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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28 相反，欧洲进步人士在1930年代困难时期遇到相当大的麻烦。在英国，1929年到1931年工党政府在大萧条的困境中一筹莫展。后来保守派控制的政府满足于政策传统和最少抵抗的路线得过且过。法国在1929年到1939年间政府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二十多个，没有一个留下多少长远的影响。莱昂·布鲁姆的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间长，比多数政府抱负大得多，但也不过只有将近一年时间。在很多美国进步人士多年来的希望所在的德国，纳粹获得政权后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在政治上都基本灭绝了。欧洲进步政府中，瑞典的社会民主同盟独自在1930年代开创了革新的道路，并取得很大的成功。它的工农政治联盟结合社会投资的进步政策是二战后社会凯恩斯主义的先驱。虽然如此，单单在出台法律方面，甚至瑞典也不能和美国新政的记录相比。在1933年到1938年，北大西洋社会经济的落后者突然旋风般采取非同寻常的行动。美国乌龟成了赛跑中的兔子。[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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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30 这里出现了新政提出的难题：如何调和它在对于其他进步政府都非常严酷的十年里表现出的能量与它的极端混乱性。没有了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激情，新政就是无法解释的；但是，实际上任何寻找新政背后逻辑的努力似乎都在矛盾中失去头绪。新政的谜团在于如何理解这些惊人的成功和明显缺乏连贯之间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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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32 通常的历史观点强调美国危机罕见的严重性。该论点认为，美国的政治革新比其他地方更有力度，是因为美国更深刻地感受到对于习惯和机构的压力。大原因和强烈的社会压力导致大的反应，这是注重实际的功能主义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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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34 毋庸置疑，1930年代市场崩溃给美国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像美国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经济繁荣中让投机价值和物质生活水平涨这么高，也没有任何地方像美国的崩溃这么惊人和持久。只有在德国大萧条的打击可以与之相比，而在德国，按失业率达到20%以上的年份计算，失业危机持续的时间比美国的一半稍长些。把1930年到1938年（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每年全国估计的失业率加起来创造一个指数，就可得到每个国家“积累的痛苦”指数：法国93，瑞典142，英国148，德国196，美国23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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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36 经济的这种灾难性破坏确实是痛苦而难以消除的经历。1930年代到处是等着领救济面包和从银行提取存款的队伍。失业的男人到救济处寻求帮助，妇女在吃饭和穿衣上精打细算，银行没有资产，工业没有市场，农民焦急地到处流动或不得不承受小麦30美分、棉花5美分的后果。所有这些都是痛苦而难忘的，又因为落在一直被认为是无限繁荣的时代，格外让人惊慌失措。假设的情况是，崩溃越猛烈，最终的政策反应就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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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38 但是在跨越大西洋的事件模式中，危机严重性本身对于预测1930年代政治革新的指示性很弱。在德国和美国，戏剧性的政策转变确实和戏剧性的经济崩溃是连在一起的——两国政策差别也很有戏剧性。但是在瑞典，与革新政策反应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危机远没有德国或者美国严重。英国的失业情况和瑞典非常相似，但工党几乎已经没有新观点。在法国，大萧条的影响最弱小，可人民阵线积极提出各种计划和项目。[805]在整个北大西洋经济中，革新反应的水平不能简单地和经济危机的相对严重程度直接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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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40 仔细思考一下，人们也不应该期待相反的情况。系统的破坏有助于催生革新观点这一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神话。理查德·佩尔斯在对美国1930年代社会思想的现有最好研究中写道：“认为深刻的社会思想能够从大萧条这样破坏性的经验中产生，这种想法本身就让人吃惊。”“没有哪个危机时期特别有利于冷静的分析或新概念的产生；在努力对付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继承下来的或者本能的价值。”