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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德写到美国“已经钻入欧洲人的意识”。它的爵士乐、它的节奏、它的色调、它的商业主义渗透到欧洲大陆。但首先是作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产大量消费品的、效率高得神奇的机器，美国重新进入了欧洲进步人士的象征性世界。美国天才的结晶从前是民主，后来是垄断者和富豪，现在是“福特主义”。这个词在1920年代的欧洲随处可见。福特的企业革新——他创建了为大众生产标准化汽车的大规模生产、流水线机器运作模式，连同他吹嘘的足够让工人也能买汽车的高工资，给欧洲社会观察家留下深刻印象。比尔德注意到，单单在德国，关于效率和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的参考书目就有数百个标题。亨利·福特的自传是1920年代德国的畅销书。法兰克福社会博物馆在本来就很拥挤的名单中加入了一本专题论文集，题目是“福特和我们”。1927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劳工立法协会、国际失业问题协会、国际社会保险委员会联合会议上，据一位美国参会者讲，最热门的话题是“福特主义”对劳工和社会的影响。[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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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亲眼目睹机器生产之乡，一批新的记者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跨越大西洋的朝圣之旅又出现了，”古斯塔夫·施托尔佩尔写道，“可以说是——再次发现了美国。”社会博物馆派出创始人的儿子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了解1920年代的美国。国际花园城市和城镇规划联盟1925年在纽约这个城市的新摩天大楼阴影下开会。德国工程师成批前来，紧跟着的是德国工会和社会民主代表团进行独立评估。德国书评家注意到1927年时出现的美国题材书籍的“洪流”。汽车、城市生活、工厂、商店、芝加哥的西尔斯—罗伯克邮购公司（Sears and Roebuck），以及人们有机会一定要去的位于密歇根州海兰帕克和里弗鲁日的福特工厂：这些都是新美国之行的目的地。[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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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点人人都同意。从对消费品的占有角度看，美国工人和欧洲同行相比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这些是城市间的对比，绕开了乡下和种族分割的美国南方，也没有对两大洲的穷人命运的对比做出判断。但是显然，战前工业界普通非熟练工人实际收入的大致相等现已不复存在。赫伯特·胡佛吹嘘“我们工人平均的周工资现在可以买欧洲任何工人两到三倍多的黄油面包”，此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但是1920年代中期了解真相的德国观察家认为美欧平均实际工资差距不小于2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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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统计数据强化了这一点。在1932年，美国居民中收音机听众的比例是欧洲的3.5倍，电话用户比例是欧洲的8倍，汽车用户比例是欧洲的26倍。1928年世界工业产品中40%来自美国的工厂和车间；除俄国外，欧洲加在一起的份额是42%。I.M.鲁宾诺在1930年代初的结论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是历史上最富裕的国家。”[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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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美国惊人的物质生产力之外，欧洲进步人士的美国印象很快陷入失望。1920年代美国城市中公然的商业主义甚至让伦敦人和柏林人也感到震惊。H.W.马辛厄姆报道说：“商品本身都长着嘴，‘买我，卖我’。”一个见多识广的美国人在芝加哥告诉阿瑟·费勒：“我们不建造房屋，而是建造可以投机的商品。”几乎是每个欧洲旅游者首选目的地的曼哈顿把这些最初印象推向极致。置身于早上的薄雾中或者黄昏的闪烁灯光中，1920年代的曼哈顿空中轮廓线让人陶醉。典型的感受是“简直如仙境一般”。但是仔细观察，那里全是勾心斗角和残酷的竞争。那些“似乎直捣天空”的大楼是在激烈争夺光亮和地位，正如建筑师恩里希·门德尔松说的，那些像热泉一样“喷射”，把“金融的力量抛到20至50层楼”。德国都市规划师罗伯特·施米特把它们称为“美元大楼”。《形式》（Die Form）的编辑沃尔特·库尔特·贝伦特的判断则是：“难以描述的堕落和枯燥，让人反感的丑陋混合体。”[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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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美国给欧洲批评家印象最深的不是商业主义或者混乱不堪，而是其同一性。标准化和系统化统治一切。考虑到这个时期激烈的国内冲突（1920年代美国激烈的城乡文化斗争、三K党、劳工斗争、北部新的种族贫民窟），乍一看，这确实是让人困惑的错误判断。但是对于第一次遭遇标准化产品物质文化的人来说，就未必如此了。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们的打扮相同，穿同样的箭牌衬衣领子，接受西尔斯·罗伯克公司商品目录上的季节指令。阿尔弗雷德·鲁尔抱怨说：“到什么地方你都遇见同样的东西，一切都是大规模生产的产物。”[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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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消费品、标准化服装规格、面向大众的品味指令的惊人泛滥可以部分解释这种印象。其他原因是“禁酒令”（Prohibition）的功劳。