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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迫切利用法案提供的条件这点来看，1916年的《农业贷款法案》一下子取得了成功。批评家们预测其合作机制将成为空文，结果却相反，在法案的推动下出现了大约3400个农业贷款协会。到了1929年，依据该措施已经发放了超过10亿美元的农业贷款。但是那些担心美国农民是否能履行合作理想的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让人担心的战争金融气候下，加上法案是否违宪这个不确定性，通过出售合作抵押债券接通几乎取之不尽的私人投资资本宝库的承诺几乎一下子烟消云散了。私人投资者发现在新的抵押体制下没有利润可图，所以把钱投资到其他地方，让联邦政府财政部为该体系提供资金支持。[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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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层次上，《农业贷款法案》的承诺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差距更大。因为像精于算计的商人眼睛盯着不同的利息，农民很乐意建立必不可少的农业贷款协会，将现存的私人抵押贷款换取便宜的长期的公共贷款。但是他们对于贷款协会的民主管理没有同样的兴趣。许多任命地方银行家和商人作为协会的经理。法案的推动者曾经设想的作为农业贷款协会副产品的短期合作信用社没有能够变成现实。如果新的农村社会秩序的潜力确实休眠于农村，单单一个联邦法案和大量的公共贷款并不能让新社会秩序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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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合作社运动的高潮实际上出现在1920年代，看起来非常接近国家补贴的资本主义，共和党政策制订者和企业家组织者结为同盟。有效的组织引擎不是扎根地方的赖夫艾森合作社、小规模的合作乳品厂，或者村里的合作商店，而是区域性的大规模营销合作社，把农民的产品收拢在统一的标签下，集体与运输公司、中间商讨价还价。这种形式的供销合作社是大西洋范围的普遍现象，丹麦1914年出口的黄油中五分之一都是通过农民出口协会完成的。[667]但是任何地方的营销合作社都没有美国的这么繁荣或有这么大的经营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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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式成功组织起来的第一批农民是加利福尼亚果农。到了1917年该州橙子的三分之二是通过加利福尼亚水果种植者协会出售的。受到战后共和党政府的鼓励，合作营销在1920年代初蓬勃发展。1923年的《农业信用法》把政府短期贷款直接交给营销合作社。1922年的《卡珀—沃尔斯特德法》（Capper-Volsted Act）给予了农业合作社免受反垄断指控的特权。1926年的《合作销售法》免除了它们的联邦营业税。在商务部，赫伯特·胡佛把营销合作社作为他农业项目的核心内容，部分原因是试图避开要求直接价格支持的压力，但同样因为胡佛在它们身上看到了高效的现代公司的影子。胡佛认为，就像企业式组织从工业资本主义早期的“极端个人主义”中创造公司秩序一样，企业式营销合作社在国家适度的鼓励下，也能为农业做同样的事。[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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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佛的社团主义理想外还必须加上美国农民组建农业卡特尔的迫切愿望，实际上也是赶繁荣潮的幻想。如果反托拉斯法的赦免给予农民合作社像工会那样的地位，那么主要的合作社组织者兜售的远景实际上就是垄断优势的梦想。这些野心的最有力支持者是加利福尼亚合作体制的法律设计师，也是鲁宾—韦恩斯托克家族纽带的另一个成员，阿伦·萨皮罗。他是个有才华的福音派教徒，从得克萨斯的棉花地到南方的烟草区到处传播集体控制农产品价格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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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皮罗工作的短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在1923年到1926年营销合作社蓬勃发展的最高潮，美国烟叶生产的一半是通过一两个烟草协会营销的。虽然棉花从来没有被控制得这么好，在该运动的高潮时期，一百多个棉花营销合作社也拥有棉农30万人。正如萨皮罗坚持认为的，这就是大企业规模的商业农业。它的成功秘诀不是地方或者民主互助主义而是价格控制。萨皮罗态度谨慎：除非通过和成员签订有约束力的长期协议而形成稳固的市场地位，有希望获得至少一半的农产品，否则这种项目就不值得做。大合作社的权力被牢牢地控制在高层。总而言之，农业合作社是通过穿上大企业托拉斯的外衣在美国兴起的。