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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第一个住房建设努力是在城市边缘，由于被挤出城市过分拥挤的住房市场，转业军人及其家属在战后几个月内在公地上擅自占地聚居。在最初的混乱之后，在城市当局和贵格会救济工作人员帮助下，无家可归者组成市场园艺合作社，渐渐变成稳定的生计定居点，后来成为美国新政生计居住区项目的重要样板。但是在1923年获得新的征税权力后，维也纳住房项目的主要劲头是建设大规模市营公寓房屋群，足够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里形成一个自己的世界。1934年，内战把社会主义者赶下台后，胜利者轰击新城市住房群体的最大者，把拒不合作的人赶出去。但是在1923年到1934年之间，每年平均建立起30幢新城市公寓，到了1934年，维也纳人口中的12%都居住在这种房屋内。[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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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住房，维也纳公共房屋也提供了许多可以批评的地方。标准的市营公寓很少超过英国标准的委员会房屋内部空间的一半。厨房、客厅、一间小卧室是普通模式，外加一个厕所、小门厅，很少有浴室。不过，即使这些标准也超过战前维也纳私有市场上提供的条件，因为当时除了厨房和一个多用途的小厅（Stube）之外，内部管道、对角通风、煤气灯、单独的卧室等都是工人阶级买不起的。精打细算节省费用，维也纳设计者把余额用在集体空间和公共设施上。大的住宅区拥有托儿所、幼儿园、公共浴室、洗衣房、会议室、工人图书馆、母婴诊所、沙地、运动场、合作社杂货店、饭馆，也许还有地方健康保险协会办公室、政治集会场所等等。所有这些都受社会规则和监督的复杂网络来管理。[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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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维也纳住房的内部革命与外部的雄伟建筑风格相携手，这风格被大胆展示，即使最随意的过路者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它。英国委员会住房简朴和（除了重复外）不张扬，维也纳工程则用雕塑和四到六层楼高引人注目的正面景观展示自己，人们要经过纪念碑式的拱门进入建筑的内部世界。1920年代最著名的市营公寓群是沿着圣城大街延伸了五分之三英里的卡尔·马克思大院，里面集中了1325个住户。几乎同等规模的还有五六处，包括乔治·华盛顿大院。[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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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公共住房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城市当局宣称通过对资产阶级征收房屋和奢侈品税来为工人建筑房屋。他们的努力有效地掐断维也纳的私人房屋投资，但是北大西洋经济体其他任何地方，税收补贴的工人阶级住房租金都不曾低到让没有技术的工人家庭都能承受得起。马奎斯·蔡尔兹在提到该市的工作时写道：“每个对改革、住房和社会进步有任何兴趣的旅欧游客实际上都要看看维也纳建造的漂亮的工人阶级公寓。”英国住房专家伊丽莎白·登比把维也纳房屋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住房建设成就”。[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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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机器时代和住房问题交汇的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在魏玛德国。那里，英国花园郊区传统、维也纳社会主义者对劳工团结和社区设计的承诺、美国粮仓的现代主义审美观、德国年轻一代对资产阶级矫揉造作的反叛、美国福特主义的社会化变体，联合起来创造了欧洲一些最漂亮的工人阶级住房。这种汇合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在魏玛共和国初期，在1924年经济稳定期和大萧条之间，为群众生产“生活机器”是主要任务，其中的创造性在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媲美。[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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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重建的激情让年轻的建筑师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激进。在1920年代设计了一些最好的柏林新住房的布鲁诺·陶特从1919年到1921年陶醉在充满幻想的乌托邦里。当马格德堡社会主义者城市委员会1921年任命他为城市设计师（Stadtbaurat）后，他开始用野兽派缤纷颜色为城市老街墙粉刷。陶特的主要合作者马丁·瓦格纳1920年代初期努力要把柏林建筑业组织成为能够摆脱资本家中间人控制的行会。德国工人阶级住房诞生于乌托邦努力，是对帝国和战前资本家的做作和虚假做出的反应，一种在共同革命中联结政治与建筑的决心。