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3281038e+09
1703281038
1703281039 芒福德在第一次看到欧洲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他在《日晷》的编辑地位在1920年的后重建幻灭中消失了。他坐船到英国担任帕特里克·格迪斯的社会学协会杂志为期五个月的编辑。和格迪斯的助手维克多·布兰德福一起在伦敦游逛，他看到的英国不是阿瑟·格里森的英国，自下而上政治重建的余烬还在燃烧——虽然芒福德自己参加了一次工党会议，并因为看到煤矿工人工会的罗伯特·斯迈利而非常自豪。他透过布兰德福和格迪斯的眼镜看到的英国是在工业主义和土地垄断力量碾压下的“噩梦”。他肯定欧洲从工业主义得到的遗产中没有一样不是和“我们在美国看到的东西一样恶心和悲惨”。他写到如果欧洲有什么东西值得挑出来，那肯定是旧的而不是现代的东西：“某些机构、生活习惯、物质纪念碑……在欧洲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它们的精神“仍然像环绕行会大厅、市场大厅和大教堂的微弱芳香一样久久回荡”。[774]
1703281040
1703281041 芒福德对机器时代严酷批评的部分内容在1920年代末期开始弱化。从根本上说，格迪斯一直是历史进程的乐观主义者。格迪斯写到，即使在世纪之交的纽约市这座“地狱之城”（如果有这样的城市的话），他认为已经可以看见“新技术”将来的迹象。在清洁的、去中心化的、使用电力的、崇尚合作信念的未来世界，19世纪的不平衡将得到纠正。在格迪斯确立历史框架的新术语中，“新技术”文明最终替代“旧技术”文明：电代替煤，生物技术战胜机械性。[775]
1703281042
1703281043 芒福德也不是没有乌托邦理想。在1920年代初期面对战争住房项目的溃败，他曾加入了围绕在查尔斯·惠特克身边的杰出建筑师和规划师团体，旨在确保社区规划观念的生存。就是在这个工作中，纽约昆斯区建立了受莱奇沃思启发的小花园郊区工程：日照园（Sunnyside Gardens），芒福德和家人也搬到那里居住了。在1930年他已经动笔写一本新书《形式与性格》，试图建立机器文明得与失的更清晰的“资产负债表”。虽然如此，只是在零星碎片、表格和片段（如霍华德的花园城市观点、约翰·罗布林的布鲁克林大桥、路易斯·沙利文的办公大楼）中，芒福德才能意识到格迪斯想象中的新技术可能性。[776]
1703281044
1703281045 1932年夏天，即魏玛的诺言终结前夕，芒福德在欧洲看到的东西最后给他的资产负债表以历史推动力。他在德国寻找激进的新建筑，游荡在法兰克福和柏林的现代主义住宅小区和维也纳工人住房群中，经常到老吕贝克的中世纪后期街道闲逛，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图书馆看书，一直沉浸在历史中。后来他写到在那个夏天的发现，就是由木头和水的力量构成的中世纪后期世界的文化优势：“前科技时代”（eotecnich）阶段，它已经毁于煤炭、铁路、金钱、战争混合造成的浩劫。但实际上是“前科技时代”过去和他在1920年代末期欧洲看到的后资本主义将来之间的相似性，这一点最深刻地抓住了他的想象力。[777]
1703281046
1703281047 吕贝克的让他着迷的简单、直接及中世纪外观，和新社会现代主义排房住宅区呈现出意料之外的亲属关系。社会现代主义建筑有鲜明的机械性特征，和芒福德的日照园合作者传统主义设计完全不同，采取了“机器的民间风格”，但不是美国摩天大楼建造者使用的东西。芒福德写到，这种建筑扎根于“理性、合作、现实、不会引起反感的思想模式”，是专门“实现效用最大化，伪装、炫耀、浪漫的一相情愿全部最小化”的建筑。机器不是献给私人财富的炫耀而是为了合作和共同目标。[778]
1703281048
