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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0 虽然如此，大阻塞的释放不仅意味着从前有限制，它还要求河流中已经存在大量原木。专家们已经关注地在欧洲社会政策辩论的边缘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在新政时刻终于到来时，他们积聚了很多没有实现的政策建议。他们的档案抽屉里塞满了关于德国社会保险、伦敦住房计划、丹麦农村复兴方案、澳大利亚劳工法庭、英国花园城市、世界各地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等的小册子。对他们来说，北大西洋经济与其说是他们常常乐观地描述的实验室，不如说是一个塞满了政治上无法实现的工程的橱柜，在那里等待着权力结构变化的希望。在1930年代中期的危机中，那些从他处借来的工程被推到政治舞台的中心。在集中这么多进步议程的同时，新政也集中了大量的欧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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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2 如果大西洋两岸交流的过去在新政中存在，那么，大西洋两岸交流的现在当然也存在。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一样，大萧条激发了北大西洋经济体主要成员相互间对政策动向的关注和众多共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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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4 公共节约措施几乎是大萧条一开始的普遍反应。随着税收的减少，政府只好削减开支，挣扎着要保持预算平衡；正统的经济学家和政府规划者认为这是通向经济健康复苏的第一步。在政府没有足够快地削减开支的地方，银行债权人强行要挟——左派愤怒地称之为资本家的“罢工”。1931年英国工党政府和1937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都因为私人投资者拒绝日常政府运行所依赖的流动资金贷款而垮台。更加谨慎的政治家学会亲自控制预算大斧。最后的魏玛政府陷入紧急预算削减，胡佛和罗斯福政府的财政部长同样如此。罗斯福本人在立法上留下的第一个印记是1933年3月的《经济法案》，砍掉士兵补贴和政府薪水，努力把开支和因为危机而大幅度减少的收入维持在平衡状态。[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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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6 政府操纵信贷和利率是经济危机持续时的第二个普遍反应。给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领域注入政府紧急贷款是胡佛复兴项目的核心，罗斯福接受了胡佛项目的机构内核并将其扩大，用政府的贷款不仅从金融结构顶端而下资助银行、保险公司、铁路，而且资助自下而上的小经济企业。英国最终把复兴希望寄托在低息贷款上；在很大程度上，瑞典的凯恩斯主义者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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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68 不管政府沿着这些路线做了多少事情，各地的主要经济利益都吵闹着要得到更多即刻的救济：农民要价格支持，工人要工作和工资，企业要摆脱市场竞争。最容易满足的就是企业利益要求保护它们免受外来竞争冲击。有些国家在1930年代进一步提高了本来已经很高的关税和贸易壁垒，而信奉自由贸易的国家也开始改变立场。最明显的政策转变发生在长期以来鼓吹自由贸易的典范——英国，在1931年秋天工党政府下台一年内，保守派控制的继任者就忙着建立关税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德国和美国相抗衡。企业免受国内市场力量拖累的愿望却是更棘手的难题。在德国、意大利、美国（在新政的国家工业复兴总署阶段），政府进入公然的工业卡特尔化，划分市场和生产配额，努力阻挡大萧条带给价格和利润削减的无情压力。甚至英国也彻底地把受害最严重的行业——煤炭业卡特尔化，又以更零散的方式把造船和纺织业卡特尔化。各地只能同安乐不能共患难的资本家、商人在大萧条时期急忙寻求免受市场压力的途径，必要的时候他们和国家结成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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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70 比商人反应更快的是农民，他们扔掉了市场理想，要求政府提供关税保护、市场稳定，或者公然要求政府确定价格。垄断控制价格和供应的农业推销委员会是普遍的权宜之计，还有在多数关键农产品领域的补贴和价格保证。在英国，对价格和市场的管理局限在几种重要的农产品上；在法国，政府维持小麦最低价格的企图寿命很短，而且效果很差；但是在瑞典，范围广泛、合作管理的价格支持这一承诺对于1933年农民—社会主义者同盟非常重要；在纳粹德国，国家实际上全面控制农业价格和市场份额分配。在这个意义上，新政《农业调整法案》的价格和生产控制不过是洪大国际潮流上漂浮的小碎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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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72 因为经济崩溃，劳工被迫处于防御的被动地位。危机初期，由于工作机会消失、工会成员数量下降和罢工活动低迷，长期以来抗拒政府对集体谈判条款裁定的工会联盟现在改变方针，要求国家从中协调促成劳工、政府和渴望稳定的雇主之间达成新协议。1935年的《全国劳工关系法案》、1936年人民阵线上台开头几个星期炮制出来的法国《马蒂尼翁协议》（Matignon Agreement）、1938年瑞典的“基本协议”，虽然在不同程度上结合了强迫和自愿的因素，但都是同样的动态之下的产物。[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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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74 对工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恢复工作和工资问题。