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80877
美国人迫切希望按照更接近他们想象中的欧洲的方式改造法国，在兰斯（Reims）重建的竞争中表现得更加分明。兰斯是遭到破坏的地区里最重要的城市，在战争结束时简直是一堆瓦砾，一块白板，其建筑中一大半已经挖空或者破坏。负责此项工程的乔治·B.福特是美国睦邻中心网络、拥塞委员会、纽约市分区规划活动和欧洲旅行的老兵。在作为美国红十字会重建服务中心主任来到法国后，他成为法国政府流动的城市规划专家，在1920年兰斯重建设计竞赛中夺魁。
1703280878
1703280879
福特的计划是各种从巴黎进入美国进步城市规划的影响的特别集合。穿过老城内弯曲密布的街道，福特想象开辟一个直接从奥斯曼借来的林荫大道和星形广场网络，他的草图清除了拥挤在教堂周围的房屋和商店，在福特看来它们模糊了城市的法定公共中心。他在兰斯的郊区点缀着新公园和美国式运动场，以便开展接受管理的社会化活动。在城市的四个主区，他规划了美国风格的社区中心，奥斯曼的巴黎是没有类似内容的。正如盖恩斯曾经设想的，里面有医疗服务、公民团体会议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还有禁酒的自助餐厅。进步人士渴望的公民团结、他们在巴黎捡到的或者在欧洲乡村古老的市集广场看到的凝聚力图景，被福特用比欧洲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形式带回到兰斯的设计中。[716]
1703280880
1703280881
社会工作者的欧洲冒险是暂时性的，但是美国消费品的大潮在战争结束时从美国几乎无限丰饶的机械聚宝瓶中源源不断涌入欧洲。这个影响更持久、更深刻得多。欧洲人对美国商业入侵的担忧早在战争之前就开始了。德国商人早在1902年就忧心忡忡地谈论“美国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与1918年后贸易流向的改变相提并论。[717]
1703280882
1703280883
美国商品对中欧的入侵最明显，因为战争让战前欧洲运转最良好的经济机器几乎陷于停顿。在直到1919年中期签署和平协议后才结束的同盟国食品封锁下，在战争赔款压力造成的高额税负处境中，加上1922—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的无底洞，德国在20年代前五年实际上处于经济崩溃状态。1920年代初期到柏林的游客报道说城市濒临绝望，没有笑声，只有紧张和饥饿。据说连当时出现在每个主要街道的妓女也带着贫穷和绝望的表情。作家马修·约瑟夫森认为城市的一半在“荒淫无度中醉生梦死”，而其余人则“忍饥挨饿”。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更加清醒的眼光则看到中产阶级柏林人在免费的市营施舍处排队，他们的汤碗用报纸包着，或者藏在书包里面，因为要保持最后的一点脸面。[718]
1703280884
1703280885
五年后，在游客看来柏林到处充斥着美国商品。伍德·克鲁彻在1928年写到，柏林中央几乎没有一家商店的橱窗不会提醒美国游客想起美国。在库达姆大街上人们可以在新的、亮堂堂的美国风格餐厅买到美式冰淇淋汽水、波士顿烤豆、“薄饼和糖浆”。随处可见进口的美国工程技术。克鲁彻写道：“我看到的欧洲城市中没有哪个比它更像纽约，而且进一步模仿的努力是有意识的，一直在继续。”戏院里上演的是美国戏剧，报纸上登的是美国新闻，电影院里是美国电影，书摊上是“美国风”（Amerikanismus）的激烈争论。[719]
1703280886
1703280887
柏林是1920年代欧洲商业美国化的典型例子，部分因为“道威斯计划”贷款在1924年后大量进入德国，以减轻赔偿款负担。但是很难说柏林是孤立的，查尔斯·比尔德在1929年初期报道说，在几乎每个英国城市都有美国式廉价便利店。在伍尔沃斯风格的“一价商店”（magasins a prix uniques）压力下，法国零售合作社竭力通过专业经理人和更大胆的广告技巧把他们的方法现代化。美国风格的广告到处可见，比尔德写到“巴黎充斥着美国标志”。柏林海报宣传美国口香糖的快乐，维也纳的环城大道闪烁着美国风格的灯光广告。在电影院，美国出现在从斯德哥尔摩到土耳其的屏幕上。在1925年美国电影入侵欧洲的最高潮，就在报复性配额实施之前，美国产的电影在所有放映电影中的比例在德国是60%，在法国是70%，在英国是95%——伴随着而来的是比实物更大、更诱人的美国消费品的特别宣传。[720]
1703280888
1703280889
比尔德写到美国“已经钻入欧洲人的意识”。它的爵士乐、它的节奏、它的色调、它的商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大陆。但首先是作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大量消费品的、效率高得神奇的机器，美国重新进入了欧洲进步人士的象征性世界。美国天才的结晶从前是民主，后来是垄断者和富豪，现在是“福特主义”。这个词在1920年代的欧洲随处可见。福特的企业革新——他创建了为大众生产标准化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机器运作模式，连同他吹嘘的足够让工人也能买汽车的高工资，给欧洲社会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比尔德注意到，单单在德国，关于效率和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的参考书目就有数百个标题。亨利·福特的自传是1920年代德国的畅销书。法兰克福社会博物馆在本来就很拥挤的名单中加入了一本专题论文集，题目是“福特和我们”。1927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劳工立法协会、国际失业问题协会、国际社会保险委员会联合会议上，据一位美国参会者讲，最热门的话题是“福特主义”对劳工和社会的影响。[721]
