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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给予1920年代末期发现他的南方进步人士的贡献，是接近农垦局基金的可能性，和一个仍在等待适当需求和政治机会的现成办法。同盟者选定了一个议案，按照达勒姆和德尔亥模式在南方每个州开垦的土地上建立规划的农村示范社区。米德和麦克雷召集的推动该建议的群体中不乏南方土地和铁路投资者，他们迫切要提高自己拥有的松林地的市场价格。但是对于同盟中的乡村生活改革者来说，项目的根本内容是“人的改造”。北卡罗莱纳大学农业社会学家E.C.布兰森在解释规划聚居区的最新理由时写到，“南方农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的生活都不同”，完全陷入孤独和无知。不是靠增加学校或者农场代理人的数量就可以改变的，只有实际展示出来的别样居住区模式才有望改善。因此，米德的方案原是为补偿公共灌溉工程费用，后作为解决农村阶级关系危机的办法，还曾短暂地作为吸收转业军人的措施：现在又被他的南方支持者转变为让南方农民对其低效率的、个人化方式感到羞愧和受到教育的新途径。[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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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以借用的政策和环境固定的政策之间，在可以选取的政策与深植于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中而无法选取的政策之间，关键差别就是灵活性。在传统情况下，灵活性体现在手段和形式上，但是在形式抓住了想象力的另一些情况下，可动的部分就变成了理由阐述。集中了空中的这么多对比和焦虑，专家规划的合作农场成为解决一直延续到1930代初期的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流动的答案。虽然它无法实现，但在新政前夕它也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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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农村的虚弱归咎于经济组织的分裂和个体化，有人把它归咎于土地上分散和孤立的居住模式，除此之处还存在第三种人。在他们看来，农民的最根本弱点在于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乡村的原子化，“缺乏组织和凝聚力”使得弱小的农民成为其周围组织良好的利益团体的牺牲品，对合作社的怀疑使他们更容易受到那些利用农民经济幻想赚钱者的影响等，这些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观念和文化根源。[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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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这个观点是无法反驳的。合作社成功与否依赖于它们的成员能否形成比占有性的个人主义更大的信念。从赖夫艾森合作社到米德的加州农场聚居区，没有一个农村重建运动不为这一方向的强大宣传努力留出空间。但是如果土地方式最终是由文化决定的话，要开始的地方就是学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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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要弄清楚教授什么东西不会让农村的处境更加不利。读书识字和农业技术教育显然是农村人的利益所在。会计算的佃农不会自动具备免疫力防止商人地主在算术上的欺诈，但更有能力和他们讨价还价。技术先进的农业合作社在农业市场上比仅仅由贫穷和低效率结成的合作社有更多优势。困难和障碍在于找到教育的形式，把农村小孩带到让人陶醉的读书学习和城市生活的潮流中去，同时不刺激抱负远大者尽快逃离农村。AE（乔治·罗素）写到，城市只需点头招呼，世界各地的农村人就流向城市——随着报纸、图书、集中的学校让人们看到思想刺激和知识狭隘的鲜明对比，流失速度更快。[691]农村学校怎么才能在启蒙人的思想时不加速让最聪明的农村孩子逃离农村，最终不导致迟钝和愚蠢的人继承土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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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这两难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丹麦。美国一些进步人士在战前已经找到了丹麦，克拉伦斯·坡和麦卡锡就是其中的两位。费兰德·P.克拉克斯顿在从田纳西农场到美国教育部长的职业生涯中，1896年碰巧发现一所丹麦民俗中学，使他成为美国南方民俗学校的积极推动者。布克·T.华盛顿宣称丹麦是战前黑暗欧洲农村唯一的一处亮光。但是因为丹麦缺乏一个像普伦基特那样的媒介人物和欧洲更大国家的吸引力，对战前丹麦的宣传不利。教育旅游协会1914年欧洲公民和社会旅游分配给丹麦三天时间，塞入了它的信用社和乳品厂合作社、城堡和博物馆、养老金制度、典范住房和典范的垃圾处理技术。美国农业合作和农业信用委员会1913年只是把丹麦作为选择性的附带旅行。[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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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战争对国家名声的重建中，丹麦在美国进步人士心中的地位急速上升。