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认为1920年代美国人的思想被福特和加尔文教派双双束缚，它们的结合把每一点的想象力都吸引到生产上去。乔治·杜亚美想象了和美国人进行的辛辣讽刺性对话，讨论卫生管理过量性生活的可能性。用文化来对抗纯粹的机器文明，用精神对抗物质享受，用高尚欲望对抗低俗欲望，强烈批评标准化、系统化的美国人是令保守派欧洲人特别愉快的做法。但是这种批评不仅仅局限于他们。路约·布伦坦诺把大众广告控制下“人的标准化”作为美国报告的固定内容。对于美国化现象的批评家来说，机器之乡是生产机器化的人的国度，他们的欲望成为心理学工程师新说服力的俘虏。[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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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批评机器时代的美国，不是因为该时代的专心物质生产在伦理上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在企业主指导下机器的物质承诺是不能兑现的。他们认为，“后期资本主义”受到无休止资本积累的消耗和破坏，承受远远超过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生产力负担，只能跌跌撞撞进入必然的内部崩溃。正如苏联招募美国工程师以及列宁著名的拥抱泰勒主义（Taylorism）所证明的，这种确信并不排除对美国生产技术的模仿。但是对模仿和借用的称赞是经过小心限定的。在战后，当时的愤青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吸收了他能找到的任何美国东西：帮派、俚语、小说、流行歌曲、大城市摩天大楼。但是当布莱希特从1920年代初期的激进主义进入1926年后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渠道时，美国在他看来就变得破旧、衰败和腐朽了。[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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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920年代美国物质前景最感兴趣的不是欧洲政治中的左派或者右派，而是在激进主义者、左翼自由派、实用社会民主党交汇的进步人士阵营。在保守派看到机器系统化和左翼马克思主义看到超级剥削的地方，资本主义的进步批评家看到了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其他东西：工业资本主义的机械化不再向内剥削剩余劳动，而是向外满足更多人的需要。《新政治家》的记者在1929年写到美国的惊人成就不在它的繁荣本身，因为这些很容易从它碰巧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来解释。持久的美国成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中内在的心理“革命”：认识到只有大规模消费的基础才能维持繁荣局面。在欧洲雇主斤斤计较日常开支，舍不得提高工资和技术投资的时候，美国雇主却把大量利润投入在新机器研发上，并通过提高工人的工资创造庞大的新需求市场。《新政治家》报道说，他们“扔掉了我们的资本、利润、工资等概念”，他们发现“没有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甚至卡尔·马克思制订的所谓法律”。所有这些在机器生产的逻辑中都消失了。[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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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高工资、高效率、合理化、大规模生产消费品中——简单来说在“福特主义”中，不仅发现了永久繁荣的秘密，而且还“解决了仍然困扰欧洲的根本问题”。正如菲利浦·柯尔在伦敦的《国家》杂志支持的观点：他们创造了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却没有对抗性的阶级利益，没有内在的政治斗争，没有艰苦的政治交易。[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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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主义作为一种进步思想入侵欧洲，它是面向未来的、灵活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前来参观的欧洲商人担心福特主义隐含着大量风险性投资，倾向于非常谨慎地躲过把这个主义用在自己身上的尴尬。相反，前来美国参观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代表团则对美国化机器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印象深刻。一次海上航行本身不能擦去对美国几乎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的批评。在欧洲进步人士和工人阶级中，对美国激进的、乌托邦式的评价常常在复杂的甚至矛盾的局面中遭遇。但是从最好处说，机器实现了民主化。玛利亚·皮斯卡托回忆说她丈夫1920年代的左派剧院团体中“没有一个人到过美国”，但是他们知道美国意味着“富饶之乡的客观存在，有物质天才，有繁荣、有口号，还有伟大的上帝——‘机器’”。[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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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美国的机器文明不仅体现在它的消费品和经济概念上，而且在某些激进的欧洲人看来具有美学特征。年轻的工业设计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在战前的1913年著名德国设计论坛上摆出的14张照片，显示了带大窗户的美国工厂和大型粮仓，在塑造机器时代的象征语言时起到重要作用。作为没有虚假门面和资产阶级装饰的功利主义形式的朴素形象，它们在欧洲的激进派、现代主义者圈子里激起强烈反响。勒·柯布西耶在1923年拿起格罗皮乌斯的粮食仓库照片，夸张地运用其中的成分和几何图形来解释《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布鲁诺·陶特用它们作为他的《现代建筑》的引子，恩里希·门德尔松把布法罗作为他1924年参观机器时代新偶像之旅的景点，他写到，在他到达纽约之前很久，头脑中就有了布法罗的“柱形仓库”。