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81510
特格韦尔是特别容易引来“非美国特色”这种指控的靶子，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全面改革，又有当教授时期到苏联夏日旅行的经历。农业安全署因为其“集体主义”幻想、“社会实验”、“外国”假设而遭到批评家连续的攻击；国会的主要批评家在1944年抱怨说农业安全署从一开始就是“非美国特色想法的实验站”。绿化带城镇是“非美国特色”，“救济金”是“非美国特色”，公共住房是“非美国特色”，新政本身是“非美国特色”。赫伯特·胡佛在1936年抱怨说：“如果在欧洲集体主义大举进攻中有什么东西新政没有去模仿的话，那准是忽略了。”伊萨克·鲁宾诺在1934年不耐烦地抱怨说：“我们美国人，至少多数美国人，认为如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我们是最伟大、最富有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我们被赋予特殊的历史使命来指导陈旧和落后的世界，而不是从它那里学习什么。”[933]
1703281511
1703281512
尽管受到攻击，美国许多进步人士仍然保持世界主义信仰。鲁宾诺认为“对于引用欧洲经验、欧洲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榜样那么极度谨慎”是个错误。亚伯拉罕·艾普斯坦在失业保险听证会上作证时忍不住违背别人的忠告，还是详细讲述了英国救济穷人的故事。海外朝圣之旅继续进行。伊迪丝·伍德1939年夏天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住房大会。得到古根海姆奖学金在瑞典和苏联研究住房问题的凯瑟琳·鲍尔当年夏天也在欧洲，不过在伦敦的一场车祸让她错过了斯德哥尔摩的会议。去苏联不到一星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她被迫回国。吸收“文明世界”的经验，结合美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修改和完善，这仍然是1930年代许多进步人士的明确目标。[934]
1703281513
1703281514
在一连串的“非美国特色”指控下，其他人开始了策略性撤退。第一个是威斯康星大学的约翰·康芒斯，该校是世界性社会政治主要实验室之一。康芒斯本人从来没有深刻的欧洲联系，错过了到德国攻读研究生的机会，这在他那个时代著名社会经济学家中属于少数。1906年受全国公民联盟委托到英国考察市营公共服务业的公费旅游，但这在他看来纯粹是浪费时间。不过，他是理查德·伊利的最好的学生之一，像老师一样在1890年代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已经进行了市营公共服务业的战争；他曾宣称自己是“社会连带主义者”。成员中有许多在德国留学的社会经济学家的美国劳工立法协会也选定他作为执行秘书。在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经常性地派学生搜寻外国法律书，从中寻找管理模式和途径。他曾经让五十名本科生绘制世界所有国家的劳工法律的图表，把研究结果挂在教室四面墙上。[935]
1703281515
1703281516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康芒斯的兴趣重点开始转变。因为和拉福莱特进步派就对德国立场“软弱”问题发生分裂，他开始更多地谈论约束企业本能的激励措施而不是直接控制。到了1920年代后期，他不仅按照这个思路重新制订了失业赔偿原则，而且开始大声嚷嚷他的计划是“美国特色”的计划，“彻底改变”了欧洲政策原则。在寻找政治效率的时候，本土主义者的对立观点杀了回来。[936]
1703281517
1703281518
美国劳工立法协会是进步压力团体改弦易辙的一个更深刻的例子。作为战前世界性进步政治的最重要的组织机构，美国劳工立法协会总是公开表现出一副跨越大西洋的面孔。美国落后和美欧对比的语言是其首要特征。它用这些术语开展宣传健康保险的运动。1918年它广泛散发的漫画上是一个英国工人和一个美国工人，前者有众多保护性社会保险构成的大雨伞，而后者的雨伞几乎是空的，除了微薄的工业事故保险之外全是窟窿。即使在健康保险运动失败后，美国劳工立法协会仍然坚持世界主义风格。当国际劳工组织的阿尔伯特·托马斯1920年代初到美国进行演讲旅行时，《美国劳工立法评论》在每期上都刊登他的照片。当批评家指责英国失业救济时，《评论》邀请工党的玛格丽特·邦德菲尔德写文章反驳。1930年9月的失业问题特刊发表了邦德菲尔德和玛丽·吉尔森关于英国失业保险体系的文章、莫莉·雷·卡罗尔关于德国失业保险法律的文章，以及阿尔伯特·托马斯本人的赞同意见。[937]