1920年初期的爱尔兰在内战中消耗掉了，德国从经济上说已经大伤元气。美国进步人士在1919年后对于美国头重脚轻的战争国家感到幻灭，在他们看来，小规模具有了新的优势。最热烈崇拜战前德国的进步人士弗里德里克·豪威到了1920年已经把热情转向丹麦。正如豪威看到的，推崇合作的丹麦是个看不到国家权力常见的浮华装饰和虚荣的联合体：这是一个“只关心自己领土内的精细发展和三百万人口的幸福生活”的国家。豪威认为这个事实本身就使它成为“现代世界最有价值的政治展品”。约瑟芬·戈德马克在1930年代中期用同样的方式描写丹麦社会政策，新政管理者听到她的姐夫路易斯·布兰代斯说：“在可以去丹麦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俄国呢？”正如1927年一位美国观察家说的，丹麦彻底摆脱了“欧洲政治的旋涡”，暂时处在进步人士世界的十字路口。[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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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3年，布兰森报道说丹麦已经被外国投资者“踏平了”。待在丹麦乡下的两个月中，他遇到了来自日本、维也纳、柏林、加拿大以及汉普顿学院、阿巴拉契亚社会服务社等的教育者，更不要说一火车的英国牧民、一个社会工作者云集的会议，所有这些人都是来学习丹麦农业复兴的秘密的。他相信“这个时候丹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受到这类学生彻底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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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农民和农业组织官员、大学教授、各级各类的老师、从实际生活而不是从故纸堆里做博士论文的研究生、立法委员会和受托团体、国会议员、华盛顿农业部的实地调查员、英国议会议员、内务部选派人员、睦邻中心人员、社交秘书、公共福利官员、代表美国社会工作基础的研究生、为关于丹麦的著作而来收集资料的作家、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奖学金学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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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把丹麦当作政治学和社会经济学的现场实验室，相互交换地址和介绍信”。[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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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北欧国家与美国相互交流而成立的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为研究丹麦农业合作社、丹麦工业组织和丹麦民俗学校提供特别的奖学金。后来成为美国农业部合作营销局第一任局长的克里斯·克里斯汀森获得了其中之一。第一个以丹麦为模式的美国民俗学校创始人奥利弗·坎贝尔获得了另一份。同样还有年轻的美国黑人社会学家E.富兰克林·弗雷泽，不过考虑到美国种族敏感性，该基金会从公开宣传中删掉了他的名字。[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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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麦的多数进步人士参观者心中地位最高的是农业合作社。豪威断定合作社是丹麦农业复兴的关键。布兰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丹麦的几个星期内，他看到丹麦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北卡罗莱纳艰难挣扎中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真是让我的头脑熊熊燃烧”。农村城市的推动者休·麦克雷承认他几乎被丹麦农业合作社的“能量吓坏了”。在南方种族分界的另外一边，富兰克林·弗雷泽在九个月详细研究返回后，支持在南方黑人中建立小规模农业合作社，作为种族仇视的大海中自力更生的经济民主小岛。[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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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美国人注意到土地改革的国家之手在丹麦农业复兴中的作用。因为担心在乡村经济中最贫穷、最受剥削的领域的乡村政治动荡，丹麦政府在1899年启动了一个项目，为处于边缘的农场佃农购买自己的小块土地提供政府补贴。政府的目的并非完全无私的。在该法案下进行的买卖大部分只有七到八英亩，虽然足以让所有者在农村落脚，但是不能确保他们从农业雇佣劳动市场中抽身，大农场主需要雇工干活。虽然如此，小土地法案促成了丹麦式农场租赁的大幅度下降。该法案经过扩展、放宽，最后在小土地社会主义者联盟的推动下成为肢解一些最大产业的工具。在1850年，42%的丹麦农场经营者是佃农：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虽然小土地所有者仍然是丹麦农村明显孤立的社会和政治群体，但是现在只有10%是佃农了。