1703281049 1932年夏天在德国的人不可能错过共和国脆弱性的迹象。芒福德后来发现，到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德国到处都是褐衫党。经济危机让公共建筑工程停顿下来，虽然如此，他写到“在任何现实的价值天平上，美国是穷国，德国是富国”。“想象一个阶级区分和金钱价值被功能性经济替代后的世界，人们看到这个新世界迹象的地方”不在“落后的”俄国或者“先进的”美国，而在1924年和1930年间德国建造的社会民主住房。在总结夏天的心得时，他写到“对欧洲人来说机器再次成为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前资本主义的过去、后资本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未来，组成了一个社会政治整体。[779]如果说芒福德1930年代预言性的社会预测是在夏天遭遇魏玛现代主义中形成的，可能太过分了。新技术文明的经济基础是芒福德从1930年来一直呼吁的“基本共产主义”，从以赚取利润为中心的经济转向以使用为中心的经济，把资源集中在生产最基本生活必需品。[780]但是要影响未来，没有什么比已经看到的东西更能提供帮助了。在像依靠分析政治一样依靠视觉政治的著作中，芒福德对历史倾向的建筑构造意识给了他1930年代著作预见性的力量。他从夏日欧洲之旅返回后不久写道：“一个新世界开始出现，不过是以碎片的形式。”机器本身的逻辑开始推动历史前进。[781]
1703281050
1703281051 到了1938年他的《城市的文化》出版时，芒福德能够包括一系列新技术文明未来形象的插图：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溢洪道、韦林和日照园城市实验、底特律玻璃幕墙工厂、布拉格百货商店、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启发的厨房、奥德设计的鲜明现代主义的教堂、从瑞士到日本简单优雅的可居住机器。新政第一批公共住房工程占了一页照片，新政在马里兰州的来自欧洲灵感的现代主义示范郊区“绿带”新城（Greenbelt）占了另一页照片。[782]
1703281052
1703281053 芒福德1961年在更加悲观的情绪中重新写这本书时却打算把它们全部取出来，新书名为《城市发展史》。现在他认为“充满欢快的期待和信心”的前本书是“像博物馆一样的东西”。回顾起来，他觉得自己吸收魏玛灵感的乐观主义、1930年代对“通用的、平等的、标准化的、共同的”现代主义基本形式的热情，甚至前科技时代—旧科技时代—新科技时代的演化顺序本身都是错误的。[783]
1703281054
1703281055 但是在1938年似乎正好相反。在一本严重依赖插图的书里，芒福德把最高潮的插图篇幅给了法兰克福的罗默斯塔特。正如鲍尔的《现代住房》插图一样，梅的简洁几何形式呈弧形跨过大片的公园和分配的绿地，机器和花园再次成为一体。但是对于芒福德来说，住房是最不重要的部分。这里呈现的与其说是房子不如说是对历史的期盼。芒福德写到，在这里“个人需要和公共生活需要高效率地结合起来”。这是“预示新文明的形式：一种处于胚胎期的文明，就像17世纪资本主义和机械主义所处的状态一样。我们这一代面临勇敢走向该文明的选择，否则就重新落入野蛮状态，以分崩离析的资本主义混乱和胆怯为特征，还有用神经质代替完整的秩序、法西斯主义……所以前进！”[784]
1703281056
1703281057 如果未来已经放在历史的皮夹子里，社会政治的任务就是呼吁即将到来的形式出现。芒福德大胆地开始去完成这个任务。利用他在改革者建筑师圈子中的广泛联系和接近《新共和》的便利，芒福德在1930年代初期踏入住房政治。他和鲍尔与日照园团体一起，帮助组织了一系列最好的新欧洲工人阶级住房和规划设计展览。他们对于住房问题的答案是不仅仅为了居住。芒福德在用德文写给自己的便条中说：“住房是改革：住宅小区是新形式。”办法是用规划好的新社区环绕奄奄一息的“地狱”老城，每个社区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密度很低，有宽敞的公共空间：霍华德花园城市思想，不是处于早期慈善形式的，有昂温的风景如画背景的；而是如恩斯特·梅那样加以现代化和民主化改造的。在新成立的住房研究公会，芒福德的助手们努力在进行设计和成本核算以展示它的可行性。如果像进步人士常常相信的那样，光有视野和专业就能制订公共政策，大萧条中激进化的花园城市小集团就可能成功了。[785]