[806]平静是用来反思根本内容的时刻，如果海水从船头漫上来，人的脑袋就麻木了，只会老一套地寻找往外舀水的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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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42 危机在以其他方式推动革新。如果持续时间足够长，危机能把原来普遍确认的反应模式变成人们强烈质疑的对象。几乎在任何地方，大萧条初期阶段不幸在台上的政党，如英国的工党、瑞典的自由党、德国任何派别的老牌政党在信誉方面都遭受重大损失。在美国同样如此。新政不像人们记忆中简单认为的那样是对大萧条的反应，罗斯福上台时大萧条已经持续三年多了。新政是对共和党振兴计划失败做出的反应。由于胡佛政府无法阻止经济继续下滑，导致人们对市场自我调整能力丧失信心；新政就进入了这种情况创造的空间。因为破坏了传统观念，延长的危机就可能创造出革新所需要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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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44 危机政治的矛盾在于：当传统观念失效，最迫切需要新思想时，新思想总是最难找到。对精心设计的方案的需求往往和最不适合对政策构成进行反思的环境结合在一起：紧迫、混乱、得过且过的机会主义、对潮水般涌来的事情根本理不出头绪。因此，危机的最重要影响之一是推高了正在候补的政策观念的价值，也就是那些已经提出但是在政治上还无法推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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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46 在现代政治中，这个危机阶段是社会政策专家吃香的时刻。他们的观点突然得到更加密切的关注，他们带着装满了现成方案的小包进入政治领域。这些要对付危机的方案在危机到来前已经被设计出来并加以完善，这一事实并不一定贬低它们的价值。相反，在灾难时期的智慧经济中，方案的完整性以及直接从架子上取下来使用的可能性让它们具有特殊的价值。危机导致了在现有政策观念主张中疯狂翻检的举动——那些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调整或者重新设计的观念，恰恰又因为它们的家谱比当下更古老而拥有权威性。正是这种现有观念快速进入政治中心，在危机政治中扭曲了常规时间线索。在紧急情况下推行的政策观点常常是在别的情形下形成的、用来解决其他问题的老建议。它们是从过去一下子跳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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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48 最后，让这种紧急的思想运动产生后果的因素是：危机改变了政治可能性的条件。在贬低和去掉某些议程的合法性的时候，与它们相联系的东西也被贬低了。控制政治后果的权力、赞助人、利益、机构等坐标发生了转移。影响力、合法性和否决权的重新组合，是事先制订但没有经过尝试的政策措施进入中心舞台的道路。在持续的影响深远的危机中，可能一下子涌进来大量政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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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50 新政以超乎寻常的准确性遵循了这个模式。革新不是开始于1929年的股市大跌，甚至也不是开始于1931年夏天的那个时刻——当时人们最终清楚认识到经济不是在经历如1920—1922年或者1913—1915年那样的临时调整，而是自1890年代以来从未遭遇到的大规模的灾难性崩溃。只有在胡佛的已经达到外部极限的重新投资政策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后，传统观念的权威才开始瓦解。然后才是大量候补方案涌入新政府的真空，这正好是政府迫切需要的东西。新政第一个月推动的《民间资源保护队法案》是1918年到1920年士兵安置计划的修改。在同样的紧急阶段出台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提出过，可以说已经在国会等待将近十年了。“国家工业复兴总署”是1917年和1918年战争时期经济计划机构的复活。这个名单可以继续罗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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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52 新政的有些成就没有多长的历史背景。公共管理总体经济需求的凯恩斯实验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由于受到1937—1938年意料之外的经济停滞的刺激，把财政政策放到优先地位的思想转型到这个十年结束时才开始在新政政策辩论中留下重要标记。[807]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新政从进步人士的过去中吸取了众多的观点和议程。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公共建造住房、《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紧急工作救济、农村电气化、银行和证券管理、控股公司法案、农村改革等都有危机前的根源。在风格、紧急性、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关系、政治联盟等方面，该政府创立的新开端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作为立法项目，把新政视为一个顶峰和高潮更为准确：它是一代进步政治人士的建议和思想的大集中、大汇合。