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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11 最后，美国的机器文明不仅体现在它的消费品和经济概念上，而且在某些激进的欧洲人看来具有美学特征。年轻的工业设计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在战前的1913年著名德国设计论坛上摆出的14张照片，显示了带大窗户的美国工厂和大型粮仓，在塑造机器时代的象征语言时起到重要作用。作为没有虚假门面和资产阶级装饰的功利主义形式的朴素形象，它们在欧洲的激进派、现代主义者圈子里激起强烈反响。勒·柯布西耶在1923年拿起格罗皮乌斯的粮食仓库照片，夸张地运用其中的成分和几何图形来解释《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布鲁诺·陶特用它们作为他的《现代建筑》的引子，恩里希·门德尔松把布法罗作为他1924年参观机器时代新偶像之旅的景点，他写到，在他到达纽约之前很久，头脑中就有了布法罗的“柱形仓库”。[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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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13 当然，建筑教材上的粮食仓库和它那实用主义的简单线条不是美国，正如福特主义或者西尔斯—罗伯克公司商品目录不是美国一样。它们是美国的组成部分，这个国家远比任何图片偶像所能包含的东西更加复杂。1920年代在美国的欧洲建筑师很快把格罗皮乌斯的图片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只有在半建成的骨架状态，美国摩天大楼才满足现代主义者的机器审美标准。它们在建成后，在借来的历史装饰和对地位和高度的激烈竞争中，根本就不是功利主义的了。布鲁诺·陶特尖刻地报告说，你在美国只要愿意付钱就可以购买任何审美和历史风格的仿制建筑：模仿都铎王朝时代的房子，模仿西班牙风格的煤气站，用大批生产的铸铁制成的希腊式柱子，或者看起来“就像牛津或者剑桥大学屋顶一样”的风化的瓦片（广告这么说）。简单的、没有装饰的机器在1920年代的美国不是艺术，欧洲人的工业设计专业还没有到达美国。但是美国的钢铁骨架、桥梁大梁、柱形粮食仓库、福特森拖拉机、生产流水线和T型福特汽车、折叠床、高效厨房设备给予机器文明一套强大的象征性表现。[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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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15 在所有这些方面，1920年代标志着美国在欧洲社会政治意识中的重生，以及欧美思想交流方面重新得到一定平衡。像往常一样，术语是浓缩和简化了的东西。福特主义、趣味标准化、形式上的功能主义革命、商品的民主化——都是从美国一团乱麻中抽出来的线索，就像弗里德里克·豪威和克拉伦斯·坡的欧洲是乱麻中抽出来的线索一样。它们存在于两次战争期间涌入欧洲的其他美国货中间：道威斯贷款、爵士乐音调、电影偶像、在被战争破坏的法国看到的禁酒餐馆。两次战争之间的思想和影响运动仍然很难被称作对称的，但是当美国进步人士对欧洲的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出现，这种交流和以前相比就远远不是单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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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17 从近距离看，机器时代的美国对于1920年代的美国进步人士来说，远不如外国试图评估福特主义的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吸引人。消费品革命是不能否认的，尽管远非欧洲进步人士有时候想象的那样平均分享成果。可是，这个时代内部的社会政治机器远远落后于多数面向大西洋的进步人士带入战争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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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19 在劳工关系方面，这个十年最广泛地宣传的进步是许多美国大企业中“工业民主”的扩展。作为战争时期强制实施的申诉协调机制的残余，新雇员代表计划是对战前时代独裁性、对抗性管理方式的一大突破。固定化的工厂一级的劳资协商机制一直是北大西洋经济体进步重建项目的核心特征。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20把它们写进法律，要求在战后德国经济中事实上全面建立工务委员会。美国自愿主义的结果从来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是在有些大企业带头的情况下，新雇员代表计划包括的工人数量从1919年的39.1万人增加到1924年的120万人。那年美国工会会员总人数达到330万人。[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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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21 但是，没有任何地方像美国的工厂代表制这样与抢先阻止工会组织的计策如此密切地结合起来。只有在服装行业，新工业民主体制包括了工人独立组织的工会。虽然号召美国劳资联合委员会在工资问题上提出意见，但事实上它们中没有一个哪怕在理论上有德国同行那样查看企业利润账目的权力。在1924年后，在清楚看到雇主已破坏了战争期间和战后工会化运动的基础后，新雇员代表制的组织迅速缓慢下来了。以每天5美元、自由雇佣、管理层独裁为特征的福特自己的工厂根本就没有假装实行工业民主。[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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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23 说到工人工作风险的日常防范，机器时代美国的名声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就更加明显。因为社会保险项目在州议会大厦受阻，最大的福利资本家和保险公司闯进来占领新领域中他们最渴望获得的地盘。这个时期最常见的新工人福利是团体人寿保险和公司投保的微薄退休金。因为遭到医生的反对，团体健康保险要罕见得多。