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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人士在1920年代发现的欧洲和从前不一样，更多地美国化了，紧跟着战争的动荡后，也更加民主了。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现在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反对党。他们即使很少上台执政，也到处站在执政的门口；美国进步人士也比从前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和外国社会民主改革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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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大西洋两岸的进步政治落在俄国革命的阴影下。在寻找1920年代欧洲变化的最前沿的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忽视新苏维埃实验。丽莲·沃尔德、约翰·杜威、杜波依斯、罗伯特·拉福莱特、西德尼·希尔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保罗·道格拉斯、林肯·斯蒂芬斯都在1920年代访问过苏联。到了1926年，美国俄罗斯研究中心正在推动俄美交流，沃尔德和杜威是荣誉副主席。俄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庞大，他们要在完全不同于林德曼所说的“贪婪”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尝试，都不可能不让美国进步人士心动，其中很多人很快从新俄国那里读到了美国人曾经有的强烈的创新精神。但是进步人士的大部分，即使那些受到苏联理想主义鼓舞的人，也没有把俄国当作榜样。来自苏联的报道是1920年代国际社会政治报道中最热门的内容，它们挤占了之前德国和英国在美国进步人士思想中的部分地位。但是进步报道中的苏联是原始的、未开发的边疆，从经济上说根本谈不上现代性，除了自然资源和野心相仿外，很难和美国相提并论。[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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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实验虽然让美国进步人士感到着迷，并没有让更古老、更发达、努力维持和改善资本主义而不是打破和超越它的欧洲相形见绌。美国人再次来到这里寻求经过考验的缓和市场个人主义控制的手段。但是这次在1920年代更加复杂的智慧经济中，他们汲取欧洲社会政治经验的渴望正好遭遇欧洲人对美国机器生产的社会可能性的着迷。两大洲的进步人士现在从不同的落后性认识出发，都向对方寻求自己的未来。在接下来的理想和借鉴交流中，这两个潮流并不常常相遇。欧洲对美国社会政治的影响与美国对欧洲经济和文化上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独立的。但是在影响确实相遇的地方，比如在魏玛德国垮台前，它们创造出一些社会政治形式，其诺言和创造性一时照亮了大西洋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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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的领域是住房。像汽车生产一样，住房建设是机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现象。1920年代后半段，住房建设高潮席卷北大西洋经济体各国。在德国到了1920年代末期，新住房建设的速度是每年30万套以上，比战前的高峰还多一倍。在英国，新住房建设从1910年的8.6万套增加到1927—1928年的26.1万套。在美国战前的五年中（1912年到1916年）平均每年新建住房的数量是50.5万套；在大萧条前的五年中（1924年到1928年），这个数字是84.8万套。在一个以长期繁荣和衰退循环为标志的行业，1920年代后期确实是空前繁荣的时期。[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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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住房建设繁荣是私人行为。土地和建筑投资者在20年代重建了美国，有单元套房和电梯公寓，有二联式套房和独栋平房，也有迅速蔓延的郊区仿古建筑。他们利用分区和地块规划的公共权力，在美国土地上建立了专有的中产阶级有车族郊区。在美国的几乎每个大城市，整体的住房密度在1920年代下降了，在有些城市这是1870年来的第一次。家庭拥有住房的比例节节攀升。在1890年28个大城市中只有6个城市由居住者自己拥有的住房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到了1930年，这些城市中有21个达到了这个比例。[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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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在1931年对美国人讲话说：“拥有自己的住房是我们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的梦想和希望。”在商务部长任内，他就努力在高度分化的建筑业引进更加节省成本的方法，以便把新建普通房屋的价格降低到多数美国人可以承受的限度内。建筑材料规格的标准化、建筑规范的标准化、模范分区法规都是从这个工作衍生出来的。少数资本雄厚的公司自己试图把规模效益和大生产的技术用在住房建设上。但是在主要是小公司参加的高利润行业，这些把机器前途带到住房建设上的零散努力没有在成本或者供应上取得多大进展。历史学家盖尔·拉德福注意到在芝加哥1885年到1925年间，最低档次的房屋价格的增长速度比总体生活成本快一倍。住房专家粗略估算1920年代末期一座4000美元或者以上的新房只有美国家庭中最有钱的三分之一可以买得起。