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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0 正如新政政策倡议的其他情况一样，专家早在危机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完成了进步住房政策的基本大纲。目标是为收入达不到购买商品房要求的都市工人阶级家庭等广泛阶层建设住房。对于住房改革者来说，公共资助的房屋提高住房标准、提供超出工人家庭渴望的社区设施是理所当然的。这不仅仅是建造住房而是改善邻里关系和增强社区团结。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它将结合欧洲革新的最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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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2 1930年代初期专家项目的关键成分是欧洲大陆那种有限赢利公司和合作性住房协会，获得廉价的、长期的公共信用贷款帮助。这是伊迪丝·埃尔默·伍德1922年从欧洲带回来的政策。这是背后的金融发动机，推动了在魏玛德国曾经点燃鲍尔的想象力的社会民主住房；也推动了在瑞典激发马奎斯·蔡尔兹的住房合作社。在纽约市住房进步人士的鼓动下，州长阿尔·史密斯成功地让同样措施的弱化版本在1926年州议会通过，给予建设体面的低成本住房的非赢利或有限赢利建筑商税收减免（但不是低成本国家贷款）。在利用该法案的首批项目中有服装工人联合会的住房合作社。[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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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4 在那些游说纽约法案的人中，最著名者是格林威治馆的玛丽·西姆柯维奇，她二十年前曾经担任纽约市拥塞委员会的主席。自从1890年代在柏林做经济学研究生的时代开始，西姆柯维奇就在她个人身上织入了美国社会政治相互交错的大量线索。她曾经是弗洛伦斯·凯利在全国消费者联盟中的主要盟友，是在下曼哈顿区兴建公共澡堂和公园的积极推动者，是亚伯拉罕·艾普斯坦美国养老保险协会的理事，自1931年起担任乐观地称为“全国公共住房协会”的游说团体领袖。她是1912年进步党的党员，1917年的战争集体主义者，1919年的48人委员会“呼吁书”签署人之一，1932年的罗斯福支持者。在政府的前一百天紧张情绪中，西姆柯维奇说服了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在《全国工业复兴法案》中添加住房改革者长期以来渴望的社会住房项目：给予建造体面的低成本住房的市政当局或者有限赢利住房协会提供长期的补贴性贷款。[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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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6 像西姆柯维奇在1933年的干预一样，1930年代剩余时间的公共住房政策倡议主要来自政府核心圈子之外。罗斯福的立场模糊不清，不轻易表态。参议员瓦格纳办公室起草的住房法案初稿是西姆柯维奇所在的全国公共住房协会执笔完成，该协会还作为参议院听证会上的专家证人。公共住房是政府外形成的社会政策挤进危机造成的暂时政治机会的经典例子。[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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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28 大西洋纽带在公共住房努力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34年在《全国工业复兴法案》下组织成立的最积极的城市住房协会——“纽约市住房局”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在首批五位理事中，有三位海外关系众多：与睦邻中心有关的律师路易斯·品克，在担任纽约州住房委员会成员的1927年就开始从欧洲公共资助的住房建设中寻找可吸收的经验；《犹太前进日报》的查尼·弗拉德克，长期的城市社会主义者和劳工住房鼓吹者；以及西姆柯维奇本人。该机构的首席建筑师是弗里德里克·阿克曼，他从英国发回的报道让战时美国了解有关英国军需部住房工作的新闻。[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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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30 为了保持更广泛的公众兴趣，全国住房协会的官员在1934年夏天安排国际住房委员会三人小组到美国来。由雷蒙德·昂温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为期7周、途经14个城市的演讲和参观旅行，高潮是在10月份召开的全国住房改革者领袖会议上发表了建造低成本公共资助住房的美国呼吁书。