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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批住户搬进去之前，斯通诺罗夫和埃德尔曼就在努力把工程的先例拉入基础广泛的草根性劳工住房运动。《犹太前进日报》的查尼·弗拉德克和斯通诺罗夫的伙伴、曾接受鲍豪斯训练的阿尔弗雷德·卡斯特纳一起，加上特立独行的贵格派慈善家、后来成为麦克利住宅区常驻经理的威廉·金斯，共同成立了一个被乐观地称为“劳工住房协会”（Labor Housing Conference）的组织，总部就设在斯通诺罗夫办公室的一角。鲍尔在1934年就是加入了这个组织，作为劳工住房协会的理论家、宣传家、偶尔拿工资的雇员，和游说者。到了1935年，鲍尔和埃德尔曼成功地从美国劳工联合会领导那里争取到对联邦公共住房项目的认可，把游说方向转到国会内部圈子，最终促成了《瓦格纳住房法案》。他们找来介绍鲍尔的住房法案草稿的议员本人也是在维也纳长大的。[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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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现代”住房政治化给了它政治动力和支持群体。这使得社会现代主义的社会、经济和美学抱负的复杂混合体具有跨越大西洋机构差别的潜在可能性。针对那些把公共住房看作贫民窟改造、或者穷人住房改善、或者实现埃比尼泽·霍华德社区理想的人，劳工住房协会努力把工人阶级利益注入到住房政治中，不仅是作为住房的生产者（虽然这在赢得建筑业工会的认可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且作为最终的消费者。劳工发起的工人阶级住房工程很容易吻合欧洲大陆众多大城市的社会民主政治，因为它也是通过公共贷款融资，用机器时代的最高效率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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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大西洋进步纽带背景下，阶级政治像文化政治一样都没有取得成功的便捷道路。创造草根劳工的住房需求，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是旦夕之功；像美国这样的地方，工会的社会基础设施分布不均衡，工作就更加缓慢。如果没有以劳工为基础的政党支持，把那个需求和国家政策结合起来就更有问题了。正如大萧条打开的狭窄政治窗口显示的，在时机起重大作用的地方，传输机器是缓慢的。正如我们即将在第十章看到的，在法案运作的终局游戏中，过程面临失败和严重损害的危险，最后一分钟的妥协中被组织良好的利益团体挤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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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0年代中期的困难时代和组织斗争中，没有任何别的工会加入到推动工人阶级住房工程的运动中。到了1937年《瓦格纳住房法案》完成时，公共资助的机会之窗又一次关闭。尽管有设计最好的劳工住房样本，现代主义建筑在美国没有作为工人阶级工程来动员。1930年代美国的住房机器不是为机器工人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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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方面，惰性限制了美国工人阶级住房运动的政治。但是如果要水银泻地般的速度，没有什么比市场本身更快的了。市场对现代主义的所有要求，就是要它简化成可以商业化的构件，抛掉其中的政治内容，更换赞助人。有包括品味在内的这么多东西等待销售，有人尝试这种工程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当然商业现代主义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把艺术用在商品设计中，这在战前的德国工业联盟就已经被打磨成一种工艺，而且在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和现代工业国际博览会上展出，确定了“艺术装饰”（art deco）风格的流行。虽然如此，仍然没有什么能与美国的现代主义去政治化速度和彻底性相比。在魏玛德国，功能主义暂时用手指戳在资产阶级文化的眼睛上。但是由于大西洋纽带内在的改造潜力使然：激进魏玛的功能主义美学席卷1930年代的美国时，不是作为新社会秩序的形式，而是作为摩天大楼建筑商或者消费品行业的一剂补药。[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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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营销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1920年代末期的时尚商店橱窗里。到了大萧条开始时，一个专业产品设计者新团队（其中很多成员和巴黎、德国、维也纳的设计工作室都有密切联系）在努力寻找方法，要让机器显得更像机器，而不是有什么功能上的理由：电话和茶壶的现代主义形式，在大萧条时期旨在推动铁路乘客数量和冰箱销售的流线型薄钢板防护层，用《新法兰克福》的术语制成的醒目商店招牌，还有商店内的装修让奥德的立方体和半圆形变成可以出售的新鲜玩意儿。[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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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和1934年芝加哥“世纪进步”展览让多数美国人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大萧条时代商业化的现代主义，那里的先锋派形式与热切的商业赞助人的结盟实在是不容忽视的。“世纪进步”展览位于按照丹尼尔·伯纳姆的设计从湖畔和铁路开垦出来的闹市区公园用地上，伯纳姆的两个儿子是博览会规划委员会的成员。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上，伯纳姆的钢铁框架建筑被辛苦地用古典风格的装饰物覆盖；这次则到处醒目地展示其机械元素。参观指南上把这种风格吹嘘为“现代派”，它体现在展览大楼上，体现在在由外部的塔柱悬吊支撑的屋顶、大楼暴露无遗的内部框架、吊在中央钢铁标塔上的建筑，以及更大众化功能的平顶建筑群。所有这些都在维也纳移民约瑟夫·厄本指导下粉刷成各种不同颜色，在晚上用霓虹灯照亮。通用汽车公司馆展示了工作中的汽车生产流水线，凡世通（Firestone）展示了完整的轮胎工厂。博览会建筑师没有声称总体印象是漂亮的，而声称它是新颖的——现代主义新建筑为花费少量的钱购买展览空间的公司充当了戏剧性的广告牌。设计委员会解释说，任何不够这样大胆的做法都无法吸引博览会所需要的愿意花钱的观众。[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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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为大萧条而削减成本之前，博览会的一角本来打算安排完整的样板城市，现在只有一个十一幢未来主义房屋构成的住房展区，由建筑公司用钢铁、玻璃、预制石头和梅森奈特纤维板建成。