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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霍顿后来选择性记忆所显示的，他的丹麦之行是让人失望的，是突破简·亚当斯在类似状况下所说的“准备的陷阱”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他几年后回忆说，只有埃斯比约的民俗学校让他感兴趣。实际上，他已经阅读了民俗学校运动的任何英文著作，他还自学了丹麦语。他带着奥利弗·坎贝尔的书和她的介绍信，在丹麦到处寻找民俗学校。对于他遇见的每个乡村校长，他都试图检验自己有关宗教、心理、社会变化的观点，企图参透运动影响的秘密和“生活语言”的实质。[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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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进口的线索都汇合在霍顿的项目中。高地人民俗学校的另外一个创始人唐·韦斯特像霍顿一样在丹麦待了一年，写他的把丹麦教育方法用在阿巴拉契亚南方的神学学位论文。当高地人民俗学校在1932年田纳西州蒙蒂格尔开学后，民间舞蹈（丹麦的和山区的）、钢琴课和民间音乐、放映韦斯特和霍顿欧洲见闻幻灯片的讲座、妇女罐头食品合作社、霍顿讲解思想如何变化的课程等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在合作社的组织工作上征求了奥利弗·坎贝尔的帮助。高地人民俗学校的土地是曾经上过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和康奈尔大学的历史学家丽莲·约翰逊给的。她在参加1912年纳什维尔“南方商业大会”时看到听众被戴维·鲁宾的演讲彻底征服。约翰逊自己也受到激励，来到罗马，沉浸在欧洲合作社的文献中，竭力为“欧洲农业合作和农村信用委员会”争取捐助者。她还担任委员会的行政助理，撰写了大量报告，后来前往田纳西东部看自己能否成为当地欣欣向荣的合作社运动发展的种子。虽然蒙蒂格尔在地球的另一端，从欧洲各地而来的道路还是和它汇合起来。[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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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和坎贝尔的布拉斯镇不同，蒙蒂格尔的农业生产早已成为历史。到1930年代初期，木材和煤矿利益已经主宰了该县的经济。和坎贝尔不同，霍顿是社会主义者，至少自从协和神学院时期就是社会主义者。他邀请约翰·巴顿从麦迪逊来到这里讲解合作社，巴顿的妻子丽贝卡·巴顿讲解劳工文学，但是早期的大部分老师是来自协和神学院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比他还激进。在高地人民俗学校，山村歌曲和方块舞与劳工历史和当代经济形势等课程结合起来。当丹麦一校长问他要讲授什么内容时，霍顿回答说：“我要按伦理原则（意思是爱）讲授社会学和历史。”到了他坐下来给预期的捐助者写信时，他的目标成为在南方山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扎根于当地但不再是对阶级和经济一无所知的本土领导力量，能够帮助山里人有效地抗拒大量掠夺廉价和无组织劳工的煤矿和纺织工业。他认为南方的历史资源中有它对资本主义的抗拒——“是防御，确实如此，”他提醒自己，“不过仍然有一定价值。”[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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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萧条时期开办学校，加上这么多微妙平衡的抱负，高地人民俗学校人员很快被吸引到周围爆发的劳工斗争中。在一个月之内，霍顿就因为试图写该州北部煤矿罢工的故事被逮捕。学校把学生放在罢工纠察线上，其中有些人遭到工厂保安开枪射击。学校开始把县里的“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工人组织成工会。在1937年，当产业工人联合会（CIO）在南方发动联合组织行动时，在罢工活动中一直很积极的高地人民俗学校宣布把它的“全部资源”都投入到劳工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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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劳工承诺的增多，高地人民俗学校的地方纽带慢慢解体。它获得了联邦紧急救济署自助合作司的地方罐头食品合作社拨款，但是当查塔努加（Chattanooga）报纸纷纷抗议把钱“交给红色分子和劳工组织者”手里后，它很快就失去了这笔钱。经过七年精心的地方组织工作，被扣以“赤色分子”的帽子以致最后成为自己开展的项目的负担，学校当局决定彻底与地方政治决裂。从霍顿的“奥佐恩”抱负要在南方山里人中间创造一个自然化的社会变革中心点，高地人民俗学校后来成为劳工左派的地方组织基础（再后来的民权运动基础）。可以说它是按自己的方式运作的布鲁克伍德劳工学院，在一个别有乡村特色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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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坎贝尔曾经给霍顿写信说她很难“看出如何能在你已经开始的基础上发展真正的民俗学校”。[710]最终，霍顿自己的回忆录同样全面地贬低引进的丹麦经验。实际上，高地人学校中不难发现丹麦迹象。它强调团体合作生活、跳舞和游戏，老师和学生从邻居中汲取山村歌曲作为1930年代劳工左派的激进亚文化的一部分，霍顿自己选择充当自始至终寻找“生活语言”的哲学校长（Forstander）角色。这些都是高地人民俗学校的大西洋纽带的体现，就像坎贝尔的学校在布拉斯镇做的事情一样，只是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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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后，如何把地方民间文化和风俗与彻底的社会变革运动结合起来这个奥秘像难倒坎贝尔一样难倒了霍顿。