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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42 澳大利亚的政治环境，连同米德在欧洲学到的东西，造就了他花费下半辈子时间去宣扬的事业。在1910年他写到，他在维多利亚州开始的工作在美国“肯定被称作疯狂的社会主义”。澳大利亚国家不仅拥有铁路而且有冷冻运输车、冷藏库，能很方便地让农民接近世界市场：如果罢工导致铁路线缺少燃料而面临关闭的威胁，国家只需购买自己的煤矿就行了：国家还拥有储蓄银行、森林、街道公交系统。在此背景下，推广公共农业定居点没有一点矛盾，十分吻合。[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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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44 1915年返回加利福尼亚担任加州大学乡村制度教授后，米德很快进入进步政治圈子，随身带来了澳大利亚的国家观念。和从前任何时候一样，土地仍然是关键问题。因习惯于利用花哨的广告宣传、农民的无知、水供应方面似是而非的信息，州私人土地开发公司再一次成为引起争议的内容。在土地开发公司把没有价值的边角料土地卖给新移民买主的威斯康星，理查德·伊利的圈子正在制订计划让州委员会管理土地开发企业。在加利福尼亚，米德说服加州联邦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的商人进步人士支持对中央山谷更有秩序开发的大胆方案。正如在维多利亚州一样，展示的土地开发工程是直接由政府机构运作的。哈里斯·韦恩斯托克促成米德被任命为新的“州定居点和农业信用委员会”主席。经过两年大力的游说活动，立法机关批准了土地聚居的想法。米德通过在伯克利的办公室的繁忙通信监督这项工作。由140个家庭组成的乳品业聚居区1918年在奇科附近的达勒姆成立。第二个更大的农村聚居区1920年在圣华金河谷的德尔亥启动。如果米德的计划顺利实施，很快还会出现至少五六个聚居区。[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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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46 在很多方面，州土地委员会工程总结了米德的澳大利亚项目，它的成功米德一有机会就大吹大擂。州土地开垦协会购买土地，把它重新分割成10到60英亩的小农场，修整和挖沟以便进行灌溉，挑选最有希望的申请者来使用，为他们提供长期的抵押贷款，并种上头一茬庄稼：所有这些都在定居者得到土地之前完成。但是在两个方面，加利福尼亚的做法和米德的墨累河项目不同，这都触及了美国进步政治深层的紧张关系。第一个是该项目集中了大量来自大学的专家，教授们蜂拥到两个聚居区来就像警惕的母鸡。加州大学土壤科学家推荐聚居区的地点，州建筑师设计房屋和农庄，加州大学一位畜牧学教授挑选要饲养的动物，大学培养的常驻农场经理提供日常贷款和农业建议。[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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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48 米德的第二个创新是更加精心开发的社区概念，这在澳大利亚是没有尝试过的。在维多利亚州，米德的“密集居住区”项目是分散的、填充式的项目。然而在德尔亥、达勒姆则是集中起来的小农场，其设计就是要展现集中在一起的合作优势。为两个聚居区制订的纸上规划包括了符合最先进的城市规划思想的社区中心。达勒姆的规划包括会议大厅、学校、游泳池、网球场、永久的家畜展示厅：在德尔亥，小农场尽头以规划的村中心为桩固定。虽然从空间上看，聚居区的固定桩是社区活动中心，但是从经济上说，聚居区的关键机构是强制性的农民合作社。种子、机器、牲畜都是通过合作社购买，牛奶通过合作社销售，牲畜饲养受合作社管理，农民的自我管理也是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合作、大学专业知识、澳大利亚“殖民社会主义”、高度关心的家长制作风（来自米德和常驻管理者）、少量类似经济民主的东西，以及长期存在于进步人士心中的社区理想等都融入了这样的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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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50 很难过高估计1918年和1921年间的这种组合所引起的关注。几十个代表团心中想着20世纪农业的命运，前来参观达勒姆整齐规则、点缀着一座座平房和高大橡树的农场土地：或者参观德尔亥的竭力抗衡牧羊场吹来的风沙的果园、葡萄园、花园。在澳大利亚，米德提供了国家规划的土地居住区作为打破大牧场主垄断土地的手段，让国家在大坝和运河上的投资发挥效益。在美国，米德通过大量的文章和演讲，用另一番说辞来描述聚居区：作为农村阶级关系全面危机的解决办法。米德坚持说，农场主拥有土地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为传统农场生活的单调和孤独，农场的孩子逃向城市，他们家的土地被资本充足的投机者以下一代拓荒者出不起的价格攫取，然后再租给新的佃农。随着20世纪初期美国佃农数量的上升，米德的焦虑也被提升到更广泛、更紧迫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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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52 米德还在这种重新封建化的乡村图画上添加了种族主义倾向。当时英裔加利福尼亚人对德尔亥的孩子和附近日裔美国人农家孩子上同一所学校这个传言反应强烈，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支持下举行抗议：米德从前的澳大利亚同事坚持限制亚洲移民：德国人要让德国农民重新拥有东普鲁士土地的工作也很早吸引了他的注意。米德的种族主义虽然并不比这些人更厉害，但毕竟还是很强烈的。米德抱怨说从家庭农场流出的人口是“美国人”的撤离，地主招募来填补空缺的佃农是墨西哥人、日本人、中国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更加让土地管理委员会看到这一问题紧迫性的是，紧挨着德尔亥聚居区北边出现了一个私人支持的日裔美国人农业聚居区，这里有工作勤奋的小农场主和社区范围的合作社。