1703281058
1703281059 芒福德社会政治中所缺乏的是一个直接的、看得见的赞助者：一台支持他的跨越大西洋远景的社会经济发动机，这要比理性的、不会引起反感的技术本身更有能力进行政治文化转型的艰苦工作。芒福德早期对AE（乔治·罗素）和爱默生的热情使他对中央集权的大机构没有好感，对于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没有好感，认为此人太喜欢修修补补而不愿意承认金融资本主义机器已经彻底报废。芒福德很快对新政感到厌恶，对工人住房运动的短暂兴趣也消失了。
1703281060
1703281061 但是社会政治问题超越了芒福德政治的具体内容。大西洋进步人士纽带一直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旅行机制强调了一种视觉政治。它吸引参与者关注成品，淡化了成品创造所必不可少的经济和社会过程，让整体比部分更醒目。像在他之前的豪威和伯恩一样，芒福德更看重他所向往的历史时代的价值，对促使这个价值实现的政治不怎么重视。而形式比其价值更清晰。在1930年代用第一批社会现代主义艺术和现代主义公共建筑点缀美国小城镇时，新政者很快知道了很多同样的矛盾关系。
1703281062
1703281063 文化政治的难题是根深蒂固的。芒福德敦促社会重建，同时他又对在现行文化经济框架内的重建感到绝望。他在1934年写到我们的社会是“混乱的”，因为资本主义是混乱的；它们从社会角度看是规划糟糕的，从经济角度看是组织混乱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规划糟糕、组织混乱的；它们不维持人类价值，因为资本主义把金钱价值放在首位……如果我们的社区在结构上主要表现出现代社会的掠夺性和寄生性特征，那是因为我们的文明作为整体没有经济地组织起来，以便产生可以像生物学家说的欣欣向荣的共生现象，一个合作生活的群体。[786]
1703281064
1703281065 文化重生的种子在于社区形式的重生，形式的重生等待价值的转型。如果贬低社会现代主义者的“新柏林”、“新法兰克福”乌托邦的变革理想，把他们的工作简化为阶级和利益政治，就是不忠于他们的核心工程；如果把工程的象征意义过分拔高，就把移植变成根本不可能的事。挤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文化转型的政治会很快从预言变为历史悲观主义。托莱多的布兰德·维特洛克在1920年代退回到欧洲审美主义，《新共和》的赫伯特·克罗利转入哲学都是例子。即使弗里德里克·豪威也在1920年代后期短暂地从政治中逃走，在楠塔基特岛农场进行哲学思考。
1703281066
1703281067 芒福德还没有退回到悲观主义立场。他要把在魏玛社会现代主义中意识到的新技术未来的种子带回美国这一企图，已经探究了视觉历史角度社会政治的可能性。但是单单预测不能推动政治的车轮前进。如果实用的、民主的现代主义建筑要在美国找到合适的位置，就需要一个比历史的无阶级性力量更近便的赞助者。
1703281068
1703281069 凯瑟琳·鲍尔自己对魏玛社会现代主义的阅读在1930年代中期已转变为完全不同的方向。她在1932年到1934年靠兼职为芒福德的建筑师和规划师群体工作来谋生，她的照片成为社会现代主义首次在美国展览的核心内容。但是到了她完成《现代住房》时，鲍尔已经相信魏玛的根本教训不在形式或者功能，而在于政治。现代住房不是历史演化的产物，而是工人阶级组织的作品，只有群众性的、政治觉醒的劳工运动才能够打破住房经济学的流行框架使之成为现实。约翰·埃德尔曼遇见鲍尔时，曾认为她是“红色分子”，她后来被迫在国会面前否认这个指控。芒福德绝望地感到她已经成为政客或者纯粹的“造房鼓吹者”。不管这种标签是否合理，鲍尔和芒福德在1934年时因为阶级和政治原因分道扬镳了。鲍尔努力在寻找高效的劳工住房运动的领导核心。[787]