[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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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努力的金融背景随着1924年超级通货膨胀的突然终结和对房东征收新的所得税而到来。该税旨在平衡房东从利率的大幅下降中可望获得的部分非劳动所得，是专门指定用于魏玛宪法中保证的“有权住体面房屋”的款项。结果提供了一张巨大的画布，由一帮沉溺于机器时代现代主义社会前景的建筑师来发挥其创造力，就像传统主义者英国同行所享受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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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是第一个重要城市来实验金融和设计新工具，那里自1880年代起住房倡议就成为进步人士的议程。在左翼民主派路德维希·兰德曼市长和该市新社会主义者“城市建设顾问”恩斯特·梅的指导下，该市从1925年到1931年开始新的工人阶级住房建设。有些直接由城市建设，有些通过城市为主要股东的有限赢利公司建设。在梅的办公室里设计为社区单元的街区，一种崭新的住房开发开始出现在法兰克福：精心种植的花园土地中间一排排低矮的、立体主义的水泥预制板房屋，平屋顶上有晒太阳的露台，拉毛粉饰外观颜色有如彩虹一般。[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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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称它们为“解放了的房屋”。即使现在，当人们走过按照弗兰茨·阿迪克斯1891年的原始分区规划在城市港口附近开辟的工人阶级住房区时，早期的梅式房屋还是让人印象深刻。人们走过赖夫艾森街和舒尔采—德里奇街上工会资助的房屋，九到十二套房屋拥积在四层高的人字形或者骆驼背形的屋顶下，感觉它就像以夸张的规模放大出来的资产阶级别墅；接着来到战后城市建设的联排房屋，仍然保留资本家品味的迹象，如拱门和百叶窗，塞在沉重、高耸的屋顶老虎窗下的三楼；再沿着拉萨尔街、马克思街、恩格斯广场突然来到梅式低矮的、两层的立体主义联排房屋，它们的正面没有任何装饰或者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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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风格的流行语是“光线”、“空气”和“阳光”。但是从旧形式解放出来的住房不仅仅是对高耸屋顶和百叶窗之类限制的攻击。社会现代主义的深层目标是打破19世纪美学和攀比之间的联系，正如维也纳一样，他们不是要把房屋变为纪念碑，而是要使它简化和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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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斯特·梅最著名的成就是在普劳恩海姆和罗默斯塔特建设的卫星城，在从法兰克福城区越过尼塔河洪泛区的一条城市所有的新公交线尽头。梅战前在雷蒙德·昂温的汉普斯特德办公室工作两年，了解花园城市设计的原则。他把昂温的美学传统主义去掉而换上了现代主义形式，围绕着学校、运动场、河边游泳场、合作托儿所、洗衣房、杂货店和花园建造了低矮联排房屋和三层和四层公寓街区，形成大幅度的曲线轮廓。他的建筑是花园中的机器，鲜艳的多彩墙壁映照在老城上，就像大型的广告牌展示把功能主义和社会目的结合起来的建筑可以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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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在1925年到1931年建造了大约1.5万套现代主义风格的市营住房，是德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现代主义社会住房的橱窗。在共和国的第二个橱窗城市柏林，权力和倡议比在法兰克福更加民主化。那里的新工人住房的建筑商主要是以工会为基础的建筑协会，由公共资金提供补贴。其中最大的是马丁·瓦格纳的格黑格，它1925年和1927年按照陶特和瓦格纳的设计而建造的马蹄形开发区（Hufeisensiedlung），也是城市新社会建筑的最著名例子。联排房屋、花园，以及公寓构成的巨大马蹄形曲线，都与周围资本主义大城市隔开，位于起到中世纪城墙作用的深红色成排公寓房屋的后面。这个工程是民间风格的、浪漫的、现代主义形式的惊人结合。更大的工程是在柏林策伦多夫的城市森林边缘的格黑格工程。在那里，陶特等人建造了工人阶级花园郊区，几乎有两千套现代主义风格的房屋，把它的平屋顶、基本形式与大窗户、低密度、花园、树木和色彩相结合。还有十多个计划中的大规模开发或者大型住宅区（Grossiedlungen）很快出现在古老的“出租营房”城市的边缘。到了1932年，柏林建造了几乎和法兰克福一样多新的激进风格的低成本房屋，其中70%由工会资助。[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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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格上看，新房屋结合了鹿特丹建筑师J.J.P.奥德、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现代主义绘画和美国工厂设计、勒·柯布西耶和鲍豪斯的特征。