[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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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54 “加州是白人世界的边疆。”米德在1920年对旧金山听众说。到达勒姆、德尔亥申请土地的黑人被支往别处：看到德尔亥广告上写“全美国人”的社区，看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海报置于村中心最醒目的地方，亚洲裔美国人知道怎么回事，根本就不去申请。但是重新把“白种”美国人吸引到农场来不光需要种族意识。米德坚持说，精耕细作的灌溉农业是新边疆的出路，要让它发挥经济效益就需要国家指导加上完全不同于“从前无计划的个人主义农村社会”的合作社。原始的乡土主义、世界范围政策潮流的国际呼吁、乌托邦主义和警惕全结合在一起。加州土地管理委员会的聚居区不仅仅是开垦试验，还是未来的潮流，是“新社会机体”模式和“更好的新农村文明”。[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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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56 闯入米德项目的战争为他的观点提供了更广阔的背景。加州的努力在1918年夏天刚刚开始，米德就被招募到了华盛顿特区，那里对转业军人经济未来的焦虑感很强烈。米德促使把他的标记贴在战争集体主义情绪挫败时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官方重建计划上。在劳工部，弗里德里克·豪威和路易斯·波斯特已经在进行部分模仿劳合·乔治的大型战后公共工程计划，要用政府支持的农村定居点来吸收没有工作的人。在内政部，部长富兰克林·K.莱恩正兜售一个在西部垦区工程中由政府资助建立士兵定居点的项目，用来吸收无地的、垂头丧气的、可能发生暴动的转业士兵。米德的贡献在于说服莱恩改变了观念，从在无主的公用土地储备中划拨土地奖励个人，转变为建立有规划的集中定居点。由于豪威和米德的宣传工作，加上莱恩的游说和接近百万份的内政部传单（“嗨，你想拥有在农场的家吗？”），内政部军人聚居区项目让重建旗帜一直飘扬到1920年。对战争军人有特别优惠的德尔亥定居点成为这个想法的第一批受益者。[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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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58 不管建议多么宏伟，国家支持的军人农垦村的试验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认识到离开故乡的老兵不是莱恩想象的布尔什维克火种，人们很快开始反对这个计划。克拉伦斯·坡和《进步农场主》一样站在农村居住区一边，但是在已经拥挤的市场中添加政府资助的竞争这一威胁，让多数农民和他们在国会的盟友反对这个项目。随着1920—1921年战争推高的农产品价格出现暴跌后，这种反对的声音就更加激烈。[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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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60 米德的加州聚居区尤其没有做好应对1920年代初期农业衰退的准备。德尔亥的问题最严重。因为建在需要有昂贵的水泥管灌溉系统和管理成本的地方，只有马上销售掉土地才能补偿损失，德尔亥在价格下跌时就惨了。在1922年到1923年米德和德尔亥的农场管理者辛苦对付购买需求减弱的问题，发起宣传攻势，派遣招聘人员到东部寻找潜在的买家，试图通过能量和意志力对抗农业的普遍衰落。但是因为投资回报的前景不乐观，土地销售缓慢。当补充债券议题在1922年的投票中以微弱票数失败后，米德不再直接管理加州土地聚居区，接受了新南威尔士和巴勒斯坦的顾问任务。德尔亥定居者要求免除他们的贷款，加上内有战争老兵的支持而更加胆大，竟然把米德的肖像从社区大厅取下来挂在树上。当德尔亥定居者最终获得特殊优惠待遇后，达勒姆定居者提出法律诉讼要求得到同样的优惠。到了这个十年的末尾，州政府回到保守派政治力量的掌控中，注销了这两个陷入困境的聚居区，抛售它在米德“家长制”实验中的股权。[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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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62 但是典范聚居区的经济困难并没有耗尽规划农业聚居区的主张。这么紧密地交织了多股进步政治的农村理想，它的理论依据包含异常活跃的流动性，会根据众多变化的需要而重新建立起来。或许米德用中央集权的、澳大利亚式做法扭转了美国乡村生活改革者关心的内容，或许他重新社会化的农业前景是依靠专家管理和顾问而头重脚轻，或许他的“把政府放到农业上来”（他的敌人这样说）的主张隐含着公众代表们不愿意接受的过多成本和风险，或许他认为个人主义农业已经黔驴技穷的观点激起了农民的不满，但是，这么突出地模仿外国经验的米德聚居区实在是聚集了进步人士想象力中太多的内容，不可能被完全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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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64 因此，规划的农村聚居区的失败迫使它寻找更好的机会。米德曾希望农垦局接收这个项目。愿望受挫后，他在南部进步人士中又激起另外一拨支持者。其中一个就是与众不同的土地开发商休·麦克雷。此人自从1920年代初期一直在鼓动人们对一个私人融资的、农业化的“美国式莱奇沃思”的兴趣，它将在北卡罗莱纳州东部建设精耕细作的10到20英亩的环形农庄。麦克雷的“农村城市”工程拥有著名的进步人士加盟的顾问委员会（乡村生活委员会的克拉伦斯·坡、平肖、莱恩、凯尼恩·巴特菲尔德、阿尔伯特·萧、雷·斯坦纳德·贝克，米德本人也在其中），其选址计划由雷蒙德·昂温最好的美国朋友约翰·诺伦来做，其宣言指责说因为农村没有能满足现代“渴望社会和有知识伙伴”的需要才导致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可以说这是进步人士改造落后和原子化农村的梦想的另一个变体。