[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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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54 这些建议中的许多最初是为了其他情形而设计的，与复兴破碎的经济的关系显得很牵强。有些内容，比如1935年实施的征收养老保险税，与几乎人人都知道的眼前危机之所需发生直接冲突，因为在那个时刻对消费者开支的任何限制都是危险措施。1933年末期在美国待了凄凉的一个月的威廉·贝弗里奇回家后，相信新政中有改革的一面也有复兴的一面，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两面在目的上相互抵触。[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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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56 现在说他的观点正确已经是老生常谈。在新政者为自己确立的所有任务中，最棘手的是经济复兴的任务。他们做得最好的是运用热情和想象力抛出数年前甚至几十年前开始运行的项目填入缺口。我们不宜在新政推行的法案中进行横向搜索来发现它的逻辑，新政是过去被禁锢的进步人士议程的伟大的、突然的爆发；新政最清晰的逻辑是历史的纵向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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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58 在早就在制订的工程的大释放中，惊人数量的内容都在某个方面烙有大西洋进步纽带的印记——比新政者当时愿意承认的更多，比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愿意认识到的也多得多。这不是随意性的结论。新政的革新问题和跨越大西洋的政策借用问题在两个重要方面联结起来了。如果在新政的美国有比1930年代北大西洋经济体任何别的国家更多的进步革新，那首先是因为美国的政策积压太多。在其他地方已经逐渐被接受成为法律的措施在美国常常被束之高阁，从而造成大量待用的法案。在大萧条的低谷时期，传统商业企业的权威处在低谷，法院处在特别强大的压力下，意识形态观念处在不断变化中，利益领域暂时被重组，最核心的一些抵抗力量暂时消失。限制和释放：一个太多液体含意的比喻，不过这确实是政治中的常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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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0 虽然如此，大阻塞的释放不仅意味着从前有限制，它还要求河流中已经存在大量原木。专家们已经关注地在欧洲社会政策辩论的边缘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在新政时刻终于到来时，他们积聚了很多没有实现的政策建议。他们的档案抽屉里塞满了关于德国社会保险、伦敦住房计划、丹麦农村复兴方案、澳大利亚劳工法庭、英国花园城市、世界各地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等的小册子。对他们来说，北大西洋经济与其说是他们常常乐观地描述的实验室，不如说是一个塞满了政治上无法实现的工程的橱柜，在那里等待着权力结构变化的希望。在1930年代中期的危机中，那些从他处借来的工程被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在集中这么多进步议程的同时，新政也集中了大量的欧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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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2 如果大西洋两岸交流的过去在新政中存在，那么，大西洋两岸交流的现在当然也存在。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一样，大萧条激发了北大西洋经济体主要成员相互间对政策动向的关注和众多共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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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4 公共节约措施几乎是大萧条一开始的普遍反应。随着税收的减少，政府只好削减开支，挣扎着要保持预算平衡；正统的经济学家和政府规划者认为这是通向经济健康复苏的第一步。在政府没有足够快地削减开支的地方，银行债权人强行要挟——左派愤怒地称之为资本家的“罢工”。1931年英国工党政府和1937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都因为私人投资者拒绝日常政府运行所依赖的流动资金贷款而垮台。更加谨慎的政治家学会亲自控制预算大斧。最后的魏玛政府陷入紧急预算削减，胡佛和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同样如此。罗斯福本人在立法上留下的第一个印记是1933年3月的《经济法案》，砍掉士兵补贴和政府薪水，努力把开支和因为危机而大幅度减少的收入维持在平衡状态。[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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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6 政府操纵信贷和利率是经济危机持续时的第二个普遍反应。给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领域注入政府紧急贷款是胡佛复兴项目的核心，罗斯福接受了胡佛项目的机构内核并将其扩大，用政府的贷款不仅从金融结构顶端而下资助银行、保险公司、铁路，而且资助自下而上的小经济企业。