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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70 但是农业安全署的努力规模太小，无法建立能够维持新政社区和合作社项目的政治选民群体。甚至农业安全署的佃户购买土地计划，在每年增加40,000新佃农的增长速度下也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到了1947年国会彻底关闭农业安全署的时候，它已成功地让47,000个佃户家庭成为农场所有者，其中大部分为白人而且刚开始基础就比较好。爱德华·班菲尔德计算说，按照这个速度消除农业租赁需要未来400年时间。[916]南方数百万佃农的出路问题被留到战后市场推动的把人员和贫困向北方城市转移的过程。新政社区项目作为私有财产体制中的怪种被一个又一个抛弃。艾尔伍德·米德的农场定居点的最后一个残余在1948年也停办了。同一年，一家商业开发公司购买了田纳西的诺里斯。绿化带郊区在1950年到1954年间被全部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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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72 新政社区计划者把各种借鉴拼凑起来，本来打算看看能否创造出另一种选择来取代土地和农业的私有市场、孤立的农场、投机商建造的郊区、不限制继承的不动产所有者。灾难时期的智慧经济学给予他们正常时代所没有的优势。在1930年代初期的不确定性中，长期以来吸引了在欧洲的美国进步人士想象力的现成计划、合作社项目、对于“有机”村庄和小城市的设想等，都找到了实施的机会。在当今更加沾沾自喜的孤立的美国，现在仍然能发现他们被埋没的工作的遗迹。不过，这些在特定环境和动态影响下的建设注定是不能长久的。面对充满敌意的公开宣传和头重脚轻的担忧，它们没有能在起初那种例外条件之后维持下去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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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74 住房领域的最后激烈争夺更加复杂。受欧洲启发的进步人士最先提出来长期建造联邦资助的低成本住房。西姆柯维奇的全国公共住房协会和鲍尔的劳工住房协会都在1935年的国会上提出法案，后者在当年秋天的转变中获得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支持。当不同法案在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的办公室并成一个后，统一的公共住房措施在1936年获得参议院的通过。第二年，认识到法案通过迫在眉睫，政府最终参与进来，虽然支持的理由与西姆柯维奇和鲍尔的不一样。当英国经济复兴的消息在1935年和1936年渗入华盛顿后，一些新政者开始认识到英国经济复兴与持续对工人住房的公共投资之间的关系。工党的伦敦市政议会议长赫伯特·莫里森在1936年初期把消息带给华盛顿，罗伯特·瓦格纳等人接受了。在政府机构内部，一批最初的凯恩斯主义者开始联合起来，相信复兴最终取决于简单的增加国家开支。因为这个推理的逻辑，大型公共住房建设项目有许多吸引力。1936年瓦格纳—埃伦伯根法案的听证会上充斥着这样的言论，既来自非常熟悉英国的专家也来自工会发言人。[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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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76 所有这些观点围绕着永久性低成本公共住房项目联合起来了。为大众提供公共资助的住房是健康和卫生措施，也是民主派工人和消费者的住房运动可能据以生长的中心点，也是让失业者重新获得工作的方法，还是刺激整体经济复兴的政府投资措施。社会资助住房观点背后多种不完全吻合的理由是社会政治的典型特征。问题不在于连贯性，而在于专家会议起草的措施进入利益团体的日常政治斗争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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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78 住房法案的反对者中有些希望公开拒绝。布朗克斯纳税人联盟的主席在1936年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瓦格纳措施是“不动产私人所有权终结的开始”。在这个议题上，主要的反对团体如美国商会、美国建筑和贷款联盟、全国不动产协会、全国木材零售商协会等都已经动员他们的支持者几个月了。但是在1937年随着联邦住房法案的通过看来不可避免，他们采取了把守对他们来说唯一真正重要防线的立场。国家为最穷的人提供政府住房是可以接受的，但前提是住房市场的其余部分必须清楚地摆脱被侵占的命运。这就意味着为最贫困者建造的住房——为现有贫民窟住户实施的贫民窟改造。[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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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80 西姆柯维奇和全国公共住房协会并不是完全不同情贫民窟住房项目。对于公共住房运动的社会工作和睦邻中心派别来说，似乎非常明显的是公共住房应该扎根于房屋标准最差、离需要重新安置的人口最近的地方。[919]相反，鲍尔一派认为内城重建是个经济陷阱。贫民窟土地购买是贫民窟地主的天赐良机，贫民窟改造意味着支持现有的价值结构，即从听任房屋毁坏的主人那里购买达不到标准的房产。这意味着给社会住房加上高得惊人的土地成本和非常有害的环境限制。这意味着确定工人阶级住房设计新标准的终结，也意味着住房的社会民主思想的失败。[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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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82 在1934年演讲旅行的每一站，雷蒙德·昂温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成功的公共住房项目不能从贫民窟开始。他警告说，公共住房需要建立工人阶级牢靠的政治支持，然后才能处理贫民窟改造产生的棘手的补偿价格和土地价值问题。昂温认为在欧洲任何地方，成功的公共资助住房项目都不是从穷人而是从工人阶级开始的，包括工作稳定的、中等收入水平的技术工人在内。1937年被美国请来传播英国公共住房工作经验的理查德·莱斯提出了类似观点，从贫民窟改造开始是“完全错误”的。