[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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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66 米德给予1920年代末期发现他的南方进步人士的贡献，是接近农垦局基金的可能性，和一个仍在等待适当需求和政治机会的现成办法。同盟者选定了一个议案，按照达勒姆和德尔亥模式在南方每个州开垦的土地上建立规划的农村示范社区。米德和麦克雷召集的推动该建议的群体中不乏南方土地和铁路投资者，他们迫切要提高自己拥有的松林地的市场价格。但是对于同盟中的乡村生活改革者来说，项目的根本内容是“人的改造”。北卡罗莱纳大学农业社会学家E.C.布兰森在解释规划聚居区的最新理由时写到，“南方农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的生活都不同”，完全陷入孤独和无知。不是靠增加学校或者农场代理人的数量就可以改变的，只有实际展示出来的别样居住区模式才有望改善。因此，米德的方案原是为补偿公共灌溉工程费用，后作为解决农村阶级关系危机的办法，还曾短暂地作为吸收转业军人的措施：现在又被他的南方支持者转变为让南方农民对其低效率的、个人化方式感到羞愧和受到教育的新途径。[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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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68 在可以借用的政策和环境固定的政策之间，在可以选取的政策与深植于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中而无法选取的政策之间，关键差别就是灵活性。在传统情况下，灵活性体现在手段和形式上，但是在形式抓住了想象力的另一些情况下，可动的部分就变成了理由阐述。集中了空中的这么多对比和焦虑，专家规划的合作农场成为解决一直延续到1930代初期的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流动的答案。虽然它无法实现，但在新政前夕它也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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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70 有人把农村的虚弱归咎于经济组织的分裂和个体化，有人把它归咎于土地上分散和孤立的居住模式，除此之处还存在第三种人。在他们看来，农民的最根本弱点在于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乡村的原子化，“缺乏组织和凝聚力”使得弱小的农民成为其周围组织良好的利益团体的牺牲品，对合作社的怀疑使他们更容易受到那些利用农民经济幻想赚钱者的影响等，这些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观念和文化根源。[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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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72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观点是无法反驳的。合作社成功与否依赖于它们的成员能否形成比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更大的信念。从赖夫艾森合作社到米德的加州农场聚居区，没有一个农村重建运动不为这一方向的强大宣传努力留出空间。但是如果土地方式最终是由文化决定的话，要开始的地方就是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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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74 问题是要弄清楚教授什么东西不会让农村的处境更加不利。读书识字和农业技术教育显然是农村人的利益所在。会计算的佃农不会自动具备免疫力防止商人地主在算术上的欺诈，但更有能力和他们讨价还价。技术先进的农业合作社在农业市场上比仅仅由贫穷和低效率结成的合作社有更多优势。困难和障碍在于找到教育的形式，把农村小孩带到让人陶醉的读书学习和城市生活的潮流中去，同时不刺激抱负远大者尽快逃离农村。AE（乔治·罗素）写到，城市只需点头招呼，世界各地的农村人就流向城市——随着报纸、图书、集中的学校让人们看到思想刺激和知识狭隘的鲜明对比，流失速度更快。[691]农村学校怎么才能在启蒙人的思想时不加速让最聪明的农村孩子逃离农村，最终不导致迟钝和愚蠢的人继承土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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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76 对于在这两难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丹麦。美国一些进步人士在战前已经找到了丹麦，克拉伦斯·坡和麦卡锡就是其中的两位。费兰德·P.克拉克斯顿在从田纳西农场到美国教育部长的职业生涯中，1896年碰巧发现一所丹麦民俗中学，使他成为美国南方民俗学校的积极推动者。布克·T.华盛顿宣称丹麦是战前黑暗欧洲农村唯一的一处亮光。但是因为丹麦缺乏一个像普伦基特那样的媒介人物和欧洲更大国家的吸引力，对战前丹麦的宣传不利。教育旅游协会1914年欧洲公民和社会旅游分配给丹麦三天时间，塞入了它的信用社和乳品厂合作社、城堡和博物馆、养老金制度、典范住房和典范的垃圾处理技术。美国农业合作和农业信用委员会1913年只是把丹麦作为选择性的附带旅行。[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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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78 但是在战争对国家名声的重建中，丹麦在美国进步人士心中的地位急速上升。