在计划者中间，从前的劳工殖民地的想法还没有丧失吸引力。德国政府资助的在城市边缘半自给自足的工人临时棚屋区（Randsiedlungen）、新政的“民间资源保护队”营地和自耕自给小农场工程、法国和英国为城市工人提供补贴鼓励他们重新定居乡村（或者最好住到帝国的边缘地带去）等等，都来自于消化掉工资经济中多余工人的强烈渴望。靠工资为生的人自己则更喜欢口袋里有现金。英国工会顽强地游说延长紧急失业保险赔偿。在法国，触发性事件是每周工作40小时的工作分摊要求，促使1936年5月和6月罢工的大爆发。在德国、瑞典和美国，政府通过公共工程买断工人工作的要求，大量投资劳动密集型的紧急建设工程如道路、公共建筑、住房等，有时候避免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以便让工作更持久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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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76 政府把这些成份混合后产生的结果，就像它们从前的经验、它们内部的利益结构和政治力量对比一样变化多样。美国特别倾向于严重依赖紧急工作救济，将艰难时期城市救济穷人的熟悉反应国营化。[812]在英国，从前存在的政策的拉力正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拒绝重复1905年到1907年的工作救济实验，让政策制订者转向对1911年失业保险法案多次紧急修改，以顽强地努力要涵盖从前设计时没有包括在内的普遍的经济危机。在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制订集中在按通行的工资安排公共工程就业。因为劳工成分较弱，新政联盟倾向于紧急情况下的复活和救济等权宜之计。德国那伴随大量公共工程投资的社会政策有它自己的爆发力。不管怎样，区别在于政策成分的组合不同，整个家族相似性在不同国家基本上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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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78 在这些共同反应背后是长期存在的跨越国界的思想和观点交流纽带。北大西洋经济体的财政保守派都坚持节约、预算平衡和货币的稳定性。在英国被称为“财政观点”的这种主张之所以影响大，恰恰是因为它结合了跨越十多个国家边界的经济学家的集体智慧：经济危机有天生的、最终自我纠正的紧缩性过程，直到工资和价格回落到足够低的水平以便刺激重新投资。劳工组织也有共同的项目，在国际间流传。减少劳工冗余和刺激消费者需求是它的核心：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工资、扩展养老金以鼓励上年纪工人从劳动力市场退出、延长义务教育时间以防止更多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展公共工程来重新雇佣失业者、为仍然没有工作的人提供失业补贴。进步人士则谈论通过“计划”引导和转移市场力量。法国和比利时的改革派社会主义者对计划经济论（planisme）的兴趣与贝弗里奇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强烈；在美国，运用国家的计划力量达成比单纯市场竞争所能达到的更稳定的利益和谐，这一观点位于罗斯福的内部顾问圈子（所谓“智囊团”）1932年和1933年讨论的中心。[813]像这样的政策“语言”在北大西洋经济体中流传，让零碎的要求和紧急措施组成更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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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80 同样，一个国家往往非常关注其他国家的成功和失败。许多关于经济计划的讨论是因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实验所引起。即使在那些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残暴方面感到厌恶的人中间，社团主义的名声在1930年代初期仍然处于高潮时期。1934年在欧洲快速考察农业政策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认为意大利是唯一没有随波逐流的政府。他在日记中承认“它是我看到过的最干净、最整洁、管理效率最高的社会机器，它让我感到妒忌”。[814]其他人则看到苏联不受周围经济崩溃的影响。在1932年和1933年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底谷时期，甚至保罗·凯洛格的《调查》也不断给关心社会工作和社会改革的读者提供苏联新闻。凯洛格本人加入到1936年赴苏联的考察队伍中，这是大西洋两岸不少进步人士都走过的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恩斯特·梅放弃了大萧条中的法兰克福要到苏联城市设计中一试身手。韦伯夫妇扔掉了对美国的最后一点兴趣，热烈关注苏联实验。[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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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82 尽管进步人士对苏联的兴趣增加了，大西洋传统纽带仍然强大。英国虽然遭遇很多经济困难，仍然给美国政策辩论投下非同小可的影子。随着大萧条重新开启针对失业风险的保险话题，大群的美国调查者再次来到英国，从实际经验中收集数据和观点。1933年秋天，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威廉·贝弗里奇到美国向听众解释失业保险的教训，私下里还给罗斯福本人解释。在重新塑造住房政策辩论的努力中，总部在美国的“全国住房官员协会”组织了欧洲住房专家的自由旅行团，由英国战争住房和花园城市运动德高望重的雷蒙德·昂温率领。在农业部，亨利·华莱士让爱尔兰农业复兴运动的诗人哲学家AE（乔治·罗素）给农业部雇员听众做报告。[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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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84 大萧条中的德国更加让人费解和烦恼。