[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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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人士对自己国家的佃农率感到警惕（在1880年到1920年已经从26%上升到38%），按说可能愿意宣传丹麦的小土地立法。但是土地改革在宪法上非常困难，代价高昂，在南方还受到种族政治的困扰。布兰森虽然是北卡罗莱纳州“农场租赁和农场所有权资助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丹麦的土地改革。甚至豪威也没有推荐它，他还自我欺骗地相信丹麦农业学家是拥有共同利益的单一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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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进步人士系统地弱化丹麦社会政治中国家之手的力量，伦敦和曼彻斯特的熟悉问题在丹麦也很少进入他们的意识。丹麦的工人、周期性失业危机、社会主义者和冲突，都要比阅读进步丹麦报告的美国读者可以想象的更多。1920年丹麦工人开始了总罢工。1924年，和第一届英国工党政府几乎同时，丹麦社会主义者组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短命政府。但是美国进步人士不去看丹麦劳工和资本家的战争或者实际上的丹麦政治。他们到丹麦时心中想的只有农业共和国。他们很少能够不从本国乡村的角度来看丹麦，正如布兰森说的“眼角处总有北卡罗莱纳的影子”，他们的印象紧紧围绕着随身携带的胶片。[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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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社会主义者和国家往往掠出了美国人的目光之外，丹麦的民俗学校则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美国进步人士在民俗学校中发现了丹麦农业合作社统计表中令人困惑的数据的答案：农民从个体到合作共和国的转变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民俗学校也是许多丹麦人自己喜欢讲的故事。它们比合作社还古老，形成于还处在德国侵略的余悸中的1860年代。到了1870年代每年大概有三千年轻人加入，到了1920年代后期，有人估计丹麦农村人口中可能有三分之一在年轻时都上过民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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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民俗学校是19岁到25岁的农村年轻人聚会的场所，男女在不同的时段，在一个季节从各自的农场或者村子集中到一起。从教学法来说，民俗学校的任务是文化复兴。其中很少讲授美国农业学院教材上的经济农业之类内容。很多根本就没有书，也没有成绩或者考试。他们的课程安排通过丹麦文学和历史的讨论，结合了丹麦的文化民族主义与合作社群生活的经验，这些都在唱歌、集体游戏和老师激动人心的讲课中得到强化。民俗学校的创始哲学家尼古拉·弗里德里克·瑟弗林·格伦特维，他本人就是把斯堪的纳维亚民间文学从贵族沙龙的奚落中提取出来的关键人物。民俗学校对于丹麦农业复兴的作用就相当于诗人改革者AE（乔治·罗素）试图为爱尔兰农业复兴所做的一样——即便不是精神动力，至少是日常实际合作的精神附属部分。[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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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框架内，民俗学校的变化很大。美国人倾向于参观历史最悠久的学校：从哥本哈根乘车一个小时路程的洛斯基尔德，或者培养民俗学校老师的阿斯科夫，那里白领子的学生和学院环境让他们想起美国家乡。在这两处之外，更多学校的兴衰主要依赖于校长（Forstaender）的个人眼光和魅力了，其中很多校长就是学校的主人。有些给予体操特殊地位，有些学习宗教。有专门为小土地所有者开设的特殊民俗学校：也有社会主义者资助、为城市青年工人举办的学校：还有为了增进世界和平而办的，吸收外国学生。但是不管什么形式，共同生活的经验和老师激动人心的“生活语言”是所有这些学校的核心。它们虽然宣扬民族主义，却有多样性：虽然是私立学校，却得到国家学费补贴资助。正如丹麦农业合作社一样，作为其文化附属物的民俗学校自由结合了私人和公共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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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民俗学校非常乐于向参观者开放，甚至欢迎那些还没有学会丹麦语的参观者。加上参观学校比考察农业合作社关系的迷宫容易多了，所以它们很快引起美国进步旅游者的注意。费兰德·克拉克斯顿派遣了教育局特别调查团研究民俗学校的措施。布克·华盛顿忽略丹麦课程和他自己的塔斯基吉学院那种贸易学校培训的差距，把他的项目挂在人家的声望上面。汉普顿学院的《南方工人》刊登了关于民俗学校的最初一些报道，富兰克林·弗雷泽是其中一位作者。[700]在1920年代，进步教育者组成了另外一个参观团。[701]与美国进步人士想象力中的教育学家倾向一致，丹麦民俗学校的校长们传达了美国参观者喜欢听的信息：如果有效农业复兴的前提是合作，那么合作的前提就是教育——不是剥去农民根本联系的那种学习，而是文化复兴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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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有些美国人试图把观察到的东西带回家，在美国成立类似的学校。