对于最可怕的劳动风险“失业”，个别雇主在首次精确计算季节性工人流动总量成本的帮助下做出了戏剧性的姿态。宝洁公司在1923年非常著名的举动中保证5000名最低工资雇员的工作岗位。在以突然变化的季节性雇佣而闻名的服装行业，雇主和“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在克利夫兰确立了每个季节最低的带薪工作周数保障。在芝加哥和纽约，雇主和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合投资、联合管理的失业基金机构。[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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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25 但是与自192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和扩展、更系统和覆盖面更广泛的欧洲社会保险体制相比，美国福利资本家一个一个的创新很少能改变工人一生的总体风险。在大萧条前夕，工人中参加雇主投保的团体人寿保险的不足五分之一，参加公司退休金项目的不足八分之一，参加团体健康保险或事故保险的不足二十分之一，参加各种失业保险的不足百分之一。[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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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27 福利资本主义的政治显示了同样的双面性。192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没有显示出要回复到19世纪中期自由放任理想的迹象。正好相反，胡佛领导下的商务部实际上是公共政策改革的工厂。将国家的私有经济机器流畅化和合理化是胡佛的目标，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智慧。商务部管理者鼓励产品的标准化、雇佣程序的规范化、经济信息的快速流动。他们推动农民的经销合作社来稳定动荡不定的农业市场。他们还出台了第一批系统的联邦政策来运作反经济周期的公共工程开支。政治上的“美国计划”没有撂下政府的促销角色。[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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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29 但这是高度减弱了的社会政治。胡佛在重建市场主要机构的努力之余，并没有相应的兴趣在市场化造成最大人类伤害的地方去缩小市场规模，或者去对市场运作确定更严格的法律和宪法限制；他更没有兴趣建设能与集中于高层的市场权力相抗衡的民主力量。福利资本主义的“福利”从上往下渗透，通过大生产行业的工人工资卡上显示出来，但是它的发起者不是激发弗里德里克·豪威或者简·亚当斯的社会连带主义公民协会。结果总体上的平衡并没有阻止许多进步人士领袖在1928年投票支持胡佛，简·亚当斯自己就这么做了。但是它同样也没有阻止1920年代凝结着面向大西洋的进步人士这么多希望的项目的一连串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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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31 社会保险是这个十年非常明确的灾难。公共管理的健康保险1918年和1919年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失败后石沉大海。即使战后严重的失业危机也没有让英国式失业保险克服哈定政府的坚决反对。1924年后劳动党思想陷入混乱。对于女性进步人士群体来说，一个重大胜利是国会在1921年通过了《母婴保护法案》，但是到了1927年在医生游说团体的强大压力下它的展期遭遇失败。宪法领域的失败更加苦涩。全国消费者联盟委员会第二次企图通过“联邦童工法案”来绕过一个州一个州改革的烦琐工作，这次尝试像第一次一样被裁定为违反宪法。1923年后，最高法院开始撤消州最低工资法案，驳回戈德马克—布兰代斯的“社会学”辩护状，支持它现在坚称为宪法基石的原则：政府不能合法地篡夺市场确定商品和劳动价格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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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33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是对外国社会政治的新的傲慢。克拉伦斯·达罗苦涩地写到这个时代是“超级爱国主义精神”控制一切。美国人孤立于国际劳工组织、国联的国际劳工标准机构之外，被许多进步人士认为这是让人尴尬的形象伤害。现在“美国的”这个形容词添加在社会政治的所有领域。医生为企业药品辩护说这是“美国的”方式，雇主宣布他们反对工会的行动是工业和经济关系中的“美国计划”。沃伦·哈定总统在解释为什么在1921年把失业保险从白宫失业会议议程上删掉时说：“当今的美国是建立在一些经济、工业、政治生活根本特征上的，是这些使得我们成为如今的自己，这个殿宇现在不需要重建。”[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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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35 在进步人士陷入孤立和失败的背景下，难怪从前的比喻和渴望被重新唤起。观察到1919年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际劳工立法大会没有任何一位美国官方代表参加的独特场面，W.L.钱纳里认为美国当然属于“落后”国家行列。亚伯拉罕·艾普斯坦在1920代中期看了养老法案的对比后说：“总说欧洲是古老的、理想化的、传统的，而我们是务实的、有效率的，这个老观念在我最近的海外之行中彻底被打破了。”保罗·凯洛格在1928年巴黎国际社会工作大会召开前夕写到，与国内的“幻灭、繁荣、物质享乐的死海”相比，欧洲给美国人一种“潮汐涌动的意识”，一种积极运转的感觉。到了1923年，林肯·斯蒂芬斯再次写到欧洲是个巨大的“实验场”，从列宁的俄罗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工党领导下的英国。“美国不能帮助欧洲，但是如果我们谦虚地停下来看看或听听那里人们的斗争的话，欧洲能够帮助我们启蒙、给我们消遣和指导。”