该会议公报主要由昂温本人执笔，签署者包括了美国最著名的住房改革者：阿克曼、西姆柯维奇、纽约市住房局的朗顿·波斯特、伊迪丝·埃尔默·伍德、凯瑟琳·鲍尔、奥斯卡·斯通诺罗夫、劳工住房协会的约翰·埃德尔曼、来自城镇规划协会的约翰·诺伦和雅各布·克莱恩、来自刘易斯·芒福德圈子的亨利·莱特和阿尔伯特·梅耶、来自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特里西·奥格尔和厄尔·德雷珀、1918年战争住房项目的罗伯特·科恩，甚至还包括1914年到英国旅行的全国住房协会经理约翰·伊尔德。负责协调昂温演讲旅行和最后会议的是克尔曼·伍德伯里，他1926年和1927年曾作为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在英国获得住房问题的初步训练。[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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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32 西姆柯维奇的全国公共住房协会领导人全都是经验丰富的欧洲观察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执行秘书海伦·阿尔弗雷德从1936年到1938年每年举办欧洲住房考察旅行，时间正好选在国际住房和城镇规划联盟开会的时候。[901]我们已经看到，劳工住房协会接受欧洲影响的程度也一点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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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34 一个经过大西洋途径从住房爱好者到住房专家的典型例子，是亚特兰大的查尔斯·帕尔默的新政生涯。作为共和党人和房地产开发商，帕尔默首先被公共住房主张所吸引是由于在安排公共住房土地分配时获得的佣金。在1933年和1934年，他负责公共工程署（PWA）的早期贫民窟清理和改造工程，一个为白人，一个为黑人，都在亚特兰大闹市区。由此受到低成本住房思想的吸引，他没有动身前往查尔斯顿、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或者纽约考察贫民窟，而是到欧洲认真研究了公共住房两个月。从那不勒斯到维也纳、莫斯科、柏林、伦敦，返回后做了巡回演说和自制的电影《反对贫民窟的世界战争》。他把演讲和电影带到任何能去的地方：建筑商会议上、住房改革聚会上，以及实行新政的华盛顿，在那里他把电影放给农业部的亨利·华莱士、联邦紧急救济署的哈里·霍普金斯看，给公共工程署的住房司工作人员看，到内政部大型聚会上给珀金斯和伊克斯看，最后通过埃莉诺·罗斯福的引见，1937年初在白宫晚宴上给罗斯福本人看。[902]帕尔默这个项目把对美国企业精神的无限信仰与公然从“红色”维也纳吸取的财政计划拼凑在一起，他确实是住房领域的怪人。但住房运动鼓吹者中绝非只有他的项目是在跨越大西洋的公文包中带回家的。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路易斯·品克、1937年被罗斯福任命为美国住房局第一任局长的内森·斯特劳斯（梅西百货商店的继承人）、前一代的伊迪丝·伍德，当然还有凯瑟琳·鲍尔。[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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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36 当住房改革者把游说努力转向华盛顿特区的时候，他们的纽带和影响力也随着过来了。西姆柯维奇团体在国会中的主要支持者罗伯特·瓦格纳经常到欧洲考察，那里还有他亲密的家族关系。随着住房问题在1936年成为前沿问题，他把夏天在欧洲旅行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进行住房研究。劳工住房协会在国会的出头人亨利·埃伦伯根出生在维也纳，了解那里的社会主义大型住房项目。在瓦格纳召集的十四位专家来审查1936年初期的瓦格纳—埃伦伯根法案时，至少七个人对欧洲住房项目有第一手的、详细的了解。在1936年和1937年法案最终版本的国会斗争中，瓦格纳请了其中两位：劳工关系背景丰富的克尔曼·伍德伯里和凯瑟琳·鲍尔。随着时间的推移，低成本公共住房本土经验有所积累，欧洲专业知识的价值开始下降。但是在公共住房从想法到可实行措施的运动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实践经验，实际上也意味着熟悉作为社会政治实验室的欧洲。[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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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38 引用的欧洲经验与美国经验抗衡，两者在复杂的对比中发生相互作用。在1934年秋天纽约市住房局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组织的住房展览开始时，让参观者的视线集中在国内情况。展览的墙壁上挂着城市贫民窟的揭露性照片，中心展品是黑暗、拥挤的“旧法律”纽约市出租屋的真实大小重建模型。但是光靠揭露消极面无法动员切实可行的社会政治。如果没有社会能想象到的苦难解决方案，就没可操作的政治空间。在揭露了美国住房现状的糟糕一面后，展览组织者带领参观者来到已经准备好的替代性未来前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鲍尔、芒福德等人从欧洲带回来的住房照片。