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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和1934年芝加哥“世纪进步”展览让多数美国人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大萧条时代商业化的现代主义，那里的先锋派形式与热切的商业赞助人的结盟实在是不容忽视的。“世纪进步”展览位于按照丹尼尔·伯纳姆的设计从湖畔和铁路开垦出来的闹市区公园用地上，伯纳姆的两个儿子是博览会规划委员会的成员。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上，伯纳姆的钢铁框架建筑被辛苦地用古典风格的装饰物覆盖；这次则到处醒目地展示其机械元素。参观指南上把这种风格吹嘘为“现代派”，它体现在展览大楼上，体现在在由外部的塔柱悬吊支撑的屋顶、大楼暴露无遗的内部框架、吊在中央钢铁标塔上的建筑，以及更大众化功能的平顶建筑群。所有这些都在维也纳移民约瑟夫·厄本指导下粉刷成各种不同颜色，在晚上用霓虹灯照亮。通用汽车公司馆展示了工作中的汽车生产流水线，凡世通（Firestone）展示了完整的轮胎工厂。博览会建筑师没有声称总体印象是漂亮的，而声称它是新颖的——现代主义新建筑为花费少量的钱购买展览空间的公司充当了戏剧性的广告牌。设计委员会解释说，任何不够这样大胆的做法都无法吸引博览会所需要的愿意花钱的观众。[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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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为大萧条而削减成本之前，博览会的一角本来打算安排完整的样板城市，现在只有一个十一幢未来主义房屋构成的住房展区，由建筑公司用钢铁、玻璃、预制石头和梅森奈特纤维板建成。其中大部分被标榜为可以买得起的实用性房屋。它们立体主义的形状、朴素的外观、宽敞的窗户完全符合梅的法兰克福模式。许多是预制品，其中钢铁部分就像小孩子的积木游戏一样可以快速接合在一起。但它们不是更广泛的团结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美国特有的生活机器：可以完全抽离于地域和社会环境之外。[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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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观念和新颖性是现代主义在商业市场上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内容，那么现代内容还需要消除掉社会民主的过去。美国那些自命的现代主义正式策展人很快就开始行动了。菲利浦·约翰逊和小亨利·拉塞尔·希契科克在1932年组织现代艺术博物馆划时代的现代建筑展览时还不到30岁，撰写了确定“国际风格”的目录。对他们来说，功能主义没有位置，同样没有位置的是把建筑与满足物质和社会需要的生活经济重新结合，当然政治也没有位置。他们为鲍尔和芒福德的住房展示开辟了一个附属展区。实际上在整个1930年代，现代艺术博物馆一直对社会住房设计保持着在后来年月不可想象的关注度。但是在约翰逊和希契科克对“现代”的整理中，住房作为不相关的东西被抛在一边。他们认为梅的设计者花费很多心血去满足其需要的“典型家庭”是“统计学魔鬼”，根本不屑一顾。[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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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的这种轻率的、年轻的、审美的商品化是不寻常的成就。激进政治和激进形式的融合产生出现代建筑，这种融合现在被剥去了乌托邦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民主和工会赞助人被从历史记录中抹去了，虽然如西比尔·莫霍利·纳吉后来抗辩的那样，实际上每个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名声都建立在公共资助的住宅小区基础上。从1920年代欧洲的社会狂热中，他们提取了纯粹的美学模式，强调开放性的容量而不是群体，强调规范而不是轴心对称，强调没有另加装饰的外观，实际上，它是“现代”幕墙商业摩天大楼的典范。在大西洋纽带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转变中，机器时代现代主义以这种形式回到了美国老家。[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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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不是在约翰逊和希契科克的1932年宣言中编织而成的。对比欧洲已经出现的住房革命，现代艺术博物馆目录和临时在芝加哥竖立起来的亭子不过是临时性展览。在欧洲，到了1920年代末期，很大一部分地方已经得到重建，人们有了体面的、可买得起的房屋；新的、后资产阶级的社会美学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在英国砖、德国玻璃、水泥预制板中形成了住宅区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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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美国背景下，从海外借来的内容从一开始就面临被分解成碎片的威胁。社会现代主义从原来的政治和赞助人那里被连根拔起，变成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它是后资本主义未来的外壳，是阶级关系革命运用在住房问题上，是纯形式的原则，也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最新广告牌。魏玛时代后期的劳工住房政治、机器生产技术、激进美学观念的结合以零碎的方式进入到1930年的美国。但是构成因素不能保持原样，在借鉴和运用过程中，大西洋的跨越让一些关系遭到扭曲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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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速度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观点、政治、商品在大西洋纽带中移动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像社会现代主义这样复杂的群体不容易维持在一起。但更根本的问题与赞助人和政治有关。正是因为需要为每个引进的政策重新创造联盟，使得借鉴过程本身破坏了社会形式的政治稳定性，产生众多的变体。在观点和创新的流动性比赞助人和政治的流动性强得多的体制中，重新组装的杂合就成为国际交流的基本结构。