英国最终把复兴希望寄托在低息贷款上；在很大程度上，瑞典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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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8 不管政府沿着这些路线做了多少事情，各地的主要经济利益都吵闹着要得到更多即刻的救济：农民要价格支持，工人要工作和工资，企业要摆脱市场竞争。最容易满足的就是企业利益要求保护它们免受外来竞争冲击。有些国家在1930年代进一步提高了本来已经很高的关税和贸易壁垒，而信奉自由贸易的国家也开始改变立场。最明显的政策转变发生在长期以来鼓吹自由贸易的典范——英国，在1931年秋天工党政府下台一年内，保守派控制的继任者就忙着建立关税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德国和美国相抗衡。企业免受国内市场力量拖累的愿望却是更棘手的难题。在德国、意大利、美国（在新政的国家工业复兴总署阶段），政府进入公然的工业卡特尔化，划分市场和生产配额，努力阻挡大萧条带给价格和利润削减的无情压力。甚至英国也彻底地把受害最严重的行业——煤炭业卡特尔化，又以更零散的方式把造船和纺织业卡特尔化。各地只能同安乐不能共患难的资本家、商人在大萧条时期急忙寻求免受市场压力的途径，必要的时候他们和国家结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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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70 比商人反应更快的是农民，他们扔掉了市场理想，要求政府提供关税保护、市场稳定，或者公然要求政府确定价格。垄断控制价格和供应的农业推销委员会是普遍的权宜之计，还有在多数关键农产品领域的补贴和价格保证。在英国，对价格和市场的管理局限在几种重要的农产品上；在法国，政府维持小麦最低价格的企图寿命很短，而且效果很差；但是在瑞典，范围广泛、合作管理的价格支持这一承诺对于1933年农民—社会主义者同盟非常重要；在纳粹德国，国家实际上全面控制农业价格和市场份额分配。在这个意义上，新政《农业调整法案》的价格和生产控制不过是洪大国际潮流上漂浮的小碎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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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72 因为经济崩溃，劳工被迫处于防御的被动地位。危机初期，由于工作机会消失、工会成员数量下降和罢工活动低迷，长期以来抗拒政府对集体谈判条款裁定的工会联盟现在改变方针，要求国家从中协调促成劳工、政府和渴望稳定的雇主之间达成新协议。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案》、1936年人民阵线上台开头几个星期炮制出来的法国《马蒂尼翁协议》（Matignon Agreement）、1938年瑞典的“基本协议”，虽然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强迫和自愿的因素，但都是同样的动态之下的产物。[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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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74 对工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恢复工作和工资问题。在计划者中间，从前的劳工殖民地的想法还没有丧失吸引力。德国政府资助的在城市边缘半自给自足的工人临时棚屋区（Randsiedlungen）、新政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营地和自耕自给小农场工程、法国和英国为城市工人提供补贴鼓励他们重新定居乡村（或者最好住到帝国的边缘地带去）等等，都来自于消化掉工资经济中多余工人的强烈渴望。靠工资为生的人自己则更喜欢口袋里有现金。英国工会顽强地游说延长紧急失业保险赔偿。在法国，触发性事件是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作分摊要求，促使1936年5月和6月罢工的大爆发。在德国、瑞典和美国，政府通过公共工程买断工人工作的要求，大量投资劳动密集型的紧急建设工程如道路、公共建筑、住房等，有时候避免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以便让工作更持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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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76 政府把这些成份混合后产生的结果，就像它们从前的经验、它们内部的利益结构和政治力量对比一样变化多样。美国特别倾向于严重依赖紧急工作救济，将艰难时期城市救济穷人的熟悉反应国营化。[812]在英国，从前存在的政策的拉力正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拒绝重复1905年到1907年的工作救济实验，让政策制订者转向对1911年失业保险法案多次紧急修改，以顽强地努力要涵盖从前设计时没有包括在内的普遍的经济危机。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制订集中在按通行的工资安排公共工程就业。因为劳工成分较弱，新政联盟倾向于紧急情况下的复活和救济等权宜之计。德国那伴随大量公共工程投资的社会政策有它自己的爆发力。不管怎样，区别在于政策成分的组合不同，整个家族相似性在不同国家基本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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