1933年夏天在德国研究工业健康和安全方法的爱丽丝·汉密尔顿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希特勒德国的早期风暴警告，如迫害犹太人、破坏劳工协会、终结进步妇女运动等。她担心多数参观者很少意识到表面下掩盖着的恐惧和危险。[817]甚至在1938年，奥伯兰德基金会还继续输送社会政策专家通过熟悉的德国社会进步站点参观访问。1934年，它派遣一个由美国城市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考察德国城市管理；1935年派遣一个代表团调查德国街道清洁技术；1936年派遣一个公共林业官员代表团，其中包括美国林业部部长本人。[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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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86 进步人士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兴趣在1930年代中期蓬勃发展。仍然兜售丹麦合作社的社会政治经验的弗里德里克·豪威设法搞了个委任状在1935年再次访问丹麦。约瑟芬·戈德马克挖掘熟悉的丹麦社会政治故事为1936年的另外一本书做素材。农业安全署署长威尔·亚历山大在1938年亲自前往考察。对于美国内外的进步人士有更大吸引力的国家是瑞典。西奥多·蔡尔德对于合作社运动的充满羡慕的报告《瑞典：中间道路》在1936年吸引了众多美国读者。因为感觉到是选举年的政治议题，罗斯福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到欧洲考察消费者、信用、住房合作社等，瑞典作为第一站。两年后，他派遣了类似代表团到瑞典和英国研究工业关系，通用电器公司的老总杰拉尔德·斯沃普是其中一员。[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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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88 不过，尽管有这些接触，时间和情形的变化已经削弱了大西洋纽带从前的一些力量。新政中的核心人物中很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惊讶地发现欧洲社会进步观点的那批人中的成员。弗里德里克·豪威在1933年时已经66岁，新政者给他找了一个位置，作为国家工业复兴总署消费者顾问委员会成员，担任亨利·华莱士农业部的消费者顾问。被农业部其他社会激进人士“赶出去”后，他又担任菲律宾总统关于合作社和农业租赁的特别顾问，但是年纪已经太大了无法产生多大影响。五十多岁的一代人发挥了更多核心决策者的作用。社会保险专家中的伊萨克·鲁宾诺、《调查》的保罗·凯洛格和美国劳工立法协会的约翰·安德鲁斯，从新政的核心圈外，仍然在施加更早时期世界性进步政治的色彩。在政府内部，罗斯福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做了同样的事。珀金斯起先是受弗洛伦斯·凯利影响的纽约消费者联盟的调查员，她把战前世界性的社会女权主义维持到1930年代后期。当美国政府以长期延迟的国际主义象征姿态正式加入国际劳工组织，其中绝大部分的功劳应该属于珀金斯。[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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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90 珀金斯的劳工部虽然在劳工纽带方面较弱，但是其内部有很多与睦邻中心和消费者联盟联系广泛的人物，所以实际上它是世界性社会进步人士渗透特别积极的场所。纽约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的办公室是吸引社会进步人士的另外一个磁铁。他们中许多人像瓦格纳本人一样有广泛的海外关系。亨利·华莱士的农业部核心人士曾深受AE（乔治·罗素）、克拉伦斯·坡或戴维·鲁宾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联邦住房机构中挤满了心中想着欧洲经验的人。[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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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92 但是另一方面，新政政策起草者的许多人很少知道乐观主义时代的欧洲。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在1920年代后期在法国休假一年研究农业政策，但是并没有发现能激发他兴趣的地方。比特格韦尔更年轻的一批人刚刚从大学或者法学院毕业来到华盛顿，只有最少的意识形态观念，太过年轻和没有条件培养有意义的跨越大西洋纽带。瓦格纳参议员的助手利昂·凯泽林是起草1937年《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和《美国住房法案》的关键人物，在1933年时只有25岁。《社会保险法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托马斯·艾略特只有26岁。从根源上说，新政者比战前进步人士更加具有世界眼光。这些人中有更多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更多是第二代移民，他们的大家庭中有很多亲属在欧洲大陆。但是他们自己在工作中很少带入世界经验。[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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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94 让这种与欧洲社会政治比较疏远的关系变得更复杂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对欧洲的态度，像他的很多其他态度一样变幻无常。他认为没有什么比旅行更能帮助疲惫的身体和心灵康复。当哈里·霍普金斯在救济署辛苦工作累趴下后，罗斯福派他到欧洲疗养，同时委托他了解社会保险和住房建设方面的资料，但是他回来后，罗斯福只问墨索里尼性格的问题。当罗斯福最终面临必须解除休·约翰逊国家工业复兴总署署长职务时，他建议约翰逊到欧洲考察旅行。[823]当消费者合作社的思想遭遇政治风暴后，他放弃了对合作社的调查，掩埋了关于瑞典和英国工业关系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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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96 新政者在思想上兼收并蓄，所以不至于相信赫伯特·胡佛关于大萧条根本上是外部事件的观点。