥的孩子和附近日裔美国人农家孩子上同一所学校这个传言反应强烈，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支持下举行抗议：米德从前的澳大利亚同事坚持限制亚洲移民：德国人要让德国农民重新拥有东普鲁士土地的工作也很早吸引了他的注意。米德的种族主义虽然并不比这些人更厉害，但毕竟还是很强烈的。米德抱怨说从家庭农场流出的人口是“美国人”的撤离，地主招募来填补空缺的佃农是墨西哥人、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更加让土地管理委员会看到这一问题紧迫性的是，紧挨着德尔亥聚居区北边出现了一个私人支持的日裔美国人农业聚居区，这里有工作勤奋的小农场主和社区范围的合作社。[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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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是白人世界的边疆。”米德在1920年对旧金山听众说。到达勒姆、德尔亥申请土地的黑人被支往别处：看到德尔亥广告上写“全美国人”的社区，看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海报置于村中心最醒目的地方，亚洲裔美国人知道怎么回事，根本就不去申请。但是重新把“白种”美国人吸引到农场来不光需要种族意识。米德坚持说，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是新边疆的出路，要让它发挥经济效益就需要国家指导加上完全不同于“从前无计划的个人主义农村社会”的合作社。原始的乡土主义、世界范围政策潮流的国际呼吁、乌托邦主义和警惕全结合在一起。加州土地管理委员会的聚居区不仅仅是开垦试验，还是未来的潮流，是“新社会机体”模式和“更好的新农村文明”。[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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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米德项目的战争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加州的努力在1918年夏天刚刚开始，米德就被招募到了华盛顿特区，那里对转业军人经济未来的焦虑感很强烈。米德促使把他的标记贴在战争集体主义情绪挫败时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官方重建计划上。在劳工部，弗里德里克·豪威和路易斯·波斯特已经在进行部分模仿劳合·乔治的大型战后公共工程计划，要用政府支持的农村定居点来吸收没有工作的人。在内政部，部长富兰克林·K.莱恩正兜售一个在西部垦区工程中由政府资助建立士兵定居点的项目，用来吸收无地的、垂头丧气的、可能发生暴动的转业士兵。米德的贡献在于说服莱恩改变了观念，从在无主的公用土地储备中划拨土地奖励个人，转变为建立有规划的集中定居点。由于豪威和米德的宣传工作，加上莱恩的游说和接近百万份的内政部传单（“嗨，你想拥有在农场的家吗？”），内政部军人聚居区项目让重建旗帜一直飘扬到1920年。对战争军人有特别优惠的德尔亥定居点成为这个想法的第一批受益者。[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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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建议多么宏伟，国家支持的军人农垦村的试验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认识到离开故乡的老兵不是莱恩想象的布尔什维克火种，人们很快开始反对这个计划。克拉伦斯·坡和《进步农场主》一样站在农村居住区一边，但是在已经拥挤的市场中添加政府资助的竞争这一威胁，让多数农民和他们在国会的盟友反对这个项目。随着1920—1921年战争推高的农产品价格出现暴跌后，这种反对的声音就更加激烈。[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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