[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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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84 但是大西洋潮流已经转向其他的结果。只有英国和丹麦在低成本住房建设上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还维持着高昂的公共投资。瑞典低成本住房政策的独特工具，即城市大量购买土地和由合作住房协会进行建设，在1930年代的美国从政治上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维也纳和德国实验成为废墟，美国人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英国。查尔斯·帕尔默1934年曾穿越整个欧洲寻找低成本住房的观点，但是在1936年第二次旅行时，他已经肯定他需要的东西都可以在英国找到。1935年内森·斯特劳斯懒得把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日程安排中。在合作社和有限赢利建筑商缺乏的情况下，显然是英国式公共住房管理机制应该来完成美国的任务。[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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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86 在这个背景下，英国住房政策1930年代中期重新返回贫民窟改造，对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就具有了特别的影响力。从政治上说，贫民窟是保守派项目。感觉到英国的郊区建设任务大部分已经完成，大萧条初期短命的工党政府为内城改造增加了新补贴。但是在1933年，保守派控制的继任政府终止了所有其他住房补贴，把英国项目的重点全部放在贫民窟清理和改造上。在相当程度的吹嘘下，政府承诺五年时间内消灭贫民窟，提出了拆毁和重建五十万套住房的计划。在1919年法案的遗留规定中，地方政府有权按土地价格征用和购买破烂的贫民窟财产，即不需要额外赔偿建筑物费用或者支付房主的租金损失。英国贫民窟战役的成功可能与政府苛刻对待贫民窟所有者的投资密切相关，这一点在向国会介绍英国政策转变的报告中几乎没有提到，虽然昂温等人努力要指出这点。贫民窟清理和改造有不动产利益团体的支持；到了1930年代中期，它已经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跨越大西洋范例的标记。[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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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88 随着贫民窟改造的暗中布局，法院手中的牌（对美国进步人士来说，这始终是个不利因素）拥有了更大的价值。法院没有阻碍新政者住房方面的最初行动。公共资金注入私人抵押贷款或者抵押担保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就获得法院的许可。在经济刺激政策中，社会和经济重新分配的因素相对来说总是容易掩盖的；但是在缩小商品化物品的规模时，社会政治不可避免地激化了所有权问题。在司法系统的某些部分，那种认为政府住房建设不属于“公共用途”的主张在1937年仍然是普遍规则。最有效的反驳观点（在1936年纽约上诉法院的裁决里得到最清晰地阐明）是：公共住房带来公共安全利益，因为它是整顿滋生犯罪和疾病的贫民窟整体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但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公共住房项目很难由此而得到明确认可。[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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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90 住房改革运动的两派都抵制参众两院修正案的残局。但是因欧洲先例不利于广泛的住房项目，而且宪法问题又悬而未定，不动产游说团体、建筑和贷款协会、商会等很快把瓦格纳法案削减到最不受反对的内容：为穷人建造便宜的公共住房。新的美国住房局建造样板工程的权力被剥夺，对于鲍尔来说非常宝贵的有限赢利公司和住房合作社从法案中被删除了。只有当地住房管理局可以获得新联邦住房贷款，只能为“最低收入群体”建造住房——“低收入群体中的最低者”，参议员大卫·沃尔什在辩论中这样坚持，且每单元的成本不得超过5,000美元。而公共工程署在东北都市区的平均成本都超过7,500美元。[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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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92 即使在1920年代住房建设的高潮时期，私有建筑商也没有有效地为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人口以外的人建房子。[926]房产商利益团体的目标不是保持现有市场免受国家竞争，而是抢先占有现在还没抓住的市场、在当前经济条件下无法填补的空间。因为担心大量增加新房子会减少老房子的价值，公共住房当局每建设一幢新房子，必须在贫民窟购买和拆除相应的房子。因为拒绝了英国的拆迁补偿经验，贫民窟房屋的价格交给法院来裁决，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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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94 美国住房局的首任局长内森·斯特劳斯两年后写道，1937年的《住房法案》“是根据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共住房经验——英国经验而制订的”。在重要意义上，他是对的。住房法案比多数新政措施更多地不仅吸取了欧洲过去的经验而且吸取欧洲当前实践的经验。1930年代住房改革者在大西洋两岸来回穿梭，演出了在两代人里一直是跨越大西洋进步纽带特征的角色和关系。共同的社会政策竞赛语言是他们的第二天性。查尔斯·帕尔默在1937年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说：“我们国家的唯一问题应该是：怎样快速地赶上世界其他地方？”