胡佛认为独特的“美国体制”暂时无辜地陷入欧洲战争“邪恶的”经济和政治后果的旋涡，他们则不这么看。[824]新政者愿意从能够发现的任何地方吸取主张和政策教训。他们对资本主义有充分了解，能认识到其他地方的共同轮廓，尊重共同的修补和改革措施。但是在众多事件超乎寻常的压力下，没有足够的时间在1930年代建立跨越国家的强大交流纽带，即使欧洲的反萧条政策实验有效到足以激发新政者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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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198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缺乏明显的外国成功经验、参与者的年龄和经验限制、危机时刻的迫切需要等，大西洋进步纽带在1930年代的美国发挥的作用和从前不同。空间上的纽带仍然很重要：旅行、考察、发现事实的任务等都和从前一样继续，但是时间上的纵向纽带更加重要。在新政时期找到政治机会的大西洋纽带产品中，大部分来历都比1930年代更早。这些多年前就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了，储藏在进步游说机构和专家报告中，在灾难时期的思想经济中具有特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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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200 难怪当有人问罗斯福本人新政措施的欧洲相似做法时，他的思想回到1909—1911年劳合·乔治的立法突破。当有人批评新政立法的狂热速度，罗斯福反驳说：“劳合·乔治二十多年前在两年时间里通过的激进改革措施，比新政试图在五年里通过的更多。”罗斯福给他的项目拉来“自由”标签而不是用“进步”这个更早的术语，也是标志它与战前社会政治革新时刻的英国自由政治的契合。[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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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202 罗斯福的崇拜者常常指出同样的相似性。在听了罗斯福1934年初对社会进步人士代表团简要叙述社会保险前景后，保罗·凯洛格写道：“我们离开的时候感到历史可能重演，正如劳合·乔治二十多年前在英国推行社会保险一样，罗斯福……可能在下一届国会里通过全面的计划，或许在一年内做到本来可能要花费一代人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英国观察家也经常指出这样的联系，尤其是国家工业复兴总署的失败让新政转入他们更熟悉的轨道后。哈罗德·拉斯基早在1934年就得出结论说，罗斯福“用突然的激情企图要做类似于英国自由党政府在1906年后做的事情，就好像一夜之间发生的一样”。[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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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204 对于英国观察家来说，在这样的声明中自利的因素是很强烈的。社会保险议题让罗斯福—劳合·乔治的相似点太鲜明，影响了太多的判断。关键的一点是：从国际角度思考时，美国和欧洲进步人士在时间上向后看，把1930年代的美国和更早时期的欧洲联系起来。他们本能地返回到历史落后的言论中。当珀金斯在1933年初期被任命为劳工部长，她写出了雄心勃勃的新政议题。她回顾说曾告诉罗斯福：“其中没有一个是激进的，它们都在某些州或者国家尝试过。”作为新政的概括性总结，珀金斯的说法不完全准确，但也不全是错误的。[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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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206 “欧洲”因素是通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渠道和过程进入新政议程的。其中有些是1917年和1918年战争集体主义的复兴，是威尔逊政府对欧洲交战国那种密切关注的后代。实际上，从新政的危机管理者本能地寻找帮助国家度过战争时期的管理工具这一点，能够最清楚地看到过去是怎么一下子就跳入现在的。胡佛反萧条项目的核心机构“重建金融公司”就是战争金融公司的直接后代，被新政者利用和扩大。1933年和1934年新政工业政策的展品“国家工业复兴总署”（NRA）也是战时措施的复兴，像重建金融公司一样不乏以前战争经济的管理者，以及明显从战争动员活动中学来的宣传技术。新情况让国家工业复兴总署和前身战争工业委员会不同。劳工组织在1933年初期处于低潮，在国家工业复兴总署的董事会中连一个象征性的席位都没有。由于劳工的软弱，而且国家工业复兴总署除了经济复兴本身也没有明确的公共目标，该机构比战争工业委员会更彻底地被商人成员们收买利用。到了1935年该机构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时候，它实际上成为行业协会控制物价和生产的卡特尔。但是即使从劳合·乔治的军需部到罗斯福的国家工业复兴总署的道路存在预料之外的转折和仓促的修改，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毫无疑问的。[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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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208 其他跨越大西洋的舶来品通过大学专家和社会政治压力团体注入到新政中。1933年的《全国就业体系法案》是对1909年英国劳工交流市场体系的明显修改，那是从贝弗里奇1909年的《失业》出版后大西洋两岸专家进步人士采取的防止失业项目的主要内容。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社会保险法案》中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部分的起草者对欧洲先例都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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