勒·柯布西耶和鲍豪斯有难以匹敌的自我宣传技能，因而主导了1920年代现代主义建筑的历史，但是没有给予现代主义审美促使其实现的发动机。鲍豪斯建筑是1920年代德国激进审美思想的惊人丰富的汇合点，它的1923年展示房帮助确定了“解放了的房屋”的形式。但是魏玛德国的建筑行动不在德绍（Dessau），甚至不在格罗皮乌斯在那儿设计的小郊区工人阶级住房工程，而是在大城市；工人阶级政党、工会组织是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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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赞助新建筑的工会、公共住房工程机构来说，现代主义不是一种风格而是新社会和经济形式的核心。为了宣传它，梅在1926年11月创办了《新法兰克福》杂志。路德维希·兰德曼在第一期上写道：“新的人民、新的时代必须重造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形式。”住房、建筑、商店招牌、交通、家具、游泳馆都要重新设计。梅的助手在设计功能椅子、床架、台灯、衣柜、门和门把手等，不仅是创造适合新房屋空间限制的装饰，而且要打破战前资产阶级的美学观，包括加厚软垫的椅子、装饰织物、小摆设和伪装。功能主义是社会化社会的外在形式。陶特问在新文化向我们招手的时候，谁还要选择“在过去文化的废墟中生活呢”？[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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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住房协会坚持他们认为与其成员地位相当的高耸屋顶和小窗户，大肆攻击新的平屋顶建筑缺乏灵魂、死板机械、是穷人建筑，这强化了两极对立。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策伦多夫的规划者在最后的单元中屈从于风向，用高耸的红瓦屋顶和暗淡的灰色纳粹式拉毛粉饰。即使在1920年代末期房屋建设高潮时，魏玛的多数城市也急忙逃离争议，故意避开新美学。相反，社会现代主义者呼吁要把房子从无法承受的私人野心和攀比努力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为后资产阶级社会创造社区和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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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义是这些社会重建主义混合野心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这个观点让美国人措手不及，因为不管是公共的还是社会现代主义的住房都还没有在美国出现呢。当年轻的美国人凯瑟琳·鲍尔1932年在柏林访问德国建筑师恩里希·门德尔松时，门德尔松拉开他的折叠的墨菲（Murphy）床向她展示美国标签。他的姿态不是随意性的。虽然像路易斯·品克这种美国旅游者或许认为梅的新边缘城市房屋是“怪诞”，但是德国人认为简化的、往往是预制的实用形式、机器影响的线条、折叠床和标准化厨房是福特主义——是美国特征。[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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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实际上从一开始就热切充当了引进美国效率技术的渠道。像陶特和格罗皮乌斯一样，其中许多人在他们的整套形式中为美国工业建筑留出了特别地位。从1920年代起，瓦格纳的杂志《社会建筑业》已经刊载了很多美国工程技术的报道。鹿特丹的市政建筑师J.J.P.奥德把他的房屋描述为“可居住福特”（dwelling Fords）。瓦格纳和梅都在1920年代访问过美国，在它高耸的钢铁框架摩天大楼和资本家的奢侈中寻找理性化生产技术和效率设计。梅和陶特都被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1921年翻译成德语的《新家政》深深吸引住了，该杂志把厨房当作科学管理空间和工作的练习。在法兰克福，梅的设计者产生了标准化、高效率、普尔曼风格的厨房让房客来购买。梅开发项目中的床是可折叠、可转动或可卷在一起的，节省空间的创意反映了福特工程师把生产机器越来越紧密凑在一起的技能。[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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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现代主义建筑师实验了大规模生产建设的技术；由于没有德国规格赞助者，这种实验一直让美国投资者望而兴叹。水泥预制板、标准化建筑构件、巨大的移动起重机、理性化的工作任务对于德国的规模经济效益非常重要。在美学和社会术语上，结果是远离美国人关于住房和房屋假设的世界。但是在把房屋看作住宅机器，看作是旨在给予居住者空间、空气、隐秘性、公共设施的装置这一想法中，福特主义纽带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的，不管其改造转变多么让人惊讶。魏玛社会住房拥有的美国色彩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多，同时又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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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和在美国一样，外表下的虫子是经济。