[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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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37 慢慢地，与这种不断增强的情绪相呼应，欧洲朝圣之旅重新出现，社会学大旅行的广告再次出现在各地的自由派杂志上。到了1930年代，有五六家机构经营欧洲学习旅行安排，到1933年，还包括《调查》杂志本身。[741]组织得更好的是新的、私人资金资助的欧洲奖学金。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的旅行奖学金支持了双方许多学生互访交流。奥伯兰德信托基金在1931年后为美国—德国的交流做了同样但更大规模的工作。在后来七年里，该基金会奖学金的美国获得者包括简·亚当斯（虽然她病得太厉害而没能前往）、赫尔馆的元老爱丽丝·汉密尔顿（学习德国工业疾病保险）、杜波依斯（学习德国工业教育）、城市规划者约翰·诺伦，以及大量美国市长、林业学者、公共管理专家、娱乐和公共卫生工作者等。[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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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39 美国进步人士在1920年代发现的欧洲和从前不一样，更多地美国化了，紧跟着战争的动荡后，也更加民主了。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现在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反对党。他们即使很少上台执政，也到处站在执政的门口；美国进步人士也比从前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外国社会民主改革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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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41 最后，大西洋两岸的进步政治落在俄国革命的阴影下。在寻找1920年代欧洲变化的最前沿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忽视新苏维埃实验。丽莲·沃尔德、约翰·杜威、杜波依斯、罗伯特·拉福莱特、西德尼·希尔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保罗·道格拉斯、林肯·斯蒂芬斯都在1920年代访问过苏联。到了1926年，美国俄罗斯研究中心正在推动俄美交流，沃尔德和杜威是荣誉副主席。俄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庞大，他们要在完全不同于林德曼所说的“贪婪”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尝试，都不可能不让美国进步人士心动，其中很多人很快从新俄国那里读到了美国人曾经有的强烈的创新精神。但是进步人士的大部分，即使那些受到苏联理想主义鼓舞的人，也没有把俄国当作榜样。来自苏联的报道是1920年代国际社会政治报道中最热门的内容，它们挤占了之前德国和英国在美国进步人士思想中的部分地位。但是进步报道中的苏联是原始的、未开发的边疆，从经济上说根本谈不上现代性，除了自然资源和野心相仿外，很难和美国相提并论。[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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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43 俄国实验虽然让美国进步人士感到着迷，并没有让更古老、更发达、努力维持和改善资本主义而不是打破和超越它的欧洲相形见绌。美国人再次来到这里寻求经过考验的缓和市场个人主义控制的手段。但是这次在1920年代更加复杂的智慧经济中，他们汲取欧洲社会政治经验的渴望正好遭遇欧洲人对美国机器生产的社会可能性的着迷。两大洲的进步人士现在从不同的落后性认识出发，都向对方寻求自己的未来。在接下来的理想和借鉴交流中，这两个潮流并不常常相遇。欧洲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与美国对欧洲经济和文化上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在影响确实相遇的地方，比如在魏玛德国垮台前，它们创造出一些社会政治形式，其诺言和创造性一时照亮了大西洋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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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45 遭遇的领域是住房。像汽车生产一样，住房建设是机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1920年代后半段，住房建设高潮席卷北大西洋经济体各国。在德国到了1920年代末期，新住房建设的速度是每年30万套以上，比战前的高峰还多一倍。在英国，新住房建设从1910年的8.6万套增加到1927—1928年的26.1万套。在美国战前的五年中（1912年到1916年）平均每年新建住房的数量是50.5万套；在大萧条前的五年中（1924年到1928年），这个数字是84.8万套。在一个以长期繁荣和衰退循环为标志的行业，1920年代后期确实是空前繁荣的时期。[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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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47 在美国，住房建设繁荣是私人行为。土地和建筑投资者在20年代重建了美国，有单元套房和电梯公寓，有二联式套房和独栋平房，也有迅速蔓延的郊区仿古建筑。他们利用分区和地块规划的公共权力，在美国土地上建立了专有的中产阶级有车族郊区。在美国的几乎每个大城市，整体的住房密度在1920年代下降了，在有些城市这是1870年来的第一次。家庭拥有住房的比例节节攀升。在1890年28个大城市中只有6个城市由居住者自己拥有的住房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到了1930年，这些城市中有21个达到了这个比例。