“海外的实现”，这部分的标题写道，“为什么美国的工人不能住在这里？”阿尔伯特·梅耶在1934年的《国家》杂志上问：“美国的贫民窟居住者怎么知道体面的住房是什么样子？”这个设问句强调了与大西洋政治并列的动态关系：“他们怎么能知道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德国、荷兰和英国。”[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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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40 正是大西洋进步纽带以所有这些方式和沿着所有这些道路，为新政早期带来除了对出借者和抵押者的紧急援助之外的东西。公共住房是欧洲社会政治的分支，被站在欧洲同行肩膀上建立起自己专业知识的进步人士纳入大萧条时期的议程。在转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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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42 最出人预料的棘手问题是管理。问题似乎在1933年时就已经基本确定了。在奥地利和英国之外，欧洲工人阶级住房建设的繁重管理工作是靠有限赢利房屋公司——有慈善机构的，有以劳工为基础的，也有合作社的。这种做法比英国上层臃肿的管理机制更符合美国管理的传统。它是灵活的、自愿性的，而且是经过认真测试的做法，与新政者想象中的团结正好吻合。它在一个更简单的世界美国也应该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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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44 危机态势能暂时撬开政治结构，把为低成本住房提供公共贷款提上议程，同样也能给速度提出特别的要求。速度是有限利润项目垮台的原因。在《全国工业复兴法案》影响下，公共工程署的住房司向申请者开放。针织品工人的麦克利住宅区是最早和最好的项目之一，但是在该司审查者收到的其他五百份左右的申请中，只有二十份申请值得资助，其中只有七个项目最终建成。最积极的申请者是小规模投机建筑商，他们在任何形式的利润都和两美元面值的钞票一样稀缺时，非常愿意把企业临时变成有限赢利公司。除此之外，备选项目是稀少得让人尴尬。某些在1920年代发现模范住房是吸引人的投资的大保险公司现在变得小心翼翼，不大情愿；大慈善团体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在世纪之交的德国低成本模范住房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社会保险基金根本不存在。至于在魏玛德国等地处于低成本住房建设核心的合作社和工会团体，在美国还是无法在一夜之间填补的巨大缺口。美国高度称赞的那种积极的、自愿的非赢利协会也很难找得到——至少在1930年代的困难时期，难以很快找到特别关心住房问题的这类协会。[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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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46 在批评家呼吁要看到人们在1933年代后期返回工作岗位时，公共工程署突然从补贴主义原则转向集中管理的项目，按照1918年战争工人住房项目的路线直接建设低成本住房。哈罗德·伊克斯迫切渴望集中控制。住房司的主任罗伯特·科恩曾经担任战争期间紧急船运公司房屋建设部的主任。沿着过去政策经验的常规，紧急政策制订再次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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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48 公共工程署的住房司在从1934年到1937年的三年时间里做了英雄般的工作。它建造了成群体、成社区的小规模住房，其空间和设施标准远远超过周围工人阶级住房，同时还有商业公寓建筑所没有的社区公共设施。许多包括卫生院、洗衣房，以及十年来作为欧洲良好工人阶级住房标志的公共活动中心。全部是黑人的哈莱姆河社区拥有护士学校、城市网球场和手球场、社区报纸、房客协会、公共事业振兴署老师开设戏剧和舞蹈课程的社区会议室，还为学童提供下午托管的服务。刘易斯·芒福德称哈莱姆河社区是人们能在1938年的纽约发现的最接近住房理想的项目了。这是美国式定居点建筑（Siedlungsbau），不仅是建造居住场所，而且是在建造工人阶级社区。因此，都市公共住房与绿化带城镇和农庄村镇，与合作社和公民论坛一起，成为一个超越价格和利润的、可以实现的世界的代表。[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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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50 但是，所有这些是1936年和1937年的紧急工作。重新安置署是行政上的权宜之计，是建立在行政命令而不是国会立法基础上的。公共工程署住房司是罗斯福政府前一百天的紧急公共工程授权的延伸，两者都没有严格的机构或者政治基础。