1703280890
1703280891
为了亲眼目睹机器生产之乡，一批新的记者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跨越大西洋的朝圣之旅又出现了，”古斯塔夫·施托尔佩尔写道，“可以说是——再次发现了美国。”社会博物馆派出创始人的儿子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了解1920年代的美国。国际花园城市和城镇规划联盟1925年在纽约这个城市的新摩天大楼阴影下开会。德国工程师成批前来，紧跟着的是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代表团进行独立评估。德国书评家注意到1927年时出现的美国题材书籍的“洪流”。汽车、城市生活、工厂、商店、芝加哥的西尔斯—罗伯克邮购公司（Sears and Roebuck），以及人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的位于密歇根州海兰帕克和里弗鲁日的福特工厂：这些都是新美国之行的目的地。[722]
1703280892
1703280893
有一点人人都同意。从对消费品的占有角度看，美国工人和欧洲同行相比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是城市间的对比，绕开了乡下和种族分割的美国南方，也没有对两大洲的穷人命运的对比做出判断。但是显然，战前工业界普通非熟练工人实际收入的大致相等现已不复存在。赫伯特·胡佛吹嘘“我们工人平均的周工资现在可以买欧洲任何工人两到三倍多的黄油面包”，此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但是1920年代中期了解真相的德国观察家认为美欧平均实际工资差距不小于2
:1。[723]
1703280894
1703280895
消费品统计数据强化了这一点。在1932年，美国居民中收音机听众的比例是欧洲的3.5倍，电话用户比例是欧洲的8倍，汽车用户比例是欧洲的26倍。1928年世界工业产品中40%来自美国的工厂和车间；除俄国外，欧洲加在一起的份额是42%。I.M.鲁宾诺在1930年代初的结论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724]
1703280896
1703280897
在承认美国惊人的物质生产力之外，欧洲进步人士的美国印象很快陷入失望。1920年代美国城市中公然的商业主义甚至让伦敦人和柏林人也感到震惊。H.W.马辛厄姆报道说：“商品本身都长着嘴，‘买我，卖我’。”一个见多识广的美国人在芝加哥告诉阿瑟·费勒：“我们不建造房屋，而是建造可以投机的商品。”几乎是每个欧洲旅游者首选目的地的曼哈顿把这些最初印象推向极致。置身于早上的薄雾中或者黄昏的闪烁灯光中，1920年代的曼哈顿空中轮廓线让人陶醉。典型的感受是“简直如仙境一般”。但是仔细观察，那里全是勾心斗角和残酷的竞争。那些“似乎直捣天空”的大楼是在激烈争夺光亮和地位，正如建筑师恩里希·门德尔松说的，那些像热泉一样“喷射”，把“金融的力量抛到20至50层楼”。德国都市规划师罗伯特·施米特把它们称为“美元大楼”。《形式》（Die Form）的编辑沃尔特·库尔特·贝伦特的判断则是：“难以描述的堕落和枯燥，让人反感的丑陋混合体。”[725]
1703280898
1703280899
1920年代美国给欧洲批评家印象最深的不是商业主义或者混乱不堪，而是其同一性。标准化和系统化统治一切。考虑到这个时期激烈的国内冲突（1920年代美国激烈的城乡文化斗争、三K党、劳工斗争、北部新的种族贫民窟），乍一看，这确实是让人困惑的错误判断。但是对于第一次遭遇标准化产品物质文化的人来说，就未必如此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们的打扮相同，穿同样的箭牌衬衣领子，接受西尔斯·罗伯克公司商品目录上的季节指令。阿尔弗雷德·鲁尔抱怨说：“到什么地方你都遇见同样的东西，一切都是大规模生产的产物。”[726]
1703280900
1703280901
标准化消费品、标准化服装规格、面向大众的品味指令的惊人泛滥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印象。其他原因是“禁酒令”（Prohibition）的功劳。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认为1920年代美国人的思想被福特和加尔文教派双双束缚，它们的结合把每一点的想象力都吸引到生产上去。乔治·杜亚美想象了和美国人进行的辛辣讽刺性对话，讨论卫生管理过量性生活的可能性。用文化来对抗纯粹的机器文明，用精神对抗物质享受，用高尚欲望对抗低俗欲望，强烈批评标准化、系统化的美国人是令保守派欧洲人特别愉快的做法。但是这种批评不仅仅局限于他们。路约·布伦坦诺把大众广告控制下“人的标准化”作为美国报告的固定内容。对于美国化现象的批评家来说，机器之乡是生产机器化的人的国度，他们的欲望成为心理学工程师新说服力的俘虏。[727]