1703281519
1703281520
但是，因为受到健康保险引发的“极端反应潮流”的深刻打击，约翰·安德鲁斯开始重新思考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几年来的策略。在1930年12月那一期上，该协会的《美国劳工立法评论》突然放弃了精心培养的欧洲纽带，转而在失业问题上鼓吹具有独特风格的“美国计划”，以威斯康星法案作为核心内容。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安德鲁斯提出的社会改革路线和冈珀斯时代的美国主义色彩一样刺眼。他写到，浪费时间与外国进行比较或者“深入研究与美国经验不同的外国体制的运行”是没有意义的。直到《社会保障法案》通过后，《评论》才最终放弃壁垒，重新刊登有关欧洲的文章。[938]
1703281521
1703281522
美国劳工立法协会向美国本土的退却不能全部用策略来解释；但是在1930年秋天，德国失业保险体系因为失业索赔负担而步履维艰，报刊充斥着英国失业保险陷入困难的新闻，无疑让国际对比的言论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充满着更多的危险。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在1930—1931年之交的冬天宣称，失业保险“不是诞生于美国，也不是美国人头脑里想出来的”。在1934年众议院失业救济听证会上，最渴望讨论欧洲的人是失业保险的批评家们。欧洲先例在1930年被贬值，反进步的力量再次发动“非美国特色”这一机器，在此情况下，最方便的做法是把运动的世界主义翅膀收起来，放弃欧洲经验，努力探讨美国方式的优越性。[939]
1703281523
1703281524
但是对于1930年代的许多进步人士来说，策略性的放弃比较少见，更多的是态度突然倒转或者模棱两可。社会保障辩论就是很好的例子。经济安全委员会最初的传单对于社会保障的欧洲根源直言不讳，社会保险“不是新观点”，“连很小和所谓‘落后’”的欧洲国家都有。经济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份传单上说：“我们自诩为进步人士，但在社会保障立法方面，我们至少落后于时代25年”。哈里·霍普金斯1935年3月在电台广播中重申，在《社会保障法案》中不存在“没有尝试过的原则”。他受总统委派寻找经受过实践检验的措施，他说：“我们做了。我们研究了欧洲过去50年的经验。现在我想指出我们不推荐美国复制欧洲的计划。”最后一句话指什么，只有专家去琢磨具体内容才能充分明白，但是这句话的存在意义深远。吸取世界经验和表现出不受外来经验干扰，在政治上都是必须的姿态。[940]
1703281525
1703281526
同样的动态关系也影响了绿化带工程的宣传。在郊区重建司的早期传单上一边是伯恩维尔和韦林花园城、梅的罗默斯塔特、陶特的策伦多夫的照片；一边是美国的贫民窟、佃户的棚屋、侵蚀的土地、美国工人领救济面包的长队、投机商建造的大片大片的单调美国住房的照片。为了让所有人都明白，他们绘制了一个图表显示美国和德国、英国、法国、荷兰国家资助的住房建设数量的对比，显示美国远远落后别人。当1936年特格韦尔把绿化带城市的议案提到俄亥俄州公民会议上时，他开头就谈论埃比尼泽·霍华德。但很快就出现了否定的声音。他接着解释说绿化带城镇规划者并没有真正做规划，更少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他们不过是“采取了已经为我们做好的规划”——新英格兰和俄亥俄河谷的城镇和村庄。新政不过是要赶上国际标准，与欧洲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对世界经验的继承，它就像土地本身一样是本土的、自然的。即使官方的宣传也有两副面孔。[941]
1703281527
1703281528
在这方面1936年比1939年好。因为欧洲的前景再一次因陷入战争而破碎，许多美国进步人士发现越来越有必要把本土传统放在海外学习经验的后面做支撑。即使像刘易斯·芒福德这样的世界主义知识分子都感受到这种诱惑。在1930年代的最后一年，芒福德与人合作制作他《城市文化》一书的电影背景。《城市文化》得到阿伦·科普兰的配乐，用电影形象表现了芒福德在这个十年之初描述出来的U形历史轨迹。电影让观众看到的是前科技时代的水、树林和村庄的和谐，然后陷入煤炭和钢铁形成的旧科技时代的地狱。沿着历史再往后来进入特大城市本身的狂热，随着汽车疯狂地冲向悬崖，金融资本主义最终要崩溃，新技术平衡慢慢开始返回。《城市》重新展现了芒福德的《城市文化》的所有方面，只有一点例外：这次芒福德砍掉了欧洲内容。从中世纪早期，前科技时代被往后推移几个世纪，转到18世纪末期马萨诸塞的雪利中心（Shirley Center）。从那里开始的历史演化不是像从前通过英国的“黑乡”，而是通过匹兹堡和纽约来表现的。至于对新技术将来的展望，芒福德让电影观众看到胡佛大坝、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康涅狄格州的迈瑞特观光道的漂亮远景（当时还是新的，还不拥挤），最后是新政时代马里兰州“绿带”市。罗默斯塔特成为被抛弃的记忆。[942]