1703281070
1703281071 这个运动的原材料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不难找到。如果劳工内在的社会世界远没有得到美国劳工组织像欧洲同行那样的精心培养，但总有些重要的例外。最积极的是服装工人工会。作为欧美两大洲劳工团结观点的中心，它们比其他工会更少迷恋男子汉独立性，对广泛的社会议题采取开放态度，所以在20世纪初期帮助维持了强健的内部和外部社会民主政治。在纽约市，服装工人工会联合会开办了劳工银行、信用合作社、劳动介绍所、劳资共同管理的失业保险基金。它还开办工人子弟夜校和夏令营，推动成人合唱团和健身俱乐部，组织大宗食品和电力购买，给工会家庭按成本价发放冰块和牛奶等。到了1930年代初期，工会在国内建造了两个最重要的工会资助公寓群。其中第二个位于下东区，由一位年轻的匈牙利移民建筑师设计，直接从社会主义维也纳借用大胆雄壮的外观和内部社会福利设施。[788]
1703281072
1703281073 欧洲以工会为基础的住房协会在1920年代的柏林留下引人注目的烙印，动员像上文提到的内容在美国形成类似协会的努力，落到了一个政治和审美异议者同盟的身上，其成员全都有延伸到大西洋对岸的联系。鲍尔是通过具有世界眼光的、在法兰克福长大的年轻建筑师奥斯卡·斯通诺罗夫进入协会的，此人在1929年移民美国前曾在勒·柯布西耶的工作室短暂工作过。斯通诺罗夫试图通过敲工会的门争取建筑合同，曾会见过美国针织品工人联盟的约翰·埃德尔曼。而在英国托尔斯泰式社区长大的记者埃德尔曼已经从反战群体转而从事一系列激进政治行动，包括作为1924年拉福莱特竞选运动组织者的有偿工作，最后成为针织品工人联盟的宣传家和游说者。埃德尔曼首先通过服装工人工会联合会的组织者了解到工会资助的住房计划，对方以接受信仰者的激情向他展示了一组维也纳社会主义者住房工程的照片。[789]
1703281074
1703281075 针织品工人提供了需求和组织力量，他们中有些人曾在费城的新平房郊区购买了不可靠的房屋，结果在抵押贷款的压力下又失去了。工会领袖提供了工程的社会民主政治。斯通诺罗夫提供了与审美现代主义的联系。他为针织品工人住房做的最初设计——“三幢特别高的、平行的十层楼房屋”，是勒·柯布西耶碑铭主义和格罗皮乌斯最低生存保障数学的具有潜在灾难性的结合。但是按工会成员住房要求的系统调查修改设计后，完成的工程接近魏玛工人住房的最好模型。得到新政公共工程住房首批贷款，建在费城的纺织品工厂区的卡尔·麦克利住宅区结合了三层楼现代主义形式、水泥预制板、完全外国风格的窗户（建筑管理当局最初在批准它时犹豫不决），以及工人阶级商品房根本不敢想象的整套内部设施。里面院落中包括网球场、小型游泳池；该住宅区还有合作杂货店、会议室、设备良好的医务室、地下停车场，平屋顶有洗衣房和儿童沙池，大礼堂里经常开展讲座、政治讨论、艺术学习等。如果是罗默斯塔特把一块“福特的美国”带到尼达河谷的话，那么，卡尔·麦克利住宅区则代表了把一块正宗欧洲社会现代主义带回了家。[790]
1703281076
1703281077 在第一批住户搬进去之前，斯通诺罗夫和埃德尔曼就在努力把工程的先例拉入基础广泛的草根性劳工住房运动。《犹太前进日报》的查尼·弗拉德克和斯通诺罗夫的伙伴、曾接受鲍豪斯训练的阿尔弗雷德·卡斯特纳一起，加上特立独行的贵格派慈善家、后来成为麦克利住宅区常驻经理的威廉·金斯，共同成立了一个被乐观地称为“劳工住房协会”（Labor Housing Conference）的组织，总部就设在斯通诺罗夫办公室的一角。鲍尔在1934年就是加入了这个组织，作为劳工住房协会的理论家、宣传家、偶尔拿工资的雇员，和游说者。到了1935年，鲍尔和埃德尔曼成功地从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那里争取到对联邦公共住房项目的认可，把游说方向转到国会内部圈子，最终促成了《瓦格纳住房法案》。他们找来介绍鲍尔的住房法案草稿的议员本人也是在维也纳长大的。[791]
1703281078