1703280902
1703280903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批评机器时代的美国，不是因为该时代的专心物质生产在伦理上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在企业主指导下机器的物质承诺是不能兑现的。他们认为，“后期资本主义”受到无休止资本积累的消耗和破坏，承受远远超过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生产力负担，只能跌跌撞撞进入必然的内部崩溃。正如苏联招募美国工程师以及列宁著名的拥抱泰勒主义（Taylorism）所证明的，这种确信并不排除对美国生产技术的模仿。但是对模仿和借用的称赞是经过小心限定的。在战后，当时的愤青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吸收了他能找到的任何美国东西：帮派、俚语、小说、流行歌曲、大城市摩天大楼。但是当布莱希特从1920年代初期的激进主义进入1926年后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渠道时，美国在他看来就变得破旧、衰败和腐朽了。[728]
1703280904
1703280905
对1920年代美国物质前景最感兴趣的不是欧洲政治中的左派或者右派，而是在激进主义者、左翼自由派、实用社会民主党交汇的进步人士阵营。在保守派看到机器系统化和左翼马克思主义看到超级剥削的地方，资本主义的进步批评家看到了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其他东西：工业资本主义的机械化不再向内剥削剩余劳动，而是向外满足更多人的需要。《新政治家》的记者在1929年写到美国的惊人成就不在它的繁荣本身，因为这些很容易从它碰巧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来解释。持久的美国成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中内在的心理“革命”：认识到只有大规模消费的基础才能维持繁荣局面。在欧洲雇主斤斤计较日常开支，舍不得提高工资和技术投资的时候，美国雇主却把大量利润投入在新机器研发上，并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创造庞大的新需求市场。《新政治家》报道说，他们“扔掉了我们的资本、利润、工资等概念”，他们发现“没有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甚至卡尔·马克思制订的所谓法律”。所有这些在机器生产的逻辑中都消失了。[729]
1703280906
1703280907
美国人在高工资、高效率、合理化、大规模生产消费品中——简单来说在“福特主义”中，不仅发现了永久繁荣的秘密，而且还“解决了仍然困扰欧洲的根本问题”。正如菲利浦·柯尔在伦敦的《国家》杂志支持的观点：他们创造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却没有对抗性的阶级利益，没有内在的政治斗争，没有艰苦的政治交易。[730]
1703280908
1703280909
福特主义作为一种进步思想入侵欧洲，它是面向未来的、灵活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前来参观的欧洲商人担心福特主义隐含着大量风险性投资，倾向于非常谨慎地躲过把这个主义用在自己身上的尴尬。相反，前来美国参观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代表团则对美国化机器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印象深刻。一次海上航行本身不能擦去对美国几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批评。在欧洲进步人士和工人阶级中，对美国激进的、乌托邦式的评价常常在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局面中遭遇。但是从最好处说，机器实现了民主化。玛利亚·皮斯卡托回忆说她丈夫1920年代的左派剧院团体中“没有一个人到过美国”，但是他们知道美国意味着“富饶之乡的客观存在，有物质天才，有繁荣、有口号，还有伟大的上帝——‘机器’”。[731]
1703280910
1703280911
最后，美国的机器文明不仅体现在它的消费品和经济概念上，而且在某些激进的欧洲人看来具有美学特征。年轻的工业设计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在战前的1913年著名德国设计论坛上摆出的14张照片，显示了带大窗户的美国工厂和大型粮仓，在塑造机器时代的象征语言时起到重要作用。作为没有虚假门面和资产阶级装饰的功利主义形式的朴素形象，它们在欧洲的激进派、现代主义者圈子里激起强烈反响。勒·柯布西耶在1923年拿起格罗皮乌斯的粮食仓库照片，夸张地运用其中的成分和几何图形来解释《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布鲁诺·陶特用它们作为他的《现代建筑》的引子，恩里希·门德尔松把布法罗作为他1924年参观机器时代新偶像之旅的景点，他写到，在他到达纽约之前很久，头脑中就有了布法罗的“柱形仓库”。[732]
1703280912