1703281529
1703281530
到了1939年的时候，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否认魏玛社会民主的虚假源泉，取而代之的是更强烈的本土内容。多年后，芒福德坚持新英格兰村庄一直是他1930年代乌托邦主义的源泉。其他人也让他们的记忆转向同样的方向，把1930年代社会政治的国际主义推向更遥远、更渺小的地方，重新把1930年代的政治描绘为独特的美国运动。作为记忆，它是错误的，但是作为预测，它并非完全脱离目标。受到海外事件和国内敌人的双重打击，跨越大西洋的进步纽带处于感受得到的紧张状态。新政是这个纽带的高潮，它暗示过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
1703281531
1703281532
1703281533
1703281534
1703281536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 第十一章 1942年的伦敦
1703281537
1703281539
消除贫困的计划
1703281540
1703281541
在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分水岭。在任何层次上它都改变了大西洋世界的社会和思想版图。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熔炉里诞生了完全不同的区域经济力量平衡、大幅度扩张的国家责任期望值、新的社会政治抱负、充分展开的大西洋纽带的新装饰线条。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主义政治意识的胜利。没有人料到它也标志着美国大西洋社会政治时代的终结。
1703281542
170328154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分水岭的前后对比中，现代福利国家的建设是特别具有戏剧性色彩的。在这个故事展开的地方，在分界线的这一边是六十年社会政治修修补补的工作：对这一处社会经济不公平的纠正、对那一处社会利益的去商品化、对某些特别风险的保险、一点一点对市场的修改——在最紧迫的地方，在能成功想象到或者从他处借鉴到切实可行的矫正措施的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边，则是发展更严密的、我们时代的“福利国家”：长期的社会专家工作人员、持续经济管理的承诺、更加系统化的规定、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人口。
1703281544
1703281545
当然，零碎的和系统的社会政治之对比并不是绝对的。二战后福利国家的安全网仍然让闯入该领域的许多人感到失望：福利国家管理结构有效和公平分配社会物品的能力可能下降；市场的公共管理者可能睁一眼闭一眼，或者在他们应该管理的对象的怀抱中彻底打盹儿；国家经济管理者带领国家经济度过危机的能力可能垮塌；体系的连贯性可能（往往实际也是）被夸大了。正如在之前社会经济的修修补补中一样，现代福利国家混合性经济中的公共机构也并没有做国家的所有社会政治工作。雇主、工会、教堂、慈善组织和合作社仍然承担了主要的负担。
1703281546
1703281547
福利国家政治的众多方面仍然充满争议。某个社会福利的接受者或许被妖魔化或者被作为替罪羊，他们的救济被大幅度削减或者彻底停止——尤其是当他们贫穷或带有种族标记时，这种可能性就更大。纳税人的反抗或者私有化的运动可能爆发，加上有一位撒切尔或里根提倡和促成。不过，尽管福利国家政治受到激烈对抗，尽管选民之间就谁应该得到救济和保护、谁应该为这些救济买单而争来争去，但国家继续控制和管理市场经济的做法还是在更深层次上得到广泛接受。国家作为稳定者、管理者、社会产品提供者、少量社会正义的维护者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943]
1703281548
1703281549