他在田纳西山区建设的产业工人联合会营地和坎贝尔对丹麦经验的修改不同，但是两者都没有找到方法把民俗学校的核心诺言带回美国——周围的政治文化中有太多与之强烈抵触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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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顿还在丹麦的时候在笔记中写道：“毫无疑问，这里的高中一举成名是因为开始于19世纪初期的一股潮流，似乎是因土地法而使希望成为可能。”和早期民俗学校实验同时出现的是席卷丹麦的文学和文化的苏醒，并推动了这些实验。霍顿问道：“如果没有潮流，这样的学校可能出现吗？或者它里面有潮流吗？”[711]他的问题进入了农村改革者难题的核心。如果在土地下面藏着更深层次的机制、期望和文化，那么整个地质结构本身怎么能够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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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所有受欧洲启发的农村改革者都面对这个问题。在他们讨论的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和乳品厂合作社、丹麦奶牛和澳大利亚国家主义、民俗学校和农场村落等问题背后，核心内容既关乎市场不平等也关乎价值观，既关乎国家的农业心脏地带也关乎美国本身。农村人虽然并不总让他们愉快，但是代表了每个人。乡村的过分个人主义代表普遍的原子化，这或许是拓荒者做的事情，或者是很少受到约束的市场的作用，或者就是文化本身。在最后投身于田纳西山区之前，霍顿在这么多笔记卡片上写满难题和疑问，一直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文化转变的潮流是在哪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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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织成为跨越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叙述最后都缩到传记中，如丹麦校长讲述的关于格伦特维的故事，AE（乔治·罗素）关于普伦基特的故事，米德关于他在澳大利亚内地战胜土地垄断者的故事，或者合作社成员关于洛奇代尔那一群英国人先驱的故事等。但是如果历史变化的潮流不在个人或者机构，而在文化本身，人们如何能期待像民俗学校或者农业合作社这样脆弱的移植机构在根本上影响它的进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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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是能否引入的问题。在适当条件下机构能够成功地越过国界转移，这一点显然毫无疑问。合作机构和合作社就像吉普赛人迁徙一样都越过了欧洲的领土界限。有可能这样说而并不算过度曲解历史：从英国的欧文主义者到德国的舒尔采—德里奇和赖夫艾森运动，到意大利人民银行先驱者，接力棒一直在传递。通过像普鲁士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这样外国风格的想法，美国农民长期要求联邦资金援助的呼声最后在政治上看到了成果。文化潮流不是不灵活的，就像它们不是严格按照民族国家确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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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本身不是问题。美国乡村重建者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引进的机构不能保持不变。当引进的改善农村社会弱点的措施包含的前景与周围市场文化格格不入，移植起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在机构被成功吸收的地方，那是它体现了市场文化的特征。1920年代中期的大型营销合作社，由于推动者的热情和垄断野心，构成最发人深省的例子。当引进的措施在适应和运用的过程中无法不被改变，当任何东西都在变动中，人们如何能找到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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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新政者即将继承的无所适从的窘境，就像他们将继承大西洋进步交流的其他许多产品一样。两次战争期间农业重建项目的每一项都进入了他们广阔的议程中。爱尔兰和丹麦的合作社、米德的农场村庄、民俗学校思想、普伦基特对于农村“组织”的专注、AE（乔治·罗素）对于农村生活“狂热的……孤立和个人主义”的关注，最后都来到华盛顿新政者的走廊里，连同对文化本身的一种新的、深刻的敏感性。[712]1930年代正常政治的暂时终结可能给改造美国乡村高度原子化经济的工程带来什么样的第二次机会，这个问题就有待于新政者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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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九章 机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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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欧洲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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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乡村改革者中间，点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最热切期待的人不是霍勒斯·普伦基特，不是艾尔伍德·米德，甚至也不是阿伦·萨皮罗，而是亨利·福特。福特喜欢吹嘘说，他的机器造得这么便宜，连每个农民都可以拥有轿车和拖拉机，这将给农业劳动带来革命性变化。