[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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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49 胡佛在1931年对美国人讲话说：“拥有自己的住房是我们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的梦想和希望。”在商务部长任内，他就努力在高度分化的建筑业引进更加节省成本的方法，以便把新建普通房屋的价格降低到多数美国人可以承受的限度内。建筑材料规格的标准化、建筑规范的标准化、模范分区法规都是从这个工作衍生出来的。少数资本雄厚的公司自己试图把规模效益和大生产的技术用在住房建设上。但是在主要是小公司参加的高利润行业，这些把机器前途带到住房建设上的零散努力没有在成本或者供应上取得多大进展。历史学家盖尔·拉德福注意到在芝加哥1885年到1925年间，最低档次的房屋价格的增长速度比总体生活成本快一倍。住房专家粗略估算1920年代末期一座4000美元或者以上的新房只有美国家庭中最有钱的三分之一可以买得起。在1932年的克利夫兰，过去五年中没有建设在那个价格以下的新房子；而同一时期在费城，最便宜的新房屋以3990美元在市场出售。房屋成为1920年代最基本的“机器”，但是在高工资和大规模生产的地方，它们是奢侈品。[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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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51 相反，在战后欧洲，住房沿着双轨制进行：有钱人通过市场买房，大众则可以有公共资助住房。在英国，公共和私人房屋建设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同时迅猛增长。在1920年代后期德国短暂的住房“喷发”期，住房投资中一半来自私人，一半来自公共机构。在1919年到1933年欧洲总共建设了600万套新住房，其中有300万套是私人住房市场框架以外的。在以商品民主化为自豪的时代，为民众建造的大规模房屋建设是欧洲人的一大成就。[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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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53 单从这一努力的规模来衡量，战后的大故事应该是英国。在1920年代英国为白领中产阶级建造的90万套新商品房之外，工党和保守党政府合作建设了60万套新工人阶级住房，让税收支持的、公共发起的住房建设成为英国社会政治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们被称为“委员会”房屋财产，因为城市委员会发起和管理而得名。到了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它们已经在几乎每个英国城市郊区发展起来，就像“焦煤城”本身最终把里面的人们倾倒进阳光里。英国的这种建筑规模在北大西洋经济体内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媲美。在伦敦东部城市边界之外的贝肯特里，伦敦市议会（LCC）建造了一个“大城市”规模的工人阶级卫星城，在1934年完成后容纳115,000个房客在此居住，其中大部分是在附近福特汽车厂上班的工人。曼彻斯特城市当局谈到在世纪末要把一半的城市重建。在1932年飞越英格兰的刘易斯·芒福德写到，乘飞机旅行者能够看到两个国家在下面，一个是老的黑色的英国，完全根据“经典的供求法则不受任何约束”建造，“一排又一排暗淡的屋顶拥挤在一起……一条又一条街道没有一丝绿色”；另一个是新的绿色英国，公共建筑的红砖绿草，嵌接在古老城市环境的边缘，而且他相信很快就会将其淹没。[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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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55 1920年代的英国委员会房屋不论从设计还是生产技术上都不是建筑业的灵感来源。四四方方的两层，新乔治风格设计，以双拼或短联排住宅形式来建造，按照雷蒙德·昂温的一英亩十二家的松散模式，沿着数英里长蜿蜒曲折的郊区街道像四坡屋顶的鞋盒一样散开，它们没有现代性的伪装。娱乐设施和商店很少，贝肯特里的居民抱怨说酒馆尤其少得可怜。乔治·奥威尔描写典型的委员会房屋：“全都是房子，房子，红色小方盒房子千篇一律，有女贞栅栏和沥青道路通向前门口。”[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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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57 英国住房的社会革命从金融和阶级标准上看是内部革命。委员会房屋把空间民主化了。有浴室、屋内厕所和厨房——当然，对于紧挨着厨房火炉居住的传统家庭来说厨房实在太小，但是比以前配备的东西好多了；三个卧室给予普通家庭成人和孩子分开的私人空间，而这以前都是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它们一下子提高了英国工人阶级住房的水准。拥有前后花园、坐落在绿色环抱中的委员会住房是工人阶级英国人进入郊区的门票，这里是战前私人开发商为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抢先占有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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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0959 英国新工人阶级郊区代表了欧洲住房建设努力的一种形式；维也纳市营廉价公寓代表了与此不同的、明确集体主义的形式。从1919年到1934年，城市议会控制在社会主义者多数手中，维也纳成为战后欧洲城市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试验场。面对一个熟悉的窘境——即要宣传自己没有权力直接实现的经济革命，维也纳城市社会主义者转向文化和环境。德国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长期培育了体育和体操俱乐部、青年团体、讨论会、讲座和合唱队等组织网络，所有这些都是要推动未来重建工程所需要的社会性格。在维也纳，社会主义的这个内部世界被彻底公开对外。维也纳城市社会主义的一个臂膀是建立了欧洲最详尽的公共母婴保健体系；另一个就是在住房状况比柏林还糟糕的这座城市开始住房建设。[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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