从零碎到系统的转变发生在众多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政策制订者像往常一样超越差异去相互借鉴和竞争。20世纪的第一个福利国家是英国工党政府在1945年到1950年匆匆忙忙成立的。因为有一批现成的进步思想、战争的集体主义经验、激进的重建主义的胜利情绪，工党政府把社会政治三代人的零碎积累变成接近意识形态和实际操作连贯性的内容。1948年后在瑞典，同样的工作也在社会民主党支持下展开，不过比较缓慢，因为没有受到战争时期重大牺牲的刺激。在西德，战后“社会市场”国家是中间派政府的杰作，它受到那些认为真正问题在于银行和主要工业所有权的左派的侵扰。在其他地方，差别更大的政治环境下出现了其他变体。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福利国家”这个术语在1949年秋天的时候不过才几个月大，十年后它竟然成为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基本模式。[944]
1703281550
1703281551
在这个普遍朝向更广泛、更系统的社会供给的运动中，美国是积极的参与者。新政时代在1953年的结束没有导致社会政治的全面扭转，虽然共和党中的许多人迫切渴望看到这样的结果。慢慢地，大萧条时代紧急政策的残余因素被转变成长期性措施，涵盖的范围扩大了，承诺增多了，管理变得更加系统化了。《社会保障法案》中最明显地被排除在外者得到纠正。因为担心全国健康保险体系获得突破，大企业和工联主义者赶紧合作推动成立了以就业为基础的健康保险体系。该保险由私人管理，但是受到集体谈判和调解的制约。农民和郊区住房所有者继续得到大萧条时代的补贴。在城市，都市“复兴”工程大量展开。在战前时代启动的结构和期待里，即使美国也呈现出了福利国家的形式。
1703281552
1703281553
更加戏剧性的是，战争让美国政治国际化。它把美国人拉到世界舞台上，而且留在那里不下来了，因为1939—1945年的热战变成了1947—1989年的冷战。让美国突然加大对世界管理的投入，其程度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1945年后到处都是美国政策制订者——在进行调查、管理、筹措资金、实施安抚等。和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时有更多的美国活动家、更多的国际会议和机构、更多的外国报告和外国数据交流，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美国位于世界权力中心彼端的地理政治边缘化地位到1940年代末期已经成为历史。雷·斯坦纳德·贝克的“地球中心论”一去不复返了。
1703281554
1703281555
表面上看，所有这些因素似乎对北大西洋进步纽带是个好兆头。在战前进步政治的许多资深人士看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似乎比从前更密切了，已经成熟了，可以持久地、规范性地参与美国本土之外那一半被理想化、一半又受到怀疑的社会政治世界。当然，美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样更像旧世界国家：和平时期的常备军队、地缘政治野心、不断扩张的国家机器、政治性动员的工会运动，以及从破碎的欧洲搜罗来的世界各国背景的知识分子。[945]
1703281556
1703281557
但是期待中的高潮并没有出现。战后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处于世界之中，但在政治上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的大西洋纽带更丰富了，但是这些纽带不像从前那样起作用了。更多的外国新闻来到美国，但是它们对国内政治的意义越来越小。其他国家社会政策的报告堆积在美国研究型图书馆，但它们不再能够推动政治的车轮。在欧洲和美国的福利国家制度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稀薄。美国进入国际政治舞台的入口同时也是出口，“美国世纪”的到来也就是其关闭之时。在被预告即将成功的同时，北大西洋进步纽带却散开了。
1703281558
1703281559
结束从来都不比开始更简单。美国社会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时代的关闭是个复杂的事件，充满了虚假的开始、放弃的机会和讽刺性的转变。本来应该是战后高潮，结果却根本没有高潮而是从前例外主义的回归；要了解这个情况，再没有比1942年的伦敦更有利的窗口地位了，因为伦敦是战后福利国家建设的起点。
[
上一页 ]
[ :1.70328151e+09 ]
[
下一页 ]