最忠实于丹麦模式的努力是克里斯·克里斯汀森在威斯康星创办的学校，他是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农业部农业合作方面的专家，现在是威斯康星大学农业学院的院长。克里斯汀森在1932年重新设计了威斯康星农民短训班课程，把二十多岁的农村年轻人集中到麦迪逊进行四个月培训，获得他们在孤独环境中得不到的浸入式体验：历史、艺术、社会学、经济学课程，还有唱歌、公共演讲和体育等活动。他们写诗，在约翰·斯图尔特·柯里的鼓励和影响下画画。从密苏里农场到耶鲁神学院再到丹麦赫尔辛格任国际民俗学校老师的约翰·巴顿，被邀请前来讲授丹麦土地改革和社会运动。合作组织课是必修课程。[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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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民俗学校固然很吸引人——精力充沛的年轻农民热情聆听老师的“生活语言”，但是这是不容易移植的东西。问题在于“民俗”。在某种程度上，这问题是虚假的，是翻译中的错误。丹麦词汇（Folkhøjskoler）的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人民的高中”。folk这个词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携带的额外人类学含义在字面上是不必要的。虽然如此，没有共同方式和文化的强烈纽带、没有生动活泼的集体生活传统为基础的“民俗学校”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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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美国特别明显的文化异质性情况下，其农村是竞争性移民和种族亚文化的“百衲裙”，到哪里寻找美国版本的民俗学校的课程呢？人们到哪里寻找民歌、传奇故事、传统舞蹈、文学和历史等能被农村年轻人毫无问题地当作自己民俗的东西呢？即使在威斯康星乡下，农民的父辈或祖父辈很多是德国、波兰、瑞典、芬兰移民，也是在这方面形成挑战。在这样的困难面前，美国主流成人教育运动这么强烈地朝向信息和技术能力方面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它不是要塑造共同体身份，而是要培养更有效的个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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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许多观察家看来，有一个地方似乎吻合丹麦激发的农村复兴的文化标准，那就是阿巴拉契亚，或者当时被普遍称为南方高地的地方。民俗学校的南方崇拜者的理想很快在这里扎下根来。这里比南方其他地方在种族上更加单一，教育程度更低，远离商业和现代性的腐蚀，南方山区正是成人教育实验的理想场所。在19世纪后期，到南方山区来的外地人认为这里的文化是孤立的、衰退的，是世仇宿怨、私酒酿造、文盲愚昧之地。但是到了20世纪初期，歌谣和工艺品收集者开始在阿巴拉契亚寻找在其他地方已经消失了的技能和文化遗产，比如带有伊丽莎白时代文化风格的歌曲、传统的乡村舞蹈、传统的绗缝和木刻技艺等。在这个比商业资本主义更古老的文化纽带中，或许可以找到复兴运动的基础。[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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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民俗学校运动的倡议者是重新评价南方山区文化的积极分子。奥利弗·坎贝尔是歌谣收集者先驱，当时少数人开始到山区寻找那些了解在邮购班卓琴流行之前的音乐的乡村民谣歌手，她是其中之一。她的丈夫约翰·坎贝尔曾在1890年代从马萨诸塞州的安多福神学院来到南方，在传教士开办的院校里教书。在1908年他说服新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增加南方高地分部，调查经济发展另一端的农村，以平衡它的都市工业社会生活调查的项目。在1908年到1919年间，坎贝尔是该分部的唯一成员。他试图运用在伦敦和匹兹堡完善的社会调查技巧研究这里的需要和资源，重新确定外来指导机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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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和历史活生生的联系是这个地区的优势，那么“极端个人主义”就是南方山区的弱点，正如约翰·坎贝尔看到的那样。私酒酿造、世代结仇和暴力活动是区域特点，但是更大的文化负担则并非阿巴拉契亚独有。坎贝尔在1916年写道：“个人主义是伟大的美国弱点，在山里人——幸存的原始美国人身上，自由主义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如在美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合作……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因为坎贝尔夫妇的志向从传统的教育转向关注文化与合作的项目上，难怪丹麦例子抓住了他们的想象力。克拉克斯顿首先告诉他们民俗学校的主意。战争爆发时，他们已经买好了到丹麦的船票，已经在为南方高地建造自己的民俗学校而筹款了。[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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