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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欧洲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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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乡村改革者中间，点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最热切期待的人不是霍勒斯·普伦基特，不是艾尔伍德·米德，甚至也不是阿伦·萨皮罗，而是亨利·福特。福特喜欢吹嘘说，他的机器造得这么便宜，连每个农民都可以拥有轿车和拖拉机，这将给农业劳动带来革命性变化。它将消除艰辛的劳作，将把城市和农村结合起来，将给大众带来各种商品和流动的极大自由，而这在以前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少数精英的特权。社会政治做不到的事，技术革新将要完成。“新时代”是机器时代，福特是它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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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既是实现了的社会事实也是公共关系的奇功，但是它对大西洋进步纽带内的影响流向产生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代里，欧洲社会政策制订者和美国同行一样擅于越过国家边界捡东西，但是他们手头有比美国更重要和更方便的地方去搜罗社会政治革新。让美国人觉得恼火的是，面向大西洋的美国进步人士对于欧洲社会政治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好奇心，而欧洲人对进步时代的美国却兴趣不大。逆着战前社会政治纽带的主要潮流，确实有一些欧洲进步人士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看他们能从美国的学校和操场、少年法庭和睦邻中心、劳工统计局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吸取哪些经验。但是美国的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动态不在于对称性而在于不平衡性，在于参与者意识到的差距和落后以及对落后处境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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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1920年代标志着事实和意识的关键转变。领先国家和落后国家的论调仍然存在，其他人或许会谈论独特的国民天赋和不可相比的政治命运，但是那些塑造大西洋进步纽带的人的标志，则是把世界看成沿着进步的共同跑道奔跑的一队选手，有的领先，有的落在后面。1920年代并没有根本改变一同赛跑的比喻，但是在大西洋两岸，这个十年打乱和混淆了参赛者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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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打破战前不对称性的，不是很快被欧洲人统称为“福特主义”的那些技术和经济转变，而是战争本身。美国远征军在1918年夏天进入旅游手册上欧洲心脏地带，不是作为临时纠集的外国同盟中的小伙伴，而是作为拯救文明本身的十字军，这正是美国进步人士希望看到的。伍德罗·威尔逊在1919年末简要概括战争的道德时，用美国战争宣传机构在大西洋两岸整体兜售的弥赛亚式语调说：“美国有极大的优势来完成拯救全世界的使命。”在威尔逊为自由的欧洲制订民主未来时，在多佛、巴黎和罗马欢呼的人群列队欢迎他的场面中，不难想象世界进步的火炬确实已经再一次传递给了美国。[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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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比跟随美军进入法国的进步人士更深刻感受到战争造成的角色颠倒了。他们是作为非战斗人员一部分的红十字组织者、前慈善机构参观者和业余救援人员。美国社会工作者在报名参加这种活动时，大部分任务是帮助美国军人给战争“消毒”，但是很快把工作扩大到遭受战争破坏的法国平民的需要。法国救济机构中最大的是美国红十字会的平民事务部。里面聚集了战争期间被临时借来的社会工作领袖，主要工作是照顾法国难民和被遣返者、发放救济物资、协助平民伤员的康复、负责婴儿护理中心、儿童健康中心、提供健康和卫生展示课程等。[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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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赶去帮助遭到战争破坏的法国时，美国救济工作人员仍然不能抗拒改革的诱惑。在这方面最重要的领域是被“摧毁”的巴黎东北地区。这里是1914年后期德国撤退后留下的一片废墟，到处是弹坑、枯萎的树木、扭曲废弃的带刺铁丝网，还有饥饿。马恩区和默兹区已经成为英国贵格派教徒救援者的领地。索姆区和瓦兹区成为美国的项目。最先进场的是史密斯学院救援队，在1917年夏天负责关照努瓦永附近的15个小村庄。瓦萨尔、巴纳德、威尔斯利、古彻、斯坦福等学院组织了其他救援队，总体上等于战争中男性救护队志愿者的女性道德对等物。史密斯学院的女性居住在被炮火破坏的村庄里，用社会调查的方式清查居民和资源，建立医疗所，发包缝纫工作为村中妇女提供微薄收入机会，分发紧急食品救济，绕过村中男领导以形成有利于妇女的分配网络。因为担心法国农民的孩子漫无目的的消遣方式，她们组织了美国式娱乐项目和集体游戏。[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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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他们的表现就像睦邻中心工作者，特别是担心社会的松散解体和“极端个人主义”，他们发现自己需要与之作斗争。