在1932年的克利夫兰，过去五年中没有建设在那个价格以下的新房子；而同一时期在费城，最便宜的新房屋以3990美元在市场出售。房屋成为1920年代最基本的“机器”，但是在高工资和大规模生产的地方，它们是奢侈品。[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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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战后欧洲，住房沿着双轨制进行：有钱人通过市场买房，大众则可以有公共资助住房。在英国，公共和私人房屋建设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同时迅猛增长。在1920年代后期德国短暂的住房“喷发”期，住房投资中一半来自私人，一半来自公共机构。在1919年到1933年欧洲总共建设了600万套新住房，其中有300万套是私人住房市场框架以外的。在以商品民主化为自豪的时代，为民众建造的大规模房屋建设是欧洲人的一大成就。[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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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这一努力的规模来衡量，战后的大故事应该是英国。在1920年代英国为白领中产阶级建造的90万套新商品房之外，工党和保守党政府合作建设了60万套新工人阶级住房，让税收支持的、公共发起的住房建设成为英国社会政治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们被称为“委员会”房屋财产，因为城市委员会发起和管理而得名。到了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它们已经在几乎每个英国城市郊区发展起来，就像“焦煤城”本身最终把里面的人们倾倒进阳光里。英国的这种建筑规模在北大西洋经济体内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媲美。在伦敦东部城市边界之外的贝肯特里，伦敦市议会（LCC）建造了一个“大城市”规模的工人阶级卫星城，在1934年完成后容纳115,000个房客在此居住，其中大部分是在附近福特汽车厂上班的工人。曼彻斯特城市当局谈到在世纪末要把一半的城市重建。在1932年飞越英格兰的刘易斯·芒福德写到，乘飞机旅行者能够看到两个国家在下面，一个是老的黑色的英国，完全根据“经典的供求法则不受任何约束”建造，“一排又一排暗淡的屋顶拥挤在一起……一条又一条街道没有一丝绿色”；另一个是新的绿色英国，公共建筑的红砖绿草，嵌接在古老城市环境的边缘，而且他相信很快就会将其淹没。[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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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的英国委员会房屋不论从设计还是生产技术上都不是建筑业的灵感来源。四四方方的两层，新乔治风格设计，以双拼或短联排住宅形式来建造，按照雷蒙德·昂温的一英亩十二家的松散模式，沿着数英里长蜿蜒曲折的郊区街道像四坡屋顶的鞋盒一样散开，它们没有现代性的伪装。娱乐设施和商店很少，贝肯特里的居民抱怨说酒馆尤其少得可怜。乔治·奥威尔描写典型的委员会房屋：“全都是房子，房子，红色小方盒房子千篇一律，有女贞栅栏和沥青道路通向前门口。”[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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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住房的社会革命从金融和阶级标准上看是内部革命。委员会房屋把空间民主化了。有浴室、屋内厕所和厨房——当然，对于紧挨着厨房火炉居住的传统家庭来说厨房实在太小，但是比以前配备的东西好多了；三个卧室给予普通家庭成人和孩子分开的私人空间，而这以前都是只有中产阶级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它们一下子提高了英国工人阶级住房的水准。拥有前后花园、坐落在绿色环抱中的委员会住房是工人阶级英国人进入郊区的门票，这里是战前私人开发商为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抢先占有的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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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工人阶级郊区代表了欧洲住房建设努力的一种形式；维也纳市营廉价公寓代表了与此不同的、明确集体主义的形式。从1919年到1934年，城市议会控制在社会主义者多数手中，维也纳成为战后欧洲城市社会主义最重要的试验场。面对一个熟悉的窘境——即要宣传自己没有权力直接实现的经济革命，维也纳城市社会主义者转向文化和环境。德国和奥地利社会主义者长期培育了体育和体操俱乐部、青年团体、讨论会、讲座和合唱队等组织网络，所有这些都是要推动未来重建工程所需要的社会性格。在维也纳，社会主义的这个内部世界被彻底公开对外。维也纳城市社会主义的一个臂膀是建立了欧洲最详尽的公共母婴保健体系；另一个就是在住房状况比柏林还糟糕的这座城市开始住房建设。[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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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第一个住房建设努力是在城市边缘，由于被挤出城市过分拥挤的住房市场，转业军人及其家属在战后几个月内在公地上擅自占地聚居。在最初的混乱之后，在城市当局和贵格会救济工作人员帮助下，无家可归者组成市场园艺合作社，渐渐变成稳定的生计定居点，后来成为美国新政生计居住区项目的重要样板。但是在1923年获得新的征税权力后，维也纳住房项目的主要劲头是建设大规模市营公寓房屋群，足够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里形成一个自己的世界。