[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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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这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和功能的借用，是我们现已熟悉的时机选择的后果。19世纪欧洲的合作社在经济领域的最初立足地只是被商业利益轻微占据。德国信用合作社是在商业银行不愿意经营的领域找到机会的。在爱尔兰，乳品合作社是利用了乳品生产上的技术革命。到了20世纪初期，当美国的运动最终开始兴起时，可利用的经济空间已经大幅度缩小，对抗性力量的组织性更强了。这种情况下，烟草种植者卡特尔密切模仿烟草加工者的寡头垄断，或者加利福尼亚水果、干果种植者卡特尔模仿他们所面对的铁路的规模和市场地位，就没有什么可吃惊的了。因为控制地方政治的当地商人成功阻碍农业推广员鼓励地方合作社的开展，合作社在地方层次上软弱无力，只好从上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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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迟到是美国农业合作社结构头重脚轻的部分原因的话，更大的原因在于农民自身的野心。在紧要关头，多数农民关心的主要是价格，对合作社不感兴趣，只想控制市场而不考虑身边可持久的合作社劳动。在美国，让人恼火的是，合作社和资本家协会的界限是漏洞百出的。合作乳品厂和粮食加工仓库并不自动把成员限制为农民群体，它们由合作社本来打算取而代之的中间商和资本投资者来管理，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是由这些人发起的。许多地方农业合作社如果不是在法律框架下享受的一些特权，根本无法和商业企业区分开来。[670]在地方层次上民主管理非常欠缺，区域性营销合作社甚至连假装的民主管理都懒得去做。在最急迫的时刻，当农业卡特尔挣扎着要保证成员不至于过早廉价出售时，他们竟然堕落到使用暴力和威胁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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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规模的农业合作社不是梦想着逃避价格体制而是想控制价格，结果反而成为市场变化的牺牲品。1926年烟草合作社在控制市场方面求之过急而失败，合作社解散造成数千会员的流失。到了1927—1928年，它们实际上已经消失了。棉花营销合作社的命运随着棉花价格的起伏而动荡不定。到了1927—1928年，其成员已经下降到“萨皮罗主义”高潮时期的一半。小规模的合作社反而更好地幸存下来。在1913年美国拥有3,000个农业合作社，到了1927—1928年间有11,000个，其中一半仍然位于中西部北方。芝加哥联合屠宰场接收的牲畜的一半都是由它们集体运送的。美国奶酪的近三分之一是它们生产的。它们的粮食仓库分布在北方平原州各地。[671]带着戏剧性兴衰传奇的诱惑以及光鲜的商业化的美国外衣，合作社进入了乡村，在美国心脏地带存储下欧洲人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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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合作社适宜对外输出的可塑性特征同样也意味着：任何地方的合作社实际上都是其周围政治文化的敏感试验。形式上的灵活性促使合作社思想与比利时的社会党政治、与19世纪德国赖夫艾森的道德提升项目、与AE（乔治·罗素）的爱尔兰诗歌联姻，在美国却让合作社理念遭遇到周围的商业野心。移植到美国的过程中挤掉了合作社反对资本家的冲动，放大了它贪婪的欲望。美国很容易地拥抱了合作的形式，却抛弃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理想。美国文化把本来要改造它的催化剂给吸收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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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岛屿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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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些通过进步人士眼光看待欧洲农业的人来说，新旧世界农村生活最引人注目的对比不可能从欧洲日常的合作社中找到。实际上，差别在定居模式本身。大西洋两岸观察美国和欧洲乡村的人士不会看不到其中的差别。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欧洲乡下就像一系列的小村庄。人们从一个村子越过土地或者牧场边界到另外一个。每个村子都是一个密集的结点，围绕着教堂或者市场挤在一起的农民房屋和弯曲的街道。与这种集中在一起的居住方式不同，美国乡村极其分散的农庄确实是突出的例外。欧洲乡村的空间设计让人看到就是纽带和义务。美国模式等于是个人主义的视觉语言：每个农家都被相连的大片土地包围，每个农场主就是自己私人领地的国王。[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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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常出现的情况，眼睛往往夸大了现实。