当他们梦想为自己的工作留下永久性遗产时，心里就开始要把法国衰退的公民意识组织起来。正如史密斯学院救援队的露丝·盖恩斯设想的，每个重建的村庄将包括新的“人民之家”，紧挨教堂建在村里的象征性中心，同时还有淋浴澡堂、医务室、俱乐部、图书室、母婴护士站，还有公民展览室：这是按改进了的美国形式返回到欧洲的微型公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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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迫切希望按照更接近他们想象中的欧洲的方式改造法国，在兰斯（Reims）重建的竞争中表现得更加分明。兰斯是遭到破坏的地区里最重要的城市，在战争结束时简直是一堆瓦砾，一块白板，其建筑中一大半已经挖空或者破坏。负责此项工程的乔治·B.福特是美国睦邻中心网络、拥塞委员会、纽约市分区规划活动和欧洲旅行的老兵。在作为美国红十字会重建服务中心主任来到法国后，他成为法国政府流动的城市规划专家，在1920年兰斯重建设计竞赛中夺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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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的计划是各种从巴黎进入美国进步城市规划的影响的特别集合。穿过老城内弯曲密布的街道，福特想象开辟一个直接从奥斯曼借来的林荫大道和星形广场网络，他的草图清除了拥挤在教堂周围的房屋和商店，在福特看来它们模糊了城市的法定公共中心。他在兰斯的郊区点缀着新公园和美国式运动场，以便开展接受管理的社会化活动。在城市的四个主区，他规划了美国风格的社区中心，奥斯曼的巴黎是没有类似内容的。正如盖恩斯曾经设想的，里面有医疗服务、公民团体会议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还有禁酒的自助餐厅。进步人士渴望的公民团结、他们在巴黎捡到的或者在欧洲乡村古老的市集广场看到的凝聚力图景，被福特用比欧洲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形式带回到兰斯的设计中。[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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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的欧洲冒险是暂时性的，但是美国消费品的大潮在战争结束时从美国几乎无限丰饶的机械聚宝瓶中源源不断涌入欧洲。这个影响更持久、更深刻得多。欧洲人对美国商业入侵的担忧早在战争之前就开始了。德国商人早在1902年就忧心忡忡地谈论“美国危险”。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与1918年后贸易流向的改变相提并论。[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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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品对中欧的入侵最明显，因为战争让战前欧洲运转最良好的经济机器几乎陷于停顿。在直到1919年中期签署和平协议后才结束的同盟国食品封锁下，在战争赔款压力造成的高额税负处境中，加上1922—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的无底洞，德国在20年代前五年实际上处于经济崩溃状态。1920年代初期到柏林的游客报道说城市濒临绝望，没有笑声，只有紧张和饥饿。据说连当时出现在每个主要街道的妓女也带着贫穷和绝望的表情。作家马修·约瑟夫森认为城市的一半在“荒淫无度中醉生梦死”，而其余人则“忍饥挨饿”。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更加清醒的眼光则看到中产阶级柏林人在免费的市营施舍处排队，他们的汤碗用报纸包着，或者藏在书包里面，因为要保持最后的一点脸面。[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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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在游客看来柏林到处充斥着美国商品。伍德·克鲁彻在1928年写到，柏林中央几乎没有一家商店的橱窗不会提醒美国游客想起美国。在库达姆大街上人们可以在新的、亮堂堂的美国风格餐厅买到美式冰淇淋汽水、波士顿烤豆、“薄饼和糖浆”。随处可见进口的美国工程技术。克鲁彻写道：“我看到的欧洲城市中没有哪个比它更像纽约，而且进一步模仿的努力是有意识的，一直在继续。”戏院里上演的是美国戏剧，报纸上登的是美国新闻，电影院里是美国电影，书摊上是“美国风”（Amerikanismus）的激烈争论。[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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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是1920年代欧洲商业美国化的典型例子，部分因为“道威斯计划”贷款在1924年后大量进入德国，以减轻赔偿款负担。但是很难说柏林是孤立的，查尔斯·比尔德在1929年初期报道说，在几乎每个英国城市都有美国式廉价便利店。在伍尔沃斯风格的“一价商店”（magasins a prix uniques）压力下，法国零售合作社竭力通过专业经理人和更大胆的广告技巧把他们的方法现代化。美国风格的广告到处可见，比尔德写到“巴黎充斥着美国标志”。柏林海报宣传美国口香糖的快乐，维也纳的环城大道闪烁着美国风格的灯光广告。在电影院，美国出现在从斯德哥尔摩到土耳其的屏幕上。在1925年美国电影入侵欧洲的最高潮，就在报复性配额实施之前，美国产的电影在所有放映电影中的比例在德国是60%，在法国是70%，在英国是95%——伴随着而来的是比实物更大、更诱人的美国消费品的特别宣传。[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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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德写到美国“已经钻入欧洲人的意识”。