陶特的马蹄形开发区意味着土地和建设成本，最后决定了其价格超过了柏林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梅的罗默斯塔特住宅尽管有大规模生产的效益，也只有技术工人才能买得起。从1925年到1929年最初的创造性设计高潮后，追求更大节约效益的动力让魏玛建筑师转入更加简朴的风格。公共资助的工人阶级住房缩小了内部空间，到了1930年到1931年间梅在威斯特豪森（Westhausen）进行的法兰克福最后一个主要工程时，它已经降到维也纳的最低限度标准。流行的规模从两层增加到四层或五层。区分内部和外部社会世界的大幅度曲线因为排房（Zeilenbau）数学而抹平了：根据专家计算好的角度用尺子划定长长的平行区块，因为据认为那是使房屋朝阳的最好角度。到了1930年代，北大西洋经济体已经分崩离析，德国住房方面努力的焦点在确定一个家庭所需要的最少空间和空气等：“最低生存保障权”（Existenzminimum）。梅和他建筑团队的大部分成员同年离开法兰克福到苏联，那里有几十座正在建设的城市，建筑业的未来似乎仍然是开放的。瓦格纳抗议说在压倒一切的经济崇拜面前，更进一步的效率是徒劳的。两年后，因为陷入财政危机，德国城市实际上除了边缘地区为失业者建造的粗糙房屋外什么也没有盖：那是没有室内厕所也不靠交通线的最简单房屋。[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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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1929年到1932年的排房阶段，魏玛新住房也有远远超过战前工人阶级住房的便利设施，这些设施是连中产阶级美国购买者在新的平房开发区都不一定能有的。不管受到萧条市场多大的打击，魏玛融合美国工程技术、现代主义美学、社会民主政治的冲动仍然在最后阶段显示出来：把私人的显示财富的房屋转向其外部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取消了表现地位的装饰等负担，把设计和融资手段社会化，降低成本直到体面的住房像T型福特车一样无所不在。公共住房——1890年代政治和经济绝望的标志，开始包裹在乌托邦希望中。在魏玛住房中，机器时代美国的片断在欧洲扎下根来，因背景和赞助者不同而得到转化。把它再带回家将是同样复杂的对政治和赞助者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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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现代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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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从前大西洋进步纽带经常出现的情况，视觉的纽带最先形成。以照片和文字图片形式，对于住房和阶级标准方面欧洲革命程度的意识开始返回渗透到1920年代的美国。伊迪丝·埃尔默·伍德早在1922年又来到欧洲收集她即将用在《西欧住房进步》中的资料，它是这十年中该领域最重要的一本书。1926年路易斯·品克被任命为州长阿尔·史密斯的纽约州住房委员会主席，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就是从伦敦到维也纳考察欧洲住房。约翰·诺伦是经常到海外旅行的人。几十个人的美国代表团前来欧洲出席国际住房和城镇规划联盟年会（1926年在维也纳，1928年在巴黎，1931年在柏林）和会后考察旅行。诺伦自己还在1931年的柏林会议上当选为会长。当住房问题在1930年代中期成为美国政治的热门议题时，跨越大西洋的交流随着兴起，甚至产生了全国不动产协会。诺伦重复了1927年熟悉的观点，“欧洲是社会经济的巨大试验场”。在本地典范失败的地方，欧洲成为异常重要的信息宝库：不断旋转的显示对比、选择、可能性、尴尬的展品。[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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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欧洲住房专家认为，在为民众建造体面住房的民主化过程中，一条腿依赖商业建设的美国已经远远被抛在后面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活动宣传家受习惯性影响，多年中或许继续谈论‘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就好像它是非常优越似的；但是我们在这方面的领先水平早就不存在了。”伊迪丝·埃尔默·伍德在这个十年之初就警告说。“不错，我们确实有更多的汽车……[但是]西欧工人已经全部都得到八小时工作制，他们有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养老金……更重要的是，再过几年西欧普通工人将生活在我们的偶然性制度下只有少数幸运者才能居住的体面房子里。”她认为在这个十年结束时差距更加巨大了。在欧洲任何地方，“拥有家的权利”是作为社会诺言而提出来的，而在美国“在为需要者提供房屋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感谢上帝，说是和别人不同，我们不干预神圣的供求法则”。[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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