欧洲农村的聚落形式像美国的任何地方一样，可能是激起怨愤的温床，也可能造成迅速的暴力冲突。相反，美国乡村分散的农场掩盖了相互之间的社会纽带——一方面是互助性联系，如相互借东西、一起干活、星期天拜访：另一方面是强制性联系，如地主所有制和种族控制等。[673]在大西洋两岸，地方性的例外总和主导性模式不同。欧洲也存在分散的农村居住区，在美国也存在集中的农村居住区：犹他州沙漠中摩门教徒的四平方英里居住区，是心里想着上帝的纪律建成的：新英格兰的曾经非常繁荣的农业村庄的残余：阿巴拉契亚谷地和山凹的没有计划的集中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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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考虑到所有这些变化，欧美农村对比仍然是明显的。美国乡村存在大量的城镇——商业中心点，有商店、农产品运输设施、信贷和农业用具中心、雄心勃勃的小镇资产阶级。但是大部分农民并不住在这里。由于边疆区域的不断移动、便宜且很容易转让的土地、故意设计的联邦宅地法案等政策，加上方便的铁路，使得农民居住得很分散。这里的主导模式是趋向分散、保持距离和独立。从大西洋角度看，美国乡村的反常之处是农民没有居住在可以亲密交流和日常合作的距离内，甚至不在相互能听见喊叫的距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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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初期美国人很骄傲地承认这点。对于共和国的海外游客来说，老式集中居住的农村是旧世界落后的证据。被贵族的广袤土地包围在中间，以便牧师和庄园主代理人能够更严厉地发号施令，农民紧凑的村庄似乎在表明欧洲权力不平等的普遍现实。美国南方获得解放的奴隶在1865年后尽力逃脱原来那种农业模式，拉着他们的棚屋来到田野里。一个美国人在1890年代抱怨说，欧洲乡下小村庄“拥挤在弯曲街道上的可怜的两层房屋”，离农民干活的田地步行两三英里的距离。在许多美国观察家看来，这是落后的、没效率的、不民主的、荒唐的。[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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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进步人士对于社会和政治敏感性的重新评价中，农村改革者开始怀疑以无序的洛克式个人主义为特征、沿着地平线一个接一个农场推进的美国模式，感到是深陷在过去泥淖中的模式。弗里德里克·豪威在1919年提出批评，说美国农村的主导设计是“无政府、无组织、无确定性，不利于社交活动，让人感到孤单，缺少所有正常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的东西”。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农村社会经济学教授E.C.布兰森1923年在德国南部写到，美国乡村的“致命”缺陷在于其“孤立的农庄”、普遍的“孤独”、缺乏真正的农村“共同体”。美国乡村地广人稀更加强了农民经济和政治上的无组织。在这样的环境下鼓吹经济合作简直等于在迎着草原大风吹口哨。要真正复兴农村意味着为欧洲农村最持久的习俗之一找到它的美国新形式。[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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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农业进步人士不是第一个宣扬更集中定居点的必要性的人。对美国农村的考古会发现各种形式的更加集中的农村居住区私人实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宗教纪律、乌托邦政治和不动产投资等。那些鼓吹重新集中的农村的进步人士继承了先例，但又有所不同。他们计划中的乡村群体是世俗的、科学的，不是教会的、乌托邦的。他们的目标是从许多微薄的财产中创造出集体的民主力量的新利息。因为农村的健康如此依赖它，仅有私人理想主义发动机是不够的，这一次，国家将成为规划中的农村社区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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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农村生活专家中的许多人认为，重新改造农村生活物质框架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完全排斥这种想法。但是通过在西部山区、干旱的澳大利亚、普鲁士东部平原、加利福尼亚中部等地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水资源和土地政治，为农村居住区制定新物质框架的想法甚至也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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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农村定居点这一思想的关键人物是灌溉工程师、自学成才的社区规划师艾伍德·米德。1920年代初期的肖像显示他是个温雅的、慈父般的人物，和1920年代典型的商人不容易区分开来，除了他缺少一只胳膊之外，那只胳膊是在一次电车事故中失掉的。