它的爵士乐、它的节奏、它的色调、它的商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大陆。但首先是作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大量消费品的、效率高得神奇的机器，美国重新进入了欧洲进步人士的象征性世界。美国天才的结晶从前是民主，后来是垄断者和富豪，现在是“福特主义”。这个词在1920年代的欧洲随处可见。福特的企业革新——他创建了为大众生产标准化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机器运作模式，连同他吹嘘的足够让工人也能买汽车的高工资，给欧洲社会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比尔德注意到，单单在德国，关于效率和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的参考书目就有数百个标题。亨利·福特的自传是1920年代德国的畅销书。法兰克福社会博物馆在本来就很拥挤的名单中加入了一本专题论文集，题目是“福特和我们”。1927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劳工立法协会、国际失业问题协会、国际社会保险委员会联合会议上，据一位美国参会者讲，最热门的话题是“福特主义”对劳工和社会的影响。[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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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亲眼目睹机器生产之乡，一批新的记者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跨越大西洋的朝圣之旅又出现了，”古斯塔夫·施托尔佩尔写道，“可以说是——再次发现了美国。”社会博物馆派出创始人的儿子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了解1920年代的美国。国际花园城市和城镇规划联盟1925年在纽约这个城市的新摩天大楼阴影下开会。德国工程师成批前来，紧跟着的是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代表团进行独立评估。德国书评家注意到1927年时出现的美国题材书籍的“洪流”。汽车、城市生活、工厂、商店、芝加哥的西尔斯—罗伯克邮购公司（Sears and Roebuck），以及人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的位于密歇根州海兰帕克和里弗鲁日的福特工厂：这些都是新美国之行的目的地。[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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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人人都同意。从对消费品的占有角度看，美国工人和欧洲同行相比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是城市间的对比，绕开了乡下和种族分割的美国南方，也没有对两大洲的穷人命运的对比做出判断。但是显然，战前工业界普通非熟练工人实际收入的大致相等现已不复存在。赫伯特·胡佛吹嘘“我们工人平均的周工资现在可以买欧洲任何工人两到三倍多的黄油面包”，此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但是1920年代中期了解真相的德国观察家认为美欧平均实际工资差距不小于2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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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统计数据强化了这一点。在1932年，美国居民中收音机听众的比例是欧洲的3.5倍，电话用户比例是欧洲的8倍，汽车用户比例是欧洲的26倍。1928年世界工业产品中40%来自美国的工厂和车间；除俄国外，欧洲加在一起的份额是42%。I.M.鲁宾诺在1930年代初的结论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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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美国惊人的物质生产力之外，欧洲进步人士的美国印象很快陷入失望。1920年代美国城市中公然的商业主义甚至让伦敦人和柏林人也感到震惊。H.W.马辛厄姆报道说：“商品本身都长着嘴，‘买我，卖我’。”一个见多识广的美国人在芝加哥告诉阿瑟·费勒：“我们不建造房屋，而是建造可以投机的商品。”几乎是每个欧洲旅游者首选目的地的曼哈顿把这些最初印象推向极致。置身于早上的薄雾中或者黄昏的闪烁灯光中，1920年代的曼哈顿空中轮廓线让人陶醉。典型的感受是“简直如仙境一般”。但是仔细观察，那里全是勾心斗角和残酷的竞争。那些“似乎直捣天空”的大楼是在激烈争夺光亮和地位，正如建筑师恩里希·门德尔松说的，那些像热泉一样“喷射”，把“金融的力量抛到20至50层楼”。德国都市规划师罗伯特·施米特把它们称为“美元大楼”。《形式》（Die Form）的编辑沃尔特·库尔特·贝伦特的判断则是：“难以描述的堕落和枯燥，让人反感的丑陋混合体。”[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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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美国给欧洲批评家印象最深的不是商业主义或者混乱不堪，而是其同一性。标准化和系统化统治一切。考虑到这个时期激烈的国内冲突（1920年代美国激烈的城乡文化斗争、三K党、劳工斗争、北部新的种族贫民窟），乍一看，这确实是让人困惑的错误判断。但是对于第一次遭遇标准化产品物质文化的人来说，就未必如此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们的打扮相同，穿同样的箭牌衬衣领子，接受西尔斯·罗伯克公司商品目录上的季节指令。阿尔弗雷德·鲁尔抱怨说：“到什么地方你都遇见同样的东西，一切都是大规模生产的产物。”