1920年初期的爱尔兰在内战中消耗掉了，德国从经济上说已经大伤元气。美国进步人士在1919年后对于美国头重脚轻的战争国家感到幻灭，在他们看来，小规模具有了新的优势。最热烈崇拜战前德国的进步人士弗里德里克·豪威到了1920年已经把热情转向丹麦。正如豪威看到的，推崇合作的丹麦是个看不到国家权力常见的浮华装饰和虚荣的联合体：这是一个“只关心自己领土内的精细发展和三百万人口的幸福生活”的国家。豪威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使它成为“现代世界最有价值的政治展品”。约瑟芬·戈德马克在1930年代中期用同样的方式描写丹麦社会政策，新政管理者听到她的姐夫路易斯·布兰代斯说：“在可以去丹麦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俄国呢？”正如1927年一位美国观察家说的，丹麦彻底摆脱了“欧洲政治的旋涡”，暂时处在进步人士世界的十字路口。[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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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80 到了1923年，布兰森报道说丹麦已经被外国投资者“踏平了”。待在丹麦乡下的两个月中，他遇到了来自日本、维也纳、柏林、加拿大以及汉普顿学院、阿巴拉契亚社会服务社等的教育者，更不要说一火车的英国牧民、一个社会工作者云集的会议，所有这些人都是来学习丹麦农业复兴的秘密的。他相信“这个时候丹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受到这类学生彻底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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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82 他们是农民和农业组织官员、大学教授、各级各类的老师、从实际生活而不是从故纸堆里做博士论文的研究生、立法委员会和受托团体、国会议员、华盛顿农业部的实地调查员、英国议会议员、内务部选派人员、睦邻中心人员、社交秘书、公共福利官员、代表美国社会工作基础的研究生、为关于丹麦的著作而来收集资料的作家、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奖学金学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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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84 他们都“把丹麦当作政治学和社会经济学的现场实验室，相互交换地址和介绍信”。[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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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86 为了推动北欧国家与美国相互交流而成立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为研究丹麦农业合作社、丹麦工业组织和丹麦民俗学校提供特别的奖学金。后来成为美国农业部合作营销局第一任局长的克里斯·克里斯汀森获得了其中之一。第一个以丹麦为模式的美国民俗学校创始人奥利弗·坎贝尔获得了另一份。同样还有年轻的美国黑人社会学家E.富兰克林·弗雷泽，不过考虑到美国种族敏感性，该基金会从公开宣传中删掉了他的名字。[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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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88 在丹麦的多数进步人士参观者心中地位最高的是农业合作社。豪威断定合作社是丹麦农业复兴的关键。布兰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丹麦的几个星期内，他看到丹麦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北卡罗莱纳艰难挣扎中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真是让我的头脑熊熊燃烧”。农村城市的推动者休·麦克雷承认他几乎被丹麦农业合作社的“能量吓坏了”。在南方种族分界的另外一边，富兰克林·弗雷泽在九个月详细研究返回后，支持在南方黑人中建立小规模农业合作社，作为种族仇视的大海中自力更生的经济民主小岛。[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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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790 较少美国人注意到土地改革的国家之手在丹麦农业复兴中的作用。因为担心在乡村经济中最贫穷、最受剥削的领域的乡村政治动荡，丹麦政府在1899年启动了一个项目，为处于边缘的农场佃农购买自己的小块土地提供政府补贴。政府的目的并非完全无私的。在该法案下进行的买卖大部分只有七到八英亩，虽然足以让所有者在农村落脚，但是不能确保他们从农业雇佣劳动市场中抽身，大农场主需要雇工干活。虽然如此，小土地法案促成了丹麦式农场租赁的大幅度下降。该法案经过扩展、放宽，最后在小土地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推动下成为肢解一些最大产业的工具。在1850年，42%的丹麦农场经营者是佃农：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虽然小土地所有者仍然是丹麦农村明显孤立的社会和政治群体，但是现在只有10%是佃农了。[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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