米德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南部，在他家的农场长大，在第一次有机会时就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希望将来当土木工程师。1880年代末期他在怀俄明州找到土地工程师的工作。在土地开发和矿山开采都依赖供水的西部州，工程师的主要工作是争夺水权，这是19世纪末期各种竞争性主张、怪异的野心和明目张胆的欺骗的渊薮。溪流沿岸土地所有者觉得可以自由宣布他们能想到的任何东西作为潜在的水需求，竞相往上游走要胜过对方的水权主张，然后把投机的灌溉开发卖给运气不好的农场购买者。这种体制让讲究秩序、努力工作的米德非常恼火，他帮助怀俄明州修改宪法，赋予该州比西部其他地方都更广泛的水资源裁判权。米德从这个工作开始了作为灌溉和公共土地政策专家的生涯。被胡佛大坝围起来形成的米德湖是他最持久的遗产。胡佛大坝是在他1924年到1936年去世期间作为美国垦务局局长主持建设的工程。相应地，米德的灌溉工作让他成为农业定居点建设的专家。他成为美国国家推动的农村建设的最显赫鼓吹者、新政居住区建设的祖师爷。但所有这些都要求收集美国以外的经验。[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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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米德迂回旅行的驿站。1907年担任维多利亚州河流和供水委员会主席后，米德在澳大利亚待了八年，负责落后干旱地方的水资源开发。他继承下来的灌溉工程其实是1880年代来自美国人的灵感。土地是19世纪澳大利亚最变化无常的政治议题。大牧场主中的许多人是本世纪初擅自占地者，他们控制着落后地区。而土地激进分子对土地垄断表现出亨利·乔治式的怒火。迫切需要替代性的定居点模式，想改革的州政府派一个委员会在1885年到加利福尼亚考察加州如何使用集约的灌溉农业逐渐取代了绵羊牧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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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考察的加州灌溉开发是私人的投机行为。维多利亚州政府借鉴了目的，改变了手段，把这个想法转变成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大坝和干道运河，以此把墨累河盆地变成小农场聚集区域。取得政府投入是与澳大利亚政治倾向相一致的。因为缺乏定居者也缺少私人资本，世纪之交的澳大利亚人热切渴望政府推动的投资来帮忙，这种愿望比其他任何说英语的国家都更强烈。高关税壁垒、对非白人移民的限制、慷慨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进步的劳工保护法律、公共推动的定居点等都是澳大利亚“殖民国家主义”的组成部分。[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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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刚来时的问题是干道运河的水白白流走，田地里却没有水，国家投资几乎完全没有回报。拥有与运河毗连土地的牧场主和小麦种植者没有兴趣为了更集约的农业生产开发他们的土地：都市工人阶级虽然对土地垄断者感到愤怒，也对精耕细作的农业没有实际兴趣。当时的批评家和后来人都曾提出谨慎的做法是把投资当作打水漂了，承认这是个代价高昂的错误。但是米德有更大的野心并且能使得别人栩栩如生地看到美妙的梦境，就像他们自己在做梦一样。提高针对放任土地干旱不灌溉的土地所有者的税负，米德的机构买断他们的大片土地，再分成小片，开辟灌溉小渠，建造房屋，种植庄稼，从欧洲招募移民来此耕种，并为他们提供占售价大部分的贷款和适当的管理以确保这些人有效地使用土地。[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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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诋毁者声称他试图把加利福尼亚的模式生搬硬套在一个地方，这里生产的众多水果和蔬菜可能卖不出去。米德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放牧的澳大利亚，称其为“巨大内陆阴森森的孤独”。他看待澳大利亚就像看待怀俄明一样，非常憎恶土地投机者。如果他这种思想不等同于单一税信徒，至少非常接近单一税倾向，他迫切希望看到土地最大限度地充分使用。但是如果米德从美国西部引入了某些土地政治的内容，他也给澳大利亚带来了更遥远的观念。他在1903年夏天到意大利的波河流域考察，对意大利小农场主们有能力用最少的水权诉讼去经营复杂的灌溉合作社印象深刻。1910年他对欧洲进行了更为详尽的考察，一方面是要在潜在的移民中推销到澳大利亚定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要看什么样的优厚条件能够吸引精耕细作的欧洲农业生产方式在墨累河盆地上扎根。他从普伦基特馆到丹麦到处寻找欧洲的模式，要阻止人口从土地流失。在米德看来，印象最深刻的是德国“家园聚居委员会”，该机构用民族主义的巨大努力防止东普鲁士的破产农庄落入波兰购买者手中，买断大量的产业后，把德国小农场主迁往那里，并为他们提供种子、房屋、工具和专家帮助。[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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