在从权宜之计向永久机构过渡的过程中，利益团体就有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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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52 社区活动中最脆弱的部分是重新安置项目。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绕过农业代理人—商业农场主联盟，尽最大努力让重新安置署和已经形成的农业游说团体绝缘。他为该局安插了不受通常政治主张影响的外来者：聘请迪拉德大学校长威尔·亚历山大担任副署长，两个司长来自他自己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第三个司长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农业社会学系。但是部分因为特格韦尔本人是个大嘴巴，争议太多，更多因为重新安置署的工作领域与现有投资者、固定的政治立场过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要摆脱政治干扰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新政的公共设计的本质，设计者的工作不可能长期秘密进行，他们的失误、超越限度的开支、种种缺点和效率低下势必立即成为新闻记者、政客和受到威胁的利益团体做文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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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54 到了1936年罗斯福的批评者们已经从重新安置署的工作中找到政治突破口，如“特格韦尔城镇”、“共产主义”农业观念、不切实际、“外国”观点等。在罗斯福的批评者们看来，政府郊区是新政集体主义发疯的标志：马里兰州的莫斯科，《芝加哥美国人》刊出的大幅标题称之为“美国首批共产主义城镇”。到了1936年5月，詹姆斯·法雷警告罗斯福说：“共和党人攻击最激烈的两点是公共事业振兴署和特格韦尔。”随着1936年12月安全地度过选举，在总统亲自前往马里兰州视察“绿带”市给足他面子后，让特格韦尔从政府辞职。但是他的辞职并没有改变多少政治情形。[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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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56 利益团体和意识形态都对新政的社区和合作社项目不利，不管计划者转向哪个方面，都有宣称要保护自己领域的既得利益者。私人建筑商和土地开发商从一开始就对政府建造郊区大为光火。在1936年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们就获得法院的裁定，宣布计划中的第四个绿化带城镇（准备在新泽西建设）超越了联邦政府“普遍福利”的范畴。政府不去挑战这个裁定，只是努力进行其他的三个城镇建设，放弃了建造更多的计划。医生认为重新安置署的健康合作社是政府管理医药的坏苗头。已经在和连锁店进行竞争的零售商认为，政府资助的零售合作社这一幽灵是已萎缩行业的另一个竞争对手。由于顾问警告他要防止中下层阶级零售店主代表“百万小商人”造反，罗斯福把合作社调查报告装进口袋，悄悄地让关于瑞典的讨论平息下去。[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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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58 至于说农民，虽然他们乐意拥抱政府给予的廉价贷款、按优惠价格买断农产品等经济刺激政策，但其中最有组织的农民根本不想要可能把美国农村底层道轨翻到上面的社会重建实验。在《农业调整法案》下佃农的福利已经在1935年初让新政的左右两派进行激烈和尖锐的斗争，使得农业部中鼓吹佃户利益最激烈的人丢掉了工作。对于重新安置署为南方农庄定居点居民垫款来支付人头税的政策，保守派激烈抗议。在市场陷入极端不景气时，商业农民决不是政府资助的额外竞争者的朋友。[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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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60 对于这些反对声音，地位稳固的农业合作社没有提供有分量的反驳观点。牛奶生产者大合作社在1936年已经抛弃了和新政的合作，因为牛奶生产者反对产量控制。合作社社会政治变色龙般的反复无常在政府和农业合作者的紧张关系中被玩尽了。在欧洲，即使在合作社运动和以劳工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形成正式或者隐含的盟友关系时，它们对政府也保持高度的警惕。合作社运动从英国的洛奇代尔集团以来就把自己包裹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有机增长叙述中，而这种叙述是不符合事实的一面之词。“合作社调查”期待找到一个欧洲权威来认可政府应该有意识地开展合作社运动，这种寻找注定是徒劳的。甚至合作社调查组的利兰·奥尔兹也很快得出结论说“合作主要在自发情况下产生，有它自己的土壤和根源”。