因此，福特主义和192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政治联姻；因此，在美国也出现了革命现代主义和摩天大楼商业的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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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者在这些唐吉诃德式转型中挣扎，竭力为借来的形式寻找稳定的基础，企图使借用关系的熵最小化。如果大西洋进步人士一个接一个制造的桥梁有以政党为基础的联系纽带所补充，这些破坏稳定的倾向本来可能受到更好限制。但实际上，赞助人总是有问题的，转型总是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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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方面，1930年代将是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关键十年。在大西洋的两岸，大萧条动摇和重造了政治和赞助人的现行结构。它像楔子插入政治体制中，美国20世纪历史上没有任何别的事件做到这一点。通过这个裂口，大量被禁锢的进步工程的洪水冲进来，都是带着大西洋联系的：克拉伦斯·坡的农业合作社、艾尔伍德·米德规划的农村定居点、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社会保险计划、鼓吹市营化的进步人士的市政设计、战争集体主义者的经济控制野心、芒福德来自工业资本主义灰烬中的新技术文明意识、鲍尔劳工住房的梦想等。后两个工程在1930年代初期仍然在形成中，证明大西洋进步人士纽带还有未用完的资源。问题是在大萧条重新改变了的政治结构下，选择性的、有时候变化无常的传输和修改机器如何把它们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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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十章 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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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时期的智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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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在1934年秋天责备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为“漫无目标的实验、零散的修修补补、对指导原则和明确目标的全然冷漠”。他批评新政没有逻辑，只是漂浮在“混乱和矛盾的灵丹妙药”的大海上。时值罗斯福政府进入大萧条第二年冬天，芒福德那个季节处在特别激进的情绪中，但是他这种对新政缺乏连贯性的批评是1930年代的常见反应。即使政府内部的人如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弗朗西丝·珀金斯都承认要在罗斯福的动作中找到中心倾向得靠某种碰运气的猜测。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评论该政府1933年和1934年经济复兴希望的核心《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认为它可能“在单一法案下”收集了“最多样的经济和社会理论，超过已知的其他任何法规”。即将离任的美国政治学协会会长沃尔特·谢泼德在1934年末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新政意识形态是不合逻辑、前后不一、混乱不堪的”，他抱怨说，新政项目“是一大堆没有消化的、矛盾的实验。如果有领袖的话，这位领袖骑上自己的马，同时朝不同方向飞奔”。[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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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新政的权宜之计仍然像身上穿着很多颜色不协调的衣服，让人很难就来源和影响达成任何一致意见。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等人后来把新政一分为二，区分开1933年和1934年的“第一个”新政与1935年到1938年的“第二个”新政。前者对大规模经济管理、协作和计划有信心；后者如特格韦尔抱怨的，返回到伍德罗·威尔逊时代那种原子化的、反对大企业的政策。但是这种区分经不起仔细推敲。新政无法分成清晰的阶段，是个多元倾向的迷宫。最近一位研究新政经济政策的历史学家写到“从意识形态上说，罗斯福和新政是无主之地”：与其说是个计划不如说是观念和利益自由竞争的结果。[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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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政遗产的观点很快导致类似的矛盾。新政是劳工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的救护车。这是公众特别关怀穷人和失业者的时刻；同时又受到仍然控制民主党的南方白人的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影响。新政对政治和政治争论的影响比本世纪任何国内事件都大，成为20世纪美国进步政治的决定性时刻。但是它的逻辑仍然让我们感到困惑。[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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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给予历史学家的第一个难题是，同样的事件怎么能既具有这样的确定性又这么缺乏连贯性呢？第二个难题是，这么不寻常的法案大爆发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在充满了这么多早期社会政策设计废墟的土地上，新政的政策能量和首创精神的奔腾仍然是个奇迹。它一夜之间扭转了进步时代跨越大西洋政治影响的模式。甚至亨利·福特对于欧洲的吸引力也赶不上罗斯福。欧洲进步人士现在大批涌入美国，参观田纳西州诺里斯镇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模式、“重新安置署”的社区项目、华盛顿特区蜂窝般繁忙的计划活动，如果幸运的话还作为罗斯福本人的听众。像美国人曾经前往德国、丹麦、新西兰社会政治实验室一样，如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威廉·贝弗里奇、H.G.