[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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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96 因为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排着队渴望获得新住房计划中的房子，从表面看，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在1937年法案下建造的第一批住房项目被申请者包围，纽约市的皇后桥住宅区工程有16,000个家庭申请，在布鲁克林的红钩社区工程有62,000个家庭申请2500套房屋。鲍尔在1937年进入美国住房局担任研究和信息部主任时，非常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工作任务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在社会供给方面扩张是太常见的现象，1939年和1950年的《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就是说明问题的重要例子。鲍尔轻描淡写法案在国会斗争中的失败，认为国会通过的住房法案“虽然受到重创但仍然可以使用”。在1940年代后期，住房改革者相信国家将通过有限赢利公司和住房合作社，为中等收入的三分之一人口建设第二拨的公共资助住房。[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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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498 但是针对穷人的公共政策和针对工人阶级的公共政策之间的差距不管从统计学上看多么狭小，在政治上是巨大的：要跨越这个差距就要克服意识形态的雷区，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从非穷人开始，社会保障的支持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多；从穷人开始，美国的公共住房从来没有能成功脱离最初的起源。夹在贫民窟的土地价格和国会规定的成本和收入限制之间，鲍尔想在商业市场之外建立工人阶级住房和社区设计新标准，这个希望就成为难以实现的空想。在美国没有闪亮的罗默斯塔特，没有工会支持的陶特住房那种大手笔马蹄形社区，没有更多麦克利房屋，没有瑞典的住房合作社，甚至没有英国体面的、低成本郊区工人阶级住房散乱扩展的海洋。当美国“住房和贷款联盟”在1937年提醒其成员在美国《住房法案》下不可能有“广泛的、不受限制的”住房项目时，其判断显然没有错。[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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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00 到了1940年代初期，鲍尔本人已经担心伴随美国式公共住房的“致命的慈善味道”。高度和规模被推得太高，建筑成本的削减已经造成结构狰狞，内部空间减少到最低生存保障（Existenzminimum）的限度。合格条件被弄得太死板，家长式管理作风太明显，住房项目和需要住房的团体之间接触太少而且效果太差。她写道：“不利于公众支持公共住房项目的最大障碍是‘社会工作—对付犯罪和疾病’的印象，这是我们在30年代起步时不可避免而留下的印象。”从最低收入住房到工人阶级住房的突破需要更多政治资源，这是美国进步人士无法实现的任务。正如后来结果证明的，国会建造的不过是另一种济贫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的房屋大部分笼罩在魏玛现代主义勇敢的、新鲜的审美观点中，虽然现在看它悲惨地遭到挫败。[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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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02 新政公共住房是大西洋社会政治的胜利，同时也表明这种关系中的障碍和局限性。欧洲例子给美国一小片住房市场的去商品化提供了政治推动力。社会政治的领域再次跨越了北大西洋世界。但是美国的公共住房在借鉴过程的政治中改造了欧洲经验。它努力要赶上欧洲标准，使美国人再次脱离了例外主义的轨道。诞生于当时仍然把北大西洋社会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影响和竞争、借鉴和修改的体系中，它是具有鲜明美国特征的产物。实际上，把这些话用在新政本身，也是完全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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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04 通过所有这些渠道，越过所有这些障碍和改变，大西洋进步纽带中一直被拦蓄的内容倾倒给新政。20世纪的美国政治议程再也没有像1930年代吸收欧洲那么多政治思想。但是在1930年代，行动和语言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即使在新政者把大量外国经验纳入法案时，即使在推动党内自由派接受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政治时，他们的世界主义也远没有从前的进步人士那么强烈。他们更倾向于把对外国经验的参照隐藏在怀疑和伪装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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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06 1930年代的有些回避和扭曲是罗斯福的行为——他是在分歧中间建立同盟的艺术大师。还有更多扭曲是对新政反对者语言的一种策略上的反应。自从医生和保险公司显示尖顶头盔和“德国造”指控能够轻易破坏医疗保健的经济学后，一旦面临反对者指控该项目不爱国、与美国政治独特的天才格格不入，世界主义进步政治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了。“我们用对比的术语讨论了这么多发生在挪威、瑞典、英国等地的情况，”国会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在1937年的公共住房听证会上抱怨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忘掉他们的经验……如果要开展住房建设项目，我们应该忘掉在旧世界发生的事，试着用现代的、美国的方式解决问题。”