其中大部分被标榜为可以买得起的实用性房屋。它们立体主义的形状、朴素的外观、宽敞的窗户完全符合梅的法兰克福模式。许多是预制品，其中钢铁部分就像小孩子的积木游戏一样可以快速接合在一起。但它们不是更广泛的团结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美国特有的生活机器：可以完全抽离于地域和社会环境之外。[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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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观念和新颖性是现代主义在商业市场上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内容，那么现代内容还需要消除掉社会民主的过去。美国那些自命的现代主义正式策展人很快就开始行动了。菲利浦·约翰逊和小亨利·拉塞尔·希契科克在1932年组织现代艺术博物馆划时代的现代建筑展览时还不到30岁，撰写了确定“国际风格”的目录。对他们来说，功能主义没有位置，同样没有位置的是把建筑与满足物质和社会需要的生活经济重新结合，当然政治也没有位置。他们为鲍尔和芒福德的住房展示开辟了一个附属展区。实际上在整个1930年代，现代艺术博物馆一直对社会住房设计保持着在后来年月不可想象的关注度。但是在约翰逊和希契科克对“现代”的整理中，住房作为不相关的东西被抛在一边。他们认为梅的设计者花费很多心血去满足其需要的“典型家庭”是“统计学魔鬼”，根本不屑一顾。[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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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的这种轻率的、年轻的、审美的商品化是不寻常的成就。激进政治和激进形式的融合产生出现代建筑，这种融合现在被剥去了乌托邦追求。现代主义的社会民主和工会赞助人被从历史记录中抹去了，虽然如西比尔·莫霍利·纳吉后来抗辩的那样，实际上每个现代主义建筑师的名声都建立在公共资助的住宅小区基础上。从1920年代欧洲的社会狂热中，他们提取了纯粹的美学模式，强调开放性的容量而不是群体，强调规范而不是轴心对称，强调没有另加装饰的外观，实际上，它是“现代”幕墙商业摩天大楼的典范。在大西洋纽带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转变中，机器时代现代主义以这种形式回到了美国老家。[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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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不是在约翰逊和希契科克的1932年宣言中编织而成的。对比欧洲已经出现的住房革命，现代艺术博物馆目录和临时在芝加哥竖立起来的亭子不过是临时性展览。在欧洲，到了1920年代末期，很大一部分地方已经得到重建，人们有了体面的、可买得起的房屋；新的、后资产阶级的社会美学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在英国砖、德国玻璃、水泥预制板中形成了住宅区的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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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美国背景下，从海外借来的内容从一开始就面临被分解成碎片的威胁。社会现代主义从原来的政治和赞助人那里被连根拔起，变成了一系列的冲突和矛盾。它是后资本主义未来的外壳，是阶级关系革命运用在住房问题上，是纯形式的原则，也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最新广告牌。魏玛时代后期的劳工住房政治、机器生产技术、激进美学观念的结合以零碎的方式进入到1930年的美国。但是构成因素不能保持原样，在借鉴和运用过程中，大西洋的跨越让一些关系遭到扭曲和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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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往常一样，速度也是问题的一部分。观点、政治、商品在大西洋纽带中移动的路线是完全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像社会现代主义这样复杂的群体不容易维持在一起。但更根本的问题与赞助人和政治有关。正是因为需要为每个引进的政策重新创造联盟，使得借鉴过程本身破坏了社会形式的政治稳定性，产生众多的变体。在观点和创新的流动性比赞助人和政治的流动性强得多的体制中，重新组装的杂合就成为国际交流的基本结构。因此，福特主义和192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政治联姻；因此，在美国也出现了革命现代主义和摩天大楼商业的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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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者在这些唐吉诃德式转型中挣扎，竭力为借来的形式寻找稳定的基础，企图使借用关系的熵最小化。如果大西洋进步人士一个接一个制造的桥梁有以政党为基础的联系纽带所补充，这些破坏稳定的倾向本来可能受到更好限制。但实际上，赞助人总是有问题的，转型总是近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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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方面，1930年代将是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关键十年。在大西洋的两岸，大萧条动摇和重造了政治和赞助人的现行结构。它像楔子插入政治体制中，美国20世纪历史上没有任何别的事件做到这一点。通过这个裂口，大量被禁锢的进步工程的洪水冲进来，都是带着大西洋联系的：克拉伦斯·坡的农业合作社、艾尔伍德·米德规划的农村定居点、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社会保险计划、鼓吹市营化的进步人士的市政设计、战争集体主义者的经济控制野心、芒福德来自工业资本主义灰烬中的新技术文明意识、鲍尔劳工住房的梦想等。后两个工程在1930年代初期仍然在形成中，证明大西洋进步人士纽带还有未用完的资源。