但是当欧洲合作社运动在又要反对大资本主义又要警惕国家干预的狭窄道路上艰难前行时，美国的农业市场合作社却很少犹豫不决。合作社调查组的罗宾·胡德在1936年初期的农民聚会上说：“农民合作社不反对资本主义，农民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有经验的观察家可能发现在1930年代大农业营销合作社和美国商业农民游说利益团体之间有一个界限，但是它确实像蛋壳一样薄而易碎。[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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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62 让利益团体的反对更加复杂的是意识形态争论。半个多世纪的农业佃户实践都没有消除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把人的尊严等同于拥有单家独院的房屋和自家的农场。农庄定居点的住户中很多把政府租赁作为暂时措施，他们可以在这里积攒点钱，希望将来离开这里去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许多南方进步人士也是这样的思想。到1935年初，阿拉巴马州的约翰·班克海德已经在积极游说要帮助佃农爬上“农业阶梯”成为个体农场主，当初是他对《全国工业复兴法案》的修正案使得第一批生计社区开始运转。特格韦尔在1937年初曾说过一段话，这是让他陷入政治困境的命题之一：“农场所有权？是的，对某些人来说在将来某个时候是可能的——在适当条件下，在他们自愿选择并且清楚了解成本，并表现出自己的上升潜力之后。但是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治疗疾病，改善孩子营养状况，得到一头骡子、种子和肥料，进城的时候有体面的衣服穿，对未来有些盼头，在每次农场和家庭危机时候有个好帮手。”但是特格韦尔在1937年就离开了政府。他的继任者威尔·亚历山大承认：“农村人想的……是个人农场；人们的心里还是希望拥有个人农场。”[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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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64 所有权是更具美国特色的农业方式，但又一次体现出时代标志的是：农业进步人士为了推广它，再次从欧洲借鉴先例。这次的杠杆支点是爱尔兰和丹麦土地改革措施。在第一个班克海德农业租赁法案的听证会上，亨利·华莱士1912年从普伦基特之家看到它的结果后，重新讲述了格莱斯顿的爱尔兰土地购买项目的故事。作为新的“小农场所有权全国委员会”主席，克拉伦斯·坡举出丹麦和爱尔兰土地改革的例子。很快被任命为总统“农业租赁委员会”负责人的L.C.格雷证实：“美国是有影响的文明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采取矫正租赁罪恶制度的国家。”他向参议院委员会保证土地改革中没有任何“新的”或者“没有尝试过”的措施。罗斯福在1936年选举前批准这个项目，同样引用了爱尔兰和丹麦的先例。[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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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66 到了1937年9月，重新安置署已经被新的机构“农业安全署”（FSA）所替代，目的是吸收老机构的工作，同时受命给予自耕农理想第二次机会。像重新安置署一样，农业安全署的主要工作是管理陷入困境的农业家庭的复兴贷款。但每年拨出5000万美元来推动更多农村人进入小农场主行列。因为有这笔钱，农业安全署被授权购买农场，重整土地防止水土流失，翻修房屋和粮仓，把农庄以长期贷款的方式卖给当地县委员会认为有能力拥有农场的佃户。激进的“南方佃农联盟”代表反对，他们认为这个项目转移了合作农场定居点的信仰，鼓励了“经济无政府主义，注定要失败”。1935年农业部清洗的受害者之一加德纳·杰克逊告诉国会，时代需要“新的农业组织形式”，那“必须是公社或者村庄农场经济”。进步人士的“南方政策协会”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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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68 实际上这两个理想并非完全对立的。如果丹麦先例说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在大规模资本控制的世界里小农场主如果没有合作、互助、教育性协会的支持网络，单独行动是无法成功的。需要有普伦基特和丹麦其他农业生活改革者花费巨大心血组织推动的合作乳品厂、民俗学校、信用合作社等等。农业安全署的计划者试图悄悄地把需要的零碎措施结合起来。在处境艰难的佃农和小农场主之间，农业安全署的工作人员推动组织小合作社、讨论小组、合作医疗协议等。通过反对那些依靠政府资助购买土地的佃农随意出售新买的土地，避免公共投资再回流到投机性土地市场，农业进步人士赢得了重要的象征性胜利。农场定居点也继续保持了下来，虽然班克海德法案的附加条款规定不再建设新居住区。[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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