威尔斯、纲纳·缪达尔等人都到美国考察新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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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考察新政的外国观察家都喜欢所看到的东西。看到靠庞大的蓝鹰游行来提升国民对1934年“国家工业复兴总署”的热情，英国独立工党的芬纳·布罗威大为惊骇，他以为自己就像是来到了纳粹德国。但是对于多数欧洲进步人士来说，新政是十年的黑暗中意料之外的灯塔。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1933年刚从大西洋彼岸回来后对她的工党同事说，“整个美国都出现了真正的思想革命”——颠倒了邦德菲尔德的美国朋友长久以来使用的比喻。她认为，对照美国新政的潮流，英国政治思想的停滞实在是让人尴尬。凯恩斯在新政中看到了“中间道路”，也就是美国进步人士长期以来在欧洲寻找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之间的“中途客栈”。在法国，莱昂·布鲁姆在1936年领导的社会主义激进政府上台，其进步实验的用语明显来自美国新政。在英国，劳合·乔治把工党寻求夺回政权作为英国的“新政”。劳合·乔治在1930年代初期相信“世界的前景和整个道路取决于”正在进行的三个政治实验：俄国的集体计划、意大利的社团主义和美国的新政，其中“美国人的实验最重要”。[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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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两岸交流中角色的颠倒如此明显，这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但在夸张的语言下面有一定的真实性。在北大西洋经济体内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对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做出像美国新政这样强烈的进步人士反应。政治学家长期以来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写美国社会政策是以间歇性停滞、戏剧性“政策突破”等“不规则”模式颠簸前进的，不是通过其他国家缓慢、持续的发展而是靠间歇性的“大撞击”完成的。这“大撞击”就是“新政”。[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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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欧洲进步人士在1930年代困难时期遇到相当大的麻烦。在英国，1929年到1931年工党政府在大萧条的困境中一筹莫展。后来保守派控制的政府满足于政策传统和最少抵抗的路线得过且过。法国在1929年到1939年间政府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二十多个，没有一个留下多少长远的影响。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间长，比多数政府抱负大得多，但也不过只有将近一年时间。在很多美国进步人士多年来的希望所在的德国，纳粹获得政权后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在政治上都基本灭绝了。欧洲进步政府中，瑞典的社会民主同盟独自在1930年代开创了革新的道路，并取得很大的成功。它的工农政治联盟结合社会投资的进步政策是二战后社会凯恩斯主义的先驱。虽然如此，单单在出台法律方面，甚至瑞典也不能和美国新政的记录相比。在1933年到1938年，北大西洋社会经济的落后者突然旋风般采取非同寻常的行动。美国乌龟成了赛跑中的兔子。[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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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了新政提出的难题：如何调和它在对于其他进步政府都非常严酷的十年里表现出的能量与它的极端混乱性。没有了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激情，新政就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实际上任何寻找新政背后逻辑的努力似乎都在矛盾中失去头绪。新政的谜团在于如何理解这些惊人的成功和明显缺乏连贯之间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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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历史观点强调美国危机罕见的严重性。该论点认为，美国的政治革新比其他地方更有力度，是因为美国更深刻地感受到对于习惯和机构的压力。大原因和强烈的社会压力导致大的反应，这是注重实际的功能主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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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1930年代市场崩溃给美国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美国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经济繁荣中让投机价值和物质生活水平涨这么高，也没有任何地方像美国的崩溃这么惊人和持久。只有在德国大萧条的打击可以与之相比，而在德国，按失业率达到20%以上的年份计算，失业危机持续的时间比美国的一半稍长些。把1930年到1938年（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每年全国估计的失业率加起来创造一个指数，就可得到每个国家“积累的痛苦”指数：法国93，瑞典142，英国148，德国196，美国23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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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这种灾难性破坏确实是痛苦而难以消除的经历。1930年代到处是等着领救济面包和从银行提取存款的队伍。失业的男人到救济处寻求帮助，妇女在吃饭和穿衣上精打细算，银行没有资产，工业没有市场，农民焦急地到处流动或不得不承受小麦30美分、棉花5美分的后果。所有这些都是痛苦而难忘的，又因为落在一直被认为是无限繁荣的时代，格外让人惊慌失措。假设的情况是，崩溃越猛烈，最终的政策反应就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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