问题是在大萧条重新改变了的政治结构下，选择性的、有时候变化无常的传输和修改机器如何把它们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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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十章 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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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时期的智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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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芒福德在1934年秋天责备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为“漫无目标的实验、零散的修修补补、对指导原则和明确目标的全然冷漠”。他批评新政没有逻辑，只是漂浮在“混乱和矛盾的灵丹妙药”的大海上。时值罗斯福政府进入大萧条第二年冬天，芒福德那个季节处在特别激进的情绪中，但是他这种对新政缺乏连贯性的批评是1930年代的常见反应。即使政府内部的人如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和弗朗西丝·珀金斯都承认要在罗斯福的动作中找到中心倾向得靠某种碰运气的猜测。伦敦《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评论该政府1933年和1934年经济复兴希望的核心《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认为它可能“在单一法案下”收集了“最多样的经济和社会理论，超过已知的其他任何法规”。即将离任的美国政治学协会会长沃尔特·谢泼德在1934年末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新政意识形态是不合逻辑、前后不一、混乱不堪的”，他抱怨说，新政项目“是一大堆没有消化的、矛盾的实验。如果有领袖的话，这位领袖骑上自己的马，同时朝不同方向飞奔”。[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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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新政的权宜之计仍然像身上穿着很多颜色不协调的衣服，让人很难就来源和影响达成任何一致意见。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等人后来把新政一分为二，区分开1933年和1934年的“第一个”新政与1935年到1938年的“第二个”新政。前者对大规模经济管理、协作和计划有信心；后者如特格韦尔抱怨的，返回到伍德罗·威尔逊时代那种原子化的、反对大企业的政策。但是这种区分经不起仔细推敲。新政无法分成清晰的阶段，是个多元倾向的迷宫。最近一位研究新政经济政策的历史学家写到“从意识形态上说，罗斯福和新政是无主之地”：与其说是个计划不如说是观念和利益自由竞争的结果。[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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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新政遗产的观点很快导致类似的矛盾。新政是劳工的胜利；是资本主义的救护车。这是公众特别关怀穷人和失业者的时刻；同时又受到仍然控制民主党的南方白人的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影响。新政对政治和政治争论的影响比本世纪任何国内事件都大，成为20世纪美国进步政治的决定性时刻。但是它的逻辑仍然让我们感到困惑。[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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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给予历史学家的第一个难题是，同样的事件怎么能既具有这样的确定性又这么缺乏连贯性呢？第二个难题是，这么不寻常的法案大爆发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在充满了这么多早期社会政策设计废墟的土地上，新政的政策能量和首创精神的奔腾仍然是个奇迹。它一夜之间扭转了进步时代跨越大西洋政治影响的模式。甚至亨利·福特对于欧洲的吸引力也赶不上罗斯福。欧洲进步人士现在大批涌入美国，参观田纳西州诺里斯镇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模式、“重新安置署”的社区项目、华盛顿特区蜂窝般繁忙的计划活动，如果幸运的话还作为罗斯福本人的听众。像美国人曾经前往德国、丹麦、新西兰社会政治实验室一样，如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威廉·贝弗里奇、H.G.威尔斯、纲纳·缪达尔等人都到美国考察新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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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考察新政的外国观察家都喜欢所看到的东西。看到靠庞大的蓝鹰游行来提升国民对1934年“国家工业复兴总署”的热情，英国独立工党的芬纳·布罗威大为惊骇，他以为自己就像是来到了纳粹德国。但是对于多数欧洲进步人士来说，新政是十年的黑暗中意料之外的灯塔。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1933年刚从大西洋彼岸回来后对她的工党同事说，“整个美国都出现了真正的思想革命”——颠倒了邦德菲尔德的美国朋友长久以来使用的比喻。她认为，对照美国新政的潮流，英国政治思想的停滞实在是让人尴尬。凯恩斯在新政中看到了“中间道路”，也就是美国进步人士长期以来在欧洲寻找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放任经济之间的“中途客栈”。在法国，莱昂·布鲁姆在1936年领导的社会主义激进政府上台，其进步实验的用语明显来自美国新政。在英国，劳合·乔治把工党寻求夺回政权作为英国的“新政”。劳合·乔治在1930年代初期相信“世界的前景和整个道路取决于”正在进行的三个政治实验：俄国的集体计划、意大利的社团主义和美国的新政，其中“美国人的实验最重要”。[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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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两岸交流中角色的颠倒如此明显，这本身就是一个事件，但在夸张的语言下面有一定的真实性。在北大西洋经济体内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对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做出像美国新政这样强烈的进步人士反应。政治学家长期以来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写美国社会政策是以间歇性停滞、戏剧性“政策突破”等“不规则”模式颠簸前进的，不是通过其他国家缓慢、持续的发展而是靠间歇性的“大撞击”完成的。这“大撞击”就是“新政”。[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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