1703280913
当然，建筑教材上的粮食仓库和它那实用主义的简单线条不是美国，正如福特主义或者西尔斯—罗伯克公司商品目录不是美国一样。它们是美国的组成部分，这个国家远比任何图片偶像所能包含的东西更加复杂。1920年代在美国的欧洲建筑师很快把格罗皮乌斯的图片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只有在半建成的骨架状态，美国摩天大楼才满足现代主义者的机器审美标准。它们在建成后，在借来的历史装饰和对地位和高度的激烈竞争中，根本就不是功利主义的了。布鲁诺·陶特尖刻地报告说，你在美国只要愿意付钱就可以购买任何审美和历史风格的仿制建筑：模仿都铎王朝时代的房子，模仿西班牙风格的煤气站，用大批生产的铸铁制成的希腊式柱子，或者看起来“就像牛津或者剑桥大学屋顶一样”的风化的瓦片（广告这么说）。简单的、没有装饰的机器在1920年代的美国不是艺术，欧洲人的工业设计专业还没有到达美国。但是美国的钢铁骨架、桥梁大梁、柱形粮食仓库、福特森拖拉机、生产流水线和T型福特汽车、折叠床、高效厨房设备给予机器文明一套强大的象征性表现。[733]
1703280914
1703280915
在所有这些方面，1920年代标志着美国在欧洲社会政治意识中的重生，以及欧美思想交流方面重新得到一定平衡。像往常一样，术语是浓缩和简化了的东西。福特主义、趣味标准化、形式上的功能主义革命、商品的民主化——都是从美国一团乱麻中抽出来的线索，就像弗里德里克·豪威和克拉伦斯·坡的欧洲是乱麻中抽出来的线索一样。它们存在于两次战争期间涌入欧洲的其他美国货中间：道威斯贷款、爵士乐音调、电影偶像、在被战争破坏的法国看到的禁酒餐馆。两次战争之间的思想和影响运动仍然很难被称作对称的，但是当美国进步人士对欧洲的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出现，这种交流和以前相比就远远不是单向的了。
1703280916
1703280917
从近距离看，机器时代的美国对于1920年代的美国进步人士来说，远不如外国试图评估福特主义的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吸引人。消费品革命是不能否认的，尽管远非欧洲进步人士有时候想象的那样平均分享成果。可是，这个时代内部的社会政治机器远远落后于多数面向大西洋的进步人士带入战争的议程。
1703280918
1703280919
在劳工关系方面，这个十年最广泛地宣传的进步是许多美国大企业中“工业民主”的扩展。作为战争时期强制实施的申诉协调机制的残余，新雇员代表计划是对战前时代独裁性、对抗性管理方式的一大突破。固定化的工厂一级的劳资协商机制一直是北大西洋经济体进步重建项目的核心特征。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20把它们写进法律，要求在战后德国经济中事实上全面建立工务委员会。美国自愿主义的结果从来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是在有些大企业带头的情况下，新雇员代表计划包括的工人数量从1919年的39.1万人增加到1924年的120万人。那年美国工会会员总人数达到330万人。[734]
1703280920
1703280921
但是，没有任何地方像美国的工厂代表制这样与抢先阻止工会组织的计策如此密切地结合起来。只有在服装行业，新工业民主体制包括了工人独立组织的工会。虽然号召美国劳资联合委员会在工资问题上提出意见，但事实上它们中没有一个哪怕在理论上有德国同行那样查看企业利润账目的权力。在1924年后，在清楚看到雇主已破坏了战争期间和战后工会化运动的基础后，新雇员代表制的组织迅速缓慢下来了。以每天5美元、自由雇佣、管理层独裁为特征的福特自己的工厂根本就没有假装实行工业民主。[735]
1703280922
1703280923
说到工人工作风险的日常防范，机器时代美国的名声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就更加明显。因为社会保险项目在州议会大厦受阻，最大的福利资本家和保险公司闯进来占领新领域中他们最渴望获得的地盘。这个时期最常见的新工人福利是团体人寿保险和公司投保的微薄退休金。因为遭到医生的反对，团体健康保险要罕见得多。对于最可怕的劳动风险“失业”，个别雇主在首次精确计算季节性工人流动总量成本的帮助下做出了戏剧性的姿态。宝洁公司在1923年非常著名的举动中保证5000名最低工资雇员的工作岗位。在以突然变化的季节性雇佣而闻名的服装行业，雇主和“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在克利夫兰确立了每个季节最低的带薪工作周数保障。在芝加哥和纽约，雇主和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合投资、联合管理的失业基金机构。[736]
1703280924
1703280925
但是与自192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和扩展、更系统和覆盖面更广泛的欧洲社会保险体制相比，美国福利资本家一个一个的创新很少能改变工人一生的总体风险。在大萧条前夕，工人中参加雇主投保的团体人寿保险的不足五分之一，参加公司退休金项目的不足八分之一，参加团体健康保险或事故保险的不足二十分之一，参加各种失业保险的不足百分之一。[737]
1703280926
[
上一页 ]
[ :1.70328087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