1934年，内战把社会主义者赶下台后，胜利者轰击新城市住房群体的最大者，把拒不合作的人赶出去。但是在1923年到1934年之间，每年平均建立起30幢新城市公寓，到了1934年，维也纳人口中的12%都居住在这种房屋内。[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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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住房，维也纳公共房屋也提供了许多可以批评的地方。标准的市营公寓很少超过英国标准的委员会房屋内部空间的一半。厨房、客厅、一间小卧室是普通模式，外加一个厕所、小门厅，很少有浴室。不过，即使这些标准也超过战前维也纳私有市场上提供的条件，因为当时除了厨房和一个多用途的小厅（Stube）之外，内部管道、对角通风、煤气灯、单独的卧室等都是工人阶级买不起的。精打细算节省费用，维也纳设计者把余额用在集体空间和公共设施上。大的住宅区拥有托儿所、幼儿园、公共浴室、洗衣房、会议室、工人图书馆、母婴诊所、沙地、运动场、合作社杂货店、饭馆，也许还有地方健康保险协会办公室、政治集会场所等等。所有这些都受社会规则和监督的复杂网络来管理。[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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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维也纳住房的内部革命与外部的雄伟建筑风格相携手，这风格被大胆展示，即使最随意的过路者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它。英国委员会住房简朴和（除了重复外）不张扬，维也纳工程则用雕塑和四到六层楼高引人注目的正面景观展示自己，人们要经过纪念碑式的拱门进入建筑的内部世界。1920年代最著名的市营公寓群是沿着圣城大街延伸了五分之三英里的卡尔·马克思大院，里面集中了1325个住户。几乎同等规模的还有五六处，包括乔治·华盛顿大院。[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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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公共住房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城市当局宣称通过对资产阶级征收房屋和奢侈品税来为工人建筑房屋。他们的努力有效地掐断维也纳的私人房屋投资，但是北大西洋经济体其他任何地方，税收补贴的工人阶级住房租金都不曾低到让没有技术的工人家庭都能承受得起。马奎斯·蔡尔兹在提到该市的工作时写道：“每个对改革、住房和社会进步有任何兴趣的旅欧游客实际上都要看看维也纳建造的漂亮的工人阶级公寓。”英国住房专家伊丽莎白·登比把维也纳房屋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住房建设成就”。[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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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机器时代和住房问题交汇的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魏玛德国。那里，英国花园郊区传统、维也纳社会主义者对劳工团结和社区设计的承诺、美国粮仓的现代主义审美观、德国年轻一代对资产阶级矫揉造作的反叛、美国福特主义的社会化变体，联合起来创造了欧洲一些最漂亮的工人阶级住房。这种汇合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在1924年经济稳定期和大萧条之间，为群众生产“生活机器”是主要任务，其中的创造性在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媲美。[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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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重建的激情让年轻的建筑师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激进。在1920年代设计了一些最好的柏林新住房的布鲁诺·陶特从1919年到1921年陶醉在充满幻想的乌托邦里。当马格德堡社会主义者城市委员会1921年任命他为城市设计师（Stadtbaurat）后，他开始用野兽派缤纷颜色为城市老街墙粉刷。陶特的主要合作者马丁·瓦格纳1920年代初期努力要把柏林建筑业组织成为能够摆脱资本家中间人控制的行会。德国工人阶级住房诞生于乌托邦努力，是对帝国和战前资本家的做作和虚假做出的反应，一种在共同革命中联结政治与建筑的决心。[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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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努力的金融背景随着1924年超级通货膨胀的突然终结和对房东征收新的所得税而到来。该税旨在平衡房东从利率的大幅下降中可望获得的部分非劳动所得，是专门指定用于魏玛宪法中保证的“有权住体面房屋”的款项。结果提供了一张巨大的画布，由一帮沉溺于机器时代现代主义社会前景的建筑师来发挥其创造力，就像传统主义者英国同行所享受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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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是第一个重要城市来实验金融和设计新工具，那里自1880年代起住房倡议就成为进步人士的议程。在左翼民主派路德维希·兰德曼市长和该市新社会主义者“城市建设顾问”恩斯特·梅的指导下，该市从1925年到1931年开始新的工人阶级住房建设。有些直接由城市建设，有些通过城市为主要股东的有限赢利公司建设。