[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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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建筑教材上的粮食仓库和它那实用主义的简单线条不是美国，正如福特主义或者西尔斯—罗伯克公司商品目录不是美国一样。它们是美国的组成部分，这个国家远比任何图片偶像所能包含的东西更加复杂。1920年代在美国的欧洲建筑师很快把格罗皮乌斯的图片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只有在半建成的骨架状态，美国摩天大楼才满足现代主义者的机器审美标准。它们在建成后，在借来的历史装饰和对地位和高度的激烈竞争中，根本就不是功利主义的了。布鲁诺·陶特尖刻地报告说，你在美国只要愿意付钱就可以购买任何审美和历史风格的仿制建筑：模仿都铎王朝时代的房子，模仿西班牙风格的煤气站，用大批生产的铸铁制成的希腊式柱子，或者看起来“就像牛津或者剑桥大学屋顶一样”的风化的瓦片（广告这么说）。简单的、没有装饰的机器在1920年代的美国不是艺术，欧洲人的工业设计专业还没有到达美国。但是美国的钢铁骨架、桥梁大梁、柱形粮食仓库、福特森拖拉机、生产流水线和T型福特汽车、折叠床、高效厨房设备给予机器文明一套强大的象征性表现。[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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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方面，1920年代标志着美国在欧洲社会政治意识中的重生，以及欧美思想交流方面重新得到一定平衡。像往常一样，术语是浓缩和简化了的东西。福特主义、趣味标准化、形式上的功能主义革命、商品的民主化——都是从美国一团乱麻中抽出来的线索，就像弗里德里克·豪威和克拉伦斯·坡的欧洲是乱麻中抽出来的线索一样。它们存在于两次战争期间涌入欧洲的其他美国货中间：道威斯贷款、爵士乐音调、电影偶像、在被战争破坏的法国看到的禁酒餐馆。两次战争之间的思想和影响运动仍然很难被称作对称的，但是当美国进步人士对欧洲的兴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出现，这种交流和以前相比就远远不是单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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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距离看，机器时代的美国对于1920年代的美国进步人士来说，远不如外国试图评估福特主义的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吸引人。消费品革命是不能否认的，尽管远非欧洲进步人士有时候想象的那样平均分享成果。可是，这个时代内部的社会政治机器远远落后于多数面向大西洋的进步人士带入战争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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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工关系方面，这个十年最广泛地宣传的进步是许多美国大企业中“工业民主”的扩展。作为战争时期强制实施的申诉协调机制的残余，新雇员代表计划是对战前时代独裁性、对抗性管理方式的一大突破。固定化的工厂一级的劳资协商机制一直是北大西洋经济体进步重建项目的核心特征。德国社会主义者在1920把它们写进法律，要求在战后德国经济中事实上全面建立工务委员会。美国自愿主义的结果从来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但是在有些大企业带头的情况下，新雇员代表计划包括的工人数量从1919年的39.1万人增加到1924年的120万人。那年美国工会会员总人数达到330万人。[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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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任何地方像美国的工厂代表制这样与抢先阻止工会组织的计策如此密切地结合起来。只有在服装行业，新工业民主体制包括了工人独立组织的工会。虽然号召美国劳资联合委员会在工资问题上提出意见，但事实上它们中没有一个哪怕在理论上有德国同行那样查看企业利润账目的权力。在1924年后，在清楚看到雇主已破坏了战争期间和战后工会化运动的基础后，新雇员代表制的组织迅速缓慢下来了。以每天5美元、自由雇佣、管理层独裁为特征的福特自己的工厂根本就没有假装实行工业民主。[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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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工人工作风险的日常防范，机器时代美国的名声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距就更加明显。因为社会保险项目在州议会大厦受阻，最大的福利资本家和保险公司闯进来占领新领域中他们最渴望获得的地盘。这个时期最常见的新工人福利是团体人寿保险和公司投保的微薄退休金。因为遭到医生的反对，团体健康保险要罕见得多。对于最可怕的劳动风险“失业”，个别雇主在首次精确计算季节性工人流动总量成本的帮助下做出了戏剧性的姿态。宝洁公司在1923年非常著名的举动中保证5000名最低工资雇员的工作岗位。在以突然变化的季节性雇佣而闻名的服装行业，雇主和“国际女装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在克利夫兰确立了每个季节最低的带薪工作周数保障。在芝加哥和纽约，雇主和美国服装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合投资、联合管理的失业基金机构。[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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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与自192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和扩展、更系统和覆盖面更广泛的欧洲社会保险体制相比，美国福利资本家一个一个的创新很少能改变工人一生的总体风险。