[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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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08 在飞向进步人士的炮火中（如批评其项目缺乏效率、徒劳无益、削弱道德和经济行为的弹性、刺激利维坦式国家的胃口等），非美国特色这一指控并不总是最突出的。但是到了1930年代，这样的批评无所不在。罗亚尔·米克在1934年抱怨说“美国人的独特天才”到底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找到……但它总是被人提到”。[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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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10 特格韦尔是特别容易引来“非美国特色”这种指控的靶子，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全面改革，又有当教授时期到苏联夏日旅行的经历。农业安全署因为其“集体主义”幻想、“社会实验”、“外国”假设而遭到批评家连续的攻击；国会的主要批评家在1944年抱怨说农业安全署从一开始就是“非美国特色想法的实验站”。绿化带城镇是“非美国特色”，“救济金”是“非美国特色”，公共住房是“非美国特色”，新政本身是“非美国特色”。赫伯特·胡佛在1936年抱怨说：“如果在欧洲集体主义大举进攻中有什么东西新政没有去模仿的话，那准是忽略了。”伊萨克·鲁宾诺在1934年不耐烦地抱怨说：“我们美国人，至少多数美国人，认为如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是最伟大、最富有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被赋予特殊的历史使命来指导陈旧和落后的世界，而不是从它那里学习什么。”[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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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12 尽管受到攻击，美国许多进步人士仍然保持世界主义信仰。鲁宾诺认为“对于引用欧洲经验、欧洲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榜样那么极度谨慎”是个错误。亚伯拉罕·艾普斯坦在失业保险听证会上作证时忍不住违背别人的忠告，还是详细讲述了英国救济穷人的故事。海外朝圣之旅继续进行。伊迪丝·伍德1939年夏天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住房大会。得到古根海姆奖学金在瑞典和苏联研究住房问题的凯瑟琳·鲍尔当年夏天也在欧洲，不过在伦敦的一场车祸让她错过了斯德哥尔摩的会议。去苏联不到一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她被迫回国。吸收“文明世界”的经验，结合美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修改和完善，这仍然是1930年代许多进步人士的明确目标。[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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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14 在一连串的“非美国特色”指控下，其他人开始了策略性撤退。第一个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康芒斯，该校是世界性社会政治主要实验室之一。康芒斯本人从来没有深刻的欧洲联系，错过了到德国攻读研究生的机会，这在他那个时代著名社会经济学家中属于少数。1906年受全国公民联盟委托到英国考察市营公共服务业的公费旅游，但这在他看来纯粹是浪费时间。不过，他是理查德·伊利的最好的学生之一，像老师一样在1890年代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已经进行了市营公共服务业的战争；他曾宣称自己是“社会连带主义者”。成员中有许多在德国留学的社会经济学家的美国劳工立法协会也选定他作为执行秘书。在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经常性地派学生搜寻外国法律书，从中寻找管理模式和途径。他曾经让五十名本科生绘制世界所有国家的劳工法律的图表，把研究结果挂在教室四面墙上。[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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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16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康芒斯的兴趣重点开始转变。因为和拉福莱特进步派就对德国立场“软弱”问题发生分裂，他开始更多地谈论约束企业本能的激励措施而不是直接控制。到了1920年代后期，他不仅按照这个思路重新制订了失业赔偿原则，而且开始大声嚷嚷他的计划是“美国特色”的计划，“彻底改变”了欧洲政策原则。在寻找政治效率的时候，本土主义者的对立观点杀了回来。[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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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281518 美国劳工立法协会是进步压力团体改弦易辙的一个更深刻的例子。作为战前世界性进步政治的最重要的组织机构，美国劳工立法协会总是公开表现出一副跨越大西洋的面孔。美国落后和美欧对比的语言是其首要特征。它用这些术语开展宣传健康保险的运动。1918年它广泛散发的漫画上是一个英国工人和一个美国工人，前者有众多保护性社会保险构成的大雨伞，而后者的雨伞几乎是空的，除了微薄的工业事故保险之外全是窟窿。即使在健康保险运动失败后，美国劳工立法协会仍然坚持世界主义风格。当国际劳工组织的阿尔伯特·托马斯1920年代初到美国进行演讲旅行时，《美国劳工立法评论》在每期上都刊登他的照片。当批评家指责英国失业救济时，《评论》邀请工党的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写文章反驳。1930年9月的失业问题特刊发表了邦德菲尔德和玛丽·吉尔森关于英国失业保险体系的文章、莫莉·雷·卡罗尔关于德国失业保险法律的文章，以及阿尔伯特·托马斯本人的赞同意见。[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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