在梅的办公室里设计为社区单元的街区，一种崭新的住房开发开始出现在法兰克福：精心种植的花园土地中间一排排低矮的、立体主义的水泥预制板房屋，平屋顶上有晒太阳的露台，拉毛粉饰外观颜色有如彩虹一般。[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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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称它们为“解放了的房屋”。即使现在，当人们走过按照弗兰茨·阿迪克斯1891年的原始分区规划在城市港口附近开辟的工人阶级住房区时，早期的梅式房屋还是让人印象深刻。人们走过赖夫艾森街和舒尔采—德里奇街上工会资助的房屋，九到十二套房屋拥积在四层高的人字形或者骆驼背形的屋顶下，感觉它就像以夸张的规模放大出来的资产阶级别墅；接着来到战后城市建设的联排房屋，仍然保留资本家品味的迹象，如拱门和百叶窗，塞在沉重、高耸的屋顶老虎窗下的三楼；再沿着拉萨尔街、马克思街、恩格斯广场突然来到梅式低矮的、两层的立体主义联排房屋，它们的正面没有任何装饰或者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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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格的流行语是“光线”、“空气”和“阳光”。但是从旧形式解放出来的住房不仅仅是对高耸屋顶和百叶窗之类限制的攻击。社会现代主义的深层目标是打破19世纪美学和攀比之间的联系，正如维也纳一样，他们不是要把房屋变为纪念碑，而是要使它简化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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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梅最著名的成就是在普劳恩海姆和罗默斯塔特建设的卫星城，在从法兰克福城区越过尼塔河洪泛区的一条城市所有的新公交线尽头。梅战前在雷蒙德·昂温的汉普斯特德办公室工作两年，了解花园城市设计的原则。他把昂温的美学传统主义去掉而换上了现代主义形式，围绕着学校、运动场、河边游泳场、合作托儿所、洗衣房、杂货店和花园建造了低矮联排房屋和三层和四层公寓街区，形成大幅度的曲线轮廓。他的建筑是花园中的机器，鲜艳的多彩墙壁映照在老城上，就像大型的广告牌展示把功能主义和社会目的结合起来的建筑可以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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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在1925年到1931年建造了大约1.5万套现代主义风格的市营住房，是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现代主义社会住房的橱窗。在共和国的第二个橱窗城市柏林，权力和倡议比在法兰克福更加民主化。那里的新工人住房的建筑商主要是以工会为基础的建筑协会，由公共资金提供补贴。其中最大的是马丁·瓦格纳的格黑格，它1925年和1927年按照陶特和瓦格纳的设计而建造的马蹄形开发区（Hufeisensiedlung），也是城市新社会建筑的最著名例子。联排房屋、花园，以及公寓构成的巨大马蹄形曲线，都与周围资本主义大城市隔开，位于起到中世纪城墙作用的深红色成排公寓房屋的后面。这个工程是民间风格的、浪漫的、现代主义形式的惊人结合。更大的工程是在柏林策伦多夫的城市森林边缘的格黑格工程。在那里，陶特等人建造了工人阶级花园郊区，几乎有两千套现代主义风格的房屋，把它的平屋顶、基本形式与大窗户、低密度、花园、树木和色彩相结合。还有十多个计划中的大规模开发或者大型住宅区（Grossiedlungen）很快出现在古老的“出租营房”城市的边缘。到了1932年，柏林建造了几乎和法兰克福一样多新的激进风格的低成本房屋，其中70%由工会资助。[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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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格上看，新房屋结合了鹿特丹建筑师J.J.P.奥德、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现代主义绘画和美国工厂设计、勒·柯布西耶和鲍豪斯的特征。勒·柯布西耶和鲍豪斯有难以匹敌的自我宣传技能，因而主导了192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的历史，但是没有给予现代主义审美促使其实现的发动机。鲍豪斯建筑是1920年代德国激进审美思想的惊人丰富的汇合点，它的1923年展示房帮助确定了“解放了的房屋”的形式。但是魏玛德国的建筑行动不在德绍（Dessau），甚至不在格罗皮乌斯在那儿设计的小郊区工人阶级住房工程，而是在大城市；工人阶级政党、工会组织是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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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赞助新建筑的工会、公共住房工程机构来说，现代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新社会和经济形式的核心。为了宣传它，梅在1926年11月创办了《新法兰克福》杂志。路德维希·兰德曼在第一期上写道：“新的人民、新的时代必须重造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形式。”住房、建筑、商店招牌、交通、家具、游泳馆都要重新设计。梅的助手在设计功能椅子、床架、台灯、衣柜、门和门把手等，不仅是创造适合新房屋空间限制的装饰，而且要打破战前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包括加厚软垫的椅子、装饰织物、小摆设和伪装。功能主义是社会化社会的外在形式。陶特问在新文化向我们招手的时候，谁还要选择“在过去文化的废墟中生活呢”？[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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