在大萧条前夕，工人中参加雇主投保的团体人寿保险的不足五分之一，参加公司退休金项目的不足八分之一，参加团体健康保险或事故保险的不足二十分之一，参加各种失业保险的不足百分之一。[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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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资本主义的政治显示了同样的双面性。192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没有显示出要回复到19世纪中期自由放任理想的迹象。正好相反，胡佛领导下的商务部实际上是公共政策改革的工厂。将国家的私有经济机器流畅化和合理化是胡佛的目标，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智慧。商务部管理者鼓励产品的标准化、雇佣程序的规范化、经济信息的快速流动。他们推动农民的经销合作社来稳定动荡不定的农业市场。他们还出台了第一批系统的联邦政策来运作反经济周期的公共工程开支。政治上的“美国计划”没有撂下政府的促销角色。[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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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是高度减弱了的社会政治。胡佛在重建市场主要机构的努力之余，并没有相应的兴趣在市场化造成最大人类伤害的地方去缩小市场规模，或者去对市场运作确定更严格的法律和宪法限制；他更没有兴趣建设能与集中于高层的市场权力相抗衡的民主力量。福利资本主义的“福利”从上往下渗透，通过大生产行业的工人工资卡上显示出来，但是它的发起者不是激发弗里德里克·豪威或者简·亚当斯的社会连带主义公民协会。结果总体上的平衡并没有阻止许多进步人士领袖在1928年投票支持胡佛，简·亚当斯自己就这么做了。但是它同样也没有阻止1920年代凝结着面向大西洋的进步人士这么多希望的项目的一连串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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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是这个十年非常明确的灾难。公共管理的健康保险1918年和1919年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失败后石沉大海。即使战后严重的失业危机也没有让英国式失业保险克服哈定政府的坚决反对。1924年后劳动党思想陷入混乱。对于女性进步人士群体来说，一个重大胜利是国会在1921年通过了《母婴保护法案》，但是到了1927年在医生游说团体的强大压力下它的展期遭遇失败。宪法领域的失败更加苦涩。全国消费者联盟委员会第二次企图通过“联邦童工法案”来绕过一个州一个州改革的烦琐工作，这次尝试像第一次一样被裁定为违反宪法。1923年后，最高法院开始撤消州最低工资法案，驳回戈德马克—布兰代斯的“社会学”辩护状，支持它现在坚称为宪法基石的原则：政府不能合法地篡夺市场确定商品和劳动价格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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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过程中，不容忽视的是对外国社会政治的新的傲慢。克拉伦斯·达罗苦涩地写到这个时代是“超级爱国主义精神”控制一切。美国人孤立于国际劳工组织、国联的国际劳工标准机构之外，被许多进步人士认为这是让人尴尬的形象伤害。现在“美国的”这个形容词添加在社会政治的所有领域。医生为企业药品辩护说这是“美国的”方式，雇主宣布他们反对工会的行动是工业和经济关系中的“美国计划”。沃伦·哈定总统在解释为什么在1921年把失业保险从白宫失业会议议程上删掉时说：“当今的美国是建立在一些经济、工业、政治生活根本特征上的，是这些使得我们成为如今的自己，这个殿宇现在不需要重建。”[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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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人士陷入孤立和失败的背景下，难怪从前的比喻和渴望被重新唤起。观察到1919年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际劳工立法大会没有任何一位美国官方代表参加的独特场面，W.L.钱纳里认为美国当然属于“落后”国家行列。亚伯拉罕·艾普斯坦在1920代中期看了养老法案的对比后说：“总说欧洲是古老的、理想化的、传统的，而我们是务实的、有效率的，这个老观念在我最近的海外之行中彻底被打破了。”保罗·凯洛格在1928年巴黎国际社会工作大会召开前夕写到，与国内的“幻灭、繁荣、物质享乐的死海”相比，欧洲给美国人一种“潮汐涌动的意识”，一种积极运转的感觉。到了1923年，林肯·斯蒂芬斯再次写到欧洲是个巨大的“实验场”，从列宁的俄罗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工党领导下的英国。“美国不能帮助欧洲，但是如果我们谦虚地停下来看看或听听那里人们的斗争的话，欧洲能够帮助我们启蒙、给我们消遣和指导。”[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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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与这种不断增强的情绪相呼应，欧洲朝圣之旅重新出现，社会学大旅行的广告再次出现在各地的自由派杂志上。到了1930年代，有五六家机构经营欧洲学习旅行安排，到1933年，还包括《调查》杂志本身。[741]组织得更好的是新的、私人资金资助的欧洲奖学金。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基金会的旅行奖学金支持了双方许多学生互访交流。奥伯兰德信托基金在1931年后为美国—德国的交流做了同样但更大规模的工作。在后来七年里，该基金会奖学金的美国获得者包括简·亚当斯（虽然她病得太厉害而没能前往）、赫尔馆的元老爱丽丝·汉密尔顿（学习德国工业疾病保险）、杜波依斯（学习德国工业教育）、城市规划者约翰·诺伦，以及大量美国市长、林业学者、公共管理专家、娱乐和公共卫生工作者等。[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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