[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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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消费品、标准化服装规格、面向大众的品味指令的惊人泛滥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印象。其他原因是“禁酒令”（Prohibition）的功劳。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认为1920年代美国人的思想被福特和加尔文教派双双束缚，它们的结合把每一点的想象力都吸引到生产上去。乔治·杜亚美想象了和美国人进行的辛辣讽刺性对话，讨论卫生管理过量性生活的可能性。用文化来对抗纯粹的机器文明，用精神对抗物质享受，用高尚欲望对抗低俗欲望，强烈批评标准化、系统化的美国人是令保守派欧洲人特别愉快的做法。但是这种批评不仅仅局限于他们。路约·布伦坦诺把大众广告控制下“人的标准化”作为美国报告的固定内容。对于美国化现象的批评家来说，机器之乡是生产机器化的人的国度，他们的欲望成为心理学工程师新说服力的俘虏。[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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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批评机器时代的美国，不是因为该时代的专心物质生产在伦理上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在企业主指导下机器的物质承诺是不能兑现的。他们认为，“后期资本主义”受到无休止资本积累的消耗和破坏，承受远远超过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生产力负担，只能跌跌撞撞进入必然的内部崩溃。正如苏联招募美国工程师以及列宁著名的拥抱泰勒主义（Taylorism）所证明的，这种确信并不排除对美国生产技术的模仿。但是对模仿和借用的称赞是经过小心限定的。在战后，当时的愤青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吸收了他能找到的任何美国东西：帮派、俚语、小说、流行歌曲、大城市摩天大楼。但是当布莱希特从1920年代初期的激进主义进入1926年后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渠道时，美国在他看来就变得破旧、衰败和腐朽了。[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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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20年代美国物质前景最感兴趣的不是欧洲政治中的左派或者右派，而是在激进主义者、左翼自由派、实用社会民主党交汇的进步人士阵营。在保守派看到机器系统化和左翼马克思主义看到超级剥削的地方，资本主义的进步批评家看到了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其他东西：工业资本主义的机械化不再向内剥削剩余劳动，而是向外满足更多人的需要。《新政治家》的记者在1929年写到美国的惊人成就不在它的繁荣本身，因为这些很容易从它碰巧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来解释。持久的美国成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中内在的心理“革命”：认识到只有大规模消费的基础才能维持繁荣局面。在欧洲雇主斤斤计较日常开支，舍不得提高工资和技术投资的时候，美国雇主却把大量利润投入在新机器研发上，并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创造庞大的新需求市场。《新政治家》报道说，他们“扔掉了我们的资本、利润、工资等概念”，他们发现“没有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甚至卡尔·马克思制订的所谓法律”。所有这些在机器生产的逻辑中都消失了。[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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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高工资、高效率、合理化、大规模生产消费品中——简单来说在“福特主义”中，不仅发现了永久繁荣的秘密，而且还“解决了仍然困扰欧洲的根本问题”。正如菲利浦·柯尔在伦敦的《国家》杂志支持的观点：他们创造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却没有对抗性的阶级利益，没有内在的政治斗争，没有艰苦的政治交易。[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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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主义作为一种进步思想入侵欧洲，它是面向未来的、灵活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前来参观的欧洲商人担心福特主义隐含着大量风险性投资，倾向于非常谨慎地躲过把这个主义用在自己身上的尴尬。相反，前来美国参观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代表团则对美国化机器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印象深刻。一次海上航行本身不能擦去对美国几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批评。在欧洲进步人士和工人阶级中，对美国激进的、乌托邦式的评价常常在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局面中遭遇。但是从最好处说，机器实现了民主化。玛利亚·皮斯卡托回忆说她丈夫1920年代的左派剧院团体中“没有一个人到过美国”，但是他们知道美国意味着“富饶之乡的客观存在，有物质天才，有繁荣、有口号，还有伟大的上帝——‘机器’”。[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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