它将消除艰辛的劳作，将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将给大众带来各种商品和流动的极大自由，而这在以前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少数精英的特权。社会政治做不到的事，技术革新将要完成。“新时代”是机器时代，福特是它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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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既是实现了的社会事实也是公共关系的奇功，但是它对大西洋进步纽带内的影响流向产生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代里，欧洲社会政策制订者和美国同行一样擅于越过国家边界捡东西，但是他们手头有比美国更重要和更方便的地方去搜罗社会政治革新。让美国人觉得恼火的是，面向大西洋的美国进步人士对于欧洲社会政治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好奇心，而欧洲人对进步时代的美国却兴趣不大。逆着战前社会政治纽带的主要潮流，确实有一些欧洲进步人士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看他们能从美国的学校和操场、少年法庭和睦邻中心、劳工统计局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吸取哪些经验。但是美国的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动态不在于对称性而在于不平衡性，在于参与者意识到的差距和落后以及对落后处境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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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1920年代标志着事实和意识的关键转变。领先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论调仍然存在，其他人或许会谈论独特的国民天赋和不可相比的政治命运，但是那些塑造大西洋进步纽带的人的标志，则是把世界看成沿着进步的共同跑道奔跑的一队选手，有的领先，有的落在后面。1920年代并没有根本改变一同赛跑的比喻，但是在大西洋两岸，这个十年打乱和混淆了参赛者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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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打破战前不对称性的，不是很快被欧洲人统称为“福特主义”的那些技术和经济转变，而是战争本身。美国远征军在1918年夏天进入旅游手册上欧洲心脏地带，不是作为临时纠集的外国同盟中的小伙伴，而是作为拯救文明本身的十字军，这正是美国进步人士希望看到的。伍德罗·威尔逊在1919年末简要概括战争的道德时，用美国战争宣传机构在大西洋两岸整体兜售的弥赛亚式语调说：“美国有极大的优势来完成拯救全世界的使命。”在威尔逊为自由的欧洲制订民主未来时，在多佛、巴黎和罗马欢呼的人群列队欢迎他的场面中，不难想象世界进步的火炬确实已经再一次传递给了美国。[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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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跟随美军进入法国的进步人士更深刻感受到战争造成的角色颠倒了。他们是作为非战斗人员一部分的红十字组织者、前慈善机构参观者和业余救援人员。美国社会工作者在报名参加这种活动时，大部分任务是帮助美国军人给战争“消毒”，但是很快把工作扩大到遭受战争破坏的法国平民的需要。法国救济机构中最大的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平民事务部。里面聚集了战争期间被临时借来的社会工作领袖，主要工作是照顾法国难民和被遣返者、发放救济物资、协助平民伤员的康复、负责婴儿护理中心、儿童健康中心、提供健康和卫生展示课程等。[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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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赶去帮助遭到战争破坏的法国时，美国救济工作人员仍然不能抗拒改革的诱惑。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领域是被“摧毁”的巴黎东北地区。这里是1914年后期德国撤退后留下的一片废墟，到处是弹坑、枯萎的树木、扭曲废弃的带刺铁丝网，还有饥饿。马恩区和默兹区已经成为英国贵格派教徒救援者的领地。索姆区和瓦兹区成为美国的项目。最先进场的是史密斯学院救援队，在1917年夏天负责关照努瓦永附近的15个小村庄。瓦萨尔、巴纳德、威尔斯利、古彻、斯坦福等学院组织了其他救援队，总体上等于战争中男性救护队志愿者的女性道德对等物。史密斯学院的女性居住在被炮火破坏的村庄里，用社会调查的方式清查居民和资源，建立医疗所，发包缝纫工作为村中妇女提供微薄收入机会，分发紧急食品救济，绕过村中男领导以形成有利于妇女的分配网络。因为担心法国农民的孩子漫无目的的消遣方式，她们组织了美国式娱乐项目和集体游戏。[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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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他们的表现就像睦邻中心工作者，特别是担心社会的松散解体和“极端个人主义”，他们发现自己需要与之作斗争。当他们梦想为自己的工作留下永久性遗产时，心里就开始要把法国衰退的公民意识组织起来。正如史密斯学院救援队的露丝·盖恩斯设想的，每个重建的村庄将包括新的“人民之家”，紧挨教堂建在村里的象征性中心，同时还有淋浴澡堂、医务室、俱乐部、图书室、母婴护士站，还有公民展览室：这是按改进了的美国形式返回到欧洲的微型公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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