1703281079 把“现代”住房政治化给了它政治动力和支持群体。这使得社会现代主义的社会、经济和美学抱负的复杂混合体具有跨越大西洋机构差别的潜在可能性。针对那些把公共住房看作贫民窟改造、或者穷人住房改善、或者实现埃比尼泽·霍华德社区理想的人，劳工住房协会努力把工人阶级利益注入到住房政治中，不仅是作为住房的生产者（虽然这在赢得建筑业工会的认可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且作为最终的消费者。劳工发起的工人阶级住房工程很容易吻合欧洲大陆众多大城市的社会民主政治，因为它也是通过公共贷款融资，用机器时代的最高效率建设的。
1703281080
1703281081 但是，在大西洋进步纽带背景下，阶级政治像文化政治一样都没有取得成功的便捷道路。创造草根劳工的住房需求，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旦夕之功；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工会的社会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工作就更加缓慢。如果没有以劳工为基础的政党支持，把那个需求和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就更有问题了。正如大萧条打开的狭窄政治窗口显示的，在时机起重大作用的地方，传输机器是缓慢的。正如我们即将在第十章看到的，在法案运作的终局游戏中，过程面临失败和严重损害的危险，最后一分钟的妥协中被组织良好的利益团体挤进来。
1703281082
1703281083 在1930年代中期的困难时代和组织斗争中，没有任何别的工会加入到推动工人阶级住房工程的运动中。到了1937年《瓦格纳住房法案》完成时，公共资助的机会之窗又一次关闭。尽管有设计最好的劳工住房样本，现代主义建筑在美国没有作为工人阶级工程来动员。1930年代美国的住房机器不是为机器工人准备的。
1703281084
1703281085 在所有这些方面，惰性限制了美国工人阶级住房运动的政治。但是如果要水银泻地般的速度，没有什么比市场本身更快的了。市场对现代主义的所有要求，就是要它简化成可以商业化的构件，抛掉其中的政治内容，更换赞助人。有包括品味在内的这么多东西等待销售，有人尝试这种工程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当然商业现代主义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把艺术用在商品设计中，这在战前的德国工业联盟就已经被打磨成一种工艺，而且在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确定了“艺术装饰”（art deco）风格的流行。虽然如此，仍然没有什么能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去政治化速度和彻底性相比。在魏玛德国，功能主义暂时用手指戳在资产阶级文化的眼睛上。但是由于大西洋纽带内在的改造潜力使然：激进魏玛的功能主义美学席卷1930年代的美国时，不是作为新社会秩序的形式，而是作为摩天大楼建筑商或者消费品行业的一剂补药。[792]
1703281086
1703281087 现代主义营销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20年代末期的时尚商店橱窗里。到了大萧条开始时，一个专业产品设计者新团队（其中很多成员和巴黎、德国、维也纳的设计工作室都有密切联系）在努力寻找方法，要让机器显得更像机器，而不是有什么功能上的理由：电话和茶壶的现代主义形式，在大萧条时期旨在推动铁路乘客数量和冰箱销售的流线型薄钢板防护层，用《新法兰克福》的术语制成的醒目商店招牌，还有商店内的装修让奥德的立方体